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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决战区，贵州在与贫困展开的深入持久的斗争中，涌现出了众多的先进人物和事迹。这些人和事融入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心中，再从他们的笔下流出，就化作了感人至深的文学话语。而这些文学话语因为聚焦于这场伟大斗争的关键所在，又对之进行了生动有力的描绘，使这一史诗般的社会进程，以及其间人们寻富求变的心路历程得以以艺术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所以，它们在全部的关于“扶贫”的乡土文本中具有格外重要的典型意义。
广义地看，任何帮助贫困者后发致富，以求实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行为都是一种“扶贫”。由此视之，那些表现改革开放中的贵州乡村变化的文学话语就已经影影绰绰地涉及了“扶贫”话题。如伍略的《麻栗沟》叙写改革开放前后麻栗沟里三家人的命运转折，石定的《公路从门前过》交代“两路口”这个小地方的人们的生活与观念变化，都可作如是观。这些作品虽然用墨不多，却清新喜人，宛如一首首简约隽永的贵州山歌，极富地域特色。而且，这些作品从小处着眼，以平平淡淡的家常事映射社会的大转折，表现乡民们不甘贫苦、渴望幸福的追求，为后来的扶贫主题的文学叙事做了必要的铺垫。
在此后的中长篇贵州乡土文学话语中，集中表现扶贫主题的作品越来越多。例如，袁仁琮的《穷乡》就写了甏洞这个偏僻贫困山村的村民们在村长李沛雨的带领下寻求致富的故事。这部小说有两点让人印象深刻：其一，是它并没有给读者一个司空见惯的大团圆结局，而只是让人们看到摆脱贫困的些微希望。在小说的结尾，林甏公路只是铺着岩沙的毛毛公路，土鸭养殖加工厂等还未见到效益……一句话，“穷乡”依旧贫穷。可甏洞人还为此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沉重：修公路的资金被人贪污，李沛雨等人一度被诬入狱，二赖参与走私贩私，横死家中……其二，是它写出了在脱贫进程中人们思想转变的艰难性。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村长李沛雨身上。他虽然有奉献精神，却思想保守、落后，“等靠要”思想严重，将脱贫致富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而且，他还有些贪恋权柄，一直把持着村领导的位置不松手，看不惯年轻人的求新求变。这样的结局和人物刻画充分体现了作家直面现实、敢于揭露的现实主义精神，也使作品获得了同类作品难以具备的厚重感和客观性。也因为这样的秉笔直书，使得人们对致贫的根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脱贫的艰巨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读完《穷乡》，人们不免会掩卷深思：为什么党和政府做了如此大的投入，为什么当地人民付出了如此多的心力，“穷乡”仍穷？
扶贫难以一蹴而就，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它也是善恶交织、悲喜转圜的辩证运动，在其曲折前行中也难免裹挟泥沙，受到一些落后的、丑恶的事物的羁绊、阻挠。因此，在大量的赞歌式的主旋律作品之外，我们难免听到一些另类的别调，而这其中最另类的作品，当属潘年英的《扶贫手记》。
潘氏《扶贫手记》最另类，这首先是因为它是兼具文学性与学术性的间性话语织体。潘年英既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人类学者。这就使他把自己的“扶贫”经历当作了一次田野调查，而又把自己的研究所得写成了一部纪实小说。于是，读《扶贫手记》，你就既能欣赏到他的洗练文笔，又能从字里行间中梳理出他的学术思绪。
《扶贫手记》之所以另类的另一个原因，是作品的叙事内容和落脚点。如题，《扶贫手记》激起的期待视野本应是关于主人公在扶贫这一伟大事业中建功立业的宏大叙事，但是潘年英笔下的“我”的扶贫经历实实在在可以称得上是“扶贫一年目睹之怪现状”。而这种种异象又促使作者将作品的落脚点放在了“扶而仍贫”的理论反思上，提出了关于扶贫工作中行政机制层面的弊端的思考。尽管如此大胆直露的叙事和判断在其他的“扶贫”题材作品中可以说是见所未见，但其根本目的，仍是为了推进我们的扶贫工作，因此可以说，潘氏《扶贫手记》尽管另类，却是文学之真、学术之真与历史之真深层契合的一种表现。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扶贫手记》中，潘年英还叩问“贫困”问题本身。他从人类学的立场出发，反对那种“从纯经济学的意义上来看待贫困问题”的认识，提出一种综合指标的考量方式，“比如从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上看，看待地区和个人是否‘贫困，至少不能忽视诸如环境污染程度，人与人之间的紧张与和谐及个人心理健康状况等相关指标。”由此视之，则一个地区穷与不穷，就不能根据GDP简单定论。他特意以黔东南月亮山地区计划乡来说明。这个乡在一九九二年人均纯收入只有五十二元，若从经济指标来看，真是穷得“无法形容”。但是，这个地方没有环境污染，人们过着简朴自在的生活，节庆中歌舞欢爱，因而身心愉悦，普遍长寿，百岁老人很多。这样一个能够体会到生命的自在与欢愉的地方，你能说它贫穷吗？对于这样的地区，我们能用简单的、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扶贫”吗？可以说，潘年英的叩问是发人深省的，它提醒我们，弄清楚“贫穷是什么”，是我们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认识前提。
而在贵州所有的描写扶贫事业的作品中，分量最重的当属欧阳黔森的系列创作。即使在全国的扶贫题材的文学书写中，他的创作也当得起这样的评价。欧阳黔森是一位笔耕不辍、硕果累累的作家，在其众多的作品中，扶贫题材的创作仍属浓墨重彩的一笔。之所以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他写出了像《八棵苞谷》《绝地逢生》《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这样的系列作品，其中《绝地逢生》还被搬上了电视荧幕，在中央一套黄金时间播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更是因为这些作品的创作质量。可以说欧阳黔森的系列作品，是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对扶贫事业做出了全面生动的描绘、对这一事业的意义做出了深刻揭示的作品，是与这一事业的史诗进程相呼应的、体现了史诗性追求的艺术创造。
读欧阳黔森的系列作品，人们能获得对我国扶贫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清晰认知。在《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中，欧阳黔森反复提到：“如果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在一九八六年六月五日对海雀村事件的批示，拉开了国家有组织、大规模扶贫的序幕，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精准扶贫战略全面展开，在二〇二〇年全国人民一个都不落下得以实现同步小康，就是为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扶贫攻坚战画上圆满的惊叹号。”如果说这段话展示了他對扶贫事业史的历史起止点的明确认识的话，那么他的全部的关于“扶贫”题材的作品则是对这一伟大事业的具体进程的展现，更准确地说，是用艺术再现了的“生活”细节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展开。例如，《绝地逢生》中，你能看到从单纯发救济粮的“扶贫”，到“输血式”扶贫，再到包含生态建设在内的扶贫开发的逐步发展。而《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则展现了脱贫攻坚以来精准扶贫的喜人成果。如此，欧阳黔森通过他的系列创作，实现着对扶贫事业史的全进程的艺术展示。笔者目力所及，在全国还没有别的作家能做到这一点。 当然，对历史过程的描述不等于对历史逻辑的认知，哪怕这种描述是艺术性的、是文采斐然的。只有当善于编织表象的文学笔触深入到历史的肌理中，实现对历史曲折行进的因果的形象化呈现，才能说这种文学话语为我们提供了对历史逻辑的认知。欧阳黔森的系列作品就是这样。在其“扶贫”文学话语的显在层面，是对这几十年中各种人物生活过程的描述，是一系列的生活场景与事件的精心剪裁与有机组接，但在其隐含层面，却包含了对“以粮为纲”的批判，对为什么“输血式”扶贫不能造血的反思，对“扶而仍贫”的追问，对扶贫为什么会走向精准化的思索，等等。由此，我们的扶贫事业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是如何探索前行的，它取得了哪些成就又经历了怎样的阻碍与波折，通过阅读欧阳黔森的系列创作，我们就能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或者说，对于扶贫事业史的历史脉动从艺术的角度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欧阳黔森的系列作品，还为我们塑造了扶贫事业中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于“扶贫”的抒写总是以关于“贫穷”的书写为起点的。像其他作家一样，欧阳黔森的“扶贫”的文学话语也是从“贫穷”开始的。不过，得益于贵州乡土“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将笔触聚焦在了乌蒙山脉腹地——这片因喀斯特严重石漠化而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划分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得以写出极致化的贫困环境。当然，典型环境显然不是自然环境的极致化，它必须对一定社会背景下人民实践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本质有深刻的把握和有力的揭示，才能具备艺术造境的“典型性”。在欧阳黔森营构的乡土空间中，我们不止领略了石漠化地貌中生存的艰难，也发现了政策制度、文化状况、民风民俗，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等等方面因素对人们脱贫实践的顽固羁绊，进而领悟，“贫穷”其实涉及自然、社会、思想等多个方面，内涵复杂。概言之，欧阳黔森营构的乡土空间，因为实现了对贫困形成的复杂性和脱贫的艰巨性的物质与社会条件的充分揭示，所以塑造了“扶贫”文学话语中的“典型环境”。而J顺应了这一环境、因地制宜地利用环境中的条件创造财富，从而充分展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人物，当然就是这一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此，笔者特别想提及欧阳黔森笔下的一位次要人物：蒙二棍。他最早离开乡村闯进城，开店、引导大棍种野山椒，又回头带领乡亲们办厂，最后却葬身山洪。他并不是小说《绝地逢生》中思想觉悟最高的人物，他有私心，有挣扎，但更重情重义。他虽然获得的笔墨不多，却血肉饱满，是能够从想象性的文学叙事中走出来、得到依循现实逻辑生活的人们接受和认可的“活生生的人”。“蒙二棍”的出现，是欧阳黔森塑造了扶贫“典型人物”的有力证明。而“扶贫”事业中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塑造，又使得欧阳黔森的笔触既专注一地，又不囿于一隅，具有了直指中国扶贫事业本质的普遍意义。
还值得一提的是，欧阳黔森式的“扶贫”文学话语的可读性。当前的主旋律创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相当数量的作品一味地图解政策、涂抹现实，赢得了一些表彰，失去了大片观众和市场。一句话，缺少可读性或者说可欣赏性。但欧阳黔森的“扶贫”系列作品却是例外，它们在响应了主旋律格调要求的同时又不乏可读性。熟悉他的作品的读者不难发现，欧阳黔森在写出了乌蒙山腹地的极“贫”同时也写出了它的极“美”，他的叙事善于结构影视剧化的戏剧冲突，他老到的语言表达中蕴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这些都是他的作品的可读性的体现。欧阳黔森的成功表明，主旋律的格调要求与文艺审美的应然需求之间并无鸿沟，只是需要创作者有足够的生活积累和艺术修养才能兼顾。
以上，只能说是对贵州“扶贫”文学话语的简单巡礼。即使是这样一次简单的巡礼，我们也能发现：贵州的乡土文学话语中涌现出了许多有分量的、表现扶贫题材的作品，它们共同实现着对扶贫事业全过程的观照;由于来源于脱贫攻坚主战场上的人和事，这股文学话语因无处不在的脱贫艰巨性而充满了叙事张力;出于对这片乡土的深厚感情，贵州乡土作家们热情讴歌着由贫而富的伟大变奏，也真诚坦率地揭露着矛盾和问题，这使得他们的文学话语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客观性和思想含量。这些可贵的品质，使得贵州“扶贫”文学话语在全国“扶贫”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占据了难以撼动的地位。
苦难成就诗人，深描扶贫事业的贵州乡土文学话语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贵州扶贫奋斗历程的丰厚给养。如果说，文学家们是想象性鄉土空间的文本抒写者，那么，为了扶贫事业而付出了心血与汗水的人们，则是这片曾经极度贫瘠、即将富饶而美丽的现实性乡土空间的文本抒写者，他们正在抒写一个奇迹，一个即将全面战胜贫穷——这个自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就困扰着人类的顽疾—一的奇迹，而所有的深描扶贫事业的文学话语，都是向这一伟大事业的敬礼，是向为了这一伟大事业而奉献的人们的敬礼。
广义地看，任何帮助贫困者后发致富，以求实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行为都是一种“扶贫”。由此视之，那些表现改革开放中的贵州乡村变化的文学话语就已经影影绰绰地涉及了“扶贫”话题。如伍略的《麻栗沟》叙写改革开放前后麻栗沟里三家人的命运转折，石定的《公路从门前过》交代“两路口”这个小地方的人们的生活与观念变化，都可作如是观。这些作品虽然用墨不多，却清新喜人，宛如一首首简约隽永的贵州山歌，极富地域特色。而且，这些作品从小处着眼，以平平淡淡的家常事映射社会的大转折，表现乡民们不甘贫苦、渴望幸福的追求，为后来的扶贫主题的文学叙事做了必要的铺垫。
在此后的中长篇贵州乡土文学话语中，集中表现扶贫主题的作品越来越多。例如，袁仁琮的《穷乡》就写了甏洞这个偏僻贫困山村的村民们在村长李沛雨的带领下寻求致富的故事。这部小说有两点让人印象深刻：其一，是它并没有给读者一个司空见惯的大团圆结局，而只是让人们看到摆脱贫困的些微希望。在小说的结尾，林甏公路只是铺着岩沙的毛毛公路，土鸭养殖加工厂等还未见到效益……一句话，“穷乡”依旧贫穷。可甏洞人还为此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沉重：修公路的资金被人贪污，李沛雨等人一度被诬入狱，二赖参与走私贩私，横死家中……其二，是它写出了在脱贫进程中人们思想转变的艰难性。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村长李沛雨身上。他虽然有奉献精神，却思想保守、落后，“等靠要”思想严重，将脱贫致富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而且，他还有些贪恋权柄，一直把持着村领导的位置不松手，看不惯年轻人的求新求变。这样的结局和人物刻画充分体现了作家直面现实、敢于揭露的现实主义精神，也使作品获得了同类作品难以具备的厚重感和客观性。也因为这样的秉笔直书，使得人们对致贫的根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脱贫的艰巨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读完《穷乡》，人们不免会掩卷深思：为什么党和政府做了如此大的投入，为什么当地人民付出了如此多的心力，“穷乡”仍穷？
扶贫难以一蹴而就，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它也是善恶交织、悲喜转圜的辩证运动，在其曲折前行中也难免裹挟泥沙，受到一些落后的、丑恶的事物的羁绊、阻挠。因此，在大量的赞歌式的主旋律作品之外，我们难免听到一些另类的别调，而这其中最另类的作品，当属潘年英的《扶贫手记》。
潘氏《扶贫手记》最另类，这首先是因为它是兼具文学性与学术性的间性话语织体。潘年英既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人类学者。这就使他把自己的“扶贫”经历当作了一次田野调查，而又把自己的研究所得写成了一部纪实小说。于是，读《扶贫手记》，你就既能欣赏到他的洗练文笔，又能从字里行间中梳理出他的学术思绪。
《扶贫手记》之所以另类的另一个原因，是作品的叙事内容和落脚点。如题，《扶贫手记》激起的期待视野本应是关于主人公在扶贫这一伟大事业中建功立业的宏大叙事，但是潘年英笔下的“我”的扶贫经历实实在在可以称得上是“扶贫一年目睹之怪现状”。而这种种异象又促使作者将作品的落脚点放在了“扶而仍贫”的理论反思上，提出了关于扶贫工作中行政机制层面的弊端的思考。尽管如此大胆直露的叙事和判断在其他的“扶贫”题材作品中可以说是见所未见，但其根本目的，仍是为了推进我们的扶贫工作，因此可以说，潘氏《扶贫手记》尽管另类，却是文学之真、学术之真与历史之真深层契合的一种表现。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扶贫手记》中，潘年英还叩问“贫困”问题本身。他从人类学的立场出发，反对那种“从纯经济学的意义上来看待贫困问题”的认识，提出一种综合指标的考量方式，“比如从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上看，看待地区和个人是否‘贫困，至少不能忽视诸如环境污染程度，人与人之间的紧张与和谐及个人心理健康状况等相关指标。”由此视之，则一个地区穷与不穷，就不能根据GDP简单定论。他特意以黔东南月亮山地区计划乡来说明。这个乡在一九九二年人均纯收入只有五十二元，若从经济指标来看，真是穷得“无法形容”。但是，这个地方没有环境污染，人们过着简朴自在的生活，节庆中歌舞欢爱，因而身心愉悦，普遍长寿，百岁老人很多。这样一个能够体会到生命的自在与欢愉的地方，你能说它贫穷吗？对于这样的地区，我们能用简单的、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扶贫”吗？可以说，潘年英的叩问是发人深省的，它提醒我们，弄清楚“贫穷是什么”，是我们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认识前提。
而在贵州所有的描写扶贫事业的作品中，分量最重的当属欧阳黔森的系列创作。即使在全国的扶贫题材的文学书写中，他的创作也当得起这样的评价。欧阳黔森是一位笔耕不辍、硕果累累的作家，在其众多的作品中，扶贫题材的创作仍属浓墨重彩的一笔。之所以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他写出了像《八棵苞谷》《绝地逢生》《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这样的系列作品，其中《绝地逢生》还被搬上了电视荧幕，在中央一套黄金时间播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更是因为这些作品的创作质量。可以说欧阳黔森的系列作品，是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对扶贫事业做出了全面生动的描绘、对这一事业的意义做出了深刻揭示的作品，是与这一事业的史诗进程相呼应的、体现了史诗性追求的艺术创造。
读欧阳黔森的系列作品，人们能获得对我国扶贫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清晰认知。在《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中，欧阳黔森反复提到：“如果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在一九八六年六月五日对海雀村事件的批示，拉开了国家有组织、大规模扶贫的序幕，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精准扶贫战略全面展开，在二〇二〇年全国人民一个都不落下得以实现同步小康，就是为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扶贫攻坚战画上圆满的惊叹号。”如果说这段话展示了他對扶贫事业史的历史起止点的明确认识的话，那么他的全部的关于“扶贫”题材的作品则是对这一伟大事业的具体进程的展现，更准确地说，是用艺术再现了的“生活”细节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展开。例如，《绝地逢生》中，你能看到从单纯发救济粮的“扶贫”，到“输血式”扶贫，再到包含生态建设在内的扶贫开发的逐步发展。而《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则展现了脱贫攻坚以来精准扶贫的喜人成果。如此，欧阳黔森通过他的系列创作，实现着对扶贫事业史的全进程的艺术展示。笔者目力所及，在全国还没有别的作家能做到这一点。 当然，对历史过程的描述不等于对历史逻辑的认知，哪怕这种描述是艺术性的、是文采斐然的。只有当善于编织表象的文学笔触深入到历史的肌理中，实现对历史曲折行进的因果的形象化呈现，才能说这种文学话语为我们提供了对历史逻辑的认知。欧阳黔森的系列作品就是这样。在其“扶贫”文学话语的显在层面，是对这几十年中各种人物生活过程的描述，是一系列的生活场景与事件的精心剪裁与有机组接，但在其隐含层面，却包含了对“以粮为纲”的批判，对为什么“输血式”扶贫不能造血的反思，对“扶而仍贫”的追问，对扶贫为什么会走向精准化的思索，等等。由此，我们的扶贫事业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是如何探索前行的，它取得了哪些成就又经历了怎样的阻碍与波折，通过阅读欧阳黔森的系列创作，我们就能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或者说，对于扶贫事业史的历史脉动从艺术的角度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欧阳黔森的系列作品，还为我们塑造了扶贫事业中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于“扶贫”的抒写总是以关于“贫穷”的书写为起点的。像其他作家一样，欧阳黔森的“扶贫”的文学话语也是从“贫穷”开始的。不过，得益于贵州乡土“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将笔触聚焦在了乌蒙山脉腹地——这片因喀斯特严重石漠化而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划分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得以写出极致化的贫困环境。当然，典型环境显然不是自然环境的极致化，它必须对一定社会背景下人民实践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本质有深刻的把握和有力的揭示，才能具备艺术造境的“典型性”。在欧阳黔森营构的乡土空间中，我们不止领略了石漠化地貌中生存的艰难，也发现了政策制度、文化状况、民风民俗，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等等方面因素对人们脱贫实践的顽固羁绊，进而领悟，“贫穷”其实涉及自然、社会、思想等多个方面，内涵复杂。概言之，欧阳黔森营构的乡土空间，因为实现了对贫困形成的复杂性和脱贫的艰巨性的物质与社会条件的充分揭示，所以塑造了“扶贫”文学话语中的“典型环境”。而J顺应了这一环境、因地制宜地利用环境中的条件创造财富，从而充分展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人物，当然就是这一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此，笔者特别想提及欧阳黔森笔下的一位次要人物：蒙二棍。他最早离开乡村闯进城，开店、引导大棍种野山椒，又回头带领乡亲们办厂，最后却葬身山洪。他并不是小说《绝地逢生》中思想觉悟最高的人物，他有私心，有挣扎，但更重情重义。他虽然获得的笔墨不多，却血肉饱满，是能够从想象性的文学叙事中走出来、得到依循现实逻辑生活的人们接受和认可的“活生生的人”。“蒙二棍”的出现，是欧阳黔森塑造了扶贫“典型人物”的有力证明。而“扶贫”事业中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塑造，又使得欧阳黔森的笔触既专注一地，又不囿于一隅，具有了直指中国扶贫事业本质的普遍意义。
还值得一提的是，欧阳黔森式的“扶贫”文学话语的可读性。当前的主旋律创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相当数量的作品一味地图解政策、涂抹现实，赢得了一些表彰，失去了大片观众和市场。一句话，缺少可读性或者说可欣赏性。但欧阳黔森的“扶贫”系列作品却是例外，它们在响应了主旋律格调要求的同时又不乏可读性。熟悉他的作品的读者不难发现，欧阳黔森在写出了乌蒙山腹地的极“贫”同时也写出了它的极“美”，他的叙事善于结构影视剧化的戏剧冲突，他老到的语言表达中蕴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这些都是他的作品的可读性的体现。欧阳黔森的成功表明，主旋律的格调要求与文艺审美的应然需求之间并无鸿沟，只是需要创作者有足够的生活积累和艺术修养才能兼顾。
以上，只能说是对贵州“扶贫”文学话语的简单巡礼。即使是这样一次简单的巡礼，我们也能发现：贵州的乡土文学话语中涌现出了许多有分量的、表现扶贫题材的作品，它们共同实现着对扶贫事业全过程的观照;由于来源于脱贫攻坚主战场上的人和事，这股文学话语因无处不在的脱贫艰巨性而充满了叙事张力;出于对这片乡土的深厚感情，贵州乡土作家们热情讴歌着由贫而富的伟大变奏，也真诚坦率地揭露着矛盾和问题，这使得他们的文学话语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客观性和思想含量。这些可贵的品质，使得贵州“扶贫”文学话语在全国“扶贫”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占据了难以撼动的地位。
苦难成就诗人，深描扶贫事业的贵州乡土文学话语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贵州扶贫奋斗历程的丰厚给养。如果说，文学家们是想象性鄉土空间的文本抒写者，那么，为了扶贫事业而付出了心血与汗水的人们，则是这片曾经极度贫瘠、即将富饶而美丽的现实性乡土空间的文本抒写者，他们正在抒写一个奇迹，一个即将全面战胜贫穷——这个自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就困扰着人类的顽疾—一的奇迹，而所有的深描扶贫事业的文学话语，都是向这一伟大事业的敬礼，是向为了这一伟大事业而奉献的人们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