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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1日晚上10点左右，美国新泽西州霍普维尔小镇，一座豪华的庄园内，保姆贝蒂·高来到小主人小林德伯格（20个月大）的房间插上电热器。房间出人意料的安静，连小主人的呼吸声都听不到，贝蒂伸手摸了摸孩子的小床，保暖的绒毯还在，孩子却不见了。
贝蒂万分焦急地将事情告诉庄园的主人，也就是小林德伯格的父母林德伯格夫妇。三人回到小林德伯格的房间，墙角的窗户敞开着，窗下的箱子和地板上各有一个泥水脚印，窗台上搁着一封信。林德伯格告诉两位女士不要碰这些东西。他冲进主卧室从壁橱里抓出一支来复枪，一边推枪栓一边奔向楼外。四周细雨茫茫不见一个人影。
林德伯格对他的夫人安妮说：“他们偷走了我们的儿子。”第二天，这句话和他的名字一起，成了美国报纸头版头条的标题。
这起悲剧发生的5年前，也就是1927年，25岁的林德伯格驾驶着一架名为“圣路易斯之魂”的单引擎飞机从纽约出发，只靠一只罗盘、一张地图以及五片三明治和一些水，用了33个小时59分钟，飞抵法国巴黎。就这样，林德伯格成为第一个驾驶飞机穿越大西洋的人，也成为美国人家喻户晓的“飞行英雄”，他不仅被美国空军后备队（当时美国还没有正式的空军）破格授予上校军衔，还当选《时代》周刊的第一位“年度风云人物”。
但林德伯格和妻子安妮都不善应酬，为了躲避记者们的追踪，他们特意在清静的小镇霍普維尔安家。但随着孩子被偷走，林德伯格夫妇那座尚未完工的、占地400公顷的庄园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孩子被偷走后半个小时不到，小镇的警长已经亲自带领部下到现场勘察案情了。
小林德伯格房间的窗户下，一串脚印往西南方向延伸。在大约23米处有一截折断的木梯，不远处又有两截，大概是绑匪抱着孩子从二楼的窗台下来时梯子断掉了。梯子做得很粗糙，一看便知是自制的，但设计得还不错，每一截都比下面一截稍窄一点，这样的梯子折叠起来放到轿车的后备箱也不成问题。梯子上的踏板，按林德伯格的看法，“好像是用木箱上拆下来的木板做的”。
3月4日，林德伯格终于等来了绑匪的第二封信，但并不是什么好消息，绑匪在信中说到，因为林德伯格报警的行为触怒了他们，所以赎金提高到了7万美元。
3月5日，绑匪又寄来第三封信。除了重复第二封信的内容外，还说孩子被照顾得很好。信中要求林德伯格物色一位中间人，通过他与绑匪联系。应绑匪的要求，林德伯格委托退休教师约翰·康登博士与绑匪联系，此后康登博士共计收到12封信件和一次电话。绑匪不断变换交付赎金的方式，并以各种理由提高价码，还信誓旦旦地保证孩子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准备赎金花去了两个多星期。最初，为了避免再次触怒绑匪，林德伯格拒绝警方提出的记录钞票号码的建议，但美国财政部官员坚持要求必须这样做。赎金中的一部分使用了金圆券，这是一种可以兑换黄金的货币，它和相同面值的普通钞票看上去几乎完全一样，只多一个黄色的圆形印记。当时联邦政府正秘密从民间回收金圆券，收银员收到金圆券后都会交到银行，不会再作为零钱找补给顾客，所以这种货币在市面上越来越稀少。
几位财政部工作人员和银行职员用了整整8小时记录全部纸币的号码，用小号字体打印成册后共57页。之后，25万份这样的号码册被秘密发送至美国的每一家银行。
4月2日晚上8点，康登博士按照绑匪的要求在霍普维尔的一座公墓里把钱交到绑匪手中。绑匪拿到赎金后告诉康登，小林德伯格在马萨诸塞州雷斯内克海滩附近的一艘船上。
第二天凌晨，在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部队的鼎力协助下，林德伯格驾飞机飞往马萨诸塞州，把整个海边搜遍，也没有看到绑匪所说的小船。林德伯格被骗了。 悲剧出现在5月12日，绑架案发生后的第73天。一名卡车司机在霍普维尔山区发现一个小孩的脑袋和一条腿露出地面，吓得立刻报警。保姆贝蒂和林德伯格先后确认了那就是小林德伯格的遗骸。辨认的特征包括牙齿的数目、亚麻色的头发、两个叠在一起的脚趾、还有孩子的衣物等。第二天，林德伯格在警方的陪同下，将小尸体送到火葬场火化。此时距卡车司机发现尸体不到24小时。
因为警方指定的验尸官关节炎发作，那具小尸体只在火化前由一位殡仪馆员工草草做了一下检查。他发现孩子的颅骨上有四处裂痕和已经变质的血痂，由此推测小林德伯格死亡的原因应是头部受到重击而造成颅骨骨裂。根据尸体的腐烂程度判断，死亡时间很可能就是绑架案发生的当晚。估计当绑匪抱着小林德伯格从窗台上爬下来时，因木梯断裂孩子掉到了地上。警方认为作案人并非有意要加害于小林德伯格，这只是他们行动中的一个意外。
刚案发时，警方曾推断是熟人作案，也据此展开了深入的调查。一个名叫奥莉特·夏普的女佣成了警方的焦点，因为她表现出不寻常的紧张，而且警方在她的房间搜到一本银行存折，里面有1600美元，在当时，这对一名女佣来说是笔“大钱”。最终夏普选择了自杀而不是说出实情：她与几个男人有染，案发当晚她正在一家地下酒吧鬼混。
1933年4月5日，新当选的美国总統罗斯福宣布美元脱离金本位，所有金圆券都要到银行去兑换新钞。财政部一年前的构想没错，交付赎金前被记录的金圆券一张张地出现。但由于各种原因，警方一直无法追踪到原来的持有人。到了1933年10月19日，因为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美国国会通过了“林德伯格法案”，以后任何案子超过一周没破案，就可推断凶手已经逃往别州，联邦调查局可以主动跨州办案，这改变了以往各州独立办案的惯例。
1934年9月18日，纽约一家银行在清点钞票时，发现两张“进了黑名单”的金圆券，其中一张还写了一个车牌号码。追查后，警方找到一个加油站，加油站的人说，几天前有一个开着蓝色道奇汽车的人来加油，油钱只要98美分，不到1美元。那人却用10元大钞付钱，老板怕收到假钞，所以在车子离开时，在钞票写下了车牌号码：“4U-13-14-N.Y ”。
两天后，警方宣布侦破“小林德伯格绑架案”。他们抓到“4U-13-14-N.Y ”的车主，35岁，是名木工，来自德国，有犯罪前科。警方在他的车库里找到一万多美元旧钞，全是林德伯格交付赎金前被记录下来的钞票。他叫布鲁诺·R·霍普曼。
1935年1月2日，一场盛况空前的“世纪审判”在霍普维尔所属的亨特登地区首府佛明顿开庭。那天下着大雪，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一下子涌进了2000多辆车和6万多人，甚至所有的旅馆早在3个月前就已全部订满。
在法庭上，证据被一一出示，七个笔迹专家确认霍普曼的笔迹与勒索赎金纸条上的笔迹相符；绑匪用来爬上婴儿房窗口的梯子上的木料，有的来自霍普曼家附近一棵松树，有的来自他家的地板（但没人能证明木梯上有霍普曼的指纹）；另外还有人看到他在绑架案发生的当天出现在林德伯格家附近；据交付赎金的中间人指认，霍普曼就是收赎金的那个有德国口音的人；当然，最有力的证据是那些赎金本身，事实上，霍普曼就是因为使用这些钱才被发现的，而且尽管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在大萧条时期却过着与其收入不符的优越生活。
霍普曼否认所有对他的指控，辩称这些钱是一个皮货商留在他家的，那人已经死在了德国，他的妻子证明案发当晚他在家里没有外出；他的辩护律师则指责警方伪造证据，“所有人证和物证不能直接证明霍普曼参与了绑架案，被告霍普曼与案件的唯一联系只是那些赎金钞票。但由于警方急需一只替罪羊以了结此案，他们并不在乎霍普曼是否真的有罪。”
在几个星期的审判期间，首席公诉人戴维·韦伦兹成为全美瞩目的明星人物。他在作总结性发言时显得胸有成竹，他甚至说单凭霍普曼的长相和性格就可以断定他有罪。
2月13日，在经历29次开庭，162个证人出庭作证，出示了381份证据之后，陪审团经过11个小时的讨论，宣布霍普曼犯有一级谋杀罪，根据新泽西州的法律，霍普曼将被处以电刑。
此刻，守在法庭外面等待最后宣判的几千名民众沸腾了，“杀死霍普曼”、“杀了那个德国佬”……呼声一浪接一浪，仿佛这个结果他们期待已久。
但出人意料的是，霍普曼始终拒绝认罪，他甚至拒绝了以坦白换取终身监禁的提议。多次上诉被驳回后，1935年4月3日，霍普曼在新泽西州州立监狱被送上电椅。至死，霍普曼都没有向世人交待清楚他本应交待的绑架案发当晚的全部过程。
事情就此结束了吗？没有，有关此事的议论至今依然未平息。有些人认为霍普曼是无辜的；有些人认为那个皮货商才是真凶；也有人怀疑“半路杀出”的中间人康登博士是绑架团伙的一员；还有人甚至认为是林德伯格自己或者他妻子的姐姐杀死了孩子；而霍普曼的妻子安娜则至死都在呼吁还她丈夫清白。
这件绑架案和随后的审判轰动一时，直接促使侦探小说大师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了著名的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小说开始就是美国著名飞行员阿姆斯特朗的小女儿戴西被绑架并遭到撕票，几个月后，绑匪被抓获，但绑匪头目凯赛梯却凭借金钱的力量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本小说被公认是阿加莎最杰出的作品。
每个人都愿意相信阿加莎在小说里写的，真凶可以逃过法律的制裁，但他逃不过复仇之手，正义最终都会被彰显。但回到现实，“小林德伯格绑架案”并没有出现像小说那样让人期待，或者说让人信服的结局，它最后在很多人心中都成了一个谜团，甚至，在某些美国历史书里，这个案件被称作“世纪冤案”。
贝蒂万分焦急地将事情告诉庄园的主人，也就是小林德伯格的父母林德伯格夫妇。三人回到小林德伯格的房间，墙角的窗户敞开着，窗下的箱子和地板上各有一个泥水脚印，窗台上搁着一封信。林德伯格告诉两位女士不要碰这些东西。他冲进主卧室从壁橱里抓出一支来复枪，一边推枪栓一边奔向楼外。四周细雨茫茫不见一个人影。
林德伯格对他的夫人安妮说：“他们偷走了我们的儿子。”第二天，这句话和他的名字一起，成了美国报纸头版头条的标题。
大人物遭遇绑架案
这起悲剧发生的5年前，也就是1927年，25岁的林德伯格驾驶着一架名为“圣路易斯之魂”的单引擎飞机从纽约出发，只靠一只罗盘、一张地图以及五片三明治和一些水，用了33个小时59分钟，飞抵法国巴黎。就这样，林德伯格成为第一个驾驶飞机穿越大西洋的人，也成为美国人家喻户晓的“飞行英雄”，他不仅被美国空军后备队（当时美国还没有正式的空军）破格授予上校军衔，还当选《时代》周刊的第一位“年度风云人物”。
但林德伯格和妻子安妮都不善应酬，为了躲避记者们的追踪，他们特意在清静的小镇霍普維尔安家。但随着孩子被偷走，林德伯格夫妇那座尚未完工的、占地400公顷的庄园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孩子被偷走后半个小时不到，小镇的警长已经亲自带领部下到现场勘察案情了。
小林德伯格房间的窗户下，一串脚印往西南方向延伸。在大约23米处有一截折断的木梯，不远处又有两截，大概是绑匪抱着孩子从二楼的窗台下来时梯子断掉了。梯子做得很粗糙，一看便知是自制的，但设计得还不错，每一截都比下面一截稍窄一点，这样的梯子折叠起来放到轿车的后备箱也不成问题。梯子上的踏板，按林德伯格的看法，“好像是用木箱上拆下来的木板做的”。
3月4日，林德伯格终于等来了绑匪的第二封信，但并不是什么好消息，绑匪在信中说到，因为林德伯格报警的行为触怒了他们，所以赎金提高到了7万美元。
3月5日，绑匪又寄来第三封信。除了重复第二封信的内容外，还说孩子被照顾得很好。信中要求林德伯格物色一位中间人，通过他与绑匪联系。应绑匪的要求，林德伯格委托退休教师约翰·康登博士与绑匪联系，此后康登博士共计收到12封信件和一次电话。绑匪不断变换交付赎金的方式，并以各种理由提高价码，还信誓旦旦地保证孩子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准备赎金花去了两个多星期。最初，为了避免再次触怒绑匪，林德伯格拒绝警方提出的记录钞票号码的建议，但美国财政部官员坚持要求必须这样做。赎金中的一部分使用了金圆券，这是一种可以兑换黄金的货币，它和相同面值的普通钞票看上去几乎完全一样，只多一个黄色的圆形印记。当时联邦政府正秘密从民间回收金圆券，收银员收到金圆券后都会交到银行，不会再作为零钱找补给顾客，所以这种货币在市面上越来越稀少。
几位财政部工作人员和银行职员用了整整8小时记录全部纸币的号码，用小号字体打印成册后共57页。之后，25万份这样的号码册被秘密发送至美国的每一家银行。
4月2日晚上8点，康登博士按照绑匪的要求在霍普维尔的一座公墓里把钱交到绑匪手中。绑匪拿到赎金后告诉康登，小林德伯格在马萨诸塞州雷斯内克海滩附近的一艘船上。
第二天凌晨，在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部队的鼎力协助下，林德伯格驾飞机飞往马萨诸塞州，把整个海边搜遍，也没有看到绑匪所说的小船。林德伯格被骗了。 悲剧出现在5月12日，绑架案发生后的第73天。一名卡车司机在霍普维尔山区发现一个小孩的脑袋和一条腿露出地面，吓得立刻报警。保姆贝蒂和林德伯格先后确认了那就是小林德伯格的遗骸。辨认的特征包括牙齿的数目、亚麻色的头发、两个叠在一起的脚趾、还有孩子的衣物等。第二天，林德伯格在警方的陪同下，将小尸体送到火葬场火化。此时距卡车司机发现尸体不到24小时。
因为警方指定的验尸官关节炎发作，那具小尸体只在火化前由一位殡仪馆员工草草做了一下检查。他发现孩子的颅骨上有四处裂痕和已经变质的血痂，由此推测小林德伯格死亡的原因应是头部受到重击而造成颅骨骨裂。根据尸体的腐烂程度判断，死亡时间很可能就是绑架案发生的当晚。估计当绑匪抱着小林德伯格从窗台上爬下来时，因木梯断裂孩子掉到了地上。警方认为作案人并非有意要加害于小林德伯格，这只是他们行动中的一个意外。
真相大白？
刚案发时，警方曾推断是熟人作案，也据此展开了深入的调查。一个名叫奥莉特·夏普的女佣成了警方的焦点，因为她表现出不寻常的紧张，而且警方在她的房间搜到一本银行存折，里面有1600美元，在当时，这对一名女佣来说是笔“大钱”。最终夏普选择了自杀而不是说出实情：她与几个男人有染，案发当晚她正在一家地下酒吧鬼混。
1933年4月5日，新当选的美国总統罗斯福宣布美元脱离金本位，所有金圆券都要到银行去兑换新钞。财政部一年前的构想没错，交付赎金前被记录的金圆券一张张地出现。但由于各种原因，警方一直无法追踪到原来的持有人。到了1933年10月19日，因为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美国国会通过了“林德伯格法案”，以后任何案子超过一周没破案，就可推断凶手已经逃往别州，联邦调查局可以主动跨州办案，这改变了以往各州独立办案的惯例。
1934年9月18日，纽约一家银行在清点钞票时，发现两张“进了黑名单”的金圆券，其中一张还写了一个车牌号码。追查后，警方找到一个加油站，加油站的人说，几天前有一个开着蓝色道奇汽车的人来加油，油钱只要98美分，不到1美元。那人却用10元大钞付钱，老板怕收到假钞，所以在车子离开时，在钞票写下了车牌号码：“4U-13-14-N.Y ”。
两天后，警方宣布侦破“小林德伯格绑架案”。他们抓到“4U-13-14-N.Y ”的车主，35岁，是名木工，来自德国，有犯罪前科。警方在他的车库里找到一万多美元旧钞，全是林德伯格交付赎金前被记录下来的钞票。他叫布鲁诺·R·霍普曼。
1935年1月2日，一场盛况空前的“世纪审判”在霍普维尔所属的亨特登地区首府佛明顿开庭。那天下着大雪，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一下子涌进了2000多辆车和6万多人，甚至所有的旅馆早在3个月前就已全部订满。
在法庭上，证据被一一出示，七个笔迹专家确认霍普曼的笔迹与勒索赎金纸条上的笔迹相符；绑匪用来爬上婴儿房窗口的梯子上的木料，有的来自霍普曼家附近一棵松树，有的来自他家的地板（但没人能证明木梯上有霍普曼的指纹）；另外还有人看到他在绑架案发生的当天出现在林德伯格家附近；据交付赎金的中间人指认，霍普曼就是收赎金的那个有德国口音的人；当然，最有力的证据是那些赎金本身，事实上，霍普曼就是因为使用这些钱才被发现的，而且尽管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在大萧条时期却过着与其收入不符的优越生活。
霍普曼否认所有对他的指控，辩称这些钱是一个皮货商留在他家的，那人已经死在了德国，他的妻子证明案发当晚他在家里没有外出；他的辩护律师则指责警方伪造证据，“所有人证和物证不能直接证明霍普曼参与了绑架案，被告霍普曼与案件的唯一联系只是那些赎金钞票。但由于警方急需一只替罪羊以了结此案，他们并不在乎霍普曼是否真的有罪。”
在几个星期的审判期间，首席公诉人戴维·韦伦兹成为全美瞩目的明星人物。他在作总结性发言时显得胸有成竹，他甚至说单凭霍普曼的长相和性格就可以断定他有罪。
2月13日，在经历29次开庭，162个证人出庭作证，出示了381份证据之后，陪审团经过11个小时的讨论，宣布霍普曼犯有一级谋杀罪，根据新泽西州的法律，霍普曼将被处以电刑。
此刻，守在法庭外面等待最后宣判的几千名民众沸腾了，“杀死霍普曼”、“杀了那个德国佬”……呼声一浪接一浪，仿佛这个结果他们期待已久。
但出人意料的是，霍普曼始终拒绝认罪，他甚至拒绝了以坦白换取终身监禁的提议。多次上诉被驳回后，1935年4月3日，霍普曼在新泽西州州立监狱被送上电椅。至死，霍普曼都没有向世人交待清楚他本应交待的绑架案发当晚的全部过程。
事情就此结束了吗？没有，有关此事的议论至今依然未平息。有些人认为霍普曼是无辜的；有些人认为那个皮货商才是真凶；也有人怀疑“半路杀出”的中间人康登博士是绑架团伙的一员；还有人甚至认为是林德伯格自己或者他妻子的姐姐杀死了孩子；而霍普曼的妻子安娜则至死都在呼吁还她丈夫清白。
这件绑架案和随后的审判轰动一时，直接促使侦探小说大师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了著名的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小说开始就是美国著名飞行员阿姆斯特朗的小女儿戴西被绑架并遭到撕票，几个月后，绑匪被抓获，但绑匪头目凯赛梯却凭借金钱的力量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本小说被公认是阿加莎最杰出的作品。
每个人都愿意相信阿加莎在小说里写的，真凶可以逃过法律的制裁，但他逃不过复仇之手，正义最终都会被彰显。但回到现实，“小林德伯格绑架案”并没有出现像小说那样让人期待，或者说让人信服的结局，它最后在很多人心中都成了一个谜团，甚至，在某些美国历史书里，这个案件被称作“世纪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