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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加入WTO 11年后，外资在华设立独资医院的大门终于打开。
2011年12月30日，发改委联合商务部发布的新版《外资产业指导目录》明确指出，自2012年1月30日起，将外商投资医疗机构从限制类改为允许类。
“这一政策变化使海外的投资机构，尤其是欧、美大型国际医疗集团在华必须合资开设医疗机构的管制彻底消除，也将打消外资在华投资医院对于利益分配、管理掣肘的担心。” 商务部相关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012年，随着审批细则的逐步出台，将迎来外资开办医院集中申请和获批的时期。”
瑞银中国医疗研究部主管丁丁表示，尽管外资医院在人才、土地、医保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隐形限制，但随着投资渠道的放开，未来外资将加快进军中国医院的步伐。
迟来的开放
“在中国，医疗领域的对外开放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整整用了33年”，中国第一家外资私立医院——和睦家医院董事长李碧菁经历了这一漫长过程。1979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年仅24岁的李碧菁从美国来到中国，从事医疗器械贸易。“那时，中国医疗市场基本还是冰封一片，是外商投资的禁区。”李碧菁说。
1989年，卫生部允许外籍医生来华行医。8年后的1997年，中国允许外商在华合资开设医院，但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30%。2000年中国加入WTO，合资医院中外资持股被扩大到70%，但仍不予批准外商独资在华建立医疗机构。此后十年间，外资进入中国医院市场被牢牢限制在合资领域。
2008年，台塑董事长王永庆亲自出马，希望在北京建设独资医院未能如愿，不得不移师厦门，争取了港澳台资本在东南沿海局部省份试点开设外资独资医院的政策优惠。2010年，南京明基等台资、港资独资医院才进入中国大陆。
“外资医院给国内医疗市场带来了成熟的医疗行业运作经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经营管理水平，与中国现有的医疗机构形成了互补。”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赵淳表示，“然而，有关部门却顾虑重重，行动迟缓。直到‘新医改’的到来，中国医院市场对外开放的大门才终于被打开了半扇。”
2010年12月，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后，外资医院、民营医院才被提升到与公立医院同等的地位。在卫生审批层面，外资独资医院被允许建立，然而，由于缺乏外资投资管理层面的审批许可，外商独资投资大陆医院依然是水中月镜中花。
直到2011年12月30日，在资本投资管理层面，外资独资医院才终于被列入了允许类别。中国医院市场对外开放的大门才真正被打开。
并未打开“玻璃门”
尽管中国医院市场对外开放的大门完全打开，但医院市场的开发，现实远没有想象乐观。
“取消外商投资医院的投资比例限制，对于国外大型医疗机构进入中国是一大利好。但是，当外来投资者迈过这扇门才发现，原来中国的医院市场是一个大四合院，投资限制仅仅是这个院子的第一道大门，其他相关配套政策的出台还尚需时日。”
从事医疗企业咨询多年，北京群英咨询管理公司董事长刘会认为，未来外商独资医院仍需跨过多重门，其中包括土地审批、医疗设备审批、医保资格审批、医务人员配备以及水电、消防、卫生防疫、垃圾处理等等众多审批环节——整个审批过程最少也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涉及卫生部、商务部、规划委、城建部门等多个部门，需要加盖公章150多枚。
而从土地来看，目前在北京四环内已不再审批新建大型医院。五环内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也接近饱和。外资医院的发展只能局限于专科门诊范畴，否则就只能在郊区设立医院。
在医疗设备的审批上，目前卫生部还在执行2005年制定的政策，添置金额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的设备需要向省级卫生厅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且必须事先配备相应资质的操作人员。
除了审批之外，更难解决的是医务人员人才的招聘。这是因为，尽管目前已经允许医生多点行医，但是，医生职务依旧属于事业编制，从毕业就业、实习培训、职称评定、社会保障等都对公立医院有较强的依附性。
北京某公立医院产科副主任张女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曾有几家外资医院高薪聘请她去做副院长，但是她考虑到一旦辞职将失去事业人员的退休金保障。“再过两年退休后，我才会考虑去外资或民营医院发挥余热。”
某外资医疗机构王姓市场部经理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外资独资医院在没有土地、人才以及相应一系列本地资源作保障的条件下将很难经营。所以，仅仅投资放开对外资进入中国医院市场并没有实质上的利好。曾经一度希望进军中国医疗市场的韩国SK集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03年，世界500强企业韩国SK集团在中国成立了合资医院SK爱康医院，韩国SK集团持有该医院70%的股份，全权负责医院的日常经营和管理。
“这种名义上的合资其实与独资没有什么区别。”王姓经理说。
开业之初，CEO崔彰益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的目标是5年内在中国开办20家左右的医院。然而在经营中，由于设备审批时间过长以及医务人员缺乏，一些预计的业务很难开展，不得不通过租借设备或从国外高薪聘请医生来维持正常诊疗，这使得医院运行成本居高不下；在市场方面，外资医院参与医保报销的审批更是异常严格，这将绝大部分中等收入的患者挡在了门外，而有消费能力的患者又会选择出国治疗。
巨额的亏损以及后续医疗项目诸多审批的遥遥无期，让SK集团终于失去耐心。5年后，SK爱康医院已经在医院市场上消失。
“在目前阶段，中国医院市场的投资尽管已经放开，但内部市场机制还远未成熟，其中陷阱将大于机遇，这时选择有能力的公立医院作为合资伙伴，或者选取细分市场做专科门诊，都不失为明智之举。”王姓市场部经理说。
德睿医疗咨询（上海）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窦仁法表示，“目前海外投资者还在对独资建立医院观望，再过两到三年，随着相关政策的明细，将有可能出现外资进入中国医院市场的高峰。目前，美国医疗国际集团收购了北京和上海的两所公立改制医院，进行在华业务扩张，走的还是合资路径。”
公立医院面临挑战
如何平等对待外资和民营资本，逐步开放中国医院医疗市场，是“新医改”的重要方向之一。
目前，一些阻碍医疗市场多渠道发展的政策正在加速改革。如北京上海一些地区2012年将完成医务人员社保社会化的改革，医务人员将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在医院管理方面，也正在开展管办分开的改革，北京、成都等地已经开始了医院管理集团的试点；政府正在减少对医院经营、管理的干预。
“随着医改的进一步深入，未来两三年外资在中国建立医院的政策环境将更加轻松。”国务院医改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这样的平等开放，对于公立医院的发展并非坏事。
“改革向来都是双刃剑。”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目前的政策限制，不仅约束着民营、外资医疗机构的发展，同样也约束着有实力的公立医院的发展，公立医院受到的管制比民营、外资医院更多。民营医院和外资医院的投资者不能只考虑改革单方面解除对民营、外资资本限制。一旦某些约束解除，大型公立医院也将释放出巨大的医疗能力。”
“目前，大型公立医院守着巨大的资金、土地、信用资源，逡巡于公立医院的院墙之内。一旦土地、信贷、编制、设备管制放开，与民营、外资医院同台竞争，到时究竟鹿死谁手还真说不定。”王杉对公立医院的未来充满信心。
北京群英咨询管理公司董事长刘会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如果公立医院谋求与外资、民资医院同等待遇，那么，目前的外资、民营医院的投资水平并不具备竞争优势。将来，国际大型医疗机构进入中国，首选还是与有实力的公立医院合资。
2011年12月30日，发改委联合商务部发布的新版《外资产业指导目录》明确指出，自2012年1月30日起，将外商投资医疗机构从限制类改为允许类。
“这一政策变化使海外的投资机构，尤其是欧、美大型国际医疗集团在华必须合资开设医疗机构的管制彻底消除，也将打消外资在华投资医院对于利益分配、管理掣肘的担心。” 商务部相关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012年，随着审批细则的逐步出台，将迎来外资开办医院集中申请和获批的时期。”
瑞银中国医疗研究部主管丁丁表示，尽管外资医院在人才、土地、医保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隐形限制，但随着投资渠道的放开，未来外资将加快进军中国医院的步伐。
迟来的开放
“在中国，医疗领域的对外开放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整整用了33年”，中国第一家外资私立医院——和睦家医院董事长李碧菁经历了这一漫长过程。1979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年仅24岁的李碧菁从美国来到中国，从事医疗器械贸易。“那时，中国医疗市场基本还是冰封一片，是外商投资的禁区。”李碧菁说。
1989年，卫生部允许外籍医生来华行医。8年后的1997年，中国允许外商在华合资开设医院，但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30%。2000年中国加入WTO，合资医院中外资持股被扩大到70%，但仍不予批准外商独资在华建立医疗机构。此后十年间，外资进入中国医院市场被牢牢限制在合资领域。
2008年，台塑董事长王永庆亲自出马，希望在北京建设独资医院未能如愿，不得不移师厦门，争取了港澳台资本在东南沿海局部省份试点开设外资独资医院的政策优惠。2010年，南京明基等台资、港资独资医院才进入中国大陆。
“外资医院给国内医疗市场带来了成熟的医疗行业运作经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经营管理水平，与中国现有的医疗机构形成了互补。”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赵淳表示，“然而，有关部门却顾虑重重，行动迟缓。直到‘新医改’的到来，中国医院市场对外开放的大门才终于被打开了半扇。”
2010年12月，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后，外资医院、民营医院才被提升到与公立医院同等的地位。在卫生审批层面，外资独资医院被允许建立，然而，由于缺乏外资投资管理层面的审批许可，外商独资投资大陆医院依然是水中月镜中花。
直到2011年12月30日，在资本投资管理层面，外资独资医院才终于被列入了允许类别。中国医院市场对外开放的大门才真正被打开。
并未打开“玻璃门”
尽管中国医院市场对外开放的大门完全打开，但医院市场的开发，现实远没有想象乐观。
“取消外商投资医院的投资比例限制，对于国外大型医疗机构进入中国是一大利好。但是，当外来投资者迈过这扇门才发现，原来中国的医院市场是一个大四合院，投资限制仅仅是这个院子的第一道大门，其他相关配套政策的出台还尚需时日。”
从事医疗企业咨询多年，北京群英咨询管理公司董事长刘会认为，未来外商独资医院仍需跨过多重门，其中包括土地审批、医疗设备审批、医保资格审批、医务人员配备以及水电、消防、卫生防疫、垃圾处理等等众多审批环节——整个审批过程最少也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涉及卫生部、商务部、规划委、城建部门等多个部门，需要加盖公章150多枚。
而从土地来看，目前在北京四环内已不再审批新建大型医院。五环内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也接近饱和。外资医院的发展只能局限于专科门诊范畴，否则就只能在郊区设立医院。
在医疗设备的审批上，目前卫生部还在执行2005年制定的政策，添置金额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的设备需要向省级卫生厅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且必须事先配备相应资质的操作人员。
除了审批之外，更难解决的是医务人员人才的招聘。这是因为，尽管目前已经允许医生多点行医，但是，医生职务依旧属于事业编制，从毕业就业、实习培训、职称评定、社会保障等都对公立医院有较强的依附性。
北京某公立医院产科副主任张女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曾有几家外资医院高薪聘请她去做副院长，但是她考虑到一旦辞职将失去事业人员的退休金保障。“再过两年退休后，我才会考虑去外资或民营医院发挥余热。”
某外资医疗机构王姓市场部经理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外资独资医院在没有土地、人才以及相应一系列本地资源作保障的条件下将很难经营。所以，仅仅投资放开对外资进入中国医院市场并没有实质上的利好。曾经一度希望进军中国医疗市场的韩国SK集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03年，世界500强企业韩国SK集团在中国成立了合资医院SK爱康医院，韩国SK集团持有该医院70%的股份，全权负责医院的日常经营和管理。
“这种名义上的合资其实与独资没有什么区别。”王姓经理说。
开业之初，CEO崔彰益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的目标是5年内在中国开办20家左右的医院。然而在经营中，由于设备审批时间过长以及医务人员缺乏，一些预计的业务很难开展，不得不通过租借设备或从国外高薪聘请医生来维持正常诊疗，这使得医院运行成本居高不下；在市场方面，外资医院参与医保报销的审批更是异常严格，这将绝大部分中等收入的患者挡在了门外，而有消费能力的患者又会选择出国治疗。
巨额的亏损以及后续医疗项目诸多审批的遥遥无期，让SK集团终于失去耐心。5年后，SK爱康医院已经在医院市场上消失。
“在目前阶段，中国医院市场的投资尽管已经放开，但内部市场机制还远未成熟，其中陷阱将大于机遇，这时选择有能力的公立医院作为合资伙伴，或者选取细分市场做专科门诊，都不失为明智之举。”王姓市场部经理说。
德睿医疗咨询（上海）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窦仁法表示，“目前海外投资者还在对独资建立医院观望，再过两到三年，随着相关政策的明细，将有可能出现外资进入中国医院市场的高峰。目前，美国医疗国际集团收购了北京和上海的两所公立改制医院，进行在华业务扩张，走的还是合资路径。”
公立医院面临挑战
如何平等对待外资和民营资本，逐步开放中国医院医疗市场，是“新医改”的重要方向之一。
目前，一些阻碍医疗市场多渠道发展的政策正在加速改革。如北京上海一些地区2012年将完成医务人员社保社会化的改革，医务人员将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在医院管理方面，也正在开展管办分开的改革，北京、成都等地已经开始了医院管理集团的试点；政府正在减少对医院经营、管理的干预。
“随着医改的进一步深入，未来两三年外资在中国建立医院的政策环境将更加轻松。”国务院医改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这样的平等开放，对于公立医院的发展并非坏事。
“改革向来都是双刃剑。”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目前的政策限制，不仅约束着民营、外资医疗机构的发展，同样也约束着有实力的公立医院的发展，公立医院受到的管制比民营、外资医院更多。民营医院和外资医院的投资者不能只考虑改革单方面解除对民营、外资资本限制。一旦某些约束解除，大型公立医院也将释放出巨大的医疗能力。”
“目前，大型公立医院守着巨大的资金、土地、信用资源，逡巡于公立医院的院墙之内。一旦土地、信贷、编制、设备管制放开，与民营、外资医院同台竞争，到时究竟鹿死谁手还真说不定。”王杉对公立医院的未来充满信心。
北京群英咨询管理公司董事长刘会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如果公立医院谋求与外资、民资医院同等待遇，那么，目前的外资、民营医院的投资水平并不具备竞争优势。将来，国际大型医疗机构进入中国，首选还是与有实力的公立医院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