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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从教的第二十年。二十年的教育探索，从一场如同包办婚姻的政府分配工作和指令所教学科开始，历经安徽、上海、江苏三个省市的跋涉，渐入“自由恋爱式”的实验教学主张阶段。哭过，吼过，曾如丧家之犬，挥霍着青春；亦曾笑魇如花，捧过映着荣光的奖杯。蓦然回首，自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教育旅程。
被“包办”的挣扎
1996年的8月，一个当时还叫做县教育委员会的单位，将沉浸在“优秀毕业生”喜悦中的轻狂荡涤，一纸通知书将我分配至离家百里之外、龙王山脚下的一心小学。学校三县交界，报到当天副校长请了一辆三轮车到县城去载我，经过漫长的颠簸，我的心开始支离破碎。
多少美好的憧憬，随风飘逝在老校长“就教语文吧”这一轻描淡写的话语中。不论是读初中，还是中师求学，陈景润一度是我膜拜的对象，纵然做不成数学家，我梦想着成为未来数学家的老师。可学校缺语文老师，我只能再度接受安排。我别无选择，当时，我也没有资格去选择。
操场上一边是牛儿的撒欢，一边是我颓废的青春。
我才十八岁，我感伤着这辈子算是玩完了。不经意，为学生朗读百无聊奈中草就的“下水作文”，学生竟喜爱之极，夸我写得真好，请我多为他们写写。
没想到，我的写作细胞，被一群可爱的山里孩子激活。于是，大山深处的广播里时常传来我和学生的同题作文；县委宣传部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屡屡登载着我的诗歌，学生们的生活笔记。尽管我的语文课上得毫无章法，但是我讲的文学故事赢得了一片掌声，我们师生友谊赛的文字仿佛雄鹰骄傲地飞出了大山。
在学校所处的腊树镇， 9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几乎成了一个名人。于是，我被调入镇中心小学。
我以为，我会成为一名不错的语文老师。没料到，新校长对我说：“学校缺一个数学老师，你教数学吧。”我无语凝噎。
想着离开一心小学时学生的祝福和鼓励，我想，我不能再次沉沦。也许，我可以把文学的情怀揉进数学课堂，去描绘一抹别致的风景。
于是，当别的班级在做一道又一道习题的时候，我们班级在讲述一个又一个数学家的故事；当别的班级老师在分析例题的时候，我们在分享历史上的名题趣事。而且，我尝试着让学生将书本上的计算题，编成有趣的故事，以此算作家庭作业。显然，我的教学属于离经叛道。为此，我得付出代价。期末考试，我所教的班级平均分在全镇二十多个平行班中垫底，我受到了镇教办主任的点名批评。
尽管心里不痛快，但是看着孩子们那欢天喜地的劲头，我决定一意孤行。是的，一开始，只是出于本能的冲动，可领导的教训与现实的反差，倒激发起了我教学实验的决心。
就在校长对我的好感消弭殆尽的时候，就在同事们对我的“自以为是”感慨“自作孽不可活”的时候，我们班的成绩终于触底反弹，在毕业考试中居然位居前三甲。
我为自己赢回了尊严而开怀，然而领导并不认同我的教育理念，开会时还例举了我的事例，说是孤例，说是侥幸，警示所有老师不可学，不能拿学生的成绩开玩笑。
经此一事，我成熟了许多，在成长旅程中迈出了艰难然而坚实的一步。我明白了，于个人而言，有些被动是无法逃脱的，因为年龄，因为家庭，因为很多其他的缘由，但是我们骨子里不应该停止挣扎，要学会在被动中创造一些生动有趣的个体精神生活；对学生而言，一旦有了生命关怀，一旦学习的热情被激发起来，学业成绩终究不是问题。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如果能把自己有趣的精神生活融入教学，那么教书就不仅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而是提升成为了通向自我价值实现的桥梁。
“逃婚”后的迷离
本来，在山村从教，就不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有同学陆续下海了，挣了钱了；有同学从政了，升了官了。不能说我没有动摇过，毕竟一个月才几百元的工资，仅够自己的生活开支，再加上不被认可，我一度萌生过离开的想法。可是，我不想离开学生。我不想让我的教育实验夭折。
那好吧，2002年的7月，当上海的一家私立学校向我抛来橄榄枝时，我立马答应了。我期盼着我的教育理念在都市蓬勃生长。
我成了四（二）班的数学老师。全班二十二个学生，小班化，我窃喜。
第一节课，我精心准备了教育宣言。可课尚未开始，教室里却早已骚动不安，来自台湾的翟慎之同学问我：“老师，你的衣服怎么这么土？似乎是睡衣呀！”来自韩国的朱家慧同学扯开了嗓子：“你有女朋友吗？我们韩国美女可多了，给你介绍一个咋样？”香港籍的彭天义则笑着说“老师，你长得好短哟”，我印象深刻，他用的确实是“短”而非“矮”。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试图用自己拿手的数学故事吸引学生投入到课堂，但不知是谁又带头闹腾了起来：“你以为自己是周立波吗？周立波也吸引不了我们的。我们对数学就是毫无兴趣，你别枉费心思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授课，课堂始终像马戏团，一会儿几个人在教室的地上玩弹珠；一会儿有人把教室里的饮水机戳了一个洞，教室里“水漫金山”；一会儿几个人溜出了教室，在走廊里“鬼哭狼嚎”；让人至今还后怕的是，一个叫陈佑铨的男生，在一节课里，突然跑出教室，冲向四楼的窗口，嚷着“我要跳楼！”
显然，我的教育实验只能搁浅，在他们“睁着眼睛睡觉”的时候，实施数学教学创新只是一厢情愿。但我不再像初登讲台时那般心理脆弱，多愁善感，我反而要感谢这些学生，因为直到此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教学，没有一个成功的经验可以拷贝，每一次新接手的班级，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每一个学生，都是具体而独特的存在。跌倒了，无需等着他人去搀扶，只需平静地爬起来，然后再怀揣着初心，咬紧牙，继续赶路。心可以静静等待，但是步子不能停歇，得一步一步地往前迈。
蛰伏即沉淀
为改变现状，我放弃了自认为得意的教学创意。课下，和女生打羽毛球，教男生打乒乓球；中午，请大家教我轮滑；放学了，我们一起玩泼水大战；课堂上，我把试卷扔进垃圾桶；周末，我带他们去锦江乐园坐海盗船，乘云霄飞车、跳楼机，一起晕一起吼一起被吓哭。 在付出消瘦二十余斤的代价之后，全班学生才向我敞开心扉。终于，我的喜怒哀乐成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我的阴晴圆缺左右了他们的阴晴圆缺。
可是，学生们落下了太多的功课。而我以前的教学方式没办法迅速补齐这些课程，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不能尽快证明自己的教学，我将会失去这份工作。
我重新学习赫尔巴特、杜威、布鲁纳，同时和学生讨论怎样可以更有效地学数学，并通过学习数学学会学习。尽管学习是人的天性，不少学生能通过知识的正向迁移，而积极建构自己的逻辑推理，可数学也有自己的内在结构，而且甚是抽象，使得学生一时无法达到数学的平衡，这就需要我适时适度地去组织支架，引导学生或合作或自主试误。还有一些学生，由于数学现实的差异，解决问题策略的差异，更需要老师在知识关键点予以点拨，更需要老师的启迪助力其思维条理化、深刻化。阅读和交流给了我灵感：“问题——亲历——变式——梳理”的课堂模式应运而生，在“有趣、有疑、有创”中帮助学生与数学结缘。有趣，即教师教得趣味盎然，学生学得妙趣横生；有疑，即教师问得巧，学生问得妙；有创，也就是教师情理之中的设计，孕育学生思维意料之外的精彩。课堂环节的递进围绕着“三线”开展：以思维为主线，以有趣为导线，以思想为隐线。这样的教学模式，巧妙地平衡了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平衡了过程与结果。
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没有永远的主动，也没有永远的被动，教师的智慧就是在课堂中营造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里，有学生思想不得的困阻，有学生潜能释放的机会，有学生分享心得的时空，更有老师的及时出现，合理组织问题现状，教会学生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你已经让学生爱上了学习。
“恋爱”也痛疼
用这样的模式进行教学，给我带来了很多业内荣誉。首先是每届学生的考试成绩都十分可喜，赢得了家长的交口称赞；其次是课堂教学具有灵动性，在各级各类的公开教学活动中，受到同行的褒奖，我也为此获得了市学科带头人的称号，为多个省市“国培班”的学员做示范教学；再次是能辅导新手教师快捷地学会备课、上课，好多个徒弟在赛课活动中用这种模式执教，均斩获一等奖。还有多本专业期刊就这一教学模式做推广介绍，我也成了《小学教学》的封面人物，撰写的相关论文屡屡获奖，其中《平衡赫尔巴特与杜威——“问题—亲历—变式—梳理”教学模式的实践》一文被首届“华人数学教育会议”推介交流。
不过，私立学校面临的一个现实就是，需要不停地挑战高分；有了分数，就有了好的招生宣传，而生源是私立学校发展的命脉。是的，“没有分数，过不了今天”，但是，“只有分数，明天走不远。”
为了超越分数，思索如何帮助学生走得更远，在2012年的8月，我从上海的私立学校，考回了公立学校。与江苏省苏州市阳山实验小学校“自由恋爱”后，步入了“再婚”的殿堂，以实践自己“通融”的教学主张。
所谓“通融”，“通”是方法，既沟通教材的上位知识、下位知识的逻辑结构，关联程序性知识与陈述性知识，也沟通教师的专业知识与学生的数学现实以及学习动机，争取彼此渗透到对方的思维中去；“融”，是目标，即通过上述的沟通，能融合成一个整体，使得数学的教与学不是零碎的知识摄取，不是文化片段的拼盘，不是手段与目的的二元对立，而是在思想、方法、精神的统领下，师生共同感受当下的喜怒哀乐，丰富修缮智力与情绪，也通过当下不断逼近各自的最近发展区，为明天搭建脚手架，从而彼此成就对方，让数学成为身体的血液，让思维具有野性的力量。
于是，我又重回了当年的孤独。只是，今天的孤独，是自己争取而来的，是自己主动地告别了心灵的喧嚣。站在教学二十年的节点上，盘点一路得失，孤独的痛疼，也许能刺激末梢神经，鼓励自己重新“成长”为儿童，不受成见偏见障蔽、上下求索的儿童。
否定自我自然痛疼，可是躺在舒适的区域，就会如同温水煮青蛙。我们为师者，既要尊重儿童的今天，也要为他们引领未来，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行走。所以，每一次进行自我批判和重建，不仅仅是勇气，更是责任与义务。
（作者单位：江苏苏州市阳山实验小学校）
责任编辑 黄佳锐
被“包办”的挣扎
1996年的8月，一个当时还叫做县教育委员会的单位，将沉浸在“优秀毕业生”喜悦中的轻狂荡涤，一纸通知书将我分配至离家百里之外、龙王山脚下的一心小学。学校三县交界，报到当天副校长请了一辆三轮车到县城去载我，经过漫长的颠簸，我的心开始支离破碎。
多少美好的憧憬，随风飘逝在老校长“就教语文吧”这一轻描淡写的话语中。不论是读初中，还是中师求学，陈景润一度是我膜拜的对象，纵然做不成数学家，我梦想着成为未来数学家的老师。可学校缺语文老师，我只能再度接受安排。我别无选择，当时，我也没有资格去选择。
操场上一边是牛儿的撒欢，一边是我颓废的青春。
我才十八岁，我感伤着这辈子算是玩完了。不经意，为学生朗读百无聊奈中草就的“下水作文”，学生竟喜爱之极，夸我写得真好，请我多为他们写写。
没想到，我的写作细胞，被一群可爱的山里孩子激活。于是，大山深处的广播里时常传来我和学生的同题作文；县委宣传部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屡屡登载着我的诗歌，学生们的生活笔记。尽管我的语文课上得毫无章法，但是我讲的文学故事赢得了一片掌声，我们师生友谊赛的文字仿佛雄鹰骄傲地飞出了大山。
在学校所处的腊树镇， 9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几乎成了一个名人。于是，我被调入镇中心小学。
我以为，我会成为一名不错的语文老师。没料到，新校长对我说：“学校缺一个数学老师，你教数学吧。”我无语凝噎。
想着离开一心小学时学生的祝福和鼓励，我想，我不能再次沉沦。也许，我可以把文学的情怀揉进数学课堂，去描绘一抹别致的风景。
于是，当别的班级在做一道又一道习题的时候，我们班级在讲述一个又一个数学家的故事；当别的班级老师在分析例题的时候，我们在分享历史上的名题趣事。而且，我尝试着让学生将书本上的计算题，编成有趣的故事，以此算作家庭作业。显然，我的教学属于离经叛道。为此，我得付出代价。期末考试，我所教的班级平均分在全镇二十多个平行班中垫底，我受到了镇教办主任的点名批评。
尽管心里不痛快，但是看着孩子们那欢天喜地的劲头，我决定一意孤行。是的，一开始，只是出于本能的冲动，可领导的教训与现实的反差，倒激发起了我教学实验的决心。
就在校长对我的好感消弭殆尽的时候，就在同事们对我的“自以为是”感慨“自作孽不可活”的时候，我们班的成绩终于触底反弹，在毕业考试中居然位居前三甲。
我为自己赢回了尊严而开怀，然而领导并不认同我的教育理念，开会时还例举了我的事例，说是孤例，说是侥幸，警示所有老师不可学，不能拿学生的成绩开玩笑。
经此一事，我成熟了许多，在成长旅程中迈出了艰难然而坚实的一步。我明白了，于个人而言，有些被动是无法逃脱的，因为年龄，因为家庭，因为很多其他的缘由，但是我们骨子里不应该停止挣扎，要学会在被动中创造一些生动有趣的个体精神生活；对学生而言，一旦有了生命关怀，一旦学习的热情被激发起来，学业成绩终究不是问题。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如果能把自己有趣的精神生活融入教学，那么教书就不仅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而是提升成为了通向自我价值实现的桥梁。
“逃婚”后的迷离
本来，在山村从教，就不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有同学陆续下海了，挣了钱了；有同学从政了，升了官了。不能说我没有动摇过，毕竟一个月才几百元的工资，仅够自己的生活开支，再加上不被认可，我一度萌生过离开的想法。可是，我不想离开学生。我不想让我的教育实验夭折。
那好吧，2002年的7月，当上海的一家私立学校向我抛来橄榄枝时，我立马答应了。我期盼着我的教育理念在都市蓬勃生长。
我成了四（二）班的数学老师。全班二十二个学生，小班化，我窃喜。
第一节课，我精心准备了教育宣言。可课尚未开始，教室里却早已骚动不安，来自台湾的翟慎之同学问我：“老师，你的衣服怎么这么土？似乎是睡衣呀！”来自韩国的朱家慧同学扯开了嗓子：“你有女朋友吗？我们韩国美女可多了，给你介绍一个咋样？”香港籍的彭天义则笑着说“老师，你长得好短哟”，我印象深刻，他用的确实是“短”而非“矮”。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试图用自己拿手的数学故事吸引学生投入到课堂，但不知是谁又带头闹腾了起来：“你以为自己是周立波吗？周立波也吸引不了我们的。我们对数学就是毫无兴趣，你别枉费心思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授课，课堂始终像马戏团，一会儿几个人在教室的地上玩弹珠；一会儿有人把教室里的饮水机戳了一个洞，教室里“水漫金山”；一会儿几个人溜出了教室，在走廊里“鬼哭狼嚎”；让人至今还后怕的是，一个叫陈佑铨的男生，在一节课里，突然跑出教室，冲向四楼的窗口，嚷着“我要跳楼！”
显然，我的教育实验只能搁浅，在他们“睁着眼睛睡觉”的时候，实施数学教学创新只是一厢情愿。但我不再像初登讲台时那般心理脆弱，多愁善感，我反而要感谢这些学生，因为直到此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教学，没有一个成功的经验可以拷贝，每一次新接手的班级，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每一个学生，都是具体而独特的存在。跌倒了，无需等着他人去搀扶，只需平静地爬起来，然后再怀揣着初心，咬紧牙，继续赶路。心可以静静等待，但是步子不能停歇，得一步一步地往前迈。
蛰伏即沉淀
为改变现状，我放弃了自认为得意的教学创意。课下，和女生打羽毛球，教男生打乒乓球；中午，请大家教我轮滑；放学了，我们一起玩泼水大战；课堂上，我把试卷扔进垃圾桶；周末，我带他们去锦江乐园坐海盗船，乘云霄飞车、跳楼机，一起晕一起吼一起被吓哭。 在付出消瘦二十余斤的代价之后，全班学生才向我敞开心扉。终于，我的喜怒哀乐成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我的阴晴圆缺左右了他们的阴晴圆缺。
可是，学生们落下了太多的功课。而我以前的教学方式没办法迅速补齐这些课程，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不能尽快证明自己的教学，我将会失去这份工作。
我重新学习赫尔巴特、杜威、布鲁纳，同时和学生讨论怎样可以更有效地学数学，并通过学习数学学会学习。尽管学习是人的天性，不少学生能通过知识的正向迁移，而积极建构自己的逻辑推理，可数学也有自己的内在结构，而且甚是抽象，使得学生一时无法达到数学的平衡，这就需要我适时适度地去组织支架，引导学生或合作或自主试误。还有一些学生，由于数学现实的差异，解决问题策略的差异，更需要老师在知识关键点予以点拨，更需要老师的启迪助力其思维条理化、深刻化。阅读和交流给了我灵感：“问题——亲历——变式——梳理”的课堂模式应运而生，在“有趣、有疑、有创”中帮助学生与数学结缘。有趣，即教师教得趣味盎然，学生学得妙趣横生；有疑，即教师问得巧，学生问得妙；有创，也就是教师情理之中的设计，孕育学生思维意料之外的精彩。课堂环节的递进围绕着“三线”开展：以思维为主线，以有趣为导线，以思想为隐线。这样的教学模式，巧妙地平衡了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平衡了过程与结果。
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没有永远的主动，也没有永远的被动，教师的智慧就是在课堂中营造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里，有学生思想不得的困阻，有学生潜能释放的机会，有学生分享心得的时空，更有老师的及时出现，合理组织问题现状，教会学生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你已经让学生爱上了学习。
“恋爱”也痛疼
用这样的模式进行教学，给我带来了很多业内荣誉。首先是每届学生的考试成绩都十分可喜，赢得了家长的交口称赞；其次是课堂教学具有灵动性，在各级各类的公开教学活动中，受到同行的褒奖，我也为此获得了市学科带头人的称号，为多个省市“国培班”的学员做示范教学；再次是能辅导新手教师快捷地学会备课、上课，好多个徒弟在赛课活动中用这种模式执教，均斩获一等奖。还有多本专业期刊就这一教学模式做推广介绍，我也成了《小学教学》的封面人物，撰写的相关论文屡屡获奖，其中《平衡赫尔巴特与杜威——“问题—亲历—变式—梳理”教学模式的实践》一文被首届“华人数学教育会议”推介交流。
不过，私立学校面临的一个现实就是，需要不停地挑战高分；有了分数，就有了好的招生宣传，而生源是私立学校发展的命脉。是的，“没有分数，过不了今天”，但是，“只有分数，明天走不远。”
为了超越分数，思索如何帮助学生走得更远，在2012年的8月，我从上海的私立学校，考回了公立学校。与江苏省苏州市阳山实验小学校“自由恋爱”后，步入了“再婚”的殿堂，以实践自己“通融”的教学主张。
所谓“通融”，“通”是方法，既沟通教材的上位知识、下位知识的逻辑结构，关联程序性知识与陈述性知识，也沟通教师的专业知识与学生的数学现实以及学习动机，争取彼此渗透到对方的思维中去；“融”，是目标，即通过上述的沟通，能融合成一个整体，使得数学的教与学不是零碎的知识摄取，不是文化片段的拼盘，不是手段与目的的二元对立，而是在思想、方法、精神的统领下，师生共同感受当下的喜怒哀乐，丰富修缮智力与情绪，也通过当下不断逼近各自的最近发展区，为明天搭建脚手架，从而彼此成就对方，让数学成为身体的血液，让思维具有野性的力量。
于是，我又重回了当年的孤独。只是，今天的孤独，是自己争取而来的，是自己主动地告别了心灵的喧嚣。站在教学二十年的节点上，盘点一路得失，孤独的痛疼，也许能刺激末梢神经，鼓励自己重新“成长”为儿童，不受成见偏见障蔽、上下求索的儿童。
否定自我自然痛疼，可是躺在舒适的区域，就会如同温水煮青蛙。我们为师者，既要尊重儿童的今天，也要为他们引领未来，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行走。所以，每一次进行自我批判和重建，不仅仅是勇气，更是责任与义务。
（作者单位：江苏苏州市阳山实验小学校）
责任编辑 黄佳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