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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和建设正处于机制转型时期。主要原因是快速的城镇化及其所伴随的农业劳动力析出,农业生产要素中劳动力价格上升而土地价格下降,造成生态治理产品的私人物品属性不断弱化,公共物品属性不断强化。这就意味着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投入主体应由农牧民转向以政府所代表的全社会;策略上由＂改善土地生产条件、以开发带动治理＂向＂保护为主、监督开发＂转变;措施取向上从＂主动干预自然＂向＂依靠大自然自我恢复能力＂转变。这一转型也要求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科技工作重点实现相应调整：从以往侧重减缓生态压力的间接治理模式和技术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