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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沈大伟先生是美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非常了解。我们知道长期研究一项事物，研究者会对研究对象带有一些奇特的感情色彩，那么在研究之外，您对中国是否也有这种情感，是怎样的感情呢？
沈大伟：是的，我对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有特殊的情感。自从1979年开始，作为学生，我在中国生活过，作为访问学者，我每年都会来中国几次。我到过中国许多地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我大概已经去过22个了。我对中国的地理、人民、民族、文化、食物和其他方面的多样性印象非常深刻。另外，我发现中国人民生性乐观快乐，他们总在笑，微笑，大笑，非常友好。因此，我对中国的个人情感是随着我的学术研究兴趣一起逐步深入和增加的。
当然，中国有些现象我也不喜欢，恕我直言。比如，不仅是外国人中国人自己也会发现，官僚主义普遍存在，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专业研究都因此饱受困扰。官僚行为和对外国人倍加防范的传统使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学术研究很不容易。在与外国人进行交往合作时，中国需要变得更加开放，涉及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按照国际惯例操作就好。不过，总体而言，比起过去，情况已经大有改善了。
记者：彭定康先生在《联合早报》上发表过题为《上帝美好的一年》的文章，在其中比较了几种宗教原教旨主义，并赞扬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中国文化，您最喜欢和赞赏的部分是什么？
沈大伟：我并非中国文化的专家，不过我很高兴看到近些年来中国传统宗教和文化的复兴（比如孔子学院的兴起），在过去，这些活动曾被禁止或攻击。你还记得“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吧，那个时候孔子和林彪一起被打倒。但是，非常幸运，中国在过去30年中开始逐步重新与自己的历史连接，并且传统宗教及文化活动已经重新焕发了活力。一个想要从自身历史中抽离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反之，一个诚实地接纳并理解自身历史的社会有足够的能力面对未来。
记者：您知道不论美国国内还是世界范围内有许多观点都将美国视为一个帝国，而在美国国内出现的这种观点更带有一丝骄傲和自豪感。包括希拉里国务卿在内的众多政治人物和学界人士都曾有过表述，认为美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名副其实的帝国。对此，您怎样看待？
沈大伟：我并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帝国，我觉得很少有美国人愿意接受这种观点。事实上，我觉得世界上同意这种观点的人不会太多。帝国有殖民地，要控制该地区的人民，也不承认他们拥有自己的主权。或许，对美国而言，仅有波多黎各是个例外。因此，我不同意上述关于帝国的这个看法。
记者：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5月27日在“亚洲未来”年会上说他认为美国完全可以再次恢复其活力。美国在历史上已多次度过危机，但自从此次金融危机以来，在美国国内及全球范围内都在争论“美国是否已经衰落了？”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沈大伟：美国深陷金融危机，并且这种状况会持续一些时候，美国一直在努力摆脱困境。不仅仅要将美国的公共及私人债务置于有效控制之下，除此之外还要做出许多结构性的调整。但是我非常赞同李光耀的看法，美国强大的生命力会把自身从经济危机和下滑的困境中抽离。美国是一个适应性和创新性都很强的国家，在美国面对挑战时，那些小视美国的恢复和适应能力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记者：基辛格博士在其新书《论中国》中认为美中两国虽然有基本的文化分歧，但提议美国和中国应该共同合作，共建新的“太平洋共同体”，您认为这是可能的吗？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中美两国既合作又竞争，不是敌人，但也绝不会变成朋友。您怎样看待这一观点？
沈大伟：我非常喜欢读基辛格博士关于中国的新书，我发现其中包含了许多有趣的事实和深刻的见解。但我并不同意他关于中美可以合作共建“太平洋共同体”的观点。中美之间的基本价值观和政治体系差异巨大，此外，亚洲是一个奇妙的多元文化区域，这一特性不允许出现由两个大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控制该地区的情况，这是不可能被接受的。虽说如此，不过，除非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否则亚洲就不会稳定。可惜中美关系目前仅仅是部分的稳定。正如你所指出的，这其中混合了合作与竞争。然而，对于国家而言这是正常的，也在预料之中。我们两个国家必须在这种动态中生存——但我们也需要努力扩大合作层面，缩小竞争面。我已经将我的职业生涯全部投入其中——和中国人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和更具合作性的未来。
记者：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利坚民族由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组合而成，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族群之间的融合又是不够充分的。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如何理解？您是否赞同美国也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沈大伟：我恐怕不能同意美国是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美国社会是一个包含了多样性的、非常真实的社会。美国人共享许多基本的共有价值观念——这些都根植于美国的宪法和独立宣言。是的，美国由许多族群和来自许多国家的移民构成——他们是被美国的价值观念、自由和美国所提供的机会所吸引。
美国人在历史上没有处理好种族关系，这确有其事——对于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日本裔美国人（在二战期间）和非洲裔美国人（直到民权运动和20世纪70年代美国立法保障他们的各项权利）。在这些领域我们仍有许多困难，这点和中国的汉族与藏族人、维吾尔族人、蒙古族人及其他民族之间的问题类似。我们两国都必须做出更多努力，以真正尊重和平等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
记者：2011年1月8日加布里埃尔
沈大伟：是的，我对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有特殊的情感。自从1979年开始，作为学生，我在中国生活过，作为访问学者，我每年都会来中国几次。我到过中国许多地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我大概已经去过22个了。我对中国的地理、人民、民族、文化、食物和其他方面的多样性印象非常深刻。另外，我发现中国人民生性乐观快乐，他们总在笑，微笑，大笑，非常友好。因此，我对中国的个人情感是随着我的学术研究兴趣一起逐步深入和增加的。
当然，中国有些现象我也不喜欢，恕我直言。比如，不仅是外国人中国人自己也会发现，官僚主义普遍存在，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专业研究都因此饱受困扰。官僚行为和对外国人倍加防范的传统使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学术研究很不容易。在与外国人进行交往合作时，中国需要变得更加开放，涉及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按照国际惯例操作就好。不过，总体而言，比起过去，情况已经大有改善了。
记者：彭定康先生在《联合早报》上发表过题为《上帝美好的一年》的文章，在其中比较了几种宗教原教旨主义，并赞扬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中国文化，您最喜欢和赞赏的部分是什么？
沈大伟：我并非中国文化的专家，不过我很高兴看到近些年来中国传统宗教和文化的复兴（比如孔子学院的兴起），在过去，这些活动曾被禁止或攻击。你还记得“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吧，那个时候孔子和林彪一起被打倒。但是，非常幸运，中国在过去30年中开始逐步重新与自己的历史连接，并且传统宗教及文化活动已经重新焕发了活力。一个想要从自身历史中抽离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反之，一个诚实地接纳并理解自身历史的社会有足够的能力面对未来。
记者：您知道不论美国国内还是世界范围内有许多观点都将美国视为一个帝国，而在美国国内出现的这种观点更带有一丝骄傲和自豪感。包括希拉里国务卿在内的众多政治人物和学界人士都曾有过表述，认为美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名副其实的帝国。对此，您怎样看待？
沈大伟：我并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帝国，我觉得很少有美国人愿意接受这种观点。事实上，我觉得世界上同意这种观点的人不会太多。帝国有殖民地，要控制该地区的人民，也不承认他们拥有自己的主权。或许，对美国而言，仅有波多黎各是个例外。因此，我不同意上述关于帝国的这个看法。
记者：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5月27日在“亚洲未来”年会上说他认为美国完全可以再次恢复其活力。美国在历史上已多次度过危机，但自从此次金融危机以来，在美国国内及全球范围内都在争论“美国是否已经衰落了？”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沈大伟：美国深陷金融危机，并且这种状况会持续一些时候，美国一直在努力摆脱困境。不仅仅要将美国的公共及私人债务置于有效控制之下，除此之外还要做出许多结构性的调整。但是我非常赞同李光耀的看法，美国强大的生命力会把自身从经济危机和下滑的困境中抽离。美国是一个适应性和创新性都很强的国家，在美国面对挑战时，那些小视美国的恢复和适应能力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记者：基辛格博士在其新书《论中国》中认为美中两国虽然有基本的文化分歧，但提议美国和中国应该共同合作，共建新的“太平洋共同体”，您认为这是可能的吗？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中美两国既合作又竞争，不是敌人，但也绝不会变成朋友。您怎样看待这一观点？
沈大伟：我非常喜欢读基辛格博士关于中国的新书，我发现其中包含了许多有趣的事实和深刻的见解。但我并不同意他关于中美可以合作共建“太平洋共同体”的观点。中美之间的基本价值观和政治体系差异巨大，此外，亚洲是一个奇妙的多元文化区域，这一特性不允许出现由两个大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控制该地区的情况，这是不可能被接受的。虽说如此，不过，除非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否则亚洲就不会稳定。可惜中美关系目前仅仅是部分的稳定。正如你所指出的，这其中混合了合作与竞争。然而，对于国家而言这是正常的，也在预料之中。我们两个国家必须在这种动态中生存——但我们也需要努力扩大合作层面，缩小竞争面。我已经将我的职业生涯全部投入其中——和中国人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和更具合作性的未来。
记者：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利坚民族由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组合而成，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族群之间的融合又是不够充分的。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如何理解？您是否赞同美国也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沈大伟：我恐怕不能同意美国是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美国社会是一个包含了多样性的、非常真实的社会。美国人共享许多基本的共有价值观念——这些都根植于美国的宪法和独立宣言。是的，美国由许多族群和来自许多国家的移民构成——他们是被美国的价值观念、自由和美国所提供的机会所吸引。
美国人在历史上没有处理好种族关系，这确有其事——对于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日本裔美国人（在二战期间）和非洲裔美国人（直到民权运动和20世纪70年代美国立法保障他们的各项权利）。在这些领域我们仍有许多困难，这点和中国的汉族与藏族人、维吾尔族人、蒙古族人及其他民族之间的问题类似。我们两国都必须做出更多努力，以真正尊重和平等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
记者：2011年1月8日加布里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