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既是经济的基本单位，也是价值观的基本单位。
　　经济是基础，先说经济。自战国以来，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经营农业，同时兼营家庭手工业，这种类型的小农经济，就一直是中国传统经济的基础和主体。西汉文帝、景帝时代的晁错，有段话很有名，他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汉书·食货志》）
　　这是对当时小农之家的描述，其实也适用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这样的五口之家，勤劳节俭，含辛茹苦，以一两个主要劳力，加上辅助劳力，凭借最简单的农具（锄、镰或犁），随时随地都可以同传统的生产资料，即土地相结合，进行简单再生产。经过编户齐民，这种分散细碎而又数量庞大的小农，便构成了国家赋税徭役——传统社会经济剩余的主体部分——的来源。因此，在中国古代，一端，是数以千万计的细弱孤立的小农；另一端，是皇权─官僚阶级的强大国家机器。“小农经济”，历来就是“大国政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土壤。
　　这种家庭经济，结构简单而脆弱，面对水旱灾害、豪强兼并、苛捐杂税和社会动乱等，极容易破产。但另一方面，唯其简单，也极容易再生和复制，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1]中国历史上，多少旧王朝倾覆，多少新王朝诞生，全都有赖于小农经济这种辩证的“既脆弱又顽强”的结构。
　　家庭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这种基础作用，决定了“家”在价值谱系中的特殊地位。孔子说：孝敬父母、尊敬兄长，是道德的根本（“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在“三纲”（董仲舒：“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孟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基本的道德准则中，家庭伦理占有最大的比重。这种现象的实质在于，以父子、夫妇、兄弟为架构的家庭秩序，保证了小农经济内部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得以顺利进行，从而保证了家庭这个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经济─生产单元变得牢不可破。
　　但是，另一方面，家庭又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价值，而不是最高价值。因为在“小农经济”之上，毕竟存在着一个高高在上的“大国政治”。所以，按照儒家的“家——国——天下”的价值谱系，“大同”必然在“小康”之上，“天下为公”必然在“天下为家”之上；孟子说：“禹疏九河……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因此，中国一向存在着毁家纾难、大义灭亲的传统。“家”固然是传统中国的基本价值，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基本价值也可以——且应该被超越。
　　
　　从家到国，从“五四”到革命
　　
　　农耕时代，家庭是最重要的组织单元。近代以来，社会组织的单位，社会组织的方式，被工业文明彻底改变了。大机器生产和经济不可能再以家庭为中心，厂矿、公司、院校、军队和政府机关等社会单位取代家庭单位，国民经济概念取代小农经济概念，公民道德——而不是家庭伦理，日益成为新社会风尚的基础，“民族国家”日益成为新的最重要的人类共同体。在列国竞争时代，一切现存的传统社会，都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转型为新的“民族国家”，否则，就不可避免地面临被殖民、征服和灭绝的命运。
　　在这个大背景下，1840年以来，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经过19世纪后期的徘徊、挣扎和妥协，进入20世纪，中国开始急剧转型，家庭的变迁，是这个转型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这方面，五四启蒙运动首开先河。这里，需要交代一下“五四”的一个前提，因为这个前提常被忽略。
　　1914～1918年的一次大战，实际上，是欧洲中心地带的一场内战。战争迫使列强将很大部分中国国内市场，归还给当时初生的民族工业。同时，战争导致世界范围内对食品和原料需求的增加，这同样刺激了中国的经济生产。这样，从1912年到1920年，中国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这个增长速度，直到1953～1957年（一五计划时期）才被超越。与经济繁荣同步的是城市化进程的提速，例如在上海，华界人口从1910年到1920年增长了3倍。[2]
　　以此作为物质基础，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些社会阶层，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经历转型。事实上，五四启蒙的范围主要限于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它的反传统主义精神之所以能在短期席卷意识形态领域，正是由于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其生活方式已基本摆脱了传统纲常名教的约束。五四启蒙不多不少，只是在相应的社会存在基础上，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分内工作。
　　五四启蒙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将个人从传统伦理束缚中解放出来，传统家庭首当其冲。围绕家庭伦理，以《新青年》杂志为例，从1916年以后，陈独秀、李大钊、吴虞、鲁迅等，连续发表论文、随笔、小说，排炮似的轰击传统儒家，特别是家庭伦理，以现代社会的个人为本位，全面解构传统。
　　在这方面，巴金的长篇小说《家》，这部中国文学史上印数最多的小说，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一部总结之作，它以“家”为焦点，全景式地反映了1920年代初的时代转折和变迁。[3]除去这种正面抨击传统大家庭的长篇巨制外，即使是那些娓娓讲述亲情的短篇佳什，也折射了那个时代对家庭的批判。例如朱自清的名作《背影》（1925年），以父子关系为主题，主要情节为父亲到火车站送儿子北行，帮他看行李、找座位、买橘子。在这里，传统儒家塑造的“严父”形象，已荡然无存。作者当时在北大读书，经历过启蒙运动的新思想、新知识、新作风洗礼。儿子看父亲，“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以怜悯的目光注视、打量、反省，看到的是一个特别疼爱儿子、唠叨、琐碎、笨拙、老态的父亲形象。这里展示的，与其说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亲情和人性，不如说是一个被五四启蒙打垮了的父亲形象，是传统儒家父亲的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在这背后，是新与旧、青年与老年、进化与保守、少年中国与老旧中国等一系列价值的对峙、冲突和互动。子辈正在超越父辈。
　　
　　家庭伦理是五四时期的大问题，易卜生的戏剧《傀儡家庭》（后译作《玩偶之家》）曾风靡一时，并出现一批“娜拉”式的社会问题剧和社会问题小说。1923年底，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走出传统家庭的“娜拉”，作为个人，面对新的复杂社会环境，将向何处去？鲁迅的这个问题，已经隐含了对“五四”的超越。
　　像娜拉那样，走出传统家庭，只是“打碎”的方面；另一个方面是“重组”，即摆脱纲常名教的个人，以新的原则重新聚集。这个工作，从五四后期就已开始了。各种青年知识团体，如学生救国会（1918年5月）、国民社（1918年10月）、平民教育讲演团（1919年3月）、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等相继成立。其中，少年中国学会规模最大，“少年中国”就是“新中国”，它以创造“适合于20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为宗旨，兼收并蓄了各种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打碎─重组的过程横跨了五四启蒙与中国革命两个阶段。因此，尽管从同仁社团到政党组织只有一步之隔，但这一步迈出去，五四启蒙运动就被跨越了。
　　
　　举国体制盛极而衰
　　
　　一般讲，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层次，构成人类共同体的内部结构。“五四”以后，个人走出家庭，在社会这个层次稍事停留，组成各种社会团体，接着便进入国家层次。因此，在“五四”之后，很快就是国民革命，先是国共合作，后是国共内战，要建立的都是各自的现代国家——对于国民党，是“民族国家”；对于共产党，则是“人民国家”。但这个“建国”的进程，却一再被日本所阻挠和打断。从济南事变（1928年）到九一八事变（1931年）和华北事变（1935年），直到七七事变（1937年），大半国土沦陷，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大危机抵达顶点。为应对这个大危机，必须实行全国上下的总动员，必须实行“举国体制”。所以，开始是“启蒙”（五四），接着是“救亡”（抗战），分别从不同的方向，超越了家庭及其伦理。
　　正是在中国革命时代，上述“打碎─重组”的过程宣告完成。在这方面，围绕家国关系，最戏剧性地呈现了“打碎─重组”过程的是样板戏《红灯记》。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分别出于各自不同的破碎家庭，却以阶级、民族的恩仇情义和理念为纽带，组成了非血缘的革命家庭，从而彻底颠覆了传统家庭概念。以“大义”超越“亲情”，是20世纪20～70年代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逻辑。但另一方面，《红灯记》所表达的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谱系中也并非毫无渊源。实际上，《红灯记》的前身，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的编剧沈默君，恰恰是从传统戏曲《赵氏孤儿》获得了部分灵感。只不过，为应对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中国革命把传统文化中的这种非常规逻辑长期化、普遍化了。
　　全民动员体制起始于抗战，完成于1949年建国。需要指出的是，1949年建立的是“人民国家”（people-state），区别于一般所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人民国家”以特定阶级和阶层为基础，而“民族国家”则以特定民族为单位。这个人民国家以举国体制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人的梦想，完成了国家统一，建立了工业体系。在此过程中，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层次中社会基本消失，家庭严重削弱，个人直接面对国家及其各个部门——社队、厂矿、学校、机关、军队。
　　文革期间，中国在南、北两个战略方向，分别抗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国内，则进行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大变革。举国体制走向极致，所谓“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家庭的地位和作用，被缩减到历史最低点。
　　以尼克松访华、中美缓和为标志，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根本好转，基本完成了自近代以来的“救亡”任务。从此，“救亡”阶段将让位于“发展”阶段，长期实行的“准战备体制”也将让位于“和平体制”。
　　在这个大背景下，“现代化”主题取代先前的“革命”主题。改革开放，国家不断从经济、文化等领域退缩，社会逐步脱离国家，重新成长。知识分子回到五四启蒙立场，在各种研讨、讲演、会议和书刊上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家庭作为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也在批判之列。与此同时，从1980年开始，政府采取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家庭更加小型化。1980年代，是革命与启蒙的某种混杂：情绪是革命的，理念是启蒙的。这种混杂，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戛然而止的时刻。以此为转折点，有关国家、社会的激情和想象迅速失落。
　　
　　家，中国文化的最后堡垒
　　
　　20世纪最后十年，社会运动恍如隔世，家庭价值被重新估价。1990年，电视连续剧《渴望》播出，以“好女人”刘慧芳为中心，通过几个普通人的平凡故事，揭示爱情、亲情、友情的细节和深度，创空前收视率。《渴望》的热播，成为1990年代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件盛事。而从中透露出来的，其实是人们对宏大的、超越个人经验范围的公共事务的深刻失望和厌倦。他们似乎发现，以家庭为中心的日常生活，蕴含着丰富而深长的意义和韵味。因此，宏观地看，近百年来，中国的价值重心先是突然上升，尔后次第回落，从上述20年代以来的国家、社会回归到家庭和日常生活。
　　从空间范畴看，如果说，对应于国家和社会的特定空间更多地是广场、街头、工地、厂房、会场、课堂等公共场所，那么，家庭则一般仅限于私人居室。而恰好在1990年代，家居装修和房地产业陆续兴盛，成为社会消费和国民经济的热点，就并非偶然，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演变的基础。人们感到，似乎只有在自家居室的掩蔽之下，在爱情、亲情、友情的细节和深度中，才能获得身心的慰藉、安宁和归宿感。所以，这个作为家庭载体的居室，就特别值得营造和装饰，值得刻意经营。在这种社会心理和价值观的引导下，甚至公共空间也私人化了，最典型的表现，是1990年代兴起的酒吧文化，那种幽静、隐蔽、明暗相间的环境特点，其实意味着以往公共空间的瓦解。
　　随着价值重心的回落，“大同”理想渐行渐远，“私”的观念深入人心，私人、私密、私有，都与“家”密切相关。所以《礼记· 礼运》说：“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私德超越公德，经济领域的私有化与公共权力的腐败并肩而行，它们在1990年代的蔓延与家庭价值的凸显一样，都是1980年代以后社会心理和价值观演变的结果，在深层分享着同一个逻辑。
　　另一方面，1990年代又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社会结构、利益结构根本调整，个人命运升沉起伏，特别是1990年代后期，经济衰退导致国企困境，几千万职工下岗，在缺少基本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却并未造成大的社会动荡，部分原因就在于，许多下岗职工的生计问题在家庭和亲友的社会网络中得到了改善和缓解。
　　与城镇职工大规模下岗形成对照的，是1亿到1.5亿农民工进城务工，活最累，钱最少。支撑他们的同样是家庭价值。民工勤劳节俭，含辛茹苦，很大程度上并不只是为了个人，而更多为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家庭是其辛苦奋斗的动力和目标所在。笔者小区附近有一建筑工地，常年悬挂一幅宣传标语：“想老婆，想孩子，想安全。”也就是说，个人的生命安全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上以家庭的重要性为前提。千里之外的家是维系人生意义的中心和尺度，这既是一种社会保障，更是一种心理保障。所以，“春运”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现象。转型时期，“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后的堡垒。
　　百年中国，主要是家与国的更替和嬗变。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四个层次，未来，是继续下行，从家庭走向个人，走向真正的原子化社会，还是回归社会和国家？这将决定中国的前景。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1]参看程念祺：《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生产与生活》，《史林》2004年3期。
　　[2]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839、847页。
　　[3]参看李军：《“家”的寓言——当代文艺的身份与性别》的有关部分，作家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