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道法术技作为中国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矛盾的四个论述层次，分别从各个层次的展开和深入中，对我国的经济矛盾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并且也提供了相应的方法。
中国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道
在中国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矛盾的研究中，用道法术技四个层次来对经济矛盾进行研究。所谓道，也就是最为根本的理念。在古代中国就有道家思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为什么是道生一，因为道是本源，是一切的起点，但道又不是零，并不是零，一，二，三，这样简单的排列，零是无，道家思想强调无为而治，但无为并不是无作为而是顺应天命，顺从规律。所以，道，在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就是劳动社会主义。
确立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义之前，必须要明确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而主体的明确则必须充分考虑主体的国度性和历史性。首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必须是中国劳动者，因为在中国劳动者阶级是社会财富的的创造者也是社会人数中占最大的群体。这和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从开天辟地之时至今，中华上下五千年，唯一没有中断过得四大文明就是中华文明，这是因为我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农业文明就决定了每个人只有自食其力的进行农业劳动才能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远古的传说当中，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每一个传说中的人物都是中国劳动者的代表，没有中国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就没有我国长达五千年的文明，是劳动创造了中国，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一定是中国的劳动者。
在历史的长河中，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经济的大背景，由于统治者封建统治人民的需要，以及中国处于两河流域的与生俱来的地理环境，甚至还有中国国学文化的熏陶，农业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产业。但在古代传统的农业经济中，劳动工具的落后和劳作技术发展缓慢，使得人就成为了农耕经济中最重要的，而这些劳动者也就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主体，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现代中国，十四亿人口中，劳动者阶层是占绝大多数的，没有劳动者的辛勤劳动，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所呈现出的繁荣景象，因此，中国的劳动者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
中国劳动社会主义的法
法，战国时有法家，商鞅的政略是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而韩非子的“法”是建立在类似荀况“性恶论”的基础上，减少了对人性善的期望而承袭了荀况“以法制之”“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的主张，强调统治者应取一种主动的姿态，用“法”“势”“术”相结合的“王者之道”牢牢控制被统治者。韩非子认为，人生而好利恶害，这是人之本能，但此种本能既非善亦非恶，只是一个存在的事实而已，此事实是一切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前提。法家的法实际是法律，是统治者驭民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儒家的礼法也是一种统治方法，法有标准的意思，这个标准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实践辩证法是哲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系统抽象法，这是实践辩证法在中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具体化，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法的层次，就是系统抽想法，系统抽象法包含、体现着实践辩证法，这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法的研究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法作为第二层次，是道的展开，进一步的充实道，发展主义。中国的主义只能依靠主体才能得到，要形成劳动者的主义，就要有与中国劳动者相适应的方法论，从而来概括他们的利益和意识，进而将主义贯彻于主题，这样就能揭示经济矛盾规律，中国的“法”，是特殊，在特殊中才能体现着一般。“法”的研究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内在条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是要概括历史上所有成功的研究方法，同时批判错误的方法，加之借鉴国外的方法，根据中国自身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条件和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结合劳动者的主体性，形成一套系统的研究方法的认识，为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发展创造条件。“法”是解决中国实际经济矛盾的所必须的，解决经济矛盾的根据和目的，追踪溯源还是经济矛盾本身，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从中国自身的经济矛盾出发，才能发现矛盾并解决矛盾。
中国劳动社会主义的术
术，在道，法之后，就是法的具体的应用，在法的基础之上展开，进行研究。在中国古代，术就作为对力量的控制来为人所熟知的，算术，造纸术，艺术，医术，武术，战术，学术，等等这些术，都是对力量的控制，当然一切回到根本，还是依从于主体，只有确立主体性，通过主体才能对力量进行控制，这样的控制。也就是术，才有意义。
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系统抽象法并不是一种术，而是法，术就是系统抽象法具体展开的应用，特别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术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术之后的技是在术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展开和应用，术，即使具体的也是抽象的，所以要具体和抽象相结合，抽象经济学研究中各种术的普遍规律，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进行具体，进一步找到中国经济矛盾，并更加具体的解决这些矛盾。比如，边际分析，均衡与非均衡分析，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长期与短期的分析是“术”。对术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对术的理解有偏差，就会是经济学的研究陷入泥潭，例如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过于甚至完全数学化，把算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就导致了无论是微观经济学也好还是宏观经济学，一条供给曲线，一条需求曲线，一条总供给曲线，一条总需求曲线，再加上一些设定好的单位条件就能解释经济问题，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能让人接受的。经济问题如果是数学公式能够算清楚，算明白的，那么经济问题就变成了数题集，经济学就成为了数学的分支，但根据现实来看，并不是这样的，经济矛盾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所产生的，是一种经济关系的矛盾，所以，在确立了法之后，对于术的展开，必须从于法，而又要精于法。
中国劳动社会主义的技
技，在术之后，是更具体的术，是展开的术。技，是手和支，可理解为通过双手来创造生活，维持生计的意思，有，技能，才能，本领，技巧，的意思，不难看出，技是比术要更为具体的。
经济学中研究的“技”，时研究者悟道、效法、施术以掌握研究对象的能力、技巧和熟练程度。经济学研究中以技为对象，分出了不同的学科，如，统计学，金融学，保险学，会计学，审计学，财政学，计量学，都是研究技的学问。技是道法术的实现和最广泛的展开，也是道法术的执行者。只有在道法术的指导下，技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也只有通过技，道法术才能得以最终实现，并解决经济矛盾。
道法术技重点在道法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道是劳动主义，绝非官僚资本主义，明确道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不谈阶级只研究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是错误的，研究政治经济学必须明确阶级，也就是主体，只有在明确主体的道的研究条件下才能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法术技层次的研究。道，掌控全局，是所有层次的开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以劳动者阶级作为主体，这是在道中需要明确的，也是在法术技中必须贯彻的。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是实践辩证法，经济学方法论是系统抽象法，法的确定在道之后，是对术技研究的规范和要求，只有遵从了法，才能对具体的经济矛盾进行解释，并解决经济矛盾。系统抽象法以概念运动为主导，，没有方法论就不可能建立理论体系，法是非常重要的。
术和技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细化，并不是说二者不重要，只不过取决于研究的顺序，中国政治经济学是必须要用到术技，但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则得看道法。中国政治经济学不同于西方，术技的过分细分对经济学的研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只有在根源处把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要害，才能更好的对经济矛盾展开分析，并最终得以解决。
[1] 杨祥梅.经济学方法论及启示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0（1）：16-17.
[2] 张泽泉.经济学方法论[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7）：37-38.
[3] 曹均伟.论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0、12（6）：11-17，62.
[4] 沈兰.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思考[J].金融经济，2010：64.
[5] 张华荣.经濟学方法论研究三十年[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6）：9-16.
中国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道
在中国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矛盾的研究中，用道法术技四个层次来对经济矛盾进行研究。所谓道，也就是最为根本的理念。在古代中国就有道家思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为什么是道生一，因为道是本源，是一切的起点，但道又不是零，并不是零，一，二，三，这样简单的排列，零是无，道家思想强调无为而治，但无为并不是无作为而是顺应天命，顺从规律。所以，道，在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就是劳动社会主义。
确立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义之前，必须要明确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而主体的明确则必须充分考虑主体的国度性和历史性。首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必须是中国劳动者，因为在中国劳动者阶级是社会财富的的创造者也是社会人数中占最大的群体。这和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从开天辟地之时至今，中华上下五千年，唯一没有中断过得四大文明就是中华文明，这是因为我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农业文明就决定了每个人只有自食其力的进行农业劳动才能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远古的传说当中，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每一个传说中的人物都是中国劳动者的代表，没有中国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就没有我国长达五千年的文明，是劳动创造了中国，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一定是中国的劳动者。
在历史的长河中，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经济的大背景，由于统治者封建统治人民的需要，以及中国处于两河流域的与生俱来的地理环境，甚至还有中国国学文化的熏陶，农业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产业。但在古代传统的农业经济中，劳动工具的落后和劳作技术发展缓慢，使得人就成为了农耕经济中最重要的，而这些劳动者也就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主体，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现代中国，十四亿人口中，劳动者阶层是占绝大多数的，没有劳动者的辛勤劳动，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所呈现出的繁荣景象，因此，中国的劳动者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
中国劳动社会主义的法
法，战国时有法家，商鞅的政略是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而韩非子的“法”是建立在类似荀况“性恶论”的基础上，减少了对人性善的期望而承袭了荀况“以法制之”“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的主张，强调统治者应取一种主动的姿态，用“法”“势”“术”相结合的“王者之道”牢牢控制被统治者。韩非子认为，人生而好利恶害，这是人之本能，但此种本能既非善亦非恶，只是一个存在的事实而已，此事实是一切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前提。法家的法实际是法律，是统治者驭民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儒家的礼法也是一种统治方法，法有标准的意思，这个标准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实践辩证法是哲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系统抽象法，这是实践辩证法在中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具体化，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法的层次，就是系统抽想法，系统抽象法包含、体现着实践辩证法，这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法的研究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法作为第二层次，是道的展开，进一步的充实道，发展主义。中国的主义只能依靠主体才能得到，要形成劳动者的主义，就要有与中国劳动者相适应的方法论，从而来概括他们的利益和意识，进而将主义贯彻于主题，这样就能揭示经济矛盾规律，中国的“法”，是特殊，在特殊中才能体现着一般。“法”的研究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内在条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是要概括历史上所有成功的研究方法，同时批判错误的方法，加之借鉴国外的方法，根据中国自身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条件和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结合劳动者的主体性，形成一套系统的研究方法的认识，为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发展创造条件。“法”是解决中国实际经济矛盾的所必须的，解决经济矛盾的根据和目的，追踪溯源还是经济矛盾本身，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从中国自身的经济矛盾出发，才能发现矛盾并解决矛盾。
中国劳动社会主义的术
术，在道，法之后，就是法的具体的应用，在法的基础之上展开，进行研究。在中国古代，术就作为对力量的控制来为人所熟知的，算术，造纸术，艺术，医术，武术，战术，学术，等等这些术，都是对力量的控制，当然一切回到根本，还是依从于主体，只有确立主体性，通过主体才能对力量进行控制，这样的控制。也就是术，才有意义。
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系统抽象法并不是一种术，而是法，术就是系统抽象法具体展开的应用，特别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术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术之后的技是在术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展开和应用，术，即使具体的也是抽象的，所以要具体和抽象相结合，抽象经济学研究中各种术的普遍规律，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进行具体，进一步找到中国经济矛盾，并更加具体的解决这些矛盾。比如，边际分析，均衡与非均衡分析，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长期与短期的分析是“术”。对术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对术的理解有偏差，就会是经济学的研究陷入泥潭，例如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过于甚至完全数学化，把算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就导致了无论是微观经济学也好还是宏观经济学，一条供给曲线，一条需求曲线，一条总供给曲线，一条总需求曲线，再加上一些设定好的单位条件就能解释经济问题，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能让人接受的。经济问题如果是数学公式能够算清楚，算明白的，那么经济问题就变成了数题集，经济学就成为了数学的分支，但根据现实来看，并不是这样的，经济矛盾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所产生的，是一种经济关系的矛盾，所以，在确立了法之后，对于术的展开，必须从于法，而又要精于法。
中国劳动社会主义的技
技，在术之后，是更具体的术，是展开的术。技，是手和支，可理解为通过双手来创造生活，维持生计的意思，有，技能，才能，本领，技巧，的意思，不难看出，技是比术要更为具体的。
经济学中研究的“技”，时研究者悟道、效法、施术以掌握研究对象的能力、技巧和熟练程度。经济学研究中以技为对象，分出了不同的学科，如，统计学，金融学，保险学，会计学，审计学，财政学，计量学，都是研究技的学问。技是道法术的实现和最广泛的展开，也是道法术的执行者。只有在道法术的指导下，技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也只有通过技，道法术才能得以最终实现，并解决经济矛盾。
道法术技重点在道法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道是劳动主义，绝非官僚资本主义，明确道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不谈阶级只研究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是错误的，研究政治经济学必须明确阶级，也就是主体，只有在明确主体的道的研究条件下才能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法术技层次的研究。道，掌控全局，是所有层次的开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以劳动者阶级作为主体，这是在道中需要明确的，也是在法术技中必须贯彻的。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是实践辩证法，经济学方法论是系统抽象法，法的确定在道之后，是对术技研究的规范和要求，只有遵从了法，才能对具体的经济矛盾进行解释，并解决经济矛盾。系统抽象法以概念运动为主导，，没有方法论就不可能建立理论体系，法是非常重要的。
术和技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细化，并不是说二者不重要，只不过取决于研究的顺序，中国政治经济学是必须要用到术技，但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则得看道法。中国政治经济学不同于西方，术技的过分细分对经济学的研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只有在根源处把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要害，才能更好的对经济矛盾展开分析，并最终得以解决。
[1] 杨祥梅.经济学方法论及启示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0（1）：16-17.
[2] 张泽泉.经济学方法论[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7）：37-38.
[3] 曹均伟.论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0、12（6）：11-17，62.
[4] 沈兰.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思考[J].金融经济，2010：64.
[5] 张华荣.经濟学方法论研究三十年[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6）：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