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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诗人杜荀鹤在《自叙》一诗中云：“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杜氏出身寒微，又生值农民战争高潮期，对世态浇漓、黎民疾苦有一定的了解和体察，故诗作多讽时刺世，描述国家和人民的惨痛境遇。他的《唐风集》足以证明其并非无聊的“宇宙闲吟客”。杜荀鹤官至翰林学士，能有“怕作乾坤窃禄人”的心虑，这在贪官污吏盛行的封建社会委实难能可贵。
“禄”者，俸禄也。韩非子在《奸劫弑臣》中云：“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一部封建社会的历史，充斥着大大小小的“窃禄”的“奸私之臣”。
封建社会的寿终正寝，并不能说明“窃禄人”的绝迹。在反腐斗争中频频落马的那些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吞噬公款者，均属此类。其共同特征便是：利用公权力，“蚕食”甚或“鲸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犹如窃贼一般，岂止是“窃禄”，还是在“窃国”哩！
在现实社会中，还有一类“窃禄人”也必须查一查。他们白拿纳税人给予的俸禄，却没能为纳税人办事谋利，相反，还乱缴“学费”，使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蒙受重大损失。据《经济参考报》载：东北某市城东有一座化工厂，投资6亿元人民币，而且每试车一次就需要再投入500万元，结果该厂“烟囱巨大不冒烟，机器成堆不出声”。
时下，似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惩治腐败，就是要追查那些中饱私囊的“窃禄人”（这固然必要），而对那些乱缴“学费”的“窃禄人”则因不入个人腰包而予以宽恕。这一误区的存在，替某些好大喜功者热衷于“形象工程”留下了巨大空间，导致国家财政空耗。
记得西汉刘向的《说苑》在谈到为官之道时，把所有的官员分为十二类，列为“六正六邪”，“六邪”之首乃是“安官会禄，不务公事，此为‘庸’”。这类“庸”字号的“窃禄人”，我们平时见得还少么？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者有之，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者有之，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者有之，罔顾民生、只图私利者有之，优柔寡断、议而不决者有之，决而不行、搞“花架子”者有之，无功邀赏、有过推诿者有之……
“庸”字号的“窃禄人”堂堂然居位，暂且先不论唐末诗人杜荀鹤在《自叙》一诗中云：“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杜氏出身寒微，又生值农民战争高潮期，对世态浇漓、黎民疾苦有一定的了解和体察，故诗作多讽时刺世，描述国家和人民的惨痛境遇。他的《唐风集》足以证明其并非无聊的“宇宙闲吟客”。杜荀鹤官至翰林学士，能有“怕作乾坤窃禄人”的心虑，这在贪官污吏盛行的封建社会委实难能可贵。
“禄”者，俸禄也。韩非子在《奸劫弑臣》中云：“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一部封建社会的历史，充斥着大大小小的“窃禄”的“奸私之臣”。
封建社会的寿终正寢，并不能说明“窃禄人”的绝迹。在反腐斗争中频频落马的那些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吞噬公款者，均属此类。其共同特征便是：利用公权力，“蚕食”甚或“鲸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犹如窃贼一般，岂止是“窃禄”，还是在“窃国”哩！
在现实社会中，还有一类“窃禄人”也必须查一查。他们白拿纳税人给予的俸禄，却没能为纳税人办事谋利，相反，还乱缴“学费”，使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蒙受重大损失。据《经济参考报》载：东北某市城东有一座化工厂，投资6亿元人民币，而且每试车一次就需要再投入500万元，结果该厂“烟囱巨大不冒烟，机器成堆不出声”。
时下，似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惩治腐败，就是要追查那些中饱私囊的“窃禄人”（这固然必要），而对那些乱缴“学费”的“窃禄人”则因不入个人腰包而予以宽恕。这一误区的存在，替某些好大喜功者热衷于“形象工程”留下了巨大空间，导致国家财政空耗。
记得西汉刘向的《说苑》在谈到为官之道时，把所有的官员分为十二类，列为“六正六邪”，“六邪”之首乃是“安官会禄，不务公事，此为‘庸’”。这类“庸”字号的“窃禄人”，我们平时见得还少么？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者有之，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者有之，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者有之，罔顾民生、只图私利者有之，优柔寡断、议而不决者有之，决而不行、搞“花架子”者有之，无功邀赏、有过推诿者有之……
“庸”字号的“窃禄人”堂堂然居位，暂且先不论其个人问题，诸如能力、素养、品行等，就机制而言，我认为在两个环节上明显存在着瑕疵：一是任用选拔。按理说，干部的任用选拔必须是德才兼备，如果说，“德”是干部防“贪”的前提，那么，“才”便是干部防“庸”的要义。现如今，各层级的干部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庸官，这显然在干部任用选拔的标准上出现了偏差，“德”降了格，“才”虚了位。二是监管考核。作为干部监管的一项程序，如今政府部门每年都会对机关单位的绩效进行考核，它对领导干部也是必过的一道坎，除了表明其清廉与否，还考量着“胜任”与否。
如何对待“庸”字号的“窃禄人”，无疑是当下吏治的题中之意。山西省近来重拳治吏，对139名在岗位却不在状态的官员或降级，或免职，或调离；从去年开始，贵州省黔西南州尝试推出“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迄今已有1334名不胜任现职干部被召回，其中包括处级干部59名。该州对存在12类“为官不为”情形的干部进行召回，对庸官先给一个“回炉淬火”的机会，如仍不“成器”，将退出官场，绝不姑息！
其个人问题，诸如能力、素养、品行等，就机制而言，我认为在两个环节上明显存在着瑕疵：一是任用选拔。按理说，干部的任用选拔必须是德才兼备，如果说，“德”是干部防“贪”的前提，那么，“才”便是干部防“庸”的要义。现如今，各层级的干部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庸官，这显然在干部任用选拔的标准上出现了偏差，“德”降了格，“才”虚了位。二是监管考核。作为干部监管的一项程序，如今政府部门每年都会对机关单位的绩效进行考核，它对领导干部也是必过的一道坎，除了表明其清廉与否，还考量着“胜任”与否。
如何对待“庸”字号的“窃禄人”，无疑是当下吏治的题中之意。山西省近来重拳治吏，对139名在岗位却不在状态的官员或降级，或免职，或调离；从去年开始，贵州省黔西南州尝试推出“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迄今已有1334名不胜任现职干部被召回，其中包括处级干部59名。该州对存在12类“为官不为”情形的干部进行召回，对庸官先给一个“回炉淬火”的机会，如仍不“成器”，将退出官场，绝不姑息！
“禄”者，俸禄也。韩非子在《奸劫弑臣》中云：“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一部封建社会的历史，充斥着大大小小的“窃禄”的“奸私之臣”。
封建社会的寿终正寝，并不能说明“窃禄人”的绝迹。在反腐斗争中频频落马的那些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吞噬公款者，均属此类。其共同特征便是：利用公权力，“蚕食”甚或“鲸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犹如窃贼一般，岂止是“窃禄”，还是在“窃国”哩！
在现实社会中，还有一类“窃禄人”也必须查一查。他们白拿纳税人给予的俸禄，却没能为纳税人办事谋利，相反，还乱缴“学费”，使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蒙受重大损失。据《经济参考报》载：东北某市城东有一座化工厂，投资6亿元人民币，而且每试车一次就需要再投入500万元，结果该厂“烟囱巨大不冒烟，机器成堆不出声”。
时下，似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惩治腐败，就是要追查那些中饱私囊的“窃禄人”（这固然必要），而对那些乱缴“学费”的“窃禄人”则因不入个人腰包而予以宽恕。这一误区的存在，替某些好大喜功者热衷于“形象工程”留下了巨大空间，导致国家财政空耗。
记得西汉刘向的《说苑》在谈到为官之道时，把所有的官员分为十二类，列为“六正六邪”，“六邪”之首乃是“安官会禄，不务公事，此为‘庸’”。这类“庸”字号的“窃禄人”，我们平时见得还少么？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者有之，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者有之，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者有之，罔顾民生、只图私利者有之，优柔寡断、议而不决者有之，决而不行、搞“花架子”者有之，无功邀赏、有过推诿者有之……
“庸”字号的“窃禄人”堂堂然居位，暂且先不论唐末诗人杜荀鹤在《自叙》一诗中云：“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杜氏出身寒微，又生值农民战争高潮期，对世态浇漓、黎民疾苦有一定的了解和体察，故诗作多讽时刺世，描述国家和人民的惨痛境遇。他的《唐风集》足以证明其并非无聊的“宇宙闲吟客”。杜荀鹤官至翰林学士，能有“怕作乾坤窃禄人”的心虑，这在贪官污吏盛行的封建社会委实难能可贵。
“禄”者，俸禄也。韩非子在《奸劫弑臣》中云：“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一部封建社会的历史，充斥着大大小小的“窃禄”的“奸私之臣”。
封建社会的寿终正寢，并不能说明“窃禄人”的绝迹。在反腐斗争中频频落马的那些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吞噬公款者，均属此类。其共同特征便是：利用公权力，“蚕食”甚或“鲸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犹如窃贼一般，岂止是“窃禄”，还是在“窃国”哩！
在现实社会中，还有一类“窃禄人”也必须查一查。他们白拿纳税人给予的俸禄，却没能为纳税人办事谋利，相反，还乱缴“学费”，使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蒙受重大损失。据《经济参考报》载：东北某市城东有一座化工厂，投资6亿元人民币，而且每试车一次就需要再投入500万元，结果该厂“烟囱巨大不冒烟，机器成堆不出声”。
时下，似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惩治腐败，就是要追查那些中饱私囊的“窃禄人”（这固然必要），而对那些乱缴“学费”的“窃禄人”则因不入个人腰包而予以宽恕。这一误区的存在，替某些好大喜功者热衷于“形象工程”留下了巨大空间，导致国家财政空耗。
记得西汉刘向的《说苑》在谈到为官之道时，把所有的官员分为十二类，列为“六正六邪”，“六邪”之首乃是“安官会禄，不务公事，此为‘庸’”。这类“庸”字号的“窃禄人”，我们平时见得还少么？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者有之，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者有之，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者有之，罔顾民生、只图私利者有之，优柔寡断、议而不决者有之，决而不行、搞“花架子”者有之，无功邀赏、有过推诿者有之……
“庸”字号的“窃禄人”堂堂然居位，暂且先不论其个人问题，诸如能力、素养、品行等，就机制而言，我认为在两个环节上明显存在着瑕疵：一是任用选拔。按理说，干部的任用选拔必须是德才兼备，如果说，“德”是干部防“贪”的前提，那么，“才”便是干部防“庸”的要义。现如今，各层级的干部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庸官，这显然在干部任用选拔的标准上出现了偏差，“德”降了格，“才”虚了位。二是监管考核。作为干部监管的一项程序，如今政府部门每年都会对机关单位的绩效进行考核，它对领导干部也是必过的一道坎，除了表明其清廉与否，还考量着“胜任”与否。
如何对待“庸”字号的“窃禄人”，无疑是当下吏治的题中之意。山西省近来重拳治吏，对139名在岗位却不在状态的官员或降级，或免职，或调离；从去年开始，贵州省黔西南州尝试推出“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迄今已有1334名不胜任现职干部被召回，其中包括处级干部59名。该州对存在12类“为官不为”情形的干部进行召回，对庸官先给一个“回炉淬火”的机会，如仍不“成器”，将退出官场，绝不姑息！
其个人问题，诸如能力、素养、品行等，就机制而言，我认为在两个环节上明显存在着瑕疵：一是任用选拔。按理说，干部的任用选拔必须是德才兼备，如果说，“德”是干部防“贪”的前提，那么，“才”便是干部防“庸”的要义。现如今，各层级的干部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庸官，这显然在干部任用选拔的标准上出现了偏差，“德”降了格，“才”虚了位。二是监管考核。作为干部监管的一项程序，如今政府部门每年都会对机关单位的绩效进行考核，它对领导干部也是必过的一道坎，除了表明其清廉与否，还考量着“胜任”与否。
如何对待“庸”字号的“窃禄人”，无疑是当下吏治的题中之意。山西省近来重拳治吏，对139名在岗位却不在状态的官员或降级，或免职，或调离；从去年开始，贵州省黔西南州尝试推出“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迄今已有1334名不胜任现职干部被召回，其中包括处级干部59名。该州对存在12类“为官不为”情形的干部进行召回，对庸官先给一个“回炉淬火”的机会，如仍不“成器”，将退出官场，绝不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