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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马林诺夫斯基之科学民族志伊始，文化翻译即已成为人类学家试图接近“真理”与事实之路径。无论米德之《萨摩亚人的成年》，抑或普里查德之《努尔人》，皆于“诱”、“讹”、“化”间试图达至文化翻译之精髓。然则西方话语之霸权、后现代之批判语境、学术失范之危机、写文化与写文化后之种种困境不断置文化翻译于真理抑或诗学纷争之两端，无以为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