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参加了77、78级两次高考。77级未被录取，78级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圆了大学梦。
　　字典当老师
　　对我而言，考大学是梦想，更如做梦。我实际上只读了一年不到的初中，后来也与“文化”不沾边———1969年初投亲插队，因成分问题，我种地十年，成了干农活的一把好手。
　　江苏是农业高产区，高产是像绣花一样精耕细作的结果，精耕细作意味着我们得一年忙到头。一次“双抢”插秧，田里野菱的尖角刺进了脚，没空找针挑，愣是等化了脓，连脓带刺一起挤出来的。除了忙，农村的文化元素更少，很难见到有字的纸。幸好还有“敬惜字纸”的习俗，让我的追寻不时也有收获。一次在一位小学校长家找到一本油印的《怎样识五线谱》，我饥不择食，对每个字符都研究了一番，直到自认为弄懂了为止。
　　1971年，队里会计悄悄告诉我一个信息：另一个公社的新华书店来了一批《新华字典》。我毫不犹豫，走了36里路，花一塊钱，抢购到一本。那时虽已有电灯，但要节约用电，每家只准开一盏灯。我是投亲插队，这盏灯不可能在我桌旁。我备了一盏可调光小台灯，可调成5、3或2支光。经与生产队长软磨硬泡，并且保证只使用2支光，终于被破格获准使用台灯。
　　由于电力不足，2支光的小灯泡只是微微发红而已。脱粒时节，随着一捆捆谷物的喂入，脱粒机一阵阵加大马力，小灯泡就一次次熄灭。就这还经常停电，只能用煤油灯。用墨水瓶自制的土煤油灯亮度有限，灯放在书后、书侧都看不清字，只能抱着灯看书。过不多久，脸上、鼻孔里就被煤油烟熏得黑乎乎的。就这样，我把一本《新华字典》从凡例一直看到化学元素周期表。虽然生吞活剥、丢三忘四，但那时，它是我唯一的语文老师。
　　幸亏落了榜
　　1974年，我迁到陶文绫舅妈家。她在公社中学当初中语文老师，能不时悄悄带回一本书，如《中国上古史演义》、《德伯家的苔丝》，有一次是一套线装的《聊斋志异》。当时的规矩是，不能打听书的来源，保证按时还书。借阅期限有时只有一个晚上。我是计划外读者，只能她看上半夜，我看下半夜。好在照明条件已有改善，可以将台灯的亮度从2支光逐渐调到5支光。
　　可能想看《聊斋志异》的人不多，能留两星期，容我逐字查字典。一字多解，要根据上下文挑一解；又要断句，才能读通，一行字可能要看几遍。当然，慢慢地越看越快，最后可一目数行了。这套书啃下来后，文言阅读能力大为提高。后来应付语文卷中加标点、文言题的能力，主要来自于此。
　　文科要考五门。历史，是我的爱好。地理，从小是我的强项。时常为人代笔写大批判稿、学毛选经验交流稿，政治的问题似乎也不大。只有数学是拦路虎。好在我的初中是在控江中学读的，遇到了很好的数学老师胡庚麟。
　　胡老师上课深入浅出，比喻恰到好处，如何解题一带而过，却花大量时间推导定理。书上定理都用方框框着，像条头糕。数学课总排在上午第四节，每次推导，他就会露出一脸坏笑：“肚子饿了吧，给你们吃根条头糕。”久而久之，“条头糕”就成了他的绰号。经他引导，我们知道必须透彻理解定理，才能应付千变万化的题目。班上自学数学成风，暗暗较劲，看谁学得更快。当时的自修课最兴奋，七八个人将座位换到一起，大家每做好一题就报答案，看谁做得又快又准确。
　　虽会自学，还是困难重重。首先，没有教材和老师。我父母不是知识分子，不可能得到《数理化自学丛书》之类紧俏书。幸好，我们大队团支部书记是当地高中毕业生，留有一套教材。她也要考大学。复习之初，我们两人进度差不多，同一本书，她白天看，我晚上学；遇难题共同切磋，仍不能解决的，留待请教老师。积累了一批难题后，我们走了三四里路到她的母校。老师身边围了七八个学生，估计半天都轮不到我们。只能回家，搁置难题。学到后面，再看难题，大多可以迎刃而解。
　　其次，时间太紧。从确信恢复高考到初试只有38天。我立即进入应急状态，时间以“分”来计算和安排。多次熬过通宵，实在太累了，和衣在被子上靠一会儿。
　　我参加了复试，未被录取。两轮各考几分，不得而知。我一直以为是考分不够，二十多年后才知道，77级还看成分。不过，77级即使被录取，恐怕也进不了复旦。
　　追梦才圆梦
　　紧接着是78级高考。我犹豫了，考还是不考？年龄偏大、女性、英语全忘，三个不利因素让我退却了。幸亏遇到了高人点拨和帮助。陶文绫老师劝我：“高个子上届都考上了，这届是在剩下的矮子里面挑将军；你参加过复试，你就是将军。”我再次振作精神，成了高复班的插班生。这时，离高考还有97天。
　　对我来说，高复班太给力了。有老师，有油印教材。教历史和地理的是张瑞麟老师，他是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文革”前的毕业生，讲课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我进班时，地理已经讲完。张老师每节历史课留5分钟，概要地再讲地理。他对同学们说，如果每天不讲一点，恐怕你们学完历史就把地理忘了，但私下对我说，这5分钟是为你讲的。考前连续三个晚上，他拿着考试大纲，听我讲历史和地理，然后纠正和补充。结果，我这两门课都得了高分。政治老师本身就是考生，备课特认真，我获益匪浅。语文有两位老师，我的作文本上都能看到他们的精心批改。
　　最难的还是数学，占用了我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和精力。数学公式记得不巩固，只能用全部抄了挂在墙上，抬头能见，强记硬背。又抄一张小纸，临进考场再背一遍，进去即上缴监考老师。发下考卷，先粗看各题可能用哪些公式，写在草稿纸上。记得数学共5题，每题20分。仔细一看，真正会做的只有第一题，心绪大乱。第一题有5小题，每小题4分。慌乱中，错了1小题。边做边调整心态：我只是68届初中生，考不上很正常，考上了是偶然。
　　第一题做完，心态已调整好，再看第二题，也不在话下。第三题花了很长时间，又攻下了。第四题应该做不出，只是不想浪费时间，试试看而已。谁知，连猜带蒙也做出来了，但不知对不对。第五题不知从哪里下手，稍看了一眼，时间已到。出了考场，才知道下过一场大暴雨，考试中竟全然不知。高复班老师等在门口与我们对答案，第四题居然答对了！结果，数学得了76分，我以407的总分跨过复旦的门槛。我们高复班文科有两个班，只考取二人：政治老师和我。老师们戏言，文科班是专为我办的。
　　能圆大学梦，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是好运连连：首先遇到三位好老师：胡庚麟老师给了我自学的方法和勇气；陶文绫老师带着我读书，在我彷徨时，将我人生的轨迹拨了一下；张瑞麟老师帮我提高了两门课的成绩。关键的好运是连猜带蒙的数学题做对了。必然性是有梦、追梦。没有梦，哪有《新华字典》《聊斋志异》们；没有白天苦干、晚上苦读，恐怕也无法应付高考。十年追梦，68终成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