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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历史 洞察未来
钱颖一：非常感谢你给我们清华学生上了深具启发、富有洞见的两周课。四年前，你在斯坦福授课，课堂笔记后来成为顶级畅销书《从0到1》。四年后的现在，你来清华讲授了这次非常精彩的课程，你的课程基于这本书，但也融合和增加了很多新观点、新例子。这些新的观点和例子反映了过去四年中你新的思考和观察。在此课程结束之际，你能否简要总结一下，你过去四年中有哪些重要的新观点或者新观察融入了本次课程中？
彼得 蒂尔：我过去四年里发展出来的很多想法，是《从0到1》里一些观点的深化。关于创新的历史，我觉得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看看工业革命以来创新的历史，你会发现，创新对社会非常有益。
问题是，在创新史上，哪些阶段创新者确实能获利？哪些阶段创新者更难获得商业成功？围绕创新历史的这个问题很有趣……例如，软件对于发明者很有利，而飞机发明者则没怎么获利。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企业家比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获益多。这个历史问题内涵丰富，所以我思考很多。
一个和创新历史相关又和中国相关的问题是：在整个体系中，高附加值在哪里？如果我们有拼图一样复杂的产业链，谁真正获取了绝大部分价值？我们怎样真正知道谁获取了价值？
我在课上举了苹果和富士康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苹果获取了价值链中的绝大部分价值，而富士康相对获利微少。苹果的价值7倍于富士康。
一种可能性是价值主要由研发和品牌环节获得，即苹果公司获得；而制造环节创造的价值少得惊人。另一种可能性是智能手机极其特别，比起其他产品，智能手机的品牌和研发更重要，而汽车或者其他产品，制造仍占据中心地位。
但是我想，高附加值在哪里，谁最有能力获取，谁更有议价能力，是超级重要的问题，需要经常思考之。
钱颖一：所以这两个方面是和中国很相关的：历史的角度和高附加值在哪里。第一，在座的大部分学生，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和中国，大部分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所以对历史所知甚少，但历史非常重要。第二，价值获取问题，现在中国正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对任何一个产业而言，谁获得价值是关键。
彼得 蒂尔：这在中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理解历史非常重要，同时要认识到未来与过去会有所不同。你无法从历史中找到所有答案。我认为对中国过去的20或30年而言，全球化是极其重要的趋势。这种趋势会继续，但不会再那么重要，可能中国正从出口模式转向消费导向的社会。如果仅看历史，你会得出结论，一切都在全球化，除了全球化别无其他。所以，我们可能会犯研究历史太少的错，也可能会犯研究历史太多的错——某种意义上被历史所限。
钱颖一：所以第三点是，未来将会不同于过去。
彼得 蒂尔：是的，如果没有不同，那我们只是活在当下，就像非常长的瑜伽冥想。
何为逆向思维？
钱颖一：这些都是新的观点。我想从你四年前的课到今天的课，有一个贯穿其中的思想，就是逆向思维，对吗？这次课中你进一步丰富了你的思想。
彼得 蒂尔：对，这是贯穿始终的思考。但是逆向思维，并不是为了和别人持不同意见而持不同意见。如果这样，就不再是逆向思维，仅是加了个负号的延续性思维——你先看看主流舆论，然后在前面加个“-”。
钱颖一：很多人有这种倾向，当他们不同意你时，就在你说的一切前放上“-”号，变成对立面。那么什么是真正的逆向思维？
彼得 蒂尔：真正的逆向思维是自己独立思考，不要人人云亦云，也不是跟周围人唱反调，而是思考有意思、其他人甚至都没想过的问题。所以逆向思维就是探索你感兴趣但别人还没发现其有趣之处的方面。
我有一个朋友几年前是个博士生，他认为成功的博士生和不成功的博士生之间最大的差异，不是做研究的能力，而是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如果你能提出正确的问题，问题不是太简单也不是太难，你就能够回答而且回答得有趣。这种能力颇具生产力，从正确的问题出发，你能得到很多有趣的结果。很多最聪明的人非常努力，但他们从未真正提出正确的问题。他们提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在问，很多人都在研究，因此难以脱颖而出。如果问题有趣但不可能回答，也难以取得很大进展。
所以逆向思维不一定总是给出不同答案，如果提出没有人问过的好问题，就是非常好的起点。
钱颖一：这是两个要点。一是提出好问题，二是寻找没有很多人感兴趣但你真正想探索的领域。
彼得 蒂尔：我们甚至经常会对提出好问题感到尴尬，因为我们经常想，这些问题很笨，或者一定已经被其他人问过了，我一定遗漏了什么，去问这些问题显得太笨。我们还都会有这种羞愧感——当听到不太懂的事情时，就想我是不是有点笨才不懂，因此不提问。可能事实上没什么，只是聊得稍微复杂点，你只要简单问一问，就会发现根本不难。所以我想，有时，问那些看上去笨笨的问题实际上挺难做到的。
逆向思维锻炼方法
钱颖一：那我很好奇，你是如何发展出问问题的方法，发展出这种逆向思维的方法。不像很多硅谷投资家和创业者，你在硅谷长大，在斯坦福读本科和研究生，在硅谷做投资，在硅谷创办公司，好像你就从没离开过硅谷。你在斯坦福本科专业是20世纪哲学，斯坦福法学院的法律博士。那哲学和法律是怎么帮助你或者实际上没有帮助你发展逆向思维的？
彼得 蒂尔：我对想法如何连接，如何契合到整体中去总是非常好奇。虽然哲学的很多东西并不太实用，但有个思维锻炼很好，就是询问事物间的相互联系。我喜欢和朋友聊天，对各种话题都感兴趣，这自然而然会有灵感。美国过去20～25年间，经历了大规模不理性的行为，心理层面上非常奇怪的现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经历了疯狂的互联网泡沫；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疯狂的地产和金融泡沫。所以回头看看，对这些事物保持一点距离、保留一些批评很重要。
逆向投资：SpaceX和清洁技术 钱颖一：我想回到逆向思维。我想更具体了解，在你的投资决策中，逆向思维如何帮助你。除了Facebook，你能给我们举一些这样的例子吗：哪些时候除了你没有人真的想投资；哪些时候很多人都想投，但是你却拒绝了。
彼得 蒂尔：一个比Facebook更有戏剧性的例子是，2008年夏天我们第一次投资给埃隆 马斯克（Elon Musk）的SpaceX时，我们收到一些邮件，他们说：“我们非常高兴没有投钱给你，这件事儿太愚蠢了。”潜在投资人主动发这样的邮件很不常见。
投资SpaceX看上去非常奇怪，主要问题是：这不是IT，你对投资火箭公司有任何经验吗？这生意风险太大了。
但是如果仔细思考，你会发现，SpaceX的商业模式实际上非常棒，因为人们会预付费来买火箭，所以相对而言，项目一旦启动，就是正现金流生意。而且，埃隆是在与那些非常陈旧的航空航天集团企业竞争，例如波音（Boeing）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40年来没有新火箭公司出现，显然这是没有什么人懂的领域。所以我们不需要非常擅长投资火箭公司，因为在投资层面，绝对没有人与我们竞争。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专业知识，我们也一样，但我们只要稍微做点研究就可以做到相对专业。
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投。作为风险投资家，总是犯这样的错误——投资了以后发现公司最后很糟糕或者错过了后来很棒的公司。2005年到2008年间，我们放弃了清洁技术领域这一整个投资类别。我认为清洁技术很好很重要，但公司非常同质化，这方面的投资竞争太激烈以至于脱离了潜在商业价值。当时我感觉这个领域已经有些泡沫，但不可能去公开提出疑问，大家都很狂热。最后这波热潮结束的时候，结束得很快。
钱颖一：所以你很高兴你没有投。
彼得 蒂尔：那个时候是。今天我认为，清洁技术可能是值得投资的冷门领域，但2005～2008年，不投清洁技术就对了。
跟搞技术的人说商业模式，跟谈商业模式的人说技术
钱颖一：你知道互联网金融在中国非常火热，你创办了PayPal，启动了这个行业。我记得在今年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你被问到关于互联网金融和金融技术问题，当时你对金融技术的回答非常有趣。请你再跟我们说说你的想法。
彼得 蒂尔：我想金融技术（Fin Tech）空间很大，所以很自然大家都会关注这个领域。挑战总是在于：能多好地区别于他人。很明显，如果你能创造新的借贷系统，新的银行，会非常有价值，但最后会有很多人跟你竞争。
我总喜欢说：当人们想谈技术时，你应该谈谈商业模式；当人们想谈商业模式时，你应该问问技术问题。生物技术公司经常谈技术，所以你应该在商业计划方面去大力推动。金融则是另一个极端，大家总爱谈商业战略、市场、快速崛起。这时候你就应该问，这里面有什么技术？除了一个网页外还有什么技术？如果对技术问题回答很棒，那就是很棒的起点。不过这是个典型的会难住人的问题。有可能一个成功的金融技术公司并没有太多技术，但有非常好的市场或者渠道机制，但我会很怀疑其持续成功的概率，因为太多人想那么做了。
钱颖一：所以应该说，对金融技术，你还没有听到令人信服的观点？
彼得 蒂尔：我想各种类型的商业模式都是很棒的，只是到头来都挑战重重——如果没有技术，你最后面临很大的市场竞争，代价很大。金融技术公司通常有很多借贷，最后你可能不得不卖掉公司股份以获得出借的启动资金，你的股权会被大大稀释。所以一些商业模式可能很棒，能做得很大，但对股东的回报可能很有限，因为股权稀释太多了。
有很多案例，即使在起步时非常拿不准，但结果很好。例如PayPal，我们起初认为就是市场竞赛，我们必须尽快规模化，因为通过邮件发送资金链接不是太大的创新，所以需要网络效应，更主要的是市场推广非常烧钱。大概一年后，事实证明，网上有大量的窃贼、诈骗，所以反诈骗技术变得很热，创造了巨大价值。PayPal是个金融技术公司，最后变得很有技术含量，这是随着时间积累而成，刚开始我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
中国“从0到1”的挑战比想象得要快
钱颖一：在谈到技术的未来时，你很善用逆向思维。硅谷的很多人，很多工程师对未来的技术、增长非常乐观，但你是个例外。你谈到了创新可能停滞，或者放缓。对上述现象，你解释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智能手机技术，可以被直观感知——仅仅因为我们整天都拿着iPhone，所以我们以为技术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事实上并没有，只是感觉上的偏差。第二，我们有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巨大的财富由少数公司创造，但事实上只是财务回报聚集于少数公司而不是造福了整个社会。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现在，假设你是对的，即发达国家正进入技术进展较慢的阶段，那么与之相关的两个问题是：一，在发达国家像美国或者欧洲，这些评价如何影响了你的投资决策？第二，中国离技术前沿还很远，中国的投资者和创业者应该创办些什么样的公司？
彼得 蒂尔：总有整体和细节两方面的问题。如果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技术进展非常有限，那你会想，创新很难。如果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技术进展迅速，那你会有很大的竞争压力。
例如，有人谈到生物技术产品方面有个重大突破。我们假定，他们找到个治疗自闭症的办法——有个设备戴到头上，连上脑电波，就能治好自闭症。
在一个技术进展很快的世界，你会自然而然地焦虑——也许大家正在用其他各种办法攻克这一课题，竞争将非常激烈。在一个技术进展非常快的世界，人们不断担心竞争。
在一个技术进步有限的世界，关键问题就变成：这到底行不行啊？如果有人告诉我这样一种设备，我最初的反应不会是“谁是现在正在治愈自闭症的另外十个人，他们会与我竞争，打败我”，而变成“你的技术真行得通吗？让我们花点时间看看是否真可行，如果我们确信可行，那我们要在竞争格局上做点什么，但不一定那么努力，因为竞争不太激烈。”
所以，社会创新处于井喷还是缓慢的阶段，社会个体考虑问题的优先顺序会非常不同。
中国还在追赶中，但复制模式不会永远持续。中国已嵌入了全球化版图，急需走到技术前沿，就是“从0到1”，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多的原始创新。
钱颖一：所以你认为中国面临“从0到1”的挑战可能比人们所想的要快。
彼得 蒂尔：对。
钱颖一：这是你的逆向思维。
彼得 蒂尔：我很高兴在中国有很多人读我的书。
跟PayPal帮学团队创业
钱颖一：很多学生报名听了你的课，其中一些同学想要成为创业家，有些不想。但是他们都想要有所创新。你会给那些想成为创业家的同学什么建议？会给那些仅仅想有创新能力的同学什么建议？对我，作为商学院院长，有什么建议？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可以用哪些方法来培育学生的想象力、逆向思维和创新能力？
彼得 蒂尔：我想没有公式。有很多种方式：创业公司可以创新，在大公司可以创新，在政府可以创新，在非盈利组织可以创新。有很多情境都可以去创新。回到这点，把正确的问题作为起点总是重要的。创造大家可以探索不同问题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斯坦福，行之有效的一个方面是，很多学生和教师之间有很强的联系，这些关系会伴随你很久。
1998年，创办PayPal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公司会成还是会败。但是我们告诉自己，我们要在创始人间建立很强的联系。我们将要一起工作数十年，因为这是个长期的游戏，长期的战略。也许会成功，也许会失败，我们希望能够用有趣的方式一起工作数十年。
钱颖一：PayPal创始人的联结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后来以PayPal帮（PayPal Mafia）闻名。
彼得 蒂尔：对，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建设团队。想问题应该长期。同学们才起步，不好衡量，但你应该常想着建设美好生活的方式是什么，未来的几年几十年持续地学习。
钱颖一：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应该在清华经管学院真正建立联结和关系，十年以后，将会以SEM帮（SEM Mafia）而闻名。
彼得 蒂尔：对，听上去真是高回报。
钱颖一：非常感谢你给我们清华学生上了深具启发、富有洞见的两周课。四年前，你在斯坦福授课，课堂笔记后来成为顶级畅销书《从0到1》。四年后的现在，你来清华讲授了这次非常精彩的课程，你的课程基于这本书，但也融合和增加了很多新观点、新例子。这些新的观点和例子反映了过去四年中你新的思考和观察。在此课程结束之际，你能否简要总结一下，你过去四年中有哪些重要的新观点或者新观察融入了本次课程中？
彼得 蒂尔：我过去四年里发展出来的很多想法，是《从0到1》里一些观点的深化。关于创新的历史，我觉得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看看工业革命以来创新的历史，你会发现，创新对社会非常有益。
问题是，在创新史上，哪些阶段创新者确实能获利？哪些阶段创新者更难获得商业成功？围绕创新历史的这个问题很有趣……例如，软件对于发明者很有利，而飞机发明者则没怎么获利。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企业家比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获益多。这个历史问题内涵丰富，所以我思考很多。
一个和创新历史相关又和中国相关的问题是：在整个体系中，高附加值在哪里？如果我们有拼图一样复杂的产业链，谁真正获取了绝大部分价值？我们怎样真正知道谁获取了价值？
我在课上举了苹果和富士康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苹果获取了价值链中的绝大部分价值，而富士康相对获利微少。苹果的价值7倍于富士康。
一种可能性是价值主要由研发和品牌环节获得，即苹果公司获得；而制造环节创造的价值少得惊人。另一种可能性是智能手机极其特别，比起其他产品，智能手机的品牌和研发更重要，而汽车或者其他产品，制造仍占据中心地位。
但是我想，高附加值在哪里，谁最有能力获取，谁更有议价能力，是超级重要的问题，需要经常思考之。
钱颖一：所以这两个方面是和中国很相关的：历史的角度和高附加值在哪里。第一，在座的大部分学生，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和中国，大部分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所以对历史所知甚少，但历史非常重要。第二，价值获取问题，现在中国正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对任何一个产业而言，谁获得价值是关键。
彼得 蒂尔：这在中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理解历史非常重要，同时要认识到未来与过去会有所不同。你无法从历史中找到所有答案。我认为对中国过去的20或30年而言，全球化是极其重要的趋势。这种趋势会继续，但不会再那么重要，可能中国正从出口模式转向消费导向的社会。如果仅看历史，你会得出结论，一切都在全球化，除了全球化别无其他。所以，我们可能会犯研究历史太少的错，也可能会犯研究历史太多的错——某种意义上被历史所限。
钱颖一：所以第三点是，未来将会不同于过去。
彼得 蒂尔：是的，如果没有不同，那我们只是活在当下，就像非常长的瑜伽冥想。
何为逆向思维？
钱颖一：这些都是新的观点。我想从你四年前的课到今天的课，有一个贯穿其中的思想，就是逆向思维，对吗？这次课中你进一步丰富了你的思想。
彼得 蒂尔：对，这是贯穿始终的思考。但是逆向思维，并不是为了和别人持不同意见而持不同意见。如果这样，就不再是逆向思维，仅是加了个负号的延续性思维——你先看看主流舆论，然后在前面加个“-”。
钱颖一：很多人有这种倾向，当他们不同意你时，就在你说的一切前放上“-”号，变成对立面。那么什么是真正的逆向思维？
彼得 蒂尔：真正的逆向思维是自己独立思考，不要人人云亦云，也不是跟周围人唱反调，而是思考有意思、其他人甚至都没想过的问题。所以逆向思维就是探索你感兴趣但别人还没发现其有趣之处的方面。
我有一个朋友几年前是个博士生，他认为成功的博士生和不成功的博士生之间最大的差异，不是做研究的能力，而是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如果你能提出正确的问题，问题不是太简单也不是太难，你就能够回答而且回答得有趣。这种能力颇具生产力，从正确的问题出发，你能得到很多有趣的结果。很多最聪明的人非常努力，但他们从未真正提出正确的问题。他们提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在问，很多人都在研究，因此难以脱颖而出。如果问题有趣但不可能回答，也难以取得很大进展。
所以逆向思维不一定总是给出不同答案，如果提出没有人问过的好问题，就是非常好的起点。
钱颖一：这是两个要点。一是提出好问题，二是寻找没有很多人感兴趣但你真正想探索的领域。
彼得 蒂尔：我们甚至经常会对提出好问题感到尴尬，因为我们经常想，这些问题很笨，或者一定已经被其他人问过了，我一定遗漏了什么，去问这些问题显得太笨。我们还都会有这种羞愧感——当听到不太懂的事情时，就想我是不是有点笨才不懂，因此不提问。可能事实上没什么，只是聊得稍微复杂点，你只要简单问一问，就会发现根本不难。所以我想，有时，问那些看上去笨笨的问题实际上挺难做到的。
逆向思维锻炼方法
钱颖一：那我很好奇，你是如何发展出问问题的方法，发展出这种逆向思维的方法。不像很多硅谷投资家和创业者，你在硅谷长大，在斯坦福读本科和研究生，在硅谷做投资，在硅谷创办公司，好像你就从没离开过硅谷。你在斯坦福本科专业是20世纪哲学，斯坦福法学院的法律博士。那哲学和法律是怎么帮助你或者实际上没有帮助你发展逆向思维的？
彼得 蒂尔：我对想法如何连接，如何契合到整体中去总是非常好奇。虽然哲学的很多东西并不太实用，但有个思维锻炼很好，就是询问事物间的相互联系。我喜欢和朋友聊天，对各种话题都感兴趣，这自然而然会有灵感。美国过去20～25年间，经历了大规模不理性的行为，心理层面上非常奇怪的现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经历了疯狂的互联网泡沫；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疯狂的地产和金融泡沫。所以回头看看，对这些事物保持一点距离、保留一些批评很重要。
逆向投资：SpaceX和清洁技术 钱颖一：我想回到逆向思维。我想更具体了解，在你的投资决策中，逆向思维如何帮助你。除了Facebook，你能给我们举一些这样的例子吗：哪些时候除了你没有人真的想投资；哪些时候很多人都想投，但是你却拒绝了。
彼得 蒂尔：一个比Facebook更有戏剧性的例子是，2008年夏天我们第一次投资给埃隆 马斯克（Elon Musk）的SpaceX时，我们收到一些邮件，他们说：“我们非常高兴没有投钱给你，这件事儿太愚蠢了。”潜在投资人主动发这样的邮件很不常见。
投资SpaceX看上去非常奇怪，主要问题是：这不是IT，你对投资火箭公司有任何经验吗？这生意风险太大了。
但是如果仔细思考，你会发现，SpaceX的商业模式实际上非常棒，因为人们会预付费来买火箭，所以相对而言，项目一旦启动，就是正现金流生意。而且，埃隆是在与那些非常陈旧的航空航天集团企业竞争，例如波音（Boeing）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40年来没有新火箭公司出现，显然这是没有什么人懂的领域。所以我们不需要非常擅长投资火箭公司，因为在投资层面，绝对没有人与我们竞争。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专业知识，我们也一样，但我们只要稍微做点研究就可以做到相对专业。
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投。作为风险投资家，总是犯这样的错误——投资了以后发现公司最后很糟糕或者错过了后来很棒的公司。2005年到2008年间，我们放弃了清洁技术领域这一整个投资类别。我认为清洁技术很好很重要，但公司非常同质化，这方面的投资竞争太激烈以至于脱离了潜在商业价值。当时我感觉这个领域已经有些泡沫，但不可能去公开提出疑问，大家都很狂热。最后这波热潮结束的时候，结束得很快。
钱颖一：所以你很高兴你没有投。
彼得 蒂尔：那个时候是。今天我认为，清洁技术可能是值得投资的冷门领域，但2005～2008年，不投清洁技术就对了。
跟搞技术的人说商业模式，跟谈商业模式的人说技术
钱颖一：你知道互联网金融在中国非常火热，你创办了PayPal，启动了这个行业。我记得在今年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你被问到关于互联网金融和金融技术问题，当时你对金融技术的回答非常有趣。请你再跟我们说说你的想法。
彼得 蒂尔：我想金融技术（Fin Tech）空间很大，所以很自然大家都会关注这个领域。挑战总是在于：能多好地区别于他人。很明显，如果你能创造新的借贷系统，新的银行，会非常有价值，但最后会有很多人跟你竞争。
我总喜欢说：当人们想谈技术时，你应该谈谈商业模式；当人们想谈商业模式时，你应该问问技术问题。生物技术公司经常谈技术，所以你应该在商业计划方面去大力推动。金融则是另一个极端，大家总爱谈商业战略、市场、快速崛起。这时候你就应该问，这里面有什么技术？除了一个网页外还有什么技术？如果对技术问题回答很棒，那就是很棒的起点。不过这是个典型的会难住人的问题。有可能一个成功的金融技术公司并没有太多技术，但有非常好的市场或者渠道机制，但我会很怀疑其持续成功的概率，因为太多人想那么做了。
钱颖一：所以应该说，对金融技术，你还没有听到令人信服的观点？
彼得 蒂尔：我想各种类型的商业模式都是很棒的，只是到头来都挑战重重——如果没有技术，你最后面临很大的市场竞争，代价很大。金融技术公司通常有很多借贷，最后你可能不得不卖掉公司股份以获得出借的启动资金，你的股权会被大大稀释。所以一些商业模式可能很棒，能做得很大，但对股东的回报可能很有限，因为股权稀释太多了。
有很多案例，即使在起步时非常拿不准，但结果很好。例如PayPal，我们起初认为就是市场竞赛，我们必须尽快规模化，因为通过邮件发送资金链接不是太大的创新，所以需要网络效应，更主要的是市场推广非常烧钱。大概一年后，事实证明，网上有大量的窃贼、诈骗，所以反诈骗技术变得很热，创造了巨大价值。PayPal是个金融技术公司，最后变得很有技术含量，这是随着时间积累而成，刚开始我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
中国“从0到1”的挑战比想象得要快
钱颖一：在谈到技术的未来时，你很善用逆向思维。硅谷的很多人，很多工程师对未来的技术、增长非常乐观，但你是个例外。你谈到了创新可能停滞，或者放缓。对上述现象，你解释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智能手机技术，可以被直观感知——仅仅因为我们整天都拿着iPhone，所以我们以为技术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事实上并没有，只是感觉上的偏差。第二，我们有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巨大的财富由少数公司创造，但事实上只是财务回报聚集于少数公司而不是造福了整个社会。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现在，假设你是对的，即发达国家正进入技术进展较慢的阶段，那么与之相关的两个问题是：一，在发达国家像美国或者欧洲，这些评价如何影响了你的投资决策？第二，中国离技术前沿还很远，中国的投资者和创业者应该创办些什么样的公司？
彼得 蒂尔：总有整体和细节两方面的问题。如果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技术进展非常有限，那你会想，创新很难。如果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技术进展迅速，那你会有很大的竞争压力。
例如，有人谈到生物技术产品方面有个重大突破。我们假定，他们找到个治疗自闭症的办法——有个设备戴到头上，连上脑电波，就能治好自闭症。
在一个技术进展很快的世界，你会自然而然地焦虑——也许大家正在用其他各种办法攻克这一课题，竞争将非常激烈。在一个技术进展非常快的世界，人们不断担心竞争。
在一个技术进步有限的世界，关键问题就变成：这到底行不行啊？如果有人告诉我这样一种设备，我最初的反应不会是“谁是现在正在治愈自闭症的另外十个人，他们会与我竞争，打败我”，而变成“你的技术真行得通吗？让我们花点时间看看是否真可行，如果我们确信可行，那我们要在竞争格局上做点什么，但不一定那么努力，因为竞争不太激烈。”
所以，社会创新处于井喷还是缓慢的阶段，社会个体考虑问题的优先顺序会非常不同。
中国还在追赶中，但复制模式不会永远持续。中国已嵌入了全球化版图，急需走到技术前沿，就是“从0到1”，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多的原始创新。
钱颖一：所以你认为中国面临“从0到1”的挑战可能比人们所想的要快。
彼得 蒂尔：对。
钱颖一：这是你的逆向思维。
彼得 蒂尔：我很高兴在中国有很多人读我的书。
跟PayPal帮学团队创业
钱颖一：很多学生报名听了你的课，其中一些同学想要成为创业家，有些不想。但是他们都想要有所创新。你会给那些想成为创业家的同学什么建议？会给那些仅仅想有创新能力的同学什么建议？对我，作为商学院院长，有什么建议？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可以用哪些方法来培育学生的想象力、逆向思维和创新能力？
彼得 蒂尔：我想没有公式。有很多种方式：创业公司可以创新，在大公司可以创新，在政府可以创新，在非盈利组织可以创新。有很多情境都可以去创新。回到这点，把正确的问题作为起点总是重要的。创造大家可以探索不同问题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斯坦福，行之有效的一个方面是，很多学生和教师之间有很强的联系，这些关系会伴随你很久。
1998年，创办PayPal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公司会成还是会败。但是我们告诉自己，我们要在创始人间建立很强的联系。我们将要一起工作数十年，因为这是个长期的游戏，长期的战略。也许会成功，也许会失败，我们希望能够用有趣的方式一起工作数十年。
钱颖一：PayPal创始人的联结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后来以PayPal帮（PayPal Mafia）闻名。
彼得 蒂尔：对，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建设团队。想问题应该长期。同学们才起步，不好衡量，但你应该常想着建设美好生活的方式是什么，未来的几年几十年持续地学习。
钱颖一：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应该在清华经管学院真正建立联结和关系，十年以后，将会以SEM帮（SEM Mafia）而闻名。
彼得 蒂尔：对，听上去真是高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