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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由一个经济小国变为了经济大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正在向经济强国迈进。
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背景的识别、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突破、经济发展理念的更新、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重塑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换，都离不开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互动逻辑的考察。
新中国70年来，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推动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通过理论创新促进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
新中国70年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由一个经济小国变为了经济大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正在向经济强国迈进。按照麦迪森的计算，1952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仅为5.2%，2018年达到了90.0309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15%。
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背景的识别、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突破、经济发展理念的更新、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重塑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换，都离不开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互动逻辑的考察。具体表现在：
第一，新中国70年经济转型发展的逻辑具有特殊性。中国现代经济发展道路是“共同律动性”与“道路独特性”的统一，“中国现代经济发展道路体现了这一过程中的共同律动性，即与世界结构转换相联系，与世界历史演化大趋势相吻合；同时由于文化、制度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在道路上也呈现出了一些独有的特点”。
第二，新中国70年经济转型发展的逻辑能够转化为新的转型发展约束条件。新中国70年经济转型发展进程是由多次重大转型叠加的过程，转型发展所具有的矛盾消解能力和制度转换能力表现为发展控制过程对发展实际过程的有效影响，发展控制过程表現为技术进步、制度建设、结构协调等系统化的战略选择，发展实际过程具有连续、复杂等特征，容易受到特殊国情与初始禀赋条件的影响。
第三，新中国70年转型发展是一种特殊的实践过程。具体表现为以转型为动力、发展战略更新为内容、发展理念为导向的实践过程。一方面经济转型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全面发展是中国长期转型发展的最终目标。
第四，新中国70年转型发展理念更新需要特殊的表达方式。中国转型发展理念的更新是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互动过程。不同阶段转型发展理念的更新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是关键因素在于各类经济主体身份差异下认知矛盾的协调，同时也决定于转型发展过程中创造主体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对于转型发展的诸多内容认知的一致性的发展理念更新需要借助特定的转型方式予以表达。
新中国70年来，中国大规模多层次的转型发展逻辑有八个维度：
第一，从落后的农业大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转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4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4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6.1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占到84.5%，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5.5%，重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5%。为了加快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以工业化为路径推进经济由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型。经过新中国70年的转型发展，我国已经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了现代化的工业化国家，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跃升为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正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大步迈进。
第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通过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国民经济实行管理，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计划经济体制已初步形成。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以价格改革为切入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第三，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特点是数量规模扩张、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低消费、重工业优先、重速度、轻效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重视了科技和教育作用的发挥，开始趋向集约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科技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提高。
第四，从单一经济结构向多元经济结构的转型。新中国经济结构演变具有产业结构转型和工业结构升级的双重属性，呈现出明显的特征。新中国70年来我国经济结构沿着“单一结构——结构多元化——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路径在演进。改革开放之前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实施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导致结构扭曲的单一产业结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结构开始逐渐从单一转向多元化。经济结构多元化就是多样化、多种化、多态化，能满足不同变化的多样化需求。
第五，从人与自然的冲突向和谐共生的转型。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经济建设大规模地开展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冲突，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出现，由于这一时期工业化才开始起步，环境问题只是在局部地区出现且程度较轻，政府并未明确提出环境保护的概念，也没有制订相应的环保政策。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迅速扩张，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加深。“十三五”至今，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
第六，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型。改革开放之前以及改革开放前期，针对国家贫穷落后的现状，我国经济发展采取了“国富优先”的发展目标。“国富优先”的发展以GDP增长为目标，以做大经济总量为思路实现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以后，在国家富裕的基础上，开始向民富转变，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型。“民富优先”的发展目标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为发展目的，有利于提高消费总量和化解社会矛盾。在中国经济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中，为了建立新的利益机制，经济增长的目标要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转型，由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转变。 第七，从赶超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的转型。新中国成立70年來，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实行的是数量型增长的赶超战略，这一战略是经济上的后进国追赶先进国并最终要超越先进国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是基于比较优势原理，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变的前提下，通过规模经济的路径形成了传统的数量型增长模式和追赶型发展战略。但是赶超战略下单纯追求“快”的发展方式是粗放型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了经济发展五大新理念，特别是十九大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
第八，从封闭发展向开放发展的转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还未建立外交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军事上发动朝鲜战争。由于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和独立意识决定了中国在当时只能主要采取内向型发展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开始从封闭发展向开放发展的转型，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为基础，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开放沿江、开放沿边，再到加入世贸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积极走出去，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能力显著提高。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中国经济不仅融入了全球化，而且开始主导全球化，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引擎。
新中国70年来，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推动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通过理论创新促进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这些创新主要体现在：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从落后的农业大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转型以及通过二元工业化的特殊路径，实现了经济发展路径理论的创新。新中国70年来，由于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双重演进”的特征，形成了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同时并存的城乡二元工业化路径。这种二元工业化路径的特征是：工业化空间分布的二元性、工业化实现路径的二元性、工业化资源配置手段的二元性、工业化产业层次的二元性。二元工业化的发展路径使得中国经济由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向了现代工业化国家。
第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实现了市场动力与政府动力的结合，促进了经济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计划，通过计划集中力量办大事，建立了中国工业化基础。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通过市场动力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化的改革取向作为目标，正确处理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了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结合的独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实现了市场动力与政府动力的结合推进了“中国发展奇迹”的实现。
第三，从粗放经济发展向集约型经济发展的转型以及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转变发展方式，再到创新发展，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了“发展型式”的概念，他认为发展型式的选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新中国70年来，我们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实现了从粗放经济发展向集约型经济发展的转型，尽管这一转型任务还没有完成，但是成功探索出了通向集约化发展的方向，形成了经济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
第四，产业结构呈现出了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再向高级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变化以及协调发展理念的实施，促进了经济发展结构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关键在于改革推动了经济结构转换，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新时代下经济发展向高水平迈进的过程中面对着新环境和新难题，发展理念需适时向协调转换。协调意味着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和平衡性，强调转变当前经济各个方面存在的失衡现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提升。
第五，从人与自然的冲突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型以及绿色发展理念的实施，形成兼具生态财富在内的多维度财富观的创新。新中国70年来，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经历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中，我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以及绿色发展等理论。这些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演进体现了发展经济学财富理论的创新，形成了兼具物质财富、知识财富、文化财富、生态财富的多维度新国家财富观，从资本产出、自然资本和无形资本三个方面来衡量一国综合财富。
第六，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型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贯彻落实，体现了发展目标理论的创新。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确定了“国富优先”的发展目标。进入新时代以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富优先”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需要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民富优先”考虑的是经济发展能否给人民带来利益，能否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能否使人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第七，从追赶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的转型以及对高质量发展追求，体现了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创新。中国和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经济发展初期，为了解决贫穷落后的面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追求速度为核心，实施追赶战略。经过7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已经由发展问题转变为了发展起来以后的质量效益问题，追赶战略的任务已经完成，需要进行发展战略的转型，从追赶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转型。
第八，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以及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开放发展理论的创新。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加强国际交往，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闭门造车是万不可取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又一次强调要主动参与和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要抓住机遇，直面挑战，审时度势，迎难而上，努力推进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自9月18日《经济参考报》。作者为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背景的识别、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突破、经济发展理念的更新、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重塑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换，都离不开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互动逻辑的考察。
新中国70年来，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推动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通过理论创新促进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
新中国70年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由一个经济小国变为了经济大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正在向经济强国迈进。按照麦迪森的计算，1952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仅为5.2%，2018年达到了90.0309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15%。
转型发展是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逻辑
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背景的识别、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突破、经济发展理念的更新、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重塑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换，都离不开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互动逻辑的考察。具体表现在：
第一，新中国70年经济转型发展的逻辑具有特殊性。中国现代经济发展道路是“共同律动性”与“道路独特性”的统一，“中国现代经济发展道路体现了这一过程中的共同律动性，即与世界结构转换相联系，与世界历史演化大趋势相吻合；同时由于文化、制度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在道路上也呈现出了一些独有的特点”。
第二，新中国70年经济转型发展的逻辑能够转化为新的转型发展约束条件。新中国70年经济转型发展进程是由多次重大转型叠加的过程，转型发展所具有的矛盾消解能力和制度转换能力表现为发展控制过程对发展实际过程的有效影响，发展控制过程表現为技术进步、制度建设、结构协调等系统化的战略选择，发展实际过程具有连续、复杂等特征，容易受到特殊国情与初始禀赋条件的影响。
第三，新中国70年转型发展是一种特殊的实践过程。具体表现为以转型为动力、发展战略更新为内容、发展理念为导向的实践过程。一方面经济转型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全面发展是中国长期转型发展的最终目标。
第四，新中国70年转型发展理念更新需要特殊的表达方式。中国转型发展理念的更新是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互动过程。不同阶段转型发展理念的更新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是关键因素在于各类经济主体身份差异下认知矛盾的协调，同时也决定于转型发展过程中创造主体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对于转型发展的诸多内容认知的一致性的发展理念更新需要借助特定的转型方式予以表达。
转型发展逻辑的八大维度
新中国70年来，中国大规模多层次的转型发展逻辑有八个维度：
第一，从落后的农业大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转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4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4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6.1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占到84.5%，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5.5%，重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5%。为了加快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以工业化为路径推进经济由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型。经过新中国70年的转型发展，我国已经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了现代化的工业化国家，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跃升为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正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大步迈进。
第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通过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国民经济实行管理，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计划经济体制已初步形成。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以价格改革为切入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第三，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特点是数量规模扩张、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低消费、重工业优先、重速度、轻效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重视了科技和教育作用的发挥，开始趋向集约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科技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提高。
第四，从单一经济结构向多元经济结构的转型。新中国经济结构演变具有产业结构转型和工业结构升级的双重属性，呈现出明显的特征。新中国70年来我国经济结构沿着“单一结构——结构多元化——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路径在演进。改革开放之前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实施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导致结构扭曲的单一产业结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结构开始逐渐从单一转向多元化。经济结构多元化就是多样化、多种化、多态化，能满足不同变化的多样化需求。
第五，从人与自然的冲突向和谐共生的转型。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经济建设大规模地开展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冲突，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出现，由于这一时期工业化才开始起步，环境问题只是在局部地区出现且程度较轻，政府并未明确提出环境保护的概念，也没有制订相应的环保政策。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迅速扩张，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加深。“十三五”至今，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
第六，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型。改革开放之前以及改革开放前期，针对国家贫穷落后的现状，我国经济发展采取了“国富优先”的发展目标。“国富优先”的发展以GDP增长为目标，以做大经济总量为思路实现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以后，在国家富裕的基础上，开始向民富转变，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型。“民富优先”的发展目标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为发展目的，有利于提高消费总量和化解社会矛盾。在中国经济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中，为了建立新的利益机制，经济增长的目标要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转型，由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转变。 第七，从赶超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的转型。新中国成立70年來，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实行的是数量型增长的赶超战略，这一战略是经济上的后进国追赶先进国并最终要超越先进国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是基于比较优势原理，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变的前提下，通过规模经济的路径形成了传统的数量型增长模式和追赶型发展战略。但是赶超战略下单纯追求“快”的发展方式是粗放型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了经济发展五大新理念，特别是十九大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
第八，从封闭发展向开放发展的转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还未建立外交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军事上发动朝鲜战争。由于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和独立意识决定了中国在当时只能主要采取内向型发展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开始从封闭发展向开放发展的转型，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为基础，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开放沿江、开放沿边，再到加入世贸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积极走出去，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能力显著提高。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中国经济不仅融入了全球化，而且开始主导全球化，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引擎。
转型发展逻辑下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创新
新中国70年来，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推动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通过理论创新促进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这些创新主要体现在：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从落后的农业大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转型以及通过二元工业化的特殊路径，实现了经济发展路径理论的创新。新中国70年来，由于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双重演进”的特征，形成了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同时并存的城乡二元工业化路径。这种二元工业化路径的特征是：工业化空间分布的二元性、工业化实现路径的二元性、工业化资源配置手段的二元性、工业化产业层次的二元性。二元工业化的发展路径使得中国经济由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向了现代工业化国家。
第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实现了市场动力与政府动力的结合，促进了经济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计划，通过计划集中力量办大事，建立了中国工业化基础。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通过市场动力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化的改革取向作为目标，正确处理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了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结合的独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实现了市场动力与政府动力的结合推进了“中国发展奇迹”的实现。
第三，从粗放经济发展向集约型经济发展的转型以及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转变发展方式，再到创新发展，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了“发展型式”的概念，他认为发展型式的选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新中国70年来，我们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实现了从粗放经济发展向集约型经济发展的转型，尽管这一转型任务还没有完成，但是成功探索出了通向集约化发展的方向，形成了经济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
第四，产业结构呈现出了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再向高级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变化以及协调发展理念的实施，促进了经济发展结构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关键在于改革推动了经济结构转换，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新时代下经济发展向高水平迈进的过程中面对着新环境和新难题，发展理念需适时向协调转换。协调意味着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和平衡性，强调转变当前经济各个方面存在的失衡现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提升。
第五，从人与自然的冲突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型以及绿色发展理念的实施，形成兼具生态财富在内的多维度财富观的创新。新中国70年来，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经历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中，我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以及绿色发展等理论。这些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演进体现了发展经济学财富理论的创新，形成了兼具物质财富、知识财富、文化财富、生态财富的多维度新国家财富观，从资本产出、自然资本和无形资本三个方面来衡量一国综合财富。
第六，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型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贯彻落实，体现了发展目标理论的创新。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确定了“国富优先”的发展目标。进入新时代以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富优先”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需要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民富优先”考虑的是经济发展能否给人民带来利益，能否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能否使人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第七，从追赶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的转型以及对高质量发展追求，体现了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创新。中国和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经济发展初期，为了解决贫穷落后的面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追求速度为核心，实施追赶战略。经过7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已经由发展问题转变为了发展起来以后的质量效益问题，追赶战略的任务已经完成，需要进行发展战略的转型，从追赶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转型。
第八，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以及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开放发展理论的创新。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加强国际交往，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闭门造车是万不可取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又一次强调要主动参与和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要抓住机遇，直面挑战，审时度势，迎难而上，努力推进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自9月18日《经济参考报》。作者为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