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城市景观如何作为一种可视形式向接收者传达反映城市性格与本质的信息;随后概述东亚大都市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人口数量、政治体制与经济模式等复杂因素作用下，在受到当代消费主义观念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后所呈现出的奇异城市景观的“自下而上”的可视形式，列举并分析其中位于上海的三个典型案例，探究这些作为可视形式的特殊城市景观传递出的信息对进一步认识研究上海这一东亚大都市的意义。
关键词：视觉传达;可视形式;城市景观
中图分类号：J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4-0105-03
一、作为可视形式的城市景观
“视觉传达设计（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是透過可视形式以传达某种事物为目的的主动行为”[1]。视觉传达传递信息功能的突出表现以及设计行为的主动性使得大众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主要停留于二度空间自上而下的影像呈现。可是当对象上升到三维乃至更高维度空间的层面，视觉传达的概念是否还能在其中得以保存？这里以城市景观（三维空间）作为对象进行讨论。
“城市景观（Cityscape），城市中由街道、广场、建筑物、园林绿化等形成的外观及气氛。城市景观是指景观功能在人类聚居环境中固有的和所创造的自然景观美，它可使城市具有自然景观艺术，使人们在城市生活中具有舒适感和愉快感”[2]。如今建筑远不仅是人类构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成为了构成现代城市天际线的主要元素。即使在经济全球化、消费主义观念统治下社会经济模式造成世界城市格局同质化的今天，观察者仍然能够以俯瞰、仰视与识别平面信息的观察角度或观察方式，通过某一标志性建筑轻而易举地识别出其所在城市，这很显然是城市景观作为一种可视形式所能传达的最基本的一个信息。但是这与传统的视觉传达设计概念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不同：这并不是一个主动行为。建筑师以其对于特定场所的思考来定义三维空间（建筑）、城市规划者由更宏观的角度组织不同元素互相之间的关系，这些行为构成了与传统视觉传达设计概念所共有的主动性特点。
《上海制造》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区分方法：自上而下的“设计”与自下而上的“非设计”[3]。也就是说，可以把城市景观中直接体现设计师意图的部分理解为自上而下的结果，而随着城市发展自然产生的、居民自发创造形成的部分理解为自下而上的结果。以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理解城市天际线的产生，可以发现其中设计师、规划者主动思考所带来的自上而下性，包括对于不同建筑造型之间的组织思考、土地利用的布局、经济发展计划的理解与预测等，而这些思想从相反角度也成了视觉元素（如城市天际线）所能传递给观察者进行分析再解读后所获得的信息。
然而这些远非城市景观作为可视形象所能传递的全部事物，仍然有大量存在于设计者思考以外的信息值得进行解读，而这些信息由“自下而上”的城市景观所传递。以上海市黄浦区宁波路400号为例，大众可以通过老宅造型上锋利的锐角元素解读出建筑师利用场地形态的思考，除此以外还能分析上海独特的城市地块细分特点、细分特点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土地所有制对地块所产生的异化影响等大量人为主动控制范畴以外的内容，不难发现这些自下而上的内容更便于大众从文化、经济、社会制度的宏观角度接近一座城市的本质，后文将详述这一案例与观点。
二、 “消费社会”语境下城市景观的地域差异性
探讨城市景观的地域差异性，首先需要从对“城市”这一概念的理解入手。
“城市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和标准，不同国家对城市的标准也不同，以下列举几例，丹麦的城市人口下限为250人;加拿大的城市人口下限为1 000人;德国的城市人口下限为2 000人;印度的城市人口下限为5 000人;马来西亚的城市人口下限为10 000人”[4]。以上的事例仅仅以人口作为衡量标准，已能从中读取出不同人口总量、人口密度、经济发展程度、大洲的国家对于城市定义的解读：亚洲相对于欧洲与北美、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密度较高地区相对于人口密度较低地区的城市人口下限更高，而当这些数据反映到各自城市的构建时也带来了迥然不同的城市风貌，“相比起传统的欧洲城镇，表面上秩序混乱的亚洲都会其实内含各种民间的逻辑与智慧，创作出另类的都市空间与功能”[3]。
如今许多亚洲都会人口十分稠密，而经济发展相对欧洲城市而言比较滞后，有限的空间与经济资源催发了许多城市居民自发对空间与功能进行创造，如大规模的顶楼加建、室内空间再分割等，由此赋予了这些城市极端的多样性、差异性以及亲密性。近年来这些亚洲城市的经济高速发展（尤其以东京、上海、香港、台北、首尔等东亚大都市为首），同时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西方外来因素与它们自身原有城市肌理、元素也发生了激烈碰撞。“数百年来，东亚城市的纹理是由许多小尺度、非正式，且经常是‘轻简的’建筑物构成……这些都市村落形成一些社交紧密，但其强烈的个体性与差异性仍得以维持的社区……从第二个千禧年开始，这些城市在人口成长与经济力量的驱使下快速地改变。在无情的群楼攻击下，厚重的塔状、板状、块状等大楼，挟着重复再重复的居住单元、楼层平面、立面大肆入侵……这些外来的建筑形态带来了西方标准的生活”[5]。然而即使面临着外来元素的不断冲击，同质化的世界大都市格局仍然没能缩小东亚大都市与西方大都市之间的巨大差异。
被称作“东亚四小龙”的城市现在都已具有成熟的国际化、商业化格局。如今，上海作为中国这一新兴庞大经济体的大都市典型，也迎来了高速的经济发展期。
三、 东亚城市视觉传达——以上海为例
静安寺位于上海南京西路1686号，是上海的重要地标，其所在区域是城市的重要交通枢纽区与商业中心，其作为千年古刹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积淀。然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古寺在形式上带有斗拱结构的仿明代前建筑风格，这必然会与周围环境形成十分强烈的对比：东侧有久光百货立面上的巨幅广告牌、西侧街对面有商场入口立面上的巨大“OLD NAVY”标志。与西方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新旧对比不同，古寺与周围的现代商业建筑在风格上本无任何传承关系，原本由宗教文化所带来的人流聚集在现代社会促进了这一传统地带商业的蓬勃发展，由此也形成了宗教与世俗的激烈对话，形成了一幅消费主义与传统文化各自独立共存于同一时空的视觉景象，消费社会的平面图像环绕着宗教胜地，诉说着上海独特的城市化进程。 上海自然博物馆旧馆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260号，处于延安东路与河南中路的交叉口。建筑的南端与一段弯曲的延安高架路段近乎零距离接触，最相近处相距仅仅十几厘米，高架路的嘈杂与博物馆的肃穆之间只由一串隔音板分隔，也分隔开了城市的现代与历史。如此看似不合理的空间关系作为上海城市建设中道路与建筑空间关系的一个极端景象，反映了上海城市化过程中的种种无奈选择，在市区有限土地中新与旧、保留与革新的平衡，体现了特定土地制度下市政规划的强大力量。这也是不少中国城市与其他东亚国家城市的不同之处，而这一点在城市化进程尤为快速的上海得到了更显著的体现。
上海市黄浦区宁波路400号是一座五层老旧居民楼，底层为商铺。东端的外墙在平面上凸出了一个锐角，这样的角度由两条道路相交形成。也就是说这是由地块不规则的形状与细分造成的，宏观的城市规划格局造就了这样的微观建筑形态。这个锐角反映了上海丰富多样的地块细分格局，这种格局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居民的自发创造、政府规划与自然生成的共生、商业元素对不同功能区域的渗透等。
正是这样无数个自下而上形成的视觉元素构成了上海的城市形象，城市的内在动力催生了这样的场景。当我们观察它们时，可以获得的不仅仅只有建筑风格、设计手法、美观程度等方面的信息，更是可以追根溯源，去了解一座城市的内在性格。
四、结语
“从东京到上海，从土地私有到土地国有，许多案例均由土地的细分造成……在上海，将零碎地块合并起来的手段要比东京猛烈很多，这反映出土地国有制具有强大的土地资源整合力”[3]。我们可以从上海的城市景观中强烈地感受到居民的自发创造力，而上海作为一个发达的商业大都会，商业的繁荣与本地的居民传统文化共同作用形成了十分复杂的生态网络。但在特定的土地所有制与政治格局下，这一生态网络的形成背后还有强大的土地资源整合力的作用。这一强大外力在为城市更高效地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与其他各种因素互相作用，给城市带来了各种看似混乱、无序、杂糅但却十分具有特点的城市景观。
如今视觉传达的概念已不仅仅停留在二维空间的呈现了。城市景观中蕴涵着丰富的城市信息，在三维空间视觉传达的语境下，以城市景观作为可视形式进行研究不仅拓宽了视觉传达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围，更为建筑学理论研究、城市规划理论研究等提供一个不同的切入点，更能直观地透过现象看本质。以此为依据，由对自下而上形成的视觉形象的分析作为依据进行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转向自上而下的主动设计过程，可以为不同的城市带去更符合自身性格的设计。
参考文献：
[1]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A7%86%E8%A7%89%E4%BC%A0%E8%BE%BE%E8%AE%BE%E8%AE%A1.
[2]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6%99%AF%E8%A7%82？timestamp=1571472499126.
[3]李翔宁，李丹锋，江嘉玮著.上海制造[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31+33.
[4]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
[5]MVRDV， The Why Factory著.王增荣，谢敏，陈品蓁译.垂直村落：個人的、非正式的、紧凑的[M].台北：忠泰建筑文化艺术基金会，2011：6.
[责任编辑：杨楚珺]
关键词：视觉传达;可视形式;城市景观
中图分类号：J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4-0105-03
一、作为可视形式的城市景观
“视觉传达设计（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是透過可视形式以传达某种事物为目的的主动行为”[1]。视觉传达传递信息功能的突出表现以及设计行为的主动性使得大众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主要停留于二度空间自上而下的影像呈现。可是当对象上升到三维乃至更高维度空间的层面，视觉传达的概念是否还能在其中得以保存？这里以城市景观（三维空间）作为对象进行讨论。
“城市景观（Cityscape），城市中由街道、广场、建筑物、园林绿化等形成的外观及气氛。城市景观是指景观功能在人类聚居环境中固有的和所创造的自然景观美，它可使城市具有自然景观艺术，使人们在城市生活中具有舒适感和愉快感”[2]。如今建筑远不仅是人类构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成为了构成现代城市天际线的主要元素。即使在经济全球化、消费主义观念统治下社会经济模式造成世界城市格局同质化的今天，观察者仍然能够以俯瞰、仰视与识别平面信息的观察角度或观察方式，通过某一标志性建筑轻而易举地识别出其所在城市，这很显然是城市景观作为一种可视形式所能传达的最基本的一个信息。但是这与传统的视觉传达设计概念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不同：这并不是一个主动行为。建筑师以其对于特定场所的思考来定义三维空间（建筑）、城市规划者由更宏观的角度组织不同元素互相之间的关系，这些行为构成了与传统视觉传达设计概念所共有的主动性特点。
《上海制造》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区分方法：自上而下的“设计”与自下而上的“非设计”[3]。也就是说，可以把城市景观中直接体现设计师意图的部分理解为自上而下的结果，而随着城市发展自然产生的、居民自发创造形成的部分理解为自下而上的结果。以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理解城市天际线的产生，可以发现其中设计师、规划者主动思考所带来的自上而下性，包括对于不同建筑造型之间的组织思考、土地利用的布局、经济发展计划的理解与预测等，而这些思想从相反角度也成了视觉元素（如城市天际线）所能传递给观察者进行分析再解读后所获得的信息。
然而这些远非城市景观作为可视形象所能传递的全部事物，仍然有大量存在于设计者思考以外的信息值得进行解读，而这些信息由“自下而上”的城市景观所传递。以上海市黄浦区宁波路400号为例，大众可以通过老宅造型上锋利的锐角元素解读出建筑师利用场地形态的思考，除此以外还能分析上海独特的城市地块细分特点、细分特点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土地所有制对地块所产生的异化影响等大量人为主动控制范畴以外的内容，不难发现这些自下而上的内容更便于大众从文化、经济、社会制度的宏观角度接近一座城市的本质，后文将详述这一案例与观点。
二、 “消费社会”语境下城市景观的地域差异性
探讨城市景观的地域差异性，首先需要从对“城市”这一概念的理解入手。
“城市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和标准，不同国家对城市的标准也不同，以下列举几例，丹麦的城市人口下限为250人;加拿大的城市人口下限为1 000人;德国的城市人口下限为2 000人;印度的城市人口下限为5 000人;马来西亚的城市人口下限为10 000人”[4]。以上的事例仅仅以人口作为衡量标准，已能从中读取出不同人口总量、人口密度、经济发展程度、大洲的国家对于城市定义的解读：亚洲相对于欧洲与北美、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密度较高地区相对于人口密度较低地区的城市人口下限更高，而当这些数据反映到各自城市的构建时也带来了迥然不同的城市风貌，“相比起传统的欧洲城镇，表面上秩序混乱的亚洲都会其实内含各种民间的逻辑与智慧，创作出另类的都市空间与功能”[3]。
如今许多亚洲都会人口十分稠密，而经济发展相对欧洲城市而言比较滞后，有限的空间与经济资源催发了许多城市居民自发对空间与功能进行创造，如大规模的顶楼加建、室内空间再分割等，由此赋予了这些城市极端的多样性、差异性以及亲密性。近年来这些亚洲城市的经济高速发展（尤其以东京、上海、香港、台北、首尔等东亚大都市为首），同时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西方外来因素与它们自身原有城市肌理、元素也发生了激烈碰撞。“数百年来，东亚城市的纹理是由许多小尺度、非正式，且经常是‘轻简的’建筑物构成……这些都市村落形成一些社交紧密，但其强烈的个体性与差异性仍得以维持的社区……从第二个千禧年开始，这些城市在人口成长与经济力量的驱使下快速地改变。在无情的群楼攻击下，厚重的塔状、板状、块状等大楼，挟着重复再重复的居住单元、楼层平面、立面大肆入侵……这些外来的建筑形态带来了西方标准的生活”[5]。然而即使面临着外来元素的不断冲击，同质化的世界大都市格局仍然没能缩小东亚大都市与西方大都市之间的巨大差异。
被称作“东亚四小龙”的城市现在都已具有成熟的国际化、商业化格局。如今，上海作为中国这一新兴庞大经济体的大都市典型，也迎来了高速的经济发展期。
三、 东亚城市视觉传达——以上海为例
静安寺位于上海南京西路1686号，是上海的重要地标，其所在区域是城市的重要交通枢纽区与商业中心，其作为千年古刹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积淀。然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古寺在形式上带有斗拱结构的仿明代前建筑风格，这必然会与周围环境形成十分强烈的对比：东侧有久光百货立面上的巨幅广告牌、西侧街对面有商场入口立面上的巨大“OLD NAVY”标志。与西方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新旧对比不同，古寺与周围的现代商业建筑在风格上本无任何传承关系，原本由宗教文化所带来的人流聚集在现代社会促进了这一传统地带商业的蓬勃发展，由此也形成了宗教与世俗的激烈对话，形成了一幅消费主义与传统文化各自独立共存于同一时空的视觉景象，消费社会的平面图像环绕着宗教胜地，诉说着上海独特的城市化进程。 上海自然博物馆旧馆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260号，处于延安东路与河南中路的交叉口。建筑的南端与一段弯曲的延安高架路段近乎零距离接触，最相近处相距仅仅十几厘米，高架路的嘈杂与博物馆的肃穆之间只由一串隔音板分隔，也分隔开了城市的现代与历史。如此看似不合理的空间关系作为上海城市建设中道路与建筑空间关系的一个极端景象，反映了上海城市化过程中的种种无奈选择，在市区有限土地中新与旧、保留与革新的平衡，体现了特定土地制度下市政规划的强大力量。这也是不少中国城市与其他东亚国家城市的不同之处，而这一点在城市化进程尤为快速的上海得到了更显著的体现。
上海市黄浦区宁波路400号是一座五层老旧居民楼，底层为商铺。东端的外墙在平面上凸出了一个锐角，这样的角度由两条道路相交形成。也就是说这是由地块不规则的形状与细分造成的，宏观的城市规划格局造就了这样的微观建筑形态。这个锐角反映了上海丰富多样的地块细分格局，这种格局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居民的自发创造、政府规划与自然生成的共生、商业元素对不同功能区域的渗透等。
正是这样无数个自下而上形成的视觉元素构成了上海的城市形象，城市的内在动力催生了这样的场景。当我们观察它们时，可以获得的不仅仅只有建筑风格、设计手法、美观程度等方面的信息，更是可以追根溯源，去了解一座城市的内在性格。
四、结语
“从东京到上海，从土地私有到土地国有，许多案例均由土地的细分造成……在上海，将零碎地块合并起来的手段要比东京猛烈很多，这反映出土地国有制具有强大的土地资源整合力”[3]。我们可以从上海的城市景观中强烈地感受到居民的自发创造力，而上海作为一个发达的商业大都会，商业的繁荣与本地的居民传统文化共同作用形成了十分复杂的生态网络。但在特定的土地所有制与政治格局下，这一生态网络的形成背后还有强大的土地资源整合力的作用。这一强大外力在为城市更高效地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与其他各种因素互相作用，给城市带来了各种看似混乱、无序、杂糅但却十分具有特点的城市景观。
如今视觉传达的概念已不仅仅停留在二维空间的呈现了。城市景观中蕴涵着丰富的城市信息，在三维空间视觉传达的语境下，以城市景观作为可视形式进行研究不仅拓宽了视觉传达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围，更为建筑学理论研究、城市规划理论研究等提供一个不同的切入点，更能直观地透过现象看本质。以此为依据，由对自下而上形成的视觉形象的分析作为依据进行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转向自上而下的主动设计过程，可以为不同的城市带去更符合自身性格的设计。
参考文献：
[1]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A7%86%E8%A7%89%E4%BC%A0%E8%BE%BE%E8%AE%BE%E8%AE%A1.
[2]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6%99%AF%E8%A7%82？timestamp=1571472499126.
[3]李翔宁，李丹锋，江嘉玮著.上海制造[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31+33.
[4]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
[5]MVRDV， The Why Factory著.王增荣，谢敏，陈品蓁译.垂直村落：個人的、非正式的、紧凑的[M].台北：忠泰建筑文化艺术基金会，2011：6.
[责任编辑：杨楚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