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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成都”得名的研究中，《太平寰宇记》关于“成都”二字的解释被广泛引用，形成讹传、误导。需要明确的是，《太平寰宇记》不仅对“成都”的解释有误，而且它也不是唯一、最早对“成都”进行解释的古籍。比《太平寰宇记》稍早一些的《太平御览》才最早对“成都”作出解释，虽然它的解释也极为牵强。
关键词：成都得名研究;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讹传误导
上世纪80年代，学术繁荣，有关“成都”得名问题的研究一再被学者涉及。先是任乃强于《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发表《成都》;接着，李金彝、王家祐于《地名知识》1980年第4期发表《成都考》;然后，温少峰、任乃强于《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1期分别发表《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二文。
任乃强先生在《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文中，写道：
成都这个地名，最先出现在《战国秦策》。原文为“西控成都，沃野千里”。后世因为蜀国都城就叫成都，便分别把苏秦所说这个“沃野千里”定为蜀国之地，而把“成都”二字定死为蜀国都城的专称了。从公元前316年秦灭蜀，置成都县起，迄今二千二百九十六年来，只北宋初年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解释过成都二字的取义。他说：“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
任乃强先生所引《太平寰宇记》关于周太王“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的资料，后来被“成都”得名问题研究者认同，在所撰文中一再引用。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任乃强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他引用资料应有较高可信度;二是《太平寰宇记》有200卷，即使中华书局2007年的现代印刷版本也厚达九大册，订价460元，不是一般学者可以常备的。因为对任乃强先生的信任，所以后来的引用者，便大多没有去查对原文。
不过，后来的研究者却似乎忽视了这么一个情况，即任乃强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是90高龄的老人了。他在写《成都》《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这两文时，就声明过：“关于成都城的发展历史，此仅凭记忆所及考订一些有关地名的取义，供修史者参考。未暇翻检书史，详作考证。愿得抛砖引玉，征求不同意见，更作分别讨论，期于折衷允当。非敢自限于此也。”[1]任老先生自己都说他的引证，“仅凭记忆……未暇翻检书史，详作考证”，可是后来者却贪图便宜，未经查证就以再引证，遂使“成都”得名研究的资料误导更加严重了。
任乃强先生关于“成都这个地名，最先出现在《战国秦策》。原文为‘西控成都，沃野千里’”之言，就不准确。《战国策》中其实并没有“西控成都，沃野千里”这样的字词。在《战国策》的《秦策一》有《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文，其中有“沃野千里”这四个字，却无“西控成都”四字。考查古代典籍，依笔者所见，“西控成都”这几个字是在明代如《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明太祖宝训》《明史纪事本末》等典籍中才出现的。[2]
任乃强先生说：“从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只北宋初年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解释过成都二字的取义”，这句话也不太准确。因为在历史上“解释过成都二字的取义”不只是《太平寰宇记》，还有《太平御览》和《方舆胜览》;而且，历史上最早对“成都”二字进行解释的也不是《太平寰宇记》而是《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是宋代著名的类书，由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该书采以群书类集之，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55部，共引用古書1000多种，保存了宋代以前的大量文献资料（其中十之七八已经亡佚），遂使本书显得弥足珍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太平御览》的领衔编撰者李昉（925—996），时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宰相之一），学识渊博，除参与编写《太平御览》外，还与他人合作编写了《旧五代史》《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以他为首的14位学者在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期奉敕编撰的《太平御览》搜罗宏富，被后人誉为辑佚工作的宝山;但是其粗疏也相当严重，主要体现在征引材料不够谨严，引书字句往往与原文不符。
《太平寰宇记》是北宋的地理总志，全书约130余万字，是继唐代《元和郡县志》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历史地理名著。就其资料的原始性和丰富性而言，在研究唐末宋初的政区沿革、经济活动、文化风俗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太平寰宇记》的作者乐史（930—1007），是北宋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和文学家。他早年在南唐作过秘书郎，宋灭南唐后，入宋，任主簿、知州等地方官，并数度在史馆任职。乐史仕宦近60年，从政之余，勤于著述，前后著书20余种、690余卷，另有文集《洞仙集》100卷。《太平寰宇记》是这些著述中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但是，它同《太平御览》一样，粗疏也不少。
《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益州》说：“《史记》曰：‘周太王逾梁山，之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有成都之名’。”[3]
《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益州》下则说：“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4]
《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两书均言“成都”得名是因为周太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这就犯了牵强附会的错误;而《太平御览》甚至还说其有依据，称这是《史记》里讲的。可是我们查《史记·周本纪》说到周太王时，只有“逾梁山，止于岐下”这几个字，并无“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句;而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讲到舜帝时，才有“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等语。
李昉、乐史之后两百多年，南宋人祝穆似乎发现了李昉、乐史等人关于“周太王”的错误，他在《方舆胜览》中，予以了纠正，但不知何故却在该书“成都府路”条中仍然采用李昉、乐史的说法，认为“成都”的得名“盖取《史记》所谓三年成都之义。”[5]所以，李昉、乐史也好，祝穆也好，他们关于“成都”得名的解释是靠不住的。 还有的研究者甚至将《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两书有关“成都”得名的记载混在一起说：“《太平寰宇记》：‘《史记》曰：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山，一年成邑，三年成都，因之名曰成都’。这句话的解释是司马迁借用西周都城建立的历史经过，说周太王从梁山到了岐山。而后一年建成了县邑，三年便构筑了完整的都城。这是北宋地理学家乐史所提出的观点，而目前也被很多人所赞同。”[6]
其实，上述引文不仅仅是将《太平御览》与《太平寰宇记》搅在一起，而且亦将《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和《周本纪》搅在一起，伪造出一条周太王“止岐山”而“三年成都，因之名曰成都”的史料。且不说伪造史料属于学术不端;即便真的存在这条史料，它又与战国末的蜀地成都有何相干呢？要知道司马迁在《五帝本纪》里的“三年成都”云云，是就城市形成过程的泛泛而谈——或许可推想为周太王岐下建城之事，但与千年后的成都得名却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如果有，则当年岐下所建之城就该叫成都，而轮不到秦惠王二十七年仿咸阳而筑的蜀城了。）
笔者过去也曾受到旧时“成都”得名研究者的误导，在《论秦征服古蜀与“成都”得名》《论“成都”得名研究中古蜀情结与秦文化的纠结》[7]等文中使用了上述有错讹的引文。在此对读者深表歉意。
话又说回来，《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是差不多同时代的著作，为什么要说《太平御览》才是历史上最早对“成都”二字进行解释的著作呢？
应该知道，《太平御览》撰始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三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十二月。这在许多同时代的书籍中都是有记载的。
《太平寰宇记》则成书于雍熙（公元984—987年）末至端拱（公元988—989年）初，比《太平御览》至少晚4年。其初刻本极少，流传不广，到明代海内宋板已无踪影;明末清初刊本不一，已残缺不全，无足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寰宇记》在“前言”中明确说：“本书大宁监原附南宋人所作校勘记云：‘按今图经，开宝六年置监，端拱二年以大昌县来属。详此，则置监时，县犹属夔州，而今记作于大昌县未来属之前也。’则书撰成于雍熙末至端拱初之间。就书中所载内容考踌，政区建置主要以太平兴国（976～983年）后期，即太平兴国四年灭北汉后的簿籍为主要根据，又修改补充了雍熙（984～987年）、端拱（988～989年）时期的政区建置，书载袁州分宜县于雍熙元年置，建安军领永贞县于雍熙三年由扬州割属，宁边军置于雍熙四年，通利军置于端拱元年，凡此皆是。”[8]
在2018年同时获得第十五届“上海图书奖”、第四届出版政府奖的《大辞海》（200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是这样言及《太平御览》和《太平寰宇记》的：
太平御览 简称《御览》。类书名。宋太宗命李昉等辑。初名《太平总类》，经太宗按日阅览，改题今名。始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成于八年。一千卷，分五十五门。引书浩博，多至一千六百九十种。其中汉人传记一百余种，旧地志二百余种，现均不传。
太平寰宇记 北宋地理总志。乐史编著。二百卷，目录二卷。撰成于雍熙末至端拱初期间。而政区建置主要是太平兴国后期，又修改补充了雍熙、端拱及淳化时期少数建置。取太平兴国年号首二字为书名。作者杂取山经地志，纂成此书，始于东京，终于‘四夷’。五代后晋割让契丹的幽、蓟十六州，仍列其名，以表达时人恢复燕云志愿。采摭繁富，惟取赅博。府、州排列，以当时所分十三道为准，除因袭《元和郡县志》门类外，又增加風俗、姓氏、人物、土产、四夷等门，为后来总志体例所沿据。所载唐以前地志佚文，可补籍缺略。今本佚去八卷，《古逸丛书》刊有杨守敬从日本辑回五卷半。[9]
《大辞海》对二书完成时间的定位乃经过严谨的考订，是可以相信的。
所以，在有关“成都”得名问题研究中前述被广泛引证的那段周太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的资料，应该是《太平御览》最早发布，而《太平寰宇记》则稍后;虽然二者对“成都”得名的解释均极牵强。
注释：
[1]任乃强：《成都》之注释24，载《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
[2]参见拙文《论蒲江“成都矛”解读中的几个问题——六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统一古蜀后》，载《文史杂志》2017年第3期。
[3]（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益州》，中华书局2000年版。
[4]（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益州》下，中华书局2007年版。
[5]（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五十一《成都府路》，中华书局2003年版。
[6]成都民间历史：《一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从何而来？》http：//www.cdsouth.com/chengdu-photos/8627.html.
[7]拙文《论秦征服古蜀与“成都”得名》，载《成都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论“成都”得名研究中古蜀情结与秦文化的纠结》，载《文史杂志》2015年第2期。
[8]（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之《前言》，中华书局2007年版。
[9]《大辞海》“太平御览”条、“太平寰宇记”条，见《大辞海》之《中国古代史卷·中国史学史·史料》，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附记：对于本文的思考和撰写，要真诚地感谢《文史杂志》主编屈小强先生。我经过几年努力，完成了“成都”得名系列研究，在论文集结出书之前，请学术功底深厚、严谨的小强兄为其作一次学术把关。他在逐字审核我书稿的同时发现了“成都”得名研究者对《太平御览》的忽视和对《太平寰宇记》的错误引用。我们几经讨论，产生了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撰于此，一是补“成都”得名系列研究之不足，二是感激小强兄对我不吝其力的无私帮助。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退休干部，编审
关键词：成都得名研究;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讹传误导
上世纪80年代，学术繁荣，有关“成都”得名问题的研究一再被学者涉及。先是任乃强于《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发表《成都》;接着，李金彝、王家祐于《地名知识》1980年第4期发表《成都考》;然后，温少峰、任乃强于《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1期分别发表《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二文。
任乃强先生在《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文中，写道：
成都这个地名，最先出现在《战国秦策》。原文为“西控成都，沃野千里”。后世因为蜀国都城就叫成都，便分别把苏秦所说这个“沃野千里”定为蜀国之地，而把“成都”二字定死为蜀国都城的专称了。从公元前316年秦灭蜀，置成都县起，迄今二千二百九十六年来，只北宋初年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解释过成都二字的取义。他说：“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
任乃强先生所引《太平寰宇记》关于周太王“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的资料，后来被“成都”得名问题研究者认同，在所撰文中一再引用。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任乃强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他引用资料应有较高可信度;二是《太平寰宇记》有200卷，即使中华书局2007年的现代印刷版本也厚达九大册，订价460元，不是一般学者可以常备的。因为对任乃强先生的信任，所以后来的引用者，便大多没有去查对原文。
不过，后来的研究者却似乎忽视了这么一个情况，即任乃强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是90高龄的老人了。他在写《成都》《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这两文时，就声明过：“关于成都城的发展历史，此仅凭记忆所及考订一些有关地名的取义，供修史者参考。未暇翻检书史，详作考证。愿得抛砖引玉，征求不同意见，更作分别讨论，期于折衷允当。非敢自限于此也。”[1]任老先生自己都说他的引证，“仅凭记忆……未暇翻检书史，详作考证”，可是后来者却贪图便宜，未经查证就以再引证，遂使“成都”得名研究的资料误导更加严重了。
任乃强先生关于“成都这个地名，最先出现在《战国秦策》。原文为‘西控成都，沃野千里’”之言，就不准确。《战国策》中其实并没有“西控成都，沃野千里”这样的字词。在《战国策》的《秦策一》有《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文，其中有“沃野千里”这四个字，却无“西控成都”四字。考查古代典籍，依笔者所见，“西控成都”这几个字是在明代如《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明太祖宝训》《明史纪事本末》等典籍中才出现的。[2]
任乃强先生说：“从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只北宋初年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解释过成都二字的取义”，这句话也不太准确。因为在历史上“解释过成都二字的取义”不只是《太平寰宇记》，还有《太平御览》和《方舆胜览》;而且，历史上最早对“成都”二字进行解释的也不是《太平寰宇记》而是《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是宋代著名的类书，由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该书采以群书类集之，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55部，共引用古書1000多种，保存了宋代以前的大量文献资料（其中十之七八已经亡佚），遂使本书显得弥足珍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太平御览》的领衔编撰者李昉（925—996），时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宰相之一），学识渊博，除参与编写《太平御览》外，还与他人合作编写了《旧五代史》《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以他为首的14位学者在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期奉敕编撰的《太平御览》搜罗宏富，被后人誉为辑佚工作的宝山;但是其粗疏也相当严重，主要体现在征引材料不够谨严，引书字句往往与原文不符。
《太平寰宇记》是北宋的地理总志，全书约130余万字，是继唐代《元和郡县志》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历史地理名著。就其资料的原始性和丰富性而言，在研究唐末宋初的政区沿革、经济活动、文化风俗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太平寰宇记》的作者乐史（930—1007），是北宋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和文学家。他早年在南唐作过秘书郎，宋灭南唐后，入宋，任主簿、知州等地方官，并数度在史馆任职。乐史仕宦近60年，从政之余，勤于著述，前后著书20余种、690余卷，另有文集《洞仙集》100卷。《太平寰宇记》是这些著述中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但是，它同《太平御览》一样，粗疏也不少。
《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益州》说：“《史记》曰：‘周太王逾梁山，之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有成都之名’。”[3]
《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益州》下则说：“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4]
《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两书均言“成都”得名是因为周太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这就犯了牵强附会的错误;而《太平御览》甚至还说其有依据，称这是《史记》里讲的。可是我们查《史记·周本纪》说到周太王时，只有“逾梁山，止于岐下”这几个字，并无“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句;而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讲到舜帝时，才有“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等语。
李昉、乐史之后两百多年，南宋人祝穆似乎发现了李昉、乐史等人关于“周太王”的错误，他在《方舆胜览》中，予以了纠正，但不知何故却在该书“成都府路”条中仍然采用李昉、乐史的说法，认为“成都”的得名“盖取《史记》所谓三年成都之义。”[5]所以，李昉、乐史也好，祝穆也好，他们关于“成都”得名的解释是靠不住的。 还有的研究者甚至将《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两书有关“成都”得名的记载混在一起说：“《太平寰宇记》：‘《史记》曰：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山，一年成邑，三年成都，因之名曰成都’。这句话的解释是司马迁借用西周都城建立的历史经过，说周太王从梁山到了岐山。而后一年建成了县邑，三年便构筑了完整的都城。这是北宋地理学家乐史所提出的观点，而目前也被很多人所赞同。”[6]
其实，上述引文不仅仅是将《太平御览》与《太平寰宇记》搅在一起，而且亦将《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和《周本纪》搅在一起，伪造出一条周太王“止岐山”而“三年成都，因之名曰成都”的史料。且不说伪造史料属于学术不端;即便真的存在这条史料，它又与战国末的蜀地成都有何相干呢？要知道司马迁在《五帝本纪》里的“三年成都”云云，是就城市形成过程的泛泛而谈——或许可推想为周太王岐下建城之事，但与千年后的成都得名却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如果有，则当年岐下所建之城就该叫成都，而轮不到秦惠王二十七年仿咸阳而筑的蜀城了。）
笔者过去也曾受到旧时“成都”得名研究者的误导，在《论秦征服古蜀与“成都”得名》《论“成都”得名研究中古蜀情结与秦文化的纠结》[7]等文中使用了上述有错讹的引文。在此对读者深表歉意。
话又说回来，《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是差不多同时代的著作，为什么要说《太平御览》才是历史上最早对“成都”二字进行解释的著作呢？
应该知道，《太平御览》撰始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三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十二月。这在许多同时代的书籍中都是有记载的。
《太平寰宇记》则成书于雍熙（公元984—987年）末至端拱（公元988—989年）初，比《太平御览》至少晚4年。其初刻本极少，流传不广，到明代海内宋板已无踪影;明末清初刊本不一，已残缺不全，无足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寰宇记》在“前言”中明确说：“本书大宁监原附南宋人所作校勘记云：‘按今图经，开宝六年置监，端拱二年以大昌县来属。详此，则置监时，县犹属夔州，而今记作于大昌县未来属之前也。’则书撰成于雍熙末至端拱初之间。就书中所载内容考踌，政区建置主要以太平兴国（976～983年）后期，即太平兴国四年灭北汉后的簿籍为主要根据，又修改补充了雍熙（984～987年）、端拱（988～989年）时期的政区建置，书载袁州分宜县于雍熙元年置，建安军领永贞县于雍熙三年由扬州割属，宁边军置于雍熙四年，通利军置于端拱元年，凡此皆是。”[8]
在2018年同时获得第十五届“上海图书奖”、第四届出版政府奖的《大辞海》（200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是这样言及《太平御览》和《太平寰宇记》的：
太平御览 简称《御览》。类书名。宋太宗命李昉等辑。初名《太平总类》，经太宗按日阅览，改题今名。始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成于八年。一千卷，分五十五门。引书浩博，多至一千六百九十种。其中汉人传记一百余种，旧地志二百余种，现均不传。
太平寰宇记 北宋地理总志。乐史编著。二百卷，目录二卷。撰成于雍熙末至端拱初期间。而政区建置主要是太平兴国后期，又修改补充了雍熙、端拱及淳化时期少数建置。取太平兴国年号首二字为书名。作者杂取山经地志，纂成此书，始于东京，终于‘四夷’。五代后晋割让契丹的幽、蓟十六州，仍列其名，以表达时人恢复燕云志愿。采摭繁富，惟取赅博。府、州排列，以当时所分十三道为准，除因袭《元和郡县志》门类外，又增加風俗、姓氏、人物、土产、四夷等门，为后来总志体例所沿据。所载唐以前地志佚文，可补籍缺略。今本佚去八卷，《古逸丛书》刊有杨守敬从日本辑回五卷半。[9]
《大辞海》对二书完成时间的定位乃经过严谨的考订，是可以相信的。
所以，在有关“成都”得名问题研究中前述被广泛引证的那段周太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的资料，应该是《太平御览》最早发布，而《太平寰宇记》则稍后;虽然二者对“成都”得名的解释均极牵强。
注释：
[1]任乃强：《成都》之注释24，载《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
[2]参见拙文《论蒲江“成都矛”解读中的几个问题——六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统一古蜀后》，载《文史杂志》2017年第3期。
[3]（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益州》，中华书局2000年版。
[4]（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益州》下，中华书局2007年版。
[5]（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五十一《成都府路》，中华书局2003年版。
[6]成都民间历史：《一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从何而来？》http：//www.cdsouth.com/chengdu-photos/8627.html.
[7]拙文《论秦征服古蜀与“成都”得名》，载《成都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论“成都”得名研究中古蜀情结与秦文化的纠结》，载《文史杂志》2015年第2期。
[8]（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之《前言》，中华书局2007年版。
[9]《大辞海》“太平御览”条、“太平寰宇记”条，见《大辞海》之《中国古代史卷·中国史学史·史料》，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附记：对于本文的思考和撰写，要真诚地感谢《文史杂志》主编屈小强先生。我经过几年努力，完成了“成都”得名系列研究，在论文集结出书之前，请学术功底深厚、严谨的小强兄为其作一次学术把关。他在逐字审核我书稿的同时发现了“成都”得名研究者对《太平御览》的忽视和对《太平寰宇记》的错误引用。我们几经讨论，产生了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撰于此，一是补“成都”得名系列研究之不足，二是感激小强兄对我不吝其力的无私帮助。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退休干部，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