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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摩罗诗力说》是鲁迅早期诗学思想的代表作,也是他在日本期间对中国问题思索的一个结晶。其中对英国诗人拜伦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鲁迅也深受拜伦浪漫主义战斗精神的影响。前期的鲁迅比较倾向于热烈的战斗精神,而后期的鲁迅在不断的思索中走得更深、更远,孤独感和悲剧色彩也更浓重。本文旨在以《摩罗诗力说》为基础,以鲁迅为重点,通过与拜伦创作思想的对比,来阐述鲁迅的思想特点。
关键词:鲁迅拜伦《摩罗诗力说》悲剧色彩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摩罗诗力说》(1907年)是鲁迅早期诗学思想的代表作,也是他在日本期间对中国问题思索的一个结晶。文中除了详细介绍了拜伦外,还谈到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茨基、克拉辛斯基、裴多菲等多位“摩罗派”诗人及作品,更着力赞扬了这些文学家反抗压迫和不平等的战斗精神。他欣赏这些诗人“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抗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的精神,也热烈歌颂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从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他倡导“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精神,并大声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可以说,《摩罗诗力说》不但是鲁迅美学思想的体现,还是其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反映。这些思想贯穿了鲁迅的一生,在其活动的各个时期均有所体现。
《摩罗诗力说》中介绍的欧美浪漫派诗人的最杰出代表就是拜伦,鲁迅与拜伦思想的交集也从这里开始。鲁迅并非最早向国人介绍拜伦的,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热情赞颂过英雄拜伦,之后不久又有苏曼殊等人翻译介绍了拜伦的诗作。鲁迅在《杂忆》中就说过:“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拜伦诗)都是译本……苏曼殊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做诗‘寄弹筝人’,因此与Byron也还有缘。”不过,正如H·G·谢克所说:“每个国家的人们都在拜伦的作品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东西。”梁启超与苏曼殊看到的恰是不同两面的拜伦,梁启超所发现、介绍的是政治家拜伦,是为了“帮助希腊独立,竟从军而死”的战士;而苏曼殊看到的则是作为诗人的拜伦,孤独忧郁、浪漫悲观。
等拜伦“来到”鲁迅这里时,正值鲁迅人生中的一个非常微妙的转折期。尽管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他已就人性、国民性等问题做过很深入的思考。但放弃学业,单凭文学的力量来唤醒国人,拯救古老衰弱的民族,这条路能否走得通仍然是鲁迅所担心的。就在鲁迅思索这些问题并试图探寻答案的过程中碰到了拜伦,他的反叛精神给鲁迅带来了一线希望和启迪,即《摩罗诗力说》中所称颂的“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青年鲁迅在拜伦那里寻到了精神的支点,进一步发展、丰富了自己的文学观和精神思想。
鲁迅这一时期的思想精华集中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几篇文章中。其中《摩罗诗力说》中对拜伦的认识,已超越了梁启超及苏曼殊等人的截取式,从诗人的文学活动到政治活动,进而深入到精神世界,都有了较为全面和精准的把握。但毕竟此文还抱有启发民智的决心,因此作者有意回避了拜伦消极、忧郁的一面,而以其积极反抗的正面形象示人,树立起了这个“精神界之战士”的光辉形象以鼓舞民众。
鲁迅与拜伦在精神和思想上寻到了契合点,但随着鲁迅思想的逐步深化,很快就成为了能与拜伦并驾齐驱的思想家。相较之下,拜伦在言行上表现比较激烈,而鲁迅则在精神上走得更远。
鲁迅说拜伦:“既喜拿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他是个集合了多种不同气质于一身的诗人,既有激进的战斗与反抗精神,又有很浓重的悲剧气息,始终在思想和言行的矛盾中前进。
而鲁迅更甚,他终其一生都在精神的不断冲突和矛盾中艰难前行,充满了复杂性和悖论性。正如有些学者评论的那样:“他否定了希望,但也否定了绝望;他相信历史的进步,又相信历史的‘循环’;他献身于民族的解放,又诅咒这样的民族灭亡;他无情地否定了旧生活,又无情地否定了旧生活的批判者——自我。”
鲁迅说拜伦:“怀抱不平,突突上发,则倨傲纵逸,不恤人言,破坏复仇,无所顾忌,而义侠之性,亦即伏此烈火之中,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比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所以拜伦的作品中满眼是反抗的英雄,他们的斗争单纯明朗,即使孤独也一定是自由的,即便身死也毫不足惜,诗人自己也最终为了异国的解放而献出了生命。
鲁迅对国人又何尝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呢,他也鼓励青年起来反抗、斗争,但他又常常能越过反抗看到随之而来的黑色结局。因之他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正是这种对暴力反抗异常清醒的认识,使鲁迅笔下的反抗者往往在斗争后演化为孤独者,甚至复仇者,悲剧色彩也愈来愈浓重,甚至带上了讽刺意味,而这在拜伦的作品中是绝对看不到的。
鲁迅的作品当中,常潜伏着由精神矛盾折化而成的光明与黑暗的两个极端,他总是努力以积极光明的一面示人,而把黑暗留给自己。但他给的光明和希望往往又不那么彻底和简单,字里行间仍会不经意地流露出一抹悲观和虚无。他自己也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做绝望的抗战。”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纵使已料到没有结果仍要坚持战斗。
于是,孤独的人始终孤独,复仇的人有时也会在复仇后陷入更加令人迷茫的境地。就如狂人醒来后立志要冲破这黑暗的旧世界,可他不仅没有成功,反而是病愈后重新回到了无边的黑暗中去,甚至还转变为吃人者了,这样的结局充满了讽刺;涓生、子君向往美好的自由爱情,经过斗争得到后却慢慢变了味,终于,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一样孤独,一样沉落在黑暗中;魏连殳、吕纬甫等人又何尝不是醒来后又无奈地睡去或死去呢?
鲁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个孤独者越是富有洞察力,他的行动和言行也就越受限制,他也就越不可能改变大众的思想。相反,狂人的启蒙变成了对他们自己生存的诅咒,造成了他的悖论式的异化状态——他就被大众所抛弃,而他本来是试图改变大众思想的。”
这种孤独者更进一步便演化为复仇者,“复仇”是鲁迅作品中的又一个母题。复仇者的“复仇”充满了矛盾和悖论,“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但是“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让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看客感到索然无味,最后失望离去,而他们“以死人似的目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于是,复仇就在这交织着仇恨、欲望、悲悯、欢喜和死亡的过程中完成了。而复仇之后的矛盾和虚无也随之而来,复仇的结局不总是“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也有如眉间尺那样,和仇人的头落在了同一个鼎里,难分彼此。这样的复仇连欢喜和悲悯的意义都失去了,没有意义的复仇是走到了复仇的极致,最终成为了“反复仇”,鲁迅的复仇思想也在这里得到了升华。
拜伦是相信复仇的,他的复仇是明朗单纯的杀戮,是生离死别的悲剧;而鲁迅的悲剧则是精神的悲剧,无法解释更无处发泄,终其一生难以疏解。他正是在这思想和精神上的矛盾中艰难前行,比拜伦更加孤独和具有悲剧色彩。
虽然鲁迅后期没有再提到过拜伦,但毋庸置疑,拜伦的浪漫主义诗学观是鲁迅文艺观的一个重要源头,而拜伦自身的斗争精神也给鲁迅的思想注入了给养,赋予了他一种持久的精神力量,最终发展为鲁迅自己“韧性的战斗”的精神。
参考文献:
[1] 鲁迅:《杂忆》,《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 [日]藤井省三,陈福康编译:《鲁迅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3]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六),北京出版社,1999年。
[4]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
[5]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6] 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7] 李欧梵,伍晓明译:《鲁迅的小说——孤独者与大众》,《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8] 鲁迅:《复仇》,《鲁迅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作者简介:白静野,男,1958—,山西榆社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写作、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晋中学院文学院。
关键词:鲁迅拜伦《摩罗诗力说》悲剧色彩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摩罗诗力说》(1907年)是鲁迅早期诗学思想的代表作,也是他在日本期间对中国问题思索的一个结晶。文中除了详细介绍了拜伦外,还谈到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茨基、克拉辛斯基、裴多菲等多位“摩罗派”诗人及作品,更着力赞扬了这些文学家反抗压迫和不平等的战斗精神。他欣赏这些诗人“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抗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的精神,也热烈歌颂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从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他倡导“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精神,并大声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可以说,《摩罗诗力说》不但是鲁迅美学思想的体现,还是其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反映。这些思想贯穿了鲁迅的一生,在其活动的各个时期均有所体现。
《摩罗诗力说》中介绍的欧美浪漫派诗人的最杰出代表就是拜伦,鲁迅与拜伦思想的交集也从这里开始。鲁迅并非最早向国人介绍拜伦的,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热情赞颂过英雄拜伦,之后不久又有苏曼殊等人翻译介绍了拜伦的诗作。鲁迅在《杂忆》中就说过:“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拜伦诗)都是译本……苏曼殊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做诗‘寄弹筝人’,因此与Byron也还有缘。”不过,正如H·G·谢克所说:“每个国家的人们都在拜伦的作品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东西。”梁启超与苏曼殊看到的恰是不同两面的拜伦,梁启超所发现、介绍的是政治家拜伦,是为了“帮助希腊独立,竟从军而死”的战士;而苏曼殊看到的则是作为诗人的拜伦,孤独忧郁、浪漫悲观。
等拜伦“来到”鲁迅这里时,正值鲁迅人生中的一个非常微妙的转折期。尽管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他已就人性、国民性等问题做过很深入的思考。但放弃学业,单凭文学的力量来唤醒国人,拯救古老衰弱的民族,这条路能否走得通仍然是鲁迅所担心的。就在鲁迅思索这些问题并试图探寻答案的过程中碰到了拜伦,他的反叛精神给鲁迅带来了一线希望和启迪,即《摩罗诗力说》中所称颂的“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青年鲁迅在拜伦那里寻到了精神的支点,进一步发展、丰富了自己的文学观和精神思想。
鲁迅这一时期的思想精华集中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几篇文章中。其中《摩罗诗力说》中对拜伦的认识,已超越了梁启超及苏曼殊等人的截取式,从诗人的文学活动到政治活动,进而深入到精神世界,都有了较为全面和精准的把握。但毕竟此文还抱有启发民智的决心,因此作者有意回避了拜伦消极、忧郁的一面,而以其积极反抗的正面形象示人,树立起了这个“精神界之战士”的光辉形象以鼓舞民众。
鲁迅与拜伦在精神和思想上寻到了契合点,但随着鲁迅思想的逐步深化,很快就成为了能与拜伦并驾齐驱的思想家。相较之下,拜伦在言行上表现比较激烈,而鲁迅则在精神上走得更远。
鲁迅说拜伦:“既喜拿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他是个集合了多种不同气质于一身的诗人,既有激进的战斗与反抗精神,又有很浓重的悲剧气息,始终在思想和言行的矛盾中前进。
而鲁迅更甚,他终其一生都在精神的不断冲突和矛盾中艰难前行,充满了复杂性和悖论性。正如有些学者评论的那样:“他否定了希望,但也否定了绝望;他相信历史的进步,又相信历史的‘循环’;他献身于民族的解放,又诅咒这样的民族灭亡;他无情地否定了旧生活,又无情地否定了旧生活的批判者——自我。”
鲁迅说拜伦:“怀抱不平,突突上发,则倨傲纵逸,不恤人言,破坏复仇,无所顾忌,而义侠之性,亦即伏此烈火之中,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比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所以拜伦的作品中满眼是反抗的英雄,他们的斗争单纯明朗,即使孤独也一定是自由的,即便身死也毫不足惜,诗人自己也最终为了异国的解放而献出了生命。
鲁迅对国人又何尝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呢,他也鼓励青年起来反抗、斗争,但他又常常能越过反抗看到随之而来的黑色结局。因之他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正是这种对暴力反抗异常清醒的认识,使鲁迅笔下的反抗者往往在斗争后演化为孤独者,甚至复仇者,悲剧色彩也愈来愈浓重,甚至带上了讽刺意味,而这在拜伦的作品中是绝对看不到的。
鲁迅的作品当中,常潜伏着由精神矛盾折化而成的光明与黑暗的两个极端,他总是努力以积极光明的一面示人,而把黑暗留给自己。但他给的光明和希望往往又不那么彻底和简单,字里行间仍会不经意地流露出一抹悲观和虚无。他自己也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做绝望的抗战。”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纵使已料到没有结果仍要坚持战斗。
于是,孤独的人始终孤独,复仇的人有时也会在复仇后陷入更加令人迷茫的境地。就如狂人醒来后立志要冲破这黑暗的旧世界,可他不仅没有成功,反而是病愈后重新回到了无边的黑暗中去,甚至还转变为吃人者了,这样的结局充满了讽刺;涓生、子君向往美好的自由爱情,经过斗争得到后却慢慢变了味,终于,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一样孤独,一样沉落在黑暗中;魏连殳、吕纬甫等人又何尝不是醒来后又无奈地睡去或死去呢?
鲁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个孤独者越是富有洞察力,他的行动和言行也就越受限制,他也就越不可能改变大众的思想。相反,狂人的启蒙变成了对他们自己生存的诅咒,造成了他的悖论式的异化状态——他就被大众所抛弃,而他本来是试图改变大众思想的。”
这种孤独者更进一步便演化为复仇者,“复仇”是鲁迅作品中的又一个母题。复仇者的“复仇”充满了矛盾和悖论,“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但是“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让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看客感到索然无味,最后失望离去,而他们“以死人似的目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于是,复仇就在这交织着仇恨、欲望、悲悯、欢喜和死亡的过程中完成了。而复仇之后的矛盾和虚无也随之而来,复仇的结局不总是“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也有如眉间尺那样,和仇人的头落在了同一个鼎里,难分彼此。这样的复仇连欢喜和悲悯的意义都失去了,没有意义的复仇是走到了复仇的极致,最终成为了“反复仇”,鲁迅的复仇思想也在这里得到了升华。
拜伦是相信复仇的,他的复仇是明朗单纯的杀戮,是生离死别的悲剧;而鲁迅的悲剧则是精神的悲剧,无法解释更无处发泄,终其一生难以疏解。他正是在这思想和精神上的矛盾中艰难前行,比拜伦更加孤独和具有悲剧色彩。
虽然鲁迅后期没有再提到过拜伦,但毋庸置疑,拜伦的浪漫主义诗学观是鲁迅文艺观的一个重要源头,而拜伦自身的斗争精神也给鲁迅的思想注入了给养,赋予了他一种持久的精神力量,最终发展为鲁迅自己“韧性的战斗”的精神。
参考文献:
[1] 鲁迅:《杂忆》,《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 [日]藤井省三,陈福康编译:《鲁迅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3]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六),北京出版社,1999年。
[4]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
[5]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6] 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7] 李欧梵,伍晓明译:《鲁迅的小说——孤独者与大众》,《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8] 鲁迅:《复仇》,《鲁迅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作者简介:白静野,男,1958—,山西榆社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写作、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晋中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