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股市，中国股市投资者心中似乎有个挥之不去的魔咒：A股市场总是“跟跌不跟涨”。是不是这样？
　　2000年之前，美国互联网股票上涨10年，而A股市场在帮助国企解困，没能跟上，结果是：1999年A股市场刚刚“沾网”，美国互联网泡沫就破灭了，A股市场跟跌;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但2010年刺激政策退出，紧缩货币之下，A股市场一蹶不振，上证指数两次跌破2000点，之后从2000点台阶爬升到3000点台阶，其间历时11年，而这期间，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4.3倍，而代表全球科技实力的纳斯达克100指数则大涨5倍。
　　现在的问题是：谁都知道美国股市深度调整的概率正在不断增加，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又为中国带来“输入性物价上涨预期”，投资者担心央行“跟随美联储加息”，从而形成A股市场跟随美国股市下跌，这岂不是再次“跟跌不跟涨”？
　　如何破解？曾担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经济学家余永定坦陈：事实证明，2010年中国退出刺激政策为时过早。他曾多次公开表示，他为自己曾经支持退出而感到不安。在对余永定的担当表示钦佩之余，也不禁要问：面对当下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面对国内日益多元的经济要求，以及与之相应的金融需求，决策部门应当怎么办？
　　5月11日，央行公布了今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这里不去重复央行对未来货币政策的表述，也不去猜测报告为何不体现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急转弯”的要求，仅就报告总体而言，“为实体经济服务”在报告中出现的频次很高，而且，央行表示要“把服务实体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并“进一步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和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研究推出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
　　央行的表态和措施无疑让人感到舒心。但是不是可以高枕无忧？其实，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应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可能带给中国的“输入性物价上涨”？如何面对美联储未来可能“收缩货币”的负面影响？
　　按照货币主义理论、按照历史经验、按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央行过去通常的方法：提前加息，防止美国“升息预期”造成本国“资本逃逸，货币贬值”，防止因外汇储备枯竭而发生国家债务违约、破产。但是，必须看到这样的做法可能存在更大的负面效应，其关键在于：在本国经济并不强劲的背景下加息，会更加弱化国家经济前景，并从根本上失去支持汇率坚挺的能量，从长期的角度压制本国经济“增长潜力”。

　　所以，央行需要特別小心。为避免美国行为给中国经济造成伤害，应始终坚定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目标，并以此目标为前提设计货币政策应对手段。这才是央行工作“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的具体体现。
　　那具体应当如何？以防止美联储加息给中国经济带来伤害为契机，对中国货币政策手段实施改革。第一，在珍惜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的前提下，适度、小幅降低政策性利率;第二，以5到10年期基础货币1∶1置换短期基础货币，以此一方面强化中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另一方面从总体上拉长债务市场期限，破除眼前的金融风险，并以时间换空间逐步消除债务风险;第三，大力发展“股权金融、实业金融、科技金融”，必要时可利用一些“特殊的基金工具”筹资向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入资本金，在解决银行资本金不足的同时，激活股票市场。
　　为什么建议这样做？难道美国加息、中国减息不会驱逐更多国际资本，并造成人民币严重贬值？首先需要看到，长期以来，中国对国际资本的认识存在严重偏差。客观地说，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资本，它们都存在差异巨大的“风险偏好”，降息或低利率环境可能才更加符合股权资本、实业资本的偏好，而加息或高利率则可能更加符合债务资本，尤其是金融套利资本的偏好。所以，当美联储加息时中国降息，只会让更多的金融套利资本离开中国，而把逃离美国股市的、股权投资偏好的资本吸引到中国来，这不恰恰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需求？
　　其次，基础货币“收短放长”的方式会使央行更加容易地压低长期利率，并有效激励长期投资、股权投资，从而使中国股市形成更加强大的国际吸引力。同时，这样的做法不会在中国形成“大水漫灌”问题。拉长债务期限、活跃股票市场必将使企业扩张股权资本，并以此降低债务率，大大弱化中国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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