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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初，河南杞县，天寒地冻。
杞县汽车站，一辆汽车正要发车，一位年轻人“噌”地跳了上去。车开了半晌，他问售票员：“这辆车开到什么地方？”售票员纳闷他乘车不看路，冷冷地吐出两个字：“兰考！”
这个年轻人是周原，当时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
他刚刚得到前去西安采访的新华社副社长穆青的指令，要到豫东灾区寻找典型人物。
这一天，车抵兰考，这位名叫周原的年轻人走进了兰考县委大院。
周原不会知道，兰考这个地方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怎样深刻的一笔。
他在兰考遇见的第一个人是刘俊生，当时兰考县委的宣传干事。
2013年9月初，我第一次到兰考，想起50年前焦裕禄就是在眼前这片土地上生活、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还是禁不住一热。我想，每一个初到兰考的人，都会有这种应然之情。
沿着裕禄大道一路向北，向北。
终于看到了那棵泡桐，枝叶葳蕤。这棵树被命名为“焦桐”，是焦裕禄在1963年亲手种下的。如今，媒体流传最广的就是焦裕禄披着外套、双手叉腰，深情望着泡桐的那张照片。照片中的泡桐，即是这棵“焦桐”。焦裕禄在兰考总共留下了四幅单人照片，这是其中之一。
“焦桐”所在的位置是兰考县的张庄。张庄往西，一路打听，我找寻到了当年这幅照片的拍摄者，年届八十岁的刘俊生老人。他刚因脑梗塞做过手术，腿脚还不太灵便。三进的农家小院绿藤子攀爬搭绕，像极了老人心中那些交错密织的过往。
周原打前站
刘俊生看到周原的介绍信，老书记焦裕禄的音容笑貌再次涌上了他的心头。他哽咽着告诉周原：“兰考开展除‘三害’斗争，把县委书记都活活累死啦！”
周原听了一怔，忙问：“谁被活活累死了？”
刘俊生一字一句地告诉他：“我们的县委书记——焦裕禄！”
周原凭着新闻记者的敏感，急急往下追问。
刘俊生带着周原到自己的住室（编者注：应是宿舍），办公桌的玻璃挡板下，有当年他拍的焦裕禄跟群众一起锄地、拔草的照片。“群众栽树他培土，群众挖河他挥锨，群众能干的活儿，他一样能干，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也有多少泥……”每一幅照片的背后，都是他亲历焦裕禄挥洒血汗的点点滴滴。
他颤抖着双手从箱底取出一个包裹，旧报纸一层一层剥开，是一双破旧的棉鞋和一双打了多个补丁的袜子。“穿这样的鞋袜劳动起来踏实，和群众贴得近。”焦裕禄生前说过的话言犹在耳。两人细心地将鞋袜包好，周原的泪大颗大颗落在旧报纸上。
文件柜上的一把黄色藤椅已蒙上些灰尘，刘俊生将椅子拿下来，细细擦拭。“兰考‘除三害’斗争高潮时，正是焦裕禄肝病最严重的时候，他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带病工作的，疼得厉害时，他就用硬物顶着肝部，天长日久，椅子被顶了个大窟窿。”睹物思人，刘俊生说着说着，居然伤心得像个孩子似的呜呜哭诉起来……周原转身坐在焦裕禄曾经坐过的那把椅子上，记着、哭着。
午饭铃声响了，周原仍在追问焦裕禄的事迹。
下午，刘俊生将周原引荐给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后来，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中，穆青将张钦礼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张钦礼当时主抓兰考的“除三害”工作，跟焦裕禄配合密切。当天见到周原之后，他们从下午开始谈，一直谈到下半夜，连续谈了十几个小时，期间，他们的谈话不时被两人难以抑制的抽泣打断。
第二天一大早，周原又随张钦礼去了张庄，这里是九曲黄河的最后一弯，也是当年兰考县最大的风沙口。焦裕禄到兰考之后提出“贴膏药扎针”（编者注：“贴膏药”是指翻淤泥压沙丘，“扎针”是指大规模栽种泡桐树）的办法，正是在这里打响了“第一炮”。
周原在张庄住了三天，白天大量采访群众，晚上与张钦礼谈至深夜……
如今的张庄，留给我满目的苍翠，初秋的风，漾来泡桐下的丝丝清凉。
穆青调整采访计划
刘俊生老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穆青一行到达兰考的时间是1965年12月17日的上午10点。
周原将焦裕禄的事迹汇报给穆青之后，穆青立即改变了采访计划，带着采访队伍到了兰考。张钦礼副书记为记者们组织了座谈会，并让县委通知刘俊生参会。刘俊生当时正在乡下，接到大队会计的电话后，马不停蹄往回赶。将近30华里的沙土路，他蹬着自行车，寒风直往脖子里灌，可他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赶到了县城。
跺掉鞋帮上厚厚的尘土，他走进县委会议室。围着会议桌的长条椅上坐满了人，他择了西北角一个位置，默默坐下。
张钦礼把他介绍给穆青一行，并让他发言。
窗外，寒风肆虐；室内，连呼吸都是静穆的。刘俊生压抑着自己强烈的感情：这么多人面前，千万不能掉泪啊！
他想起了雪天，焦裕禄在大清早挨个叫醒县委的干部，那声音好似在窗外响起，“大雪封门的日子，我们不能坐在屋里烤火，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应该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想起了焦裕禄病危时的念叨：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老韩陵的泡桐栽了多少？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让我看看……
当他说到焦裕禄去世后，几十位农民代表到郑州焦裕禄墓地旁哭坟时，穆青坐不住了。
如今八十岁的刘俊生比画着穆青当时坐的位置，在会议室的东头。老人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离开座位，一只手哆嗦着去兜里摸出了一条手帕，在眼角拭着，仿佛当年的穆青……
时年44岁的穆青站起来，离开座位，双手插在兜里，在室内来回踱步，他不时掏出手帕擦泪……踱步……
爱动感情的周原再也忍不住，他发出了抽泣声。
座谈会结束，穆青动情地说，自己参加工作28年了，都没有哭过，这次被焦裕禄的事迹感动得流出了眼泪，焦裕禄的精神太感人了。这是党的宝贵财富，虽然之前报道过，还得重新组织报道！报道不出去，就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失职…… 开饭了，穆青怎么也吃不下。他暗下决定，要继续召开更大规模的座谈会，将焦裕禄的事迹转为专题报道。当天晚上的座谈会，经常陪焦裕禄下乡的李忠修、张士义也都参加了，他们讲着、哭着，记着、哭着，眼泪打湿了整个夜晚。
随后，穆青一行又深入基层去走访群众。见到农民肖位芬时，他正在吃饭，提起焦裕禄，他哽咽地把刚吃到嘴里的一口饭也吐了出来，向穆青哭述焦裕禄坐在他家地铺上嘘寒问暖的一幕；七十多岁的秦有礼老人拉着穆青的手说：“要是能顶替的话，我情愿替他去死……”；白天走到哪儿，都有群众拿出自己家种的花生请他们品尝；夜里走到哪儿，都有群众热切地要留宿他们，要好好跟他们唠唠焦书记……
采访结束后，周原从夜里动笔，连续写了十几个小时，拿出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初稿。穆青一行带着初稿返回北京，将草稿打印出几十份，请有关同志集体提意见，由新华社记者冯健修改。七易其稿之后，穆青提炼出了整个报道的灵魂：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彭真果断拍板
在一次会议之后，彭真像往常一样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看到办公桌上放着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送审稿。（编者注：彭真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日常工作）
他拿着稿件读了起来，一口气读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焦裕禄，一个时代的名字啊！这个名字的拥有者，不是铁马金戈的将军，不是出口成章的文豪……他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一位为百姓操劳过度而英年早逝的“七品芝麻官”。彭真书记细细翻阅着这篇送审稿，焦裕禄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在他面前徐徐展开，让他为之动容，为之感奋。
1966年的1月14日，也就是穆青一行离开兰考二十几天之后，周原打电话将刘俊生召到新华社河南分社，请他将新华社打算突出连续报道焦裕禄的意图传达给兰考县委、开封地委。当年30岁出头的刘俊生听到这番话语，激动得饭都没顾上吃，就返回家乡去汇报了。
先上县委，再上地委。
当时开封地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听到他刚刚说出新华社要把焦裕禄树为典型这句话，就连珠炮似的发问了：“兰考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来看你的啥呀？看你的沙荒呀？看你的盐碱地呀？看你们（兰考）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呀？你去给地委书记汇报吧，我不听！”
刘俊生听了这话，像挨了一闷棍，不过他思路仍然清晰。既然对方让他找地委书记，那他就去找书记！一位李姓科长将他引荐给了时任开封地委副书记的延新文，延书记听完刘俊生的汇报眼前一亮，当即决定让他下午到常委扩大会上再做汇报。
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刘俊生跑到寺后街路南回民小饭铺，痛痛快快吃了一碗羊肉泡馍。
当天下午2点30分，开封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准时召开。听了刘俊生的汇报，宣传部部长对兰考要出典型人物也表示了忧虑，常委们一时拿不准主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会议气氛顿时凝固了。终于，地委书记张申发言了：“不能那样说吧！兰考的现实还很困难，但兰考人民正在改变局面，自然面貌不好，焦裕禄精神很好嘛！”刘俊生听到这话，心里一热：是啊，虽然焦裕禄在兰考短短的475天并没有彻底根治这个地方的“三害”，但兰考面貌的变革始于焦裕禄，焦裕禄的精神永远存活在兰考人民心中。
这个地委常委扩大会经过一个思考、比较、选择的深入过程之后，明确了态度：焦裕禄应该宣传，并决定在全区率先开展学习焦裕禄的热潮。
就在开封地委热议焦裕禄事迹要不要宣传之前，远在北京的彭真书记也召来了穆青，提到既然送审，是不是发表遇到问题。
穆青坦率地告诉书记，新华社领导担心两件事：第一，困难时期群众逃荒要饭，这个情况能不能写？不写困难，不写灾荒，焦裕禄的精神就写不出来；写了这些，会不会有负面影响？第二，如今强调阶级斗争，但文中没有讲阶级斗争。逃荒要饭能算阶级斗争吗？不能算，只是一些群众觉得生活困难，暂时外出求生。我们采访了半个月，稿子修改了七遍，所有事实都经得起推敲。
彭真书记听完这些话，神色变得严峻，他一页一页更加仔细地审阅了稿件，拿起笔，毅然决然作了同意发表的批示。事后，他对自己的秘书说过这样的话：“我坚信，我们的党是先进的，是英雄辈出战无不胜的！”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题，发表了长篇纪实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并配发了《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的社论。
杞县汽车站，一辆汽车正要发车，一位年轻人“噌”地跳了上去。车开了半晌，他问售票员：“这辆车开到什么地方？”售票员纳闷他乘车不看路，冷冷地吐出两个字：“兰考！”
这个年轻人是周原，当时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
他刚刚得到前去西安采访的新华社副社长穆青的指令，要到豫东灾区寻找典型人物。
这一天，车抵兰考，这位名叫周原的年轻人走进了兰考县委大院。
周原不会知道，兰考这个地方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怎样深刻的一笔。
他在兰考遇见的第一个人是刘俊生，当时兰考县委的宣传干事。
2013年9月初，我第一次到兰考，想起50年前焦裕禄就是在眼前这片土地上生活、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还是禁不住一热。我想，每一个初到兰考的人，都会有这种应然之情。
沿着裕禄大道一路向北，向北。
终于看到了那棵泡桐，枝叶葳蕤。这棵树被命名为“焦桐”，是焦裕禄在1963年亲手种下的。如今，媒体流传最广的就是焦裕禄披着外套、双手叉腰，深情望着泡桐的那张照片。照片中的泡桐，即是这棵“焦桐”。焦裕禄在兰考总共留下了四幅单人照片，这是其中之一。
“焦桐”所在的位置是兰考县的张庄。张庄往西，一路打听，我找寻到了当年这幅照片的拍摄者，年届八十岁的刘俊生老人。他刚因脑梗塞做过手术，腿脚还不太灵便。三进的农家小院绿藤子攀爬搭绕，像极了老人心中那些交错密织的过往。
周原打前站
刘俊生看到周原的介绍信，老书记焦裕禄的音容笑貌再次涌上了他的心头。他哽咽着告诉周原：“兰考开展除‘三害’斗争，把县委书记都活活累死啦！”
周原听了一怔，忙问：“谁被活活累死了？”
刘俊生一字一句地告诉他：“我们的县委书记——焦裕禄！”
周原凭着新闻记者的敏感，急急往下追问。
刘俊生带着周原到自己的住室（编者注：应是宿舍），办公桌的玻璃挡板下，有当年他拍的焦裕禄跟群众一起锄地、拔草的照片。“群众栽树他培土，群众挖河他挥锨，群众能干的活儿，他一样能干，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也有多少泥……”每一幅照片的背后，都是他亲历焦裕禄挥洒血汗的点点滴滴。
他颤抖着双手从箱底取出一个包裹，旧报纸一层一层剥开，是一双破旧的棉鞋和一双打了多个补丁的袜子。“穿这样的鞋袜劳动起来踏实，和群众贴得近。”焦裕禄生前说过的话言犹在耳。两人细心地将鞋袜包好，周原的泪大颗大颗落在旧报纸上。
文件柜上的一把黄色藤椅已蒙上些灰尘，刘俊生将椅子拿下来，细细擦拭。“兰考‘除三害’斗争高潮时，正是焦裕禄肝病最严重的时候，他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带病工作的，疼得厉害时，他就用硬物顶着肝部，天长日久，椅子被顶了个大窟窿。”睹物思人，刘俊生说着说着，居然伤心得像个孩子似的呜呜哭诉起来……周原转身坐在焦裕禄曾经坐过的那把椅子上，记着、哭着。
午饭铃声响了，周原仍在追问焦裕禄的事迹。
下午，刘俊生将周原引荐给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后来，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中，穆青将张钦礼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张钦礼当时主抓兰考的“除三害”工作，跟焦裕禄配合密切。当天见到周原之后，他们从下午开始谈，一直谈到下半夜，连续谈了十几个小时，期间，他们的谈话不时被两人难以抑制的抽泣打断。
第二天一大早，周原又随张钦礼去了张庄，这里是九曲黄河的最后一弯，也是当年兰考县最大的风沙口。焦裕禄到兰考之后提出“贴膏药扎针”（编者注：“贴膏药”是指翻淤泥压沙丘，“扎针”是指大规模栽种泡桐树）的办法，正是在这里打响了“第一炮”。
周原在张庄住了三天，白天大量采访群众，晚上与张钦礼谈至深夜……
如今的张庄，留给我满目的苍翠，初秋的风，漾来泡桐下的丝丝清凉。
穆青调整采访计划
刘俊生老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穆青一行到达兰考的时间是1965年12月17日的上午10点。
周原将焦裕禄的事迹汇报给穆青之后，穆青立即改变了采访计划，带着采访队伍到了兰考。张钦礼副书记为记者们组织了座谈会，并让县委通知刘俊生参会。刘俊生当时正在乡下，接到大队会计的电话后，马不停蹄往回赶。将近30华里的沙土路，他蹬着自行车，寒风直往脖子里灌，可他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赶到了县城。
跺掉鞋帮上厚厚的尘土，他走进县委会议室。围着会议桌的长条椅上坐满了人，他择了西北角一个位置，默默坐下。
张钦礼把他介绍给穆青一行，并让他发言。
窗外，寒风肆虐；室内，连呼吸都是静穆的。刘俊生压抑着自己强烈的感情：这么多人面前，千万不能掉泪啊！
他想起了雪天，焦裕禄在大清早挨个叫醒县委的干部，那声音好似在窗外响起，“大雪封门的日子，我们不能坐在屋里烤火，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应该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想起了焦裕禄病危时的念叨：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老韩陵的泡桐栽了多少？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让我看看……
当他说到焦裕禄去世后，几十位农民代表到郑州焦裕禄墓地旁哭坟时，穆青坐不住了。
如今八十岁的刘俊生比画着穆青当时坐的位置，在会议室的东头。老人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离开座位，一只手哆嗦着去兜里摸出了一条手帕，在眼角拭着，仿佛当年的穆青……
时年44岁的穆青站起来，离开座位，双手插在兜里，在室内来回踱步，他不时掏出手帕擦泪……踱步……
爱动感情的周原再也忍不住，他发出了抽泣声。
座谈会结束，穆青动情地说，自己参加工作28年了，都没有哭过，这次被焦裕禄的事迹感动得流出了眼泪，焦裕禄的精神太感人了。这是党的宝贵财富，虽然之前报道过，还得重新组织报道！报道不出去，就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失职…… 开饭了，穆青怎么也吃不下。他暗下决定，要继续召开更大规模的座谈会，将焦裕禄的事迹转为专题报道。当天晚上的座谈会，经常陪焦裕禄下乡的李忠修、张士义也都参加了，他们讲着、哭着，记着、哭着，眼泪打湿了整个夜晚。
随后，穆青一行又深入基层去走访群众。见到农民肖位芬时，他正在吃饭，提起焦裕禄，他哽咽地把刚吃到嘴里的一口饭也吐了出来，向穆青哭述焦裕禄坐在他家地铺上嘘寒问暖的一幕；七十多岁的秦有礼老人拉着穆青的手说：“要是能顶替的话，我情愿替他去死……”；白天走到哪儿，都有群众拿出自己家种的花生请他们品尝；夜里走到哪儿，都有群众热切地要留宿他们，要好好跟他们唠唠焦书记……
采访结束后，周原从夜里动笔，连续写了十几个小时，拿出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初稿。穆青一行带着初稿返回北京，将草稿打印出几十份，请有关同志集体提意见，由新华社记者冯健修改。七易其稿之后，穆青提炼出了整个报道的灵魂：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彭真果断拍板
在一次会议之后，彭真像往常一样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看到办公桌上放着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送审稿。（编者注：彭真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日常工作）
他拿着稿件读了起来，一口气读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焦裕禄，一个时代的名字啊！这个名字的拥有者，不是铁马金戈的将军，不是出口成章的文豪……他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一位为百姓操劳过度而英年早逝的“七品芝麻官”。彭真书记细细翻阅着这篇送审稿，焦裕禄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在他面前徐徐展开，让他为之动容，为之感奋。
1966年的1月14日，也就是穆青一行离开兰考二十几天之后，周原打电话将刘俊生召到新华社河南分社，请他将新华社打算突出连续报道焦裕禄的意图传达给兰考县委、开封地委。当年30岁出头的刘俊生听到这番话语，激动得饭都没顾上吃，就返回家乡去汇报了。
先上县委，再上地委。
当时开封地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听到他刚刚说出新华社要把焦裕禄树为典型这句话，就连珠炮似的发问了：“兰考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来看你的啥呀？看你的沙荒呀？看你的盐碱地呀？看你们（兰考）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呀？你去给地委书记汇报吧，我不听！”
刘俊生听了这话，像挨了一闷棍，不过他思路仍然清晰。既然对方让他找地委书记，那他就去找书记！一位李姓科长将他引荐给了时任开封地委副书记的延新文，延书记听完刘俊生的汇报眼前一亮，当即决定让他下午到常委扩大会上再做汇报。
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刘俊生跑到寺后街路南回民小饭铺，痛痛快快吃了一碗羊肉泡馍。
当天下午2点30分，开封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准时召开。听了刘俊生的汇报，宣传部部长对兰考要出典型人物也表示了忧虑，常委们一时拿不准主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会议气氛顿时凝固了。终于，地委书记张申发言了：“不能那样说吧！兰考的现实还很困难，但兰考人民正在改变局面，自然面貌不好，焦裕禄精神很好嘛！”刘俊生听到这话，心里一热：是啊，虽然焦裕禄在兰考短短的475天并没有彻底根治这个地方的“三害”，但兰考面貌的变革始于焦裕禄，焦裕禄的精神永远存活在兰考人民心中。
这个地委常委扩大会经过一个思考、比较、选择的深入过程之后，明确了态度：焦裕禄应该宣传，并决定在全区率先开展学习焦裕禄的热潮。
就在开封地委热议焦裕禄事迹要不要宣传之前，远在北京的彭真书记也召来了穆青，提到既然送审，是不是发表遇到问题。
穆青坦率地告诉书记，新华社领导担心两件事：第一，困难时期群众逃荒要饭，这个情况能不能写？不写困难，不写灾荒，焦裕禄的精神就写不出来；写了这些，会不会有负面影响？第二，如今强调阶级斗争，但文中没有讲阶级斗争。逃荒要饭能算阶级斗争吗？不能算，只是一些群众觉得生活困难，暂时外出求生。我们采访了半个月，稿子修改了七遍，所有事实都经得起推敲。
彭真书记听完这些话，神色变得严峻，他一页一页更加仔细地审阅了稿件，拿起笔，毅然决然作了同意发表的批示。事后，他对自己的秘书说过这样的话：“我坚信，我们的党是先进的，是英雄辈出战无不胜的！”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题，发表了长篇纪实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并配发了《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的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