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随着工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提高，全球化、现代化的结果开始呈现。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意味着变动不定，因而许多因素呈现出极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刺激了风险的产生。我国目前正经历着激烈的经济转型和深刻的社会变迁，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与碰撞更是激烈。社会福利作为现代化的一种产物和社会保障的一种必然选择，其未来发展的取向直接关系到我国福利社会水平的高低，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探讨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取向，进而构筑有效的社会福利体系。
关键词：风险社会；发展取向；普遍福利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069-02
一、风险社会理论及其适用性和局限性
（一）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社会。在全球化潮流的快速推进和现代化进程的蓬勃发展中，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亚洲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风险事件却不断涌现，使人类的社会生产和生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风险情景引起了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他们从风险的视角透视人类社会的深刻变迁，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一个设计巧妙的控制社会，它把针对现代化所造成的不安全因素而提出的控制要求扩展到未来社会。”[1]从贝克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在现代化进程中，有越来越多的破坏力量被释放出来，即便人类的想象力也为之不知所措。”[2]
（二）风险社会理论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1.适用性
“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得到了国内许多学者的回应，而其中我们需要关注源于西方的风险社会理论与我国特殊的用语环境的切合性。首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产生风险、认识风险和治理风险的过程，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是没有矛盾和风险存在的。其次，作为人类社会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社会主义也必然面临着一系列风险的考验和冲击。正因为这些风险的存在可能对经济发展、人民生命安全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才要提出规避和控制风险、推动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完善我国的社会安全保护网。
2.局限性
风险社会理论作为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水平，使得人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风险社会角度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为人类认识自身的处境提供有益的启示。但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风险社会理论，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风险现实问题为立足点的，并借助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强势地位，以这一进程带来的风险为基点，进而得出全球风险社会的结论，这种分析是新颖和深刻的，但也折射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忽视了非西方国家面临风险的差异性，具有明显的失当之嫌。
二、我国风险社会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2012年全国GDP总量已达519 322亿元，但经济财富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更多的社会稳定，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公平，贫富差距的逐步拉大，各种分配失衡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开始浮出水面。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增加，社会运行的成本日益增高，可以认为，我国正处于危险的高发期。概括来看，我国转型期面临的风险社会主要有如下特征。
（一）风险的复合性
风险的复合性，是指各种风险相互交织、共同发力，风险的突发性增加，人们对风险的可预期性减少。我国的社会转型具有强烈的时空压缩和重叠性，在短短20多年内发生的高速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必然产生出更多、更新的风险与不确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对当前中国面临的风险性问题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10位的风险性问题分别为：“看病难、看病贵，占57.95%；就业失业，占33.45%；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占32.06%；贪污腐败，占27.40%；养老保障，占27.32%；教育收费，占18.96%；住房价格过高，占13.13%；社会治安，占12.85%；社会风气，占9.84%；环境污染，占9.50%。”[3]
（二）风险分配的不公平性
风险分配的不公平性即指在风险分配过程中，风险承担的不合理、不公平，风险责任与享受改革成果机会的不对等。贝克认为，在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的影响是普遍的，风险的分配是“民主”的，是平均分布的，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平等主义者”。从总体来看，大家面临着相同风险的考验，但实际上，这些风险的分配却是不公平的，并且每个人承受风险的能力又是存在差异的。
如图1所示，在我国当前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分层结构中，财富的分配和流动是自上而下的，而风险的分配和流动则完全是逆向即自下而上进行的，这就极有可能形成“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的不合理现象。“贫困总是会吸引许多不幸的风险”，生活在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可能遭遇多元化风险的冲击，不得不承受高强度风险的挑战。
三、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取向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以公正为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促进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现代社会。但目前我国养老难、就医就业难、农民工社会保障不足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由于我国制度的缺乏和不足造成的。“中国所经历的风险，更核心的来源是制度转型。或者是缺乏新的制度以应对新的风险，或是现有的制度能力不足无法解决风险。”[5]多元化和风险化是当今社会最本质的特征而公民对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追求的实际结果是普遍幸福主义，实现普遍幸福的唯一现实的途径就是建设多层次、广覆盖的普遍福利社会。
（一）建立中国福利社会的必要性
社会风险既是现实的，又是建构的，它们散落在从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连续谱上。社会风险在本质上是现实的，一旦嵌入社会结构之中就有建构的意义。而政策制定者通常会站在国家层面，思考如何从制度上约束社会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中国特有的福利社会是适合并有必要的。 首先，社会福利制度的健全程度与国家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的强制力成正相关关系。社会福利代表了一种社会公平的价值理念，适度的社会福利制度对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维护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平等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发展的结果最终体现在“物的积累”和“人的发展”两个方面，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选择，才可能产生福利社会，才会有中国福利社会[6]。
其次，建设福利社会并不是主观选择，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应对风险社会的重要战略手段。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纷纷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其中一个共同策略就是加强和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福利社会不是未来的预期，而是现实的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后找到了快速致富之路，但是还没有找到公平分配之策，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社会福利。不明确提出社会福利目标，不足以扭转经济和社会失衡带来的风险问题，不足以缩小贫富差距；提出建立福利社会，社会矛盾得到足够的缓和，风险才能得到一定的规避。
（二）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取向：普遍福利社会
全球金融危机，让世界认识到不仅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更要找到符合全人类福祉的全球治理之道，即要把过去那种只有少数人、少数国家才能享有的福利，变为所有人、所有国家都能享有的福利。在风险社会中，我们必须把财富的分配和社会服务的均等作为核心问题，即收入分配要公平化，福利服务要普遍化。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碎片化”和“分散化”问题，这个不完整的福利体系不足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因此，构建一个系统化和整合化的社会福利体系是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一个重大的基础性问题。
所谓普遍福利，并不是所谓的“高福利”，就中国目前社会福利的覆盖面和水平而言，问题的关键不是“福利过剩”和“福利过度”，而是覆盖面窄、水平低，即“福利不足”和“福利缺乏”。一个“普遍福利的社会”，对象更具有广泛性，内容更具有基本性，主体更加多元化，方式更加多样性[7]。首先，普遍福利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对象，即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将纳入社会福利体系的保护范围。其次，要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福利需求，其中包括：就业保障、生活保障、养老福利、健康福利、教育福利、住房福利等，这些福利集中反映了民生的基本内容，也是民众更好应对各种社会风险的防范措施。再次，普遍福利是需要多主体共同提供支持。供给主体不仅包括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等现代社会中的三大部门，还应该把家庭，单位和慈善组织包括进来。最后，普遍福利应该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公共福利和社会互助等四种供给方式。
参考文献：
[1][德]乌尔里希·贝克，[德]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M].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2]Ulrich Beck，Risk Society：Towarda New Modern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2：20.
[3]汝信，陆学艺，等，主编.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夏玉珍，吴娅丹.中国正进入风险社会时代[J].甘肃社会科学，2007，（1）.
[5]杨雪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景天魁，碧云天，高何荣，等，著.当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与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7]景天魁，碧云天.从小福利迈向大福利——中国特色福利制度的新阶段[J].理论前沿，2009，（11）.
关键词：风险社会；发展取向；普遍福利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069-02
一、风险社会理论及其适用性和局限性
（一）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社会。在全球化潮流的快速推进和现代化进程的蓬勃发展中，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亚洲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风险事件却不断涌现，使人类的社会生产和生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风险情景引起了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他们从风险的视角透视人类社会的深刻变迁，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一个设计巧妙的控制社会，它把针对现代化所造成的不安全因素而提出的控制要求扩展到未来社会。”[1]从贝克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在现代化进程中，有越来越多的破坏力量被释放出来，即便人类的想象力也为之不知所措。”[2]
（二）风险社会理论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1.适用性
“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得到了国内许多学者的回应，而其中我们需要关注源于西方的风险社会理论与我国特殊的用语环境的切合性。首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产生风险、认识风险和治理风险的过程，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是没有矛盾和风险存在的。其次，作为人类社会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社会主义也必然面临着一系列风险的考验和冲击。正因为这些风险的存在可能对经济发展、人民生命安全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才要提出规避和控制风险、推动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完善我国的社会安全保护网。
2.局限性
风险社会理论作为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水平，使得人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风险社会角度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为人类认识自身的处境提供有益的启示。但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风险社会理论，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风险现实问题为立足点的，并借助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强势地位，以这一进程带来的风险为基点，进而得出全球风险社会的结论，这种分析是新颖和深刻的，但也折射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忽视了非西方国家面临风险的差异性，具有明显的失当之嫌。
二、我国风险社会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2012年全国GDP总量已达519 322亿元，但经济财富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更多的社会稳定，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公平，贫富差距的逐步拉大，各种分配失衡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开始浮出水面。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增加，社会运行的成本日益增高，可以认为，我国正处于危险的高发期。概括来看，我国转型期面临的风险社会主要有如下特征。
（一）风险的复合性
风险的复合性，是指各种风险相互交织、共同发力，风险的突发性增加，人们对风险的可预期性减少。我国的社会转型具有强烈的时空压缩和重叠性，在短短20多年内发生的高速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必然产生出更多、更新的风险与不确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对当前中国面临的风险性问题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10位的风险性问题分别为：“看病难、看病贵，占57.95%；就业失业，占33.45%；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占32.06%；贪污腐败，占27.40%；养老保障，占27.32%；教育收费，占18.96%；住房价格过高，占13.13%；社会治安，占12.85%；社会风气，占9.84%；环境污染，占9.50%。”[3]
（二）风险分配的不公平性
风险分配的不公平性即指在风险分配过程中，风险承担的不合理、不公平，风险责任与享受改革成果机会的不对等。贝克认为，在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的影响是普遍的，风险的分配是“民主”的，是平均分布的，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平等主义者”。从总体来看，大家面临着相同风险的考验，但实际上，这些风险的分配却是不公平的，并且每个人承受风险的能力又是存在差异的。
如图1所示，在我国当前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分层结构中，财富的分配和流动是自上而下的，而风险的分配和流动则完全是逆向即自下而上进行的，这就极有可能形成“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的不合理现象。“贫困总是会吸引许多不幸的风险”，生活在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可能遭遇多元化风险的冲击，不得不承受高强度风险的挑战。
三、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取向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以公正为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促进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现代社会。但目前我国养老难、就医就业难、农民工社会保障不足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由于我国制度的缺乏和不足造成的。“中国所经历的风险，更核心的来源是制度转型。或者是缺乏新的制度以应对新的风险，或是现有的制度能力不足无法解决风险。”[5]多元化和风险化是当今社会最本质的特征而公民对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追求的实际结果是普遍幸福主义，实现普遍幸福的唯一现实的途径就是建设多层次、广覆盖的普遍福利社会。
（一）建立中国福利社会的必要性
社会风险既是现实的，又是建构的，它们散落在从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连续谱上。社会风险在本质上是现实的，一旦嵌入社会结构之中就有建构的意义。而政策制定者通常会站在国家层面，思考如何从制度上约束社会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中国特有的福利社会是适合并有必要的。 首先，社会福利制度的健全程度与国家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的强制力成正相关关系。社会福利代表了一种社会公平的价值理念，适度的社会福利制度对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维护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平等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发展的结果最终体现在“物的积累”和“人的发展”两个方面，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选择，才可能产生福利社会，才会有中国福利社会[6]。
其次，建设福利社会并不是主观选择，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应对风险社会的重要战略手段。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纷纷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其中一个共同策略就是加强和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福利社会不是未来的预期，而是现实的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后找到了快速致富之路，但是还没有找到公平分配之策，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社会福利。不明确提出社会福利目标，不足以扭转经济和社会失衡带来的风险问题，不足以缩小贫富差距；提出建立福利社会，社会矛盾得到足够的缓和，风险才能得到一定的规避。
（二）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取向：普遍福利社会
全球金融危机，让世界认识到不仅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更要找到符合全人类福祉的全球治理之道，即要把过去那种只有少数人、少数国家才能享有的福利，变为所有人、所有国家都能享有的福利。在风险社会中，我们必须把财富的分配和社会服务的均等作为核心问题，即收入分配要公平化，福利服务要普遍化。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碎片化”和“分散化”问题，这个不完整的福利体系不足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因此，构建一个系统化和整合化的社会福利体系是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一个重大的基础性问题。
所谓普遍福利，并不是所谓的“高福利”，就中国目前社会福利的覆盖面和水平而言，问题的关键不是“福利过剩”和“福利过度”，而是覆盖面窄、水平低，即“福利不足”和“福利缺乏”。一个“普遍福利的社会”，对象更具有广泛性，内容更具有基本性，主体更加多元化，方式更加多样性[7]。首先，普遍福利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对象，即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将纳入社会福利体系的保护范围。其次，要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福利需求，其中包括：就业保障、生活保障、养老福利、健康福利、教育福利、住房福利等，这些福利集中反映了民生的基本内容，也是民众更好应对各种社会风险的防范措施。再次，普遍福利是需要多主体共同提供支持。供给主体不仅包括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等现代社会中的三大部门，还应该把家庭，单位和慈善组织包括进来。最后，普遍福利应该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公共福利和社会互助等四种供给方式。
参考文献：
[1][德]乌尔里希·贝克，[德]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M].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2]Ulrich Beck，Risk Society：Towarda New Modern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2：20.
[3]汝信，陆学艺，等，主编.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夏玉珍，吴娅丹.中国正进入风险社会时代[J].甘肃社会科学，2007，（1）.
[5]杨雪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景天魁，碧云天，高何荣，等，著.当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与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7]景天魁，碧云天.从小福利迈向大福利——中国特色福利制度的新阶段[J].理论前沿，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