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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强化风险意识，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常观大势、常思大局，做到未雨绸缪、见微知著，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善于把握大势、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战略家。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上作的“结论”中，面对抗战即将“胜利”时世界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内阶级关系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毛泽东列举了我们党可能遭遇的“十七条困难”，并据此提出应对之策，就是坚持底线思维、运筹战略主动战的典型一例。
党的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一个经验丰富并拥有121万党员的强大成熟的政党，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民兵220万，解放区人口达9550万，并得到全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毛泽东指出，“在这些条件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很多人也在热烈准备着欢呼即将到来的“胜利”。但是，在1945年5月党的七大上作的“结论”讲话中，毛泽东也同时表示，在看到“光明”的同时“更要准备困难”，要“准备吃亏”，他一口气列举了我们党可能遇到的“十七条困难”。
第一条，“外国大骂”。英美的报纸和通讯社都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第二条，“国内大骂”。骂我们“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我们的军队有可能发展到150万，“被他搞掉三分之一”还剩100万;被他“搞掉一半”還剩75万。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伪军“摇身一变，挂起蒋介石的旗子，欢迎蒋介石，欢迎阎锡山，使我们很不好办”。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即是说，有外国力量干涉中国内政，帮助蒋介石打我们。第八条，“不承认波兰”，即我们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蒋介石、斯科比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有些党员就向后转开步走，跑掉了，散掉了”。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挤压我们党和八路军。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党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列举这些困难的时候，毛泽东还明确提出：“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尤其是对党的高级负责干部来说，更要有“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他说：“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毛泽东之所以一口气讲了“十七条困难”，强调要“准备吃亏”，是因为从党的历史看，我们党多次发生过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吃亏”的错误，留下了惨痛教训。1944年，毛泽东就此曾进行过系统回顾和分析，他具体罗列了四次教训：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为此，毛泽东在演讲中要求：“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要放下“高傲自大”的“包袱”，“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此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毛泽东又写道：“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自己更是“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请求“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
从党当时的处境看，虽然党及其领导的队伍前所未有地发展，但是中国革命毕竟还没有胜利，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我们的处境还很严酷，这要求我们既“要英勇奋斗”，“又要谦虚谨慎”，不要重犯历史上“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的错误。
在讲了十七条困难后，毛泽东接着又讲了保证“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八个方面的“光明面”：第一，“暂时吃亏，最终胜利”;第二，“此处失败，彼处胜利”;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第五，“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第六，“克服天灾”;第七，“党内发生纠纷，使我们获得锻炼，来一次大纠纷，就是一次大锻炼”;第八，“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等等。
在把“困难”和“光明”都估计充足的基础上，党的七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为党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谈到过去曾讲过的“十七条困难”，要求各省、各部党组就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险谈一谈，列出一个单子来，不是十七条，十六条也可以。但是，随着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偏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对“最坏的可能”估计不足，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失误，吃了大亏，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在毛泽东看来，凡事从最困难、“吃亏”处准备，又努力看到“光明面”，去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一个思维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是适用的。
毛泽东关于“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的底线思维意识给我们很多教益和启示。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改革发展到了“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忧患意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凡事从最坏处着眼，提前预判、积极做好防范和应对任何形式的重大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化解得了。
〔作者：全国党校（行政学院）
教师进修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袁瑛）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善于把握大势、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战略家。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上作的“结论”中，面对抗战即将“胜利”时世界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内阶级关系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毛泽东列举了我们党可能遭遇的“十七条困难”，并据此提出应对之策，就是坚持底线思维、运筹战略主动战的典型一例。
党的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一个经验丰富并拥有121万党员的强大成熟的政党，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民兵220万，解放区人口达9550万，并得到全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毛泽东指出，“在这些条件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很多人也在热烈准备着欢呼即将到来的“胜利”。但是，在1945年5月党的七大上作的“结论”讲话中，毛泽东也同时表示，在看到“光明”的同时“更要准备困难”，要“准备吃亏”，他一口气列举了我们党可能遇到的“十七条困难”。
第一条，“外国大骂”。英美的报纸和通讯社都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第二条，“国内大骂”。骂我们“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我们的军队有可能发展到150万，“被他搞掉三分之一”还剩100万;被他“搞掉一半”還剩75万。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伪军“摇身一变，挂起蒋介石的旗子，欢迎蒋介石，欢迎阎锡山，使我们很不好办”。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即是说，有外国力量干涉中国内政，帮助蒋介石打我们。第八条，“不承认波兰”，即我们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蒋介石、斯科比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有些党员就向后转开步走，跑掉了，散掉了”。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挤压我们党和八路军。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党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列举这些困难的时候，毛泽东还明确提出：“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尤其是对党的高级负责干部来说，更要有“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他说：“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毛泽东之所以一口气讲了“十七条困难”，强调要“准备吃亏”，是因为从党的历史看，我们党多次发生过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吃亏”的错误，留下了惨痛教训。1944年，毛泽东就此曾进行过系统回顾和分析，他具体罗列了四次教训：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为此，毛泽东在演讲中要求：“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要放下“高傲自大”的“包袱”，“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此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毛泽东又写道：“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自己更是“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请求“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
从党当时的处境看，虽然党及其领导的队伍前所未有地发展，但是中国革命毕竟还没有胜利，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我们的处境还很严酷，这要求我们既“要英勇奋斗”，“又要谦虚谨慎”，不要重犯历史上“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的错误。
在讲了十七条困难后，毛泽东接着又讲了保证“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八个方面的“光明面”：第一，“暂时吃亏，最终胜利”;第二，“此处失败，彼处胜利”;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第五，“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第六，“克服天灾”;第七，“党内发生纠纷，使我们获得锻炼，来一次大纠纷，就是一次大锻炼”;第八，“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等等。
在把“困难”和“光明”都估计充足的基础上，党的七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为党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谈到过去曾讲过的“十七条困难”，要求各省、各部党组就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险谈一谈，列出一个单子来，不是十七条，十六条也可以。但是，随着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偏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对“最坏的可能”估计不足，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失误，吃了大亏，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在毛泽东看来，凡事从最困难、“吃亏”处准备，又努力看到“光明面”，去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一个思维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是适用的。
毛泽东关于“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的底线思维意识给我们很多教益和启示。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改革发展到了“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忧患意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凡事从最坏处着眼，提前预判、积极做好防范和应对任何形式的重大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化解得了。
〔作者：全国党校（行政学院）
教师进修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袁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