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的学识首先应该贡献给祖国”听着高音喇叭里传出的《东方红》乐曲声和人们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他静静地站在高音喇叭下，热泪盈眶
陈芳允（1916-2000），浙江台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8年获国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国际上有个全球性的国际宇航科学院，获得该院院士称号的，都是各国宇航科技领域中最為出色的专家。中国航天测控专家陈芳允，便是获得这一殊荣的人之一。他60岁参军入伍，这对于军职干部来说也到了退休的年龄，而他却穿上了新军装，花甲之年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新兵。
宁可受皮肉之苦，也不愿为国民党做事
1916年4月3日，陈芳允出生于浙江省黄岩县（今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毕业于河北保定军校的父亲曾对他说过：“一定要好好学习。我希望你将来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要在社会上立自己的业绩。”这句话对陈芳允影响很大。
1934年，陈芳允考入清华大学，在机械系读了一年后，转入物理系。1945年，陈芳允赴英国留学，参与世界上第一部海用雷达的设计，他的聪明才智博得英国专家的高度评价和高薪挽留，但他婉言谢绝。1948年，陈芳允满怀报国之心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陈芳允被派往上海空军机场工作。当时的飞机场主要是为内战服务，他不愿意为国民党出力，为此失去了工作，还是老上司李敬永将他调去研究所工作才安定下来。
1948年秋，陈芳允忽然接到南京航空委员会打来的电话。电话中说：“上面命令，叫你赶快来南京做空军无线电指挥联络的技术工作。现在战事很紧急，必须立即动身。”陈芳允在接到调令的当天下午，搭上长途汽车去湖州岳父家求援。
在英国时，他曾因嵌甲而割去了半个趾甲，陈芳允再造一个那样的伤情。他找当医生的岳父帮忙拔去了左脚大脚趾的整个指甲，顿时左脚变得血肉模糊，疼得不敢着地。第二天，陈芳允一瘸一拐地回到上海。他住进一家私人小医院，然后打电话给李敬永：“李厂长，我脚上受伤很严重，不能去南京工作了。”李敬永说：“你既然受伤了，干脆就在医院静养吧。”事实上，李敬永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回复南京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声称陈芳允脚伤严重，不能如期到任。因此，陈芳允躲过了去南京的调令。
“我们的学识首先应该贡献给祖国”
1949年初，陈芳允在得知国民党政府迁到广东和台湾，无法再纠缠自己时，欢喜地去“中央研究院”研制生理学用的电子仪器。此时革命形势发展迅速，陈芳允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维持秩序的革命委员会，他们夜里站岗巡逻，不让破坏分子毁坏仪器设备。
陈芳允对同事们说：“科学是属于全人类的，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我们的学识首先应该贡献给祖国。我们要留在大陆！”他积极配合中共地下党做身边知识分子的工作，劝阻科技人员不要去台湾，留在中国大陆，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作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陈芳允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1953年，他被调至北京主持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这时恰逢中国科学代表团结束访苏回国，提出发展原子能科学必须有电子学方面配合。陈芳允服从大局，将电子所合并进原子能所组成近代物理所。
当时美国的间谍飞机经常飞入中国领空，释放干扰波，使中国的雷达致盲，无法打击来犯者。为了保卫中国领空不受侵犯，国防科委的一位领导找到陈芳允，请他为空军研制机载抗干扰雷达。陈芳允爽快地回答：“我试试吧。”
他带着技术人员前往空军有关部门调研，根据实战需要提出技术方案，在空军和航空部的通力合作下研制出了机载抗干扰雷达。从此，美国从台湾飞过来的高空侦察飞机被我空军牢牢盯住，精准击落。毛泽东专门为此作了批示：“这个技术很好，我很感兴趣。”
1965年3月16日，陈芳允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跟踪测量技术负责人。他很快组织了一批专家，对多普勒测速仪跟踪定轨进行模拟计算，决定中国第一颗卫星的无线电跟踪系统应以多普勒测量为基础。随后，他义无反顾地听从安排，前往边疆，到戈壁滩去进行研究工作。为了保证地面台站建设工作，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大漠都留下了陈芳允的足迹。渴了就喝几口军用水壶里的水，饿了掏出军挎包里的凉馒头啃几口。就这样，闽西、南宁、昆明、莱阳四个多普勒测量站设立了。
1970年4月，陈芳允出差来到上海科仪厂，开始新型卫星的测控设备研制工作。4月24日傍晚，陈芳允在江边散步。突然，他身边的电线杆顶端，高音喇叭正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听着高音喇叭里传出的《东方红》乐曲声和人们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他静静地站着，独自热泪盈眶。
花甲之年参军入党
1976年，在国防科工委所属基地搞了十年卫星测控系统的建设工作，陈芳允盼望自己成为部队中的一员。当时，他已经60岁了，这对于军职干部来说也到了退休的年龄。陈芳允郑重向组织上提出参军请求，很快得到了组织的批准。这名新兵马上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洛阳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继续承担新的试验任务。
参军的愿望实现后，陈芳允多年来的入党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可当陈芳允拿起笔来写入党申请书时又有些不自信：他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党组织能吸收他入党吗？于是，陈芳允将写好的入党申请书悄悄放在自己的抽屉里，等待时机。
在此期间，他接受思想开导并且积极参加组织活动，终于在61岁那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3年，陈芳允和合作者提出“双星定位系统”的设想并一直坚持探究科研，“北斗系统”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而搭建。
2000年10月，两颗北斗导航实验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拥有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成为继美、俄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美国的GPS系统要24颗卫星组网，而中国的北斗系统只由两颗卫星组成。
面对新一轮科技发展潮流，陈芳允于1986年3月联合王大珩、杨嘉墀、王淦昌向国家提交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两天后，在邓小平的亲自批示和支持下，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陈芳允对工作是高标准，对生活却是低标准。他觉得时间宝贵，要把每分每秒都用在有意义的事上。
有一次，他的衣服被拉链卡住了，弄了好久才修好，浪费了好多时间，自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穿过带拉链的衣服。从“863计划”提出到2000年，这14年中他获国内外专利2000多项，发表论文47000多篇，为国家累计创造新增产值560多亿元，产生间接经济效益2000多亿元。
陈芳允也不去理发店，他说：“不是理发师傅等你，就是你等理发师傅，有时一等就是半个小时，结果还未必满意。”所以陈芳允学会了自己给自己理发。
当时，他住在中科院的家属楼，有人告知他，被称为家属楼“楼王”的特15楼腾出来一套房，可以搬过去住，却陈芳允被一口回绝了，理由是搬家太浪费时间，科研任务紧，有这个时间不如用在科学研究上。
陈芳允为国家所作的贡献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他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连褪了色的布窗帘也舍不得换。
由于祖父是裁缝，陈芳允从小便与针线打上了交道，缝缝补补不在话下。哪怕是在八十岁高龄，一旦衣服需要缝补，只凭感觉和经验，他仍能将手中线轻松地穿进那个小小的针眼。
陈芳允晚年一直忙于北斗卫星的研究，每天提着一个布袋子，到处跟人讲解。直到病危住院，在病房里依然坚持做研究。遗憾的是，他没能看到北斗卫星发射成功。
2000年4月29日，陈芳允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责编/彭思贝 责校/李志琛、李希萌 来源/《陈芳允：不穿拉链衣服的院士》，邢泓琳/文，《中国核工业报》2021年4月27日;《“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王锐涛/文，央广网2019年5月16日;《陈芳允：竭诚为国兴 努力不为私》，李敏/文，《中国航天报》2019年10月23日;《陈芳允传》，马京生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2月第1版等）
陈芳允（1916-2000），浙江台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8年获国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国际上有个全球性的国际宇航科学院，获得该院院士称号的，都是各国宇航科技领域中最為出色的专家。中国航天测控专家陈芳允，便是获得这一殊荣的人之一。他60岁参军入伍，这对于军职干部来说也到了退休的年龄，而他却穿上了新军装，花甲之年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新兵。
宁可受皮肉之苦，也不愿为国民党做事
1916年4月3日，陈芳允出生于浙江省黄岩县（今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毕业于河北保定军校的父亲曾对他说过：“一定要好好学习。我希望你将来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要在社会上立自己的业绩。”这句话对陈芳允影响很大。
1934年，陈芳允考入清华大学，在机械系读了一年后，转入物理系。1945年，陈芳允赴英国留学，参与世界上第一部海用雷达的设计，他的聪明才智博得英国专家的高度评价和高薪挽留，但他婉言谢绝。1948年，陈芳允满怀报国之心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陈芳允被派往上海空军机场工作。当时的飞机场主要是为内战服务，他不愿意为国民党出力，为此失去了工作，还是老上司李敬永将他调去研究所工作才安定下来。
1948年秋，陈芳允忽然接到南京航空委员会打来的电话。电话中说：“上面命令，叫你赶快来南京做空军无线电指挥联络的技术工作。现在战事很紧急，必须立即动身。”陈芳允在接到调令的当天下午，搭上长途汽车去湖州岳父家求援。
在英国时，他曾因嵌甲而割去了半个趾甲，陈芳允再造一个那样的伤情。他找当医生的岳父帮忙拔去了左脚大脚趾的整个指甲，顿时左脚变得血肉模糊，疼得不敢着地。第二天，陈芳允一瘸一拐地回到上海。他住进一家私人小医院，然后打电话给李敬永：“李厂长，我脚上受伤很严重，不能去南京工作了。”李敬永说：“你既然受伤了，干脆就在医院静养吧。”事实上，李敬永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回复南京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声称陈芳允脚伤严重，不能如期到任。因此，陈芳允躲过了去南京的调令。
“我们的学识首先应该贡献给祖国”
1949年初，陈芳允在得知国民党政府迁到广东和台湾，无法再纠缠自己时，欢喜地去“中央研究院”研制生理学用的电子仪器。此时革命形势发展迅速，陈芳允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维持秩序的革命委员会，他们夜里站岗巡逻，不让破坏分子毁坏仪器设备。
陈芳允对同事们说：“科学是属于全人类的，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我们的学识首先应该贡献给祖国。我们要留在大陆！”他积极配合中共地下党做身边知识分子的工作，劝阻科技人员不要去台湾，留在中国大陆，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作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陈芳允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1953年，他被调至北京主持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这时恰逢中国科学代表团结束访苏回国，提出发展原子能科学必须有电子学方面配合。陈芳允服从大局，将电子所合并进原子能所组成近代物理所。
当时美国的间谍飞机经常飞入中国领空，释放干扰波，使中国的雷达致盲，无法打击来犯者。为了保卫中国领空不受侵犯，国防科委的一位领导找到陈芳允，请他为空军研制机载抗干扰雷达。陈芳允爽快地回答：“我试试吧。”
他带着技术人员前往空军有关部门调研，根据实战需要提出技术方案，在空军和航空部的通力合作下研制出了机载抗干扰雷达。从此，美国从台湾飞过来的高空侦察飞机被我空军牢牢盯住，精准击落。毛泽东专门为此作了批示：“这个技术很好，我很感兴趣。”
1965年3月16日，陈芳允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跟踪测量技术负责人。他很快组织了一批专家，对多普勒测速仪跟踪定轨进行模拟计算，决定中国第一颗卫星的无线电跟踪系统应以多普勒测量为基础。随后，他义无反顾地听从安排，前往边疆，到戈壁滩去进行研究工作。为了保证地面台站建设工作，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大漠都留下了陈芳允的足迹。渴了就喝几口军用水壶里的水，饿了掏出军挎包里的凉馒头啃几口。就这样，闽西、南宁、昆明、莱阳四个多普勒测量站设立了。
1970年4月，陈芳允出差来到上海科仪厂，开始新型卫星的测控设备研制工作。4月24日傍晚，陈芳允在江边散步。突然，他身边的电线杆顶端，高音喇叭正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听着高音喇叭里传出的《东方红》乐曲声和人们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他静静地站着，独自热泪盈眶。
花甲之年参军入党
1976年，在国防科工委所属基地搞了十年卫星测控系统的建设工作，陈芳允盼望自己成为部队中的一员。当时，他已经60岁了，这对于军职干部来说也到了退休的年龄。陈芳允郑重向组织上提出参军请求，很快得到了组织的批准。这名新兵马上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洛阳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继续承担新的试验任务。
参军的愿望实现后，陈芳允多年来的入党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可当陈芳允拿起笔来写入党申请书时又有些不自信：他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党组织能吸收他入党吗？于是，陈芳允将写好的入党申请书悄悄放在自己的抽屉里，等待时机。
在此期间，他接受思想开导并且积极参加组织活动，终于在61岁那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3年，陈芳允和合作者提出“双星定位系统”的设想并一直坚持探究科研，“北斗系统”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而搭建。
2000年10月，两颗北斗导航实验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拥有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成为继美、俄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美国的GPS系统要24颗卫星组网，而中国的北斗系统只由两颗卫星组成。
面对新一轮科技发展潮流，陈芳允于1986年3月联合王大珩、杨嘉墀、王淦昌向国家提交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两天后，在邓小平的亲自批示和支持下，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陈芳允对工作是高标准，对生活却是低标准。他觉得时间宝贵，要把每分每秒都用在有意义的事上。
有一次，他的衣服被拉链卡住了，弄了好久才修好，浪费了好多时间，自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穿过带拉链的衣服。从“863计划”提出到2000年，这14年中他获国内外专利2000多项，发表论文47000多篇，为国家累计创造新增产值560多亿元，产生间接经济效益2000多亿元。
陈芳允也不去理发店，他说：“不是理发师傅等你，就是你等理发师傅，有时一等就是半个小时，结果还未必满意。”所以陈芳允学会了自己给自己理发。
当时，他住在中科院的家属楼，有人告知他，被称为家属楼“楼王”的特15楼腾出来一套房，可以搬过去住，却陈芳允被一口回绝了，理由是搬家太浪费时间，科研任务紧，有这个时间不如用在科学研究上。
陈芳允为国家所作的贡献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他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连褪了色的布窗帘也舍不得换。
由于祖父是裁缝，陈芳允从小便与针线打上了交道，缝缝补补不在话下。哪怕是在八十岁高龄，一旦衣服需要缝补，只凭感觉和经验，他仍能将手中线轻松地穿进那个小小的针眼。
陈芳允晚年一直忙于北斗卫星的研究，每天提着一个布袋子，到处跟人讲解。直到病危住院，在病房里依然坚持做研究。遗憾的是，他没能看到北斗卫星发射成功。
2000年4月29日，陈芳允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责编/彭思贝 责校/李志琛、李希萌 来源/《陈芳允：不穿拉链衣服的院士》，邢泓琳/文，《中国核工业报》2021年4月27日;《“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王锐涛/文，央广网2019年5月16日;《陈芳允：竭诚为国兴 努力不为私》，李敏/文，《中国航天报》2019年10月23日;《陈芳允传》，马京生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2月第1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