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说书，讲故事，历来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北方有评话，南方称说书。而提及说书，恐怕知苏州评弹者多，知浦东说书者少。
浦东说书又称沪书、刮子书，是唯一以上海浦东地区名命名的，是申城土生土长又极具乡土气息的地方曲艺。其起源于乾隆年间黄浦江东岸。彼时那里盐业、纺织业发达，商贾纷至沓来，车马络绎不绝，歌楼酒肆日渐兴起，热闹繁华的贾街与鳞次栉比的茶楼成了浦东说书生根发芽的土壤。听说书人自敲自演，又说又唱，用上海浦东乡音谈古论今，渐渐成为那时途经者与当地人时尚的娱乐消遣方式。
晚清嘉庆年间（1796—1821年），浦东南汇黄路人顾秀春，首开敲击单片钹子为说唱伴奏的先河，正式确立了浦东说书极其特色的表演形式的基本成型，距今有200余年。
而在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就有《沪江商业市景词》文中记载：“茶寮每有说书人，海市蜃楼幻作真，一扇一瓯聊佐讲，偷闲争听味津津。”可见当时浦东说书已形成一定规模。
那时，浦东说书已遍及上海各郊县：南汇、奉贤、宝山、嘉定、松江、青浦、金山，也到上海城区演出，还流传至江苏海门、启东和浙江平湖、嘉兴等地，成为上海地区仅次于“滑稽戏”的有着广泛影响的大曲种。
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浦东说书
与苏州评弹持三弦、抱琵琶不同，浦东说书的演出“装备”十分简单，仅靠一面铜钹和一个刮子。这面餐盘大小的“吃饭家伙”是“不刮不响，不响不唱”——像是道出了这门民间曲艺的心窍：不敲出声响，就甭想唱响喽！所谓敲出声响，并非简单地用竹签击钹，而是讲究敲的力度与节奏，须敲得清脆，能教人放下手头事凑过来听，得敲得明快，能带着观众往故事里去。阵阵铜钹声中，浓浓浦东乡音里，大佬官、过房娘、七荤八素、缠勿清爽……土语连连，风趣幽默;长调、慢调、吭吭调……节奏明快，朗诵如诉。
聪明的浦东说书艺人，不仅能以浦东地区方言作基础，还能以书篇中的地区来确定其他方言并用这地区的方言来表演。例如：县官老爷的太太一定是扬州人，师爷一定是绍兴人，小皮匠一定是苏北人，鲁莽大汉一定是山东人，那大学生一定是讲北京官话……用语言的差别，来演绎生动活泼的人物和情节，这也就给这门艺术赋予更宽广的创造空间。
而浦东说书艺人还能将风云雷电、河水咆哮、山崩地裂，乃至马嘶、虎啸、鹿鸣、虫鸣鸟叫、鸡打鸣下蛋、猫抓老鼠逃等凡是人类接触的种种声音，模仿得惟妙惟肖，也很好渲染了每篇故事的环境和氛围，这些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其他弹词的大书已没区别。
尤其是浦东说书的说表，既有第三人称的表述，又有“起角色”第一人称的代言刻画，人物细致入微，栩栩如生，描绘故事生动灵活。其演唱曲调优美，具有浓浓的江南风味，加之浓重的浦东乡音，构成了独特的艺术形态，散发出南方曲艺特有的艺术魅力。
新中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浦东说书走上了一条壮大发展之路，各区县都成立了专业的曲艺团，浦东说书成为他们最主要的演出形式，著名艺人石耀亮代表浦东说书艺人曾经两次出席全国文代会，还赴北京参加全国曲艺会演，浦东说书达到全盛时期。
20世纪60年代，浦东说书艺人施凤飞之子、前辈季凤山关山门徒施春年崛起，他吸收兄弟剧种的长处，在说、噱、演、唱中均现功力，表演自成一格，人称“浦东说书末代皇帝”。 他说的《飞鸟比双枪》作为短篇浦东说书，说40分钟，观众可以开怀纵笑35分钟。
“文革”中浦东说书备受摧残
“文革”中，各专业演出剧团全部瘫痪，浦东说书难以独善其身，艺人受冲击，演出停止。
然而，1969年上半年，原南市区春江沪书队施春年随区文化系统干部下放到金山县商榻公社劳动，当地一次干部大会邀请施春年表演浦东说书《杨子荣上山打虎》。在说书时，他大大丰富了小说《林海雪原》和样板戏的个别情节，加进了不少“肉里噱”，例如为了区别土匪人物造型特点和描绘反面人物的丑恶嘴脸，施春年夸张地讲：“三金刚”人不是矮，就是胖，他一条裤子二尺八，一只腰身三尺三，讲起话来一只鼻子不大通，一年四季像重伤风。施春年起角色时又是口吃又是齆鼻头。施春年还讲道：“大金刚”身材高大，人长得难看，像两只坏掉的柏油筒叠起来，上面装一只哈密瓜，眼睛一只。他边讲边模仿形象，剧场里观众笑得前翻后仰，生动风趣的笑声像一股清泉一样浇入听众心田。
施春年在表演中只是用“肉里噱”形式丑化和刻画了反面人物，丝毫没有影响到塑造英雄人物的形象。但是，不几天就有人打小报告《关于上海县、金山县有人以革命故事为名，破坏样板戏情况调查》到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看了汇报材料写了按语，作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件下发，张春桥在文件的按语中写道：“郑重其事地把破坏革命样板戏这个问题提出来，并不是小题大做，而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是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要狠狠地打下去！”因此自1969年9月份开始，施春年在金山县游斗了几个月，连春节也不准回家。十年来，施春年不断地被口诛笔伐、批斗、游街、写检查请罪，身心受到非常大的伤害和摧残。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施春年被平反，并任命他复建浦东说书团，任团长。
尽管，该剧种一度被湮没，突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浦东说书却有了一个起死回生的契机，浦东曹路镇爱好浦东说书的群众创作演出的《养猪阿奶》，两次被选入参加全国曲艺调演，引起轰动，名声传遍了大江南北，将现代浦东说书的魅力带到了全国观众面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先后报道，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北京外文杂志还图文并茂地把浦东说书《养猪阿奶》介绍到了国外。
焕发新生的浦东说书
“文革”之后，上海各区县纷纷恢复了沪书演出团体。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原先的茶馆、书场逐渐消失，再加上多元文化的影响、休闲方式的多样性，浦东说书不可避免地式微了。1987年，当时仅存的一家——春江沪书团也全体转业了。从此，上海专业的浦东说书演出团体不复存在。
当时，浦东说书可以说是濒临绝境。然而，我国在2004年加入世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也在全国范围开始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普查，使很多几乎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及时拯救和保护。
在浦东北蔡镇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加之保护工作者的努力，对浦东说书进行了抢救、保护、传承、研究、创作、交流等大量工作，从而使这来自民间的曲艺之花正在焕发新生。2008年6月，其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十余年来，那仓仓响的钹子声，又走进了茶馆、书场以及社区学校，并有陈建纬、康毅等优秀的非遗传承人，而《嫁女歌·三催轿》等十多个创作剧目又在“全国山歌大赛”“上海国际艺术节”等荣获金奖……今朝，浦东说书正在焕发新春。
浦东说书又称沪书、刮子书，是唯一以上海浦东地区名命名的，是申城土生土长又极具乡土气息的地方曲艺。其起源于乾隆年间黄浦江东岸。彼时那里盐业、纺织业发达，商贾纷至沓来，车马络绎不绝，歌楼酒肆日渐兴起，热闹繁华的贾街与鳞次栉比的茶楼成了浦东说书生根发芽的土壤。听说书人自敲自演，又说又唱，用上海浦东乡音谈古论今，渐渐成为那时途经者与当地人时尚的娱乐消遣方式。
晚清嘉庆年间（1796—1821年），浦东南汇黄路人顾秀春，首开敲击单片钹子为说唱伴奏的先河，正式确立了浦东说书极其特色的表演形式的基本成型，距今有200余年。
而在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就有《沪江商业市景词》文中记载：“茶寮每有说书人，海市蜃楼幻作真，一扇一瓯聊佐讲，偷闲争听味津津。”可见当时浦东说书已形成一定规模。
那时，浦东说书已遍及上海各郊县：南汇、奉贤、宝山、嘉定、松江、青浦、金山，也到上海城区演出，还流传至江苏海门、启东和浙江平湖、嘉兴等地，成为上海地区仅次于“滑稽戏”的有着广泛影响的大曲种。
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浦东说书
与苏州评弹持三弦、抱琵琶不同，浦东说书的演出“装备”十分简单，仅靠一面铜钹和一个刮子。这面餐盘大小的“吃饭家伙”是“不刮不响，不响不唱”——像是道出了这门民间曲艺的心窍：不敲出声响，就甭想唱响喽！所谓敲出声响，并非简单地用竹签击钹，而是讲究敲的力度与节奏，须敲得清脆，能教人放下手头事凑过来听，得敲得明快，能带着观众往故事里去。阵阵铜钹声中，浓浓浦东乡音里，大佬官、过房娘、七荤八素、缠勿清爽……土语连连，风趣幽默;长调、慢调、吭吭调……节奏明快，朗诵如诉。
聪明的浦东说书艺人，不仅能以浦东地区方言作基础，还能以书篇中的地区来确定其他方言并用这地区的方言来表演。例如：县官老爷的太太一定是扬州人，师爷一定是绍兴人，小皮匠一定是苏北人，鲁莽大汉一定是山东人，那大学生一定是讲北京官话……用语言的差别，来演绎生动活泼的人物和情节，这也就给这门艺术赋予更宽广的创造空间。
而浦东说书艺人还能将风云雷电、河水咆哮、山崩地裂，乃至马嘶、虎啸、鹿鸣、虫鸣鸟叫、鸡打鸣下蛋、猫抓老鼠逃等凡是人类接触的种种声音，模仿得惟妙惟肖，也很好渲染了每篇故事的环境和氛围，这些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其他弹词的大书已没区别。
尤其是浦东说书的说表，既有第三人称的表述，又有“起角色”第一人称的代言刻画，人物细致入微，栩栩如生，描绘故事生动灵活。其演唱曲调优美，具有浓浓的江南风味，加之浓重的浦东乡音，构成了独特的艺术形态，散发出南方曲艺特有的艺术魅力。
新中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浦东说书走上了一条壮大发展之路，各区县都成立了专业的曲艺团，浦东说书成为他们最主要的演出形式，著名艺人石耀亮代表浦东说书艺人曾经两次出席全国文代会，还赴北京参加全国曲艺会演，浦东说书达到全盛时期。
20世纪60年代，浦东说书艺人施凤飞之子、前辈季凤山关山门徒施春年崛起，他吸收兄弟剧种的长处，在说、噱、演、唱中均现功力，表演自成一格，人称“浦东说书末代皇帝”。 他说的《飞鸟比双枪》作为短篇浦东说书，说40分钟，观众可以开怀纵笑35分钟。
“文革”中浦东说书备受摧残
“文革”中，各专业演出剧团全部瘫痪，浦东说书难以独善其身，艺人受冲击，演出停止。
然而，1969年上半年，原南市区春江沪书队施春年随区文化系统干部下放到金山县商榻公社劳动，当地一次干部大会邀请施春年表演浦东说书《杨子荣上山打虎》。在说书时，他大大丰富了小说《林海雪原》和样板戏的个别情节，加进了不少“肉里噱”，例如为了区别土匪人物造型特点和描绘反面人物的丑恶嘴脸，施春年夸张地讲：“三金刚”人不是矮，就是胖，他一条裤子二尺八，一只腰身三尺三，讲起话来一只鼻子不大通，一年四季像重伤风。施春年起角色时又是口吃又是齆鼻头。施春年还讲道：“大金刚”身材高大，人长得难看，像两只坏掉的柏油筒叠起来，上面装一只哈密瓜，眼睛一只。他边讲边模仿形象，剧场里观众笑得前翻后仰，生动风趣的笑声像一股清泉一样浇入听众心田。
施春年在表演中只是用“肉里噱”形式丑化和刻画了反面人物，丝毫没有影响到塑造英雄人物的形象。但是，不几天就有人打小报告《关于上海县、金山县有人以革命故事为名，破坏样板戏情况调查》到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看了汇报材料写了按语，作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件下发，张春桥在文件的按语中写道：“郑重其事地把破坏革命样板戏这个问题提出来，并不是小题大做，而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是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要狠狠地打下去！”因此自1969年9月份开始，施春年在金山县游斗了几个月，连春节也不准回家。十年来，施春年不断地被口诛笔伐、批斗、游街、写检查请罪，身心受到非常大的伤害和摧残。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施春年被平反，并任命他复建浦东说书团，任团长。
尽管，该剧种一度被湮没，突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浦东说书却有了一个起死回生的契机，浦东曹路镇爱好浦东说书的群众创作演出的《养猪阿奶》，两次被选入参加全国曲艺调演，引起轰动，名声传遍了大江南北，将现代浦东说书的魅力带到了全国观众面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先后报道，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北京外文杂志还图文并茂地把浦东说书《养猪阿奶》介绍到了国外。
焕发新生的浦东说书
“文革”之后，上海各区县纷纷恢复了沪书演出团体。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原先的茶馆、书场逐渐消失，再加上多元文化的影响、休闲方式的多样性，浦东说书不可避免地式微了。1987年，当时仅存的一家——春江沪书团也全体转业了。从此，上海专业的浦东说书演出团体不复存在。
当时，浦东说书可以说是濒临绝境。然而，我国在2004年加入世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也在全国范围开始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普查，使很多几乎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及时拯救和保护。
在浦东北蔡镇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加之保护工作者的努力，对浦东说书进行了抢救、保护、传承、研究、创作、交流等大量工作，从而使这来自民间的曲艺之花正在焕发新生。2008年6月，其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十余年来，那仓仓响的钹子声，又走进了茶馆、书场以及社区学校，并有陈建纬、康毅等优秀的非遗传承人，而《嫁女歌·三催轿》等十多个创作剧目又在“全国山歌大赛”“上海国际艺术节”等荣获金奖……今朝，浦东说书正在焕发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