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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者行为是旅游规划与产品设计的根本出发点。旅游者在时间预算固定、移动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可达的活动空间是有限的。文章选择紧凑型建设、高密度到访的主题公园为研究对象，讨论旅游者参与时空固定的演艺项目对其可达活动空间的影响。实证研究选择香港海洋公园为案例地，利用GPS行为跟踪数据，分析海洋剧场到访游客的活动空间差别，对比观看和未看表演、表演前与表演后的游客时空可达性差异。结果表明，游客观看演艺项目会显著地增加停留时间，演艺项目对观看表演游客近1.5小时的行为模式产生了影响，主要体现在移动速度放缓和活动范围缩小两个方面。基于缓冲区的潜在活动空间挖掘中，观看和未看表演群体之间活动空间的差异主要存在于表演前的40分钟内；而潜在活动机会的差异则存在于表演前后的10分钟内。观看表演群体在表演前的活动空间最小、潜在活动机会最少，说明该时段的时空制约最为强烈。最后，文章针对主题公园规划管理和旅游行为研究两个方面讨论了研究结果的实践意义和理论贡献。
[关键词]活动空间；时空可达性；演艺项目；主题公园；GPS
引言
人本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中，强调正确的空间规划应当是适应和满足人类的需求。这一理念回归到旅游空间设计与产品规划中，则强调以旅游活动主体“旅游者”为根本出发点，旅游产品的生产与供给过程应引入旅游者行为的考虑与评估。已有研究提出了“产品跟随行为”的规划理念与方法，即以旅游者行为规律为旅游产品规划设计的起点和主线，考虑旅游者的时间制约及在不同空间的分配问题，进而评估原有旅游产品的合理性、开发新型旅游产品的设计、选址与创意，也将此称为“旅游时间产品规划”。
旅游者在时间预算固定、移动能力有限的前提下，旅游活动的空间可达范围是有限的。旅游产品与服务的空间不可移动性，使得旅游者的活动空间直接影响到了产品与服务的使用与评价。在相关学科的理论中，仅考虑空间阻力的可达性、兼顾时间制约的时空可达性等研究规范了活动空间的测量与分析，为旅游者的时空行为研究提供了基础。通过旅游者实际活动空间、潜在活动空间分析，能够挖掘时空制约下旅游者可以达到并利用的旅游产品与服务，实现需求与供给是否匹配的探索。本文围绕主题公园的演艺项目，以香港海洋公园为案例地，利用GPS游客行为跟踪数据，分析海洋剧场到访游客的活动空间差异。通过停留时间、移动速度和活动空间的测量，对比观看和未看表演、表演前与表演后两个维度的时空可達性差异，进而测算时空制约下可达活动机会的差别，以此为主题公园演艺项目设置以及表演场地周边设施配套提供科学依据。
1文献综述
1.1活动空间与时空可达性研究
活动空间源于行为地理学，是指生活空间中个人发生的可以观察到的移动与活动，也就是现实空间中所有印迹的总和。狭义的活动空间是实际活动空间，指个人在面对多项行为制约时，妥协与选择后实际发生行为的空间范围。而广义的活动空间还包括了潜在活动空间，与交通学中的可达性研究有着密切关联。可达性是指个体从某一空间到达另一空间的容易程度，可细分为交通可达性（人们完成交通移动的便捷程度）、就业可达性（不同居住小区对工作岗位空间到达的容易程度）。可达性作为一种可能情况，不同于实际发生的活动空间，但其测算又充分基于实际的活动空间，是对个体活动印迹的深入认识。
随着时间资源说的兴起，时空可达性的概念开始为学界接受。时空可达性源于时间地理学，它认为个人在空间中的活动和移动可以在三维的时空间坐标系讨论。时空棱柱是表达个体可达性或可达范围的符号系统，如图1所示，在空间平面上的投影范围——潜在活动空间（也称为潜在路径区域，potential path area，PPA），才是个人在一定时间预算和移动能力制约下可能到达的最大空间范围。时空可达性测算的基本思路是按照活动时间与空间选择的灵活性将活动分为固定活动和非固定活动；在个体活动序列中先后两个固定活动之间的时间间隔内所能到达的空间范围，这种兼顾时间维度的活动空间研究更符合人类活动的现实（如针对交通工具改善、设施开放时间变化等条件情境）。
潜在活动空间所覆盖的城市设施或活动地点，称为潜在活动机会。这一概念重点考虑了建成环境中设施的分布与特征。潜在活动机会的多少，反映了群体在时空制约下的活动能力，也反映了现实世界中城市设施的供给合理性。这一领域在发展中不断考虑了移动一活动时间比、设施开放时间、弱势群体移动能力、通信设施使用等制约与改善因素，使潜在活动机会的测量更具有实际意义。
1.2旅游情境下的活动空间研究
旅游中的活动空间研究主要针对活动主体和空间客体两方面开展。活动主体方面，旅游者自身的能力制约限制可达的空间范围，如老年游客的移动速度较慢、游客的游览行为具有时间预算、残障游客依赖无障碍设施供给等，活动空间成为旅游活动阻力的有效测度。空间客体方面，看似自由游览的旅游环境实则存在多项规则（如开放时间、参与限制、空间区位等），最终无法满足原有的服务目标，甚至造成广泛的资源浪费。基于时空可达性的活动空间研究是旅游者时空行为研究的重要领域，已在国内外开展了丰富的研究，针对旅游行为类型、行为可视化、行为决策机制、群体行为差异等主题。这些研究得益于旅游景区精细化管理需求以及便携式定位技术普及（如手机、GPS）产生的高精度数据基础。然而，这些研究的对象都是针对已发生的行为，而较少关注时空制约理论下可能发生的潜在行为。时间地理学中时空棱柱的概念适用于旅游环境中固定性活动参与及其影响，对旅游者行为研究视角拓展具有积极作用，对旅游景区的空间设计与规划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1.3主题公园、演艺项目与活动空间
旅游景区和旅游目的地是开展旅游产品规划的载体，以人为本和精细设计的理念在主题公园类景区最先得以实践。主题公园是一个休闲、娱乐甚至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游乐场所，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相对紧凑地提供了主题展馆、器械游戏、演艺项目等旅游产品。从供给角度讲，主题公园作为人造型景观，长期面临旅游产品的升级问题，即紧跟游客需求的产品调整；从需求角度讲，高密度的游客流动使公园需面临客流季节性波动大、公园容量设计挑战大、排队策略实施难度大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游客满意体验。因此，早有学者认为，主题公园是最适合开展旅游者时空行为研究的实践场地，行为所折射的公园设计与管理问题能够得到直接应用。 演艺项目在主题公园中是具有固定时间与固定场地的旅游产品，对旅游者时空行为模式具有重要影响。演艺项目不仅硬件设施灵活易改造，同时能够有效融入主题文化，是延长游客停留时间的有效手段。但是，演艺项目必须在固定场地、固定场次进行，游客若想参与其中，需要考虑调整自己游览安排。可以说，尽管主题公园内原则上可以自由游览，但在产品供给时间和游客时间预算的双重制约下，游客在园区内可达的活动空间范围是有限的。演艺项目的参与是以时间的有限性、空间的不可逾越性为基础的行为决策，建立在一个有限选择的集合中，其在时间空间中有明确的可达边界。
演艺项目与活动空间的关系研究鲜省讨论，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旅游行为中的活动空间建立在可达性研究基础上，多为宏观性分析，如道路交通系统或民航网络升级后，游客到达旅游目的地的便捷程度，并不是以微观个体旅游者为中心的讨论。其二，微观个体行为的活动空间研究面临数据匮乏的挑战，传统数据多是汇总性统计数据，难以获得个体单元的高精度数据，对于演艺项目参与等细微的行为变化难以进行挖掘。
2研究设计
2.1研究问题
基于时空可达性的研究和旅游学科的需求，本文重点关注主题公园内部游客的活动空间，围绕演艺项目的场地和场次限制，认为游客并非在公园内部获得完全的移动自由，并借助全球定位系统（GPS）获取游客详细的时空移动轨迹，分析行为微观决策的机理。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包括两个：（1）游客观看演艺项目是否限制了旅游活动空间？（2）如果这种限制存在，它将在哪些时空范围内产生影响？
2.2研究数据
本文选择香港海洋公园作为案例景区进行实证分析。香港海洋公园是世界著名的海洋类主题公园，包括有8个主题区的50余项参观场馆和器械游戏。公园整体采取一票制，内部设有10余项表演性和参与性活动，均为固定时间在固定地点开展。香港海洋公园在近40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开始进入成熟化和精细化发展的阶段。
2014年7月6-10日，研究组在香港海洋公园进行了为期5天的旅游者时空行为调研，采用手持GPS跟踪设备与日志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获取游览行为信息，即在游客入园时请其携带GPS，出园归还时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及游览行为信息问卷（详见参考文献[48]）。公园内部共有7个景点设施提供演艺项目，其中“海洋剧场”的人气最高。海洋劇场表演时间固定、场次清楚，且是封闭式项目，即在非演艺时间内没有其他游览内容。因此，本文选择“海洋剧场”项目到访的游客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通过GPS轨迹甄别到访过海洋剧场的游客样本，结合问卷中行为信息判断其是否参看演艺项目，129名游客成为有效样本。样本的基本属性如表1所示，其中，中青年女性的比例较高；7成受访者是第1次到访海洋公园；在园区内游客的实际游览时间比计划略短；对海洋剧场的满意度和保育意识均处于较高水平。
2.3测量方法
本文以固定性演艺项目为核心，向前后拓展一定时间间隔测量其弹性活动的实际范围。如图2所示，一个游客的实际游览行为在时空间中是一条连续的路径，而观看演艺项目则是路径中竖直的片断。在实际操作中，对观看演艺项目的群体，表演开始与结束时刻前后各拓展一定时间间隔；对未观看演艺项目群体，到达与离开时刻前后各拓展一定时间间隔。这种测量能够相对客观地分析一个演艺项目所带来的行为差异。
时空可达性的测量指标采用3个指标，代表了“实际空间一潜在空间一潜在空间中的潜在机会”层层深入的分析步骤。（1）实际活动空间：手持GPS自动识别和记录的瞬时速度，代表游客实际的移动与活动情况；（2）潜在活动空间：一是标准差椭圆面积（一个标准差范围，68%定位点包含在内），二是实际移动路径20米的缓冲区面积，代表游客可能到达的公园空间。（3）潜在活动机会：以活动空间为标准，测算其内部可利用的景点设施数量，代表游客可能利用的公园设施。
基于时空可达性理论，建立基本的假设：（1）由于演艺项目的固定性限制，未看表演群体比观看表演群体表现出更大的活动空间；（2）由于表演前的候场等待等因素，而表演后不再受此约束，因此表演后比表演前表现出更大的活动空间。
3研究发现
3.1描述性分析
海洋剧场的到访样本中，观看固定场次表演的比例较高，且下午场的上座率明显高于上午和晚间。研究表明，近80%的到访游客会选择观看剧场表演，或者游客因表演吸引而选择到访海洋剧场。海洋剧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表演场地，尽管全天开放，但与动物的接触和了解仅在一天4场的表演时段，其余时间仅可以进入场地进行休息或简单参观。因此，演艺项目的参与率在海洋公园的场馆中比例最高。从游客参与的场次看（表2），上午场（12：00）和晚间场（17：30）的到访率均不高；而下午的两场表演（14：00与15：30）的选择比例占70%以上，说明海洋剧场的地理位置与游客的游览路径在这一时段更容易形成时空契合。
相比于未看表演的情况，观看表演游客在海洋剧场的停留时间更长。根据GPS跟踪信息，识别每个样本在海洋剧场空间范围内的停留时间。停留时间频次存在一个双峰结构，30-40分钟是主高峰，10分钟以下是次高峰，这表明游客在海洋剧场的时空行为存在两极化的规律。由此，进一步区分是否观看表演分析停留时间的差异性，方差分析存在显著差异（表3）。未看表演群体的平均停留时间为10.9分钟，是一个短暂休息的标准时间；而观看表演群体则为46.9分钟，明显长于前者。海洋剧场的正式表演时长为30分钟，这表明游客行为可能存在表演前的等待时间或散场后的缓冲时间，使平均停留时间长于正式表演时间15分钟以上。
3.2基于移动速度的实际活动空间差异
游客的移动速度方面，公园内的移动速度均小于5千米/小时的一般步行速度，说明边走边看、边停边看的慢速游览节奏遍布整个园区。然而，细分表演场馆到访前后的速度差异，则存在显著不同（表3）。表演后游客整体的移动速度加快，达到3.34千米/小时；而表演前的瞬时速度均集中在低速部分，仅为2.33千米/小时。从表5移动速度的方差分析可见，表演前后的速度差异在观看表演的群体中更为显著。 3.3基于标准椭圆的潜在活动空间差异
从活动空间的大小来看，表演前后的活动空间差别在观看表演的群体中更为显著。未看表演群体的活动空间明显大于观看表演群体（表3），围绕海洋剧场周边大约1小时的活动时间里，未看表演群体的活动范围是看表演群体的2倍。而表演前后的活动空间差异对比中，观看表演群体显著，未看表演群体不显著。这说明，演艺项目的时空固定性对参与游客近1.5小时的活动范围和模式产生了影响，即游客若计划留停观看表演，则需面临减少参与其他项目的可能。对观看表演群体来讲，表演开始前面临候场等待的可能，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活动选择和移动效率。而对未看表演群体来讲，这一差别可能与在园区内利用交通工具有关。
海洋剧场到访游客活动空间所表现的规律，与海洋公园整体的空间布局有一定关联。香港海洋公园在空间上分为海滨乐园（山下）、高峰乐园（山上），调查期内仅海滨乐园一个出入口开放，因此游客普遍的游览路径是“山下一山上一山下”。在上山和下山的过程中，仅能借助海洋列车（隧道火车）和登山缆车（高架缆车）完成。海洋剧场到访者通常会在结束该剧场游览后一个时间段，去乘坐交通工具返回山下。如图3典型样本的活动空间示意，观看演艺项目会减小活动空间范围，因为演艺项目的时空固定性制约，除实际参与时间外，前后一定时段范围内均有影响。表演前后的活动空间差别表明，演艺项目前30分钟的可达性范围最小，相当一部分游客选择在场馆内等待的不移动行为或场馆周边的慢速移动行为，是矛盾最为集中的阶段。
3.4基于缓冲区的潜在活动空间差异
活动空间的度量进一步采用缓冲区的测量方法，基于两方面考虑：第一，香港海洋公园案例地的空间布局分为两部分，中间山岳区无景点或设施，若样本在测定时段内跨越了两大区，标准椭圆的面积会变得很大，而圆内很多区域并没有游览活动空间的实际意义；第二，仅以30分钟的时间间隔测量过于宏观，即是否30分钟合理、细分时间间隔的差异是否存在等问题无法回答。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实际路径20米（即缓行0.5分钟的距离）的缓冲区面积、10分钟标准间隔，测算演艺项目前后1小时的活动空间。
鉴于前文充分认识表演或到达前后的活动空问差别，缓冲区的活动空间分析主要针对观看与未看表演群体的差别（表4左）。显著性的差异主要存在于开始前40分钟，观看演艺项目极大地限制了游客的活动空间。以观看表演前的10分钟为例，观看群体的活动空间仅为4659平方米，即仅步行了约10米的空间距离，说明了表演前的等待行为非常明显。表演后的活动空间，无论在哪种时间间隔中均不显著，仅平均数值上观看表演的群体略小。这说明表演后的散场拥堵可能存在，但并未引起显著影响。
3.5基于可达景点数的潜在活动机会差异
根据时空可达性的理论，活动空间表示人的活动范围，而活动范围中的潜在活动机会才是可达的最终目的。本文对缓冲区活动空间内的景点设施数目进行了测量，数目的多少直接反映了时空可达性的强弱程度（表4右）。显著差异存在于表演或到达前的10分钟内，观看表演群体仅可达1.25个活动机会，而未看表演群体可达1.67个。这说明演艺项目参与的决策在开始前10分钟内显著制约了这一群体参与主题公园内其他景点设施的机会。另一显著差异存在于表演或离开后的10分钟内，演艺项目的参与在散场后也明显限制了游客可达的景点或设施。而其他时间时隔中，观看表演群体的活动机会尽管平均数据大部分低于未看表演群体，但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由于潜在活动机会一定程度上受到公园空间与景观设计的影响，活动空间的差别并不等同于可达的景点机会。实证性分析表明是否观看演艺项目对于活动机会影响的时间范围约10分钟，少于活动空间影响的40分钟。
4结论与讨论
主题公园内演艺项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行为角度的产品设计才是根本。本文建立在时空可达性理论上，讨论演艺项目的固定性对游客活动空间的影响，并基于香港海洋公园GPS跟踪调查数据，选定海洋剧场演艺项目为实证案例，分析了观看/未看演艺项目群体、观看表演/到访剧场前后的活动空间差别。研究结果表明，是否观看演艺项目以及表演前后对海洋剧场到访游客的活动空间均具有显著差异。观看表演会显著地增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放缓移动速度，对参与游客近1.5小时的活动空间产生影响。基于缓冲区的潜在活动空间挖掘中，观看和未看表演群体之间活动空间的差异主要存在于表演前的40分钟内；而潜在活动机会的差异则存在于表演前后的10分钟内。观看表演群体在表演前的活动空间最小、潜在活动机会最少。
演艺项目对旅游活动空间的影响研究对主题公园的规划管理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首先，尽管演艺项目在主题公园具有重要作用，但也限制了游客自由移動的时空范围。因此，合理的表演与场馆设置应当充分考虑游客的行为规律。以案例地香港海洋公园为例，单次游览无法完全观看7种演艺项目，有目的性参与的海洋剧场和顺便到访的广场演艺的有效结合可能会更好地满足游客需求。其次，演艺项目的等待行为合理而普遍，而等待通常会引起游客的负面情绪。未来的园区设计应当充分考虑剧场内部或周边灵活的设施配套，使游客能够有效利用表演前的等待时间。最后，演艺项目有效延长了停留时间，但项目设置并非越多越好、场次并非越密越好，时空限制性决定了边际效益的快速递减。景区管理中产品与设施的更新升级中，应充分考虑演艺项目数量与场次设置，避免资源浪费。
本研究从方法论角度扩展了时空可达性研究的范围，为旅游者时空行为的认识理解提供了新视角。对旅游产品在供给侧的时空认识与旅游者时间预算的互动分析，能够较为清晰地理解行为模式产生的原因。在暂不考虑主观因素影响的前提下，仅就客观的移动能力分析行为决策过程及影响范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旅游者时空行为研究得益于大数据的丰富，基于时空可达性的活动空间研究是旅游大数据挖掘的重要视角，充分合理地利用了数据在时空维度的高精度特征，并应用于旅游行为的微观过程研究。
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游客的实际行为模式受到主观偏好和客观条件等多方面影响，本文只集中在客观条件中的时空制约，针对其他影响因素的讨论需要在后续研究中加强。其次，本文作为探索性分析主要集中于一个演艺项目的影响，而现实主题公园中存在多个演艺项目并存的现象，其时空制约相互影响并有叠加效应，这一议题仍有待挖掘。
[关键词]活动空间；时空可达性；演艺项目；主题公园；GPS
引言
人本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中，强调正确的空间规划应当是适应和满足人类的需求。这一理念回归到旅游空间设计与产品规划中，则强调以旅游活动主体“旅游者”为根本出发点，旅游产品的生产与供给过程应引入旅游者行为的考虑与评估。已有研究提出了“产品跟随行为”的规划理念与方法，即以旅游者行为规律为旅游产品规划设计的起点和主线，考虑旅游者的时间制约及在不同空间的分配问题，进而评估原有旅游产品的合理性、开发新型旅游产品的设计、选址与创意，也将此称为“旅游时间产品规划”。
旅游者在时间预算固定、移动能力有限的前提下，旅游活动的空间可达范围是有限的。旅游产品与服务的空间不可移动性，使得旅游者的活动空间直接影响到了产品与服务的使用与评价。在相关学科的理论中，仅考虑空间阻力的可达性、兼顾时间制约的时空可达性等研究规范了活动空间的测量与分析，为旅游者的时空行为研究提供了基础。通过旅游者实际活动空间、潜在活动空间分析，能够挖掘时空制约下旅游者可以达到并利用的旅游产品与服务，实现需求与供给是否匹配的探索。本文围绕主题公园的演艺项目，以香港海洋公园为案例地，利用GPS游客行为跟踪数据，分析海洋剧场到访游客的活动空间差异。通过停留时间、移动速度和活动空间的测量，对比观看和未看表演、表演前与表演后两个维度的时空可達性差异，进而测算时空制约下可达活动机会的差别，以此为主题公园演艺项目设置以及表演场地周边设施配套提供科学依据。
1文献综述
1.1活动空间与时空可达性研究
活动空间源于行为地理学，是指生活空间中个人发生的可以观察到的移动与活动，也就是现实空间中所有印迹的总和。狭义的活动空间是实际活动空间，指个人在面对多项行为制约时，妥协与选择后实际发生行为的空间范围。而广义的活动空间还包括了潜在活动空间，与交通学中的可达性研究有着密切关联。可达性是指个体从某一空间到达另一空间的容易程度，可细分为交通可达性（人们完成交通移动的便捷程度）、就业可达性（不同居住小区对工作岗位空间到达的容易程度）。可达性作为一种可能情况，不同于实际发生的活动空间，但其测算又充分基于实际的活动空间，是对个体活动印迹的深入认识。
随着时间资源说的兴起，时空可达性的概念开始为学界接受。时空可达性源于时间地理学，它认为个人在空间中的活动和移动可以在三维的时空间坐标系讨论。时空棱柱是表达个体可达性或可达范围的符号系统，如图1所示，在空间平面上的投影范围——潜在活动空间（也称为潜在路径区域，potential path area，PPA），才是个人在一定时间预算和移动能力制约下可能到达的最大空间范围。时空可达性测算的基本思路是按照活动时间与空间选择的灵活性将活动分为固定活动和非固定活动；在个体活动序列中先后两个固定活动之间的时间间隔内所能到达的空间范围，这种兼顾时间维度的活动空间研究更符合人类活动的现实（如针对交通工具改善、设施开放时间变化等条件情境）。
潜在活动空间所覆盖的城市设施或活动地点，称为潜在活动机会。这一概念重点考虑了建成环境中设施的分布与特征。潜在活动机会的多少，反映了群体在时空制约下的活动能力，也反映了现实世界中城市设施的供给合理性。这一领域在发展中不断考虑了移动一活动时间比、设施开放时间、弱势群体移动能力、通信设施使用等制约与改善因素，使潜在活动机会的测量更具有实际意义。
1.2旅游情境下的活动空间研究
旅游中的活动空间研究主要针对活动主体和空间客体两方面开展。活动主体方面，旅游者自身的能力制约限制可达的空间范围，如老年游客的移动速度较慢、游客的游览行为具有时间预算、残障游客依赖无障碍设施供给等，活动空间成为旅游活动阻力的有效测度。空间客体方面，看似自由游览的旅游环境实则存在多项规则（如开放时间、参与限制、空间区位等），最终无法满足原有的服务目标，甚至造成广泛的资源浪费。基于时空可达性的活动空间研究是旅游者时空行为研究的重要领域，已在国内外开展了丰富的研究，针对旅游行为类型、行为可视化、行为决策机制、群体行为差异等主题。这些研究得益于旅游景区精细化管理需求以及便携式定位技术普及（如手机、GPS）产生的高精度数据基础。然而，这些研究的对象都是针对已发生的行为，而较少关注时空制约理论下可能发生的潜在行为。时间地理学中时空棱柱的概念适用于旅游环境中固定性活动参与及其影响，对旅游者行为研究视角拓展具有积极作用，对旅游景区的空间设计与规划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1.3主题公园、演艺项目与活动空间
旅游景区和旅游目的地是开展旅游产品规划的载体，以人为本和精细设计的理念在主题公园类景区最先得以实践。主题公园是一个休闲、娱乐甚至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游乐场所，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相对紧凑地提供了主题展馆、器械游戏、演艺项目等旅游产品。从供给角度讲，主题公园作为人造型景观，长期面临旅游产品的升级问题，即紧跟游客需求的产品调整；从需求角度讲，高密度的游客流动使公园需面临客流季节性波动大、公园容量设计挑战大、排队策略实施难度大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游客满意体验。因此，早有学者认为，主题公园是最适合开展旅游者时空行为研究的实践场地，行为所折射的公园设计与管理问题能够得到直接应用。 演艺项目在主题公园中是具有固定时间与固定场地的旅游产品，对旅游者时空行为模式具有重要影响。演艺项目不仅硬件设施灵活易改造，同时能够有效融入主题文化，是延长游客停留时间的有效手段。但是，演艺项目必须在固定场地、固定场次进行，游客若想参与其中，需要考虑调整自己游览安排。可以说，尽管主题公园内原则上可以自由游览，但在产品供给时间和游客时间预算的双重制约下，游客在园区内可达的活动空间范围是有限的。演艺项目的参与是以时间的有限性、空间的不可逾越性为基础的行为决策，建立在一个有限选择的集合中，其在时间空间中有明确的可达边界。
演艺项目与活动空间的关系研究鲜省讨论，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旅游行为中的活动空间建立在可达性研究基础上，多为宏观性分析，如道路交通系统或民航网络升级后，游客到达旅游目的地的便捷程度，并不是以微观个体旅游者为中心的讨论。其二，微观个体行为的活动空间研究面临数据匮乏的挑战，传统数据多是汇总性统计数据，难以获得个体单元的高精度数据，对于演艺项目参与等细微的行为变化难以进行挖掘。
2研究设计
2.1研究问题
基于时空可达性的研究和旅游学科的需求，本文重点关注主题公园内部游客的活动空间，围绕演艺项目的场地和场次限制，认为游客并非在公园内部获得完全的移动自由，并借助全球定位系统（GPS）获取游客详细的时空移动轨迹，分析行为微观决策的机理。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包括两个：（1）游客观看演艺项目是否限制了旅游活动空间？（2）如果这种限制存在，它将在哪些时空范围内产生影响？
2.2研究数据
本文选择香港海洋公园作为案例景区进行实证分析。香港海洋公园是世界著名的海洋类主题公园，包括有8个主题区的50余项参观场馆和器械游戏。公园整体采取一票制，内部设有10余项表演性和参与性活动，均为固定时间在固定地点开展。香港海洋公园在近40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开始进入成熟化和精细化发展的阶段。
2014年7月6-10日，研究组在香港海洋公园进行了为期5天的旅游者时空行为调研，采用手持GPS跟踪设备与日志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获取游览行为信息，即在游客入园时请其携带GPS，出园归还时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及游览行为信息问卷（详见参考文献[48]）。公园内部共有7个景点设施提供演艺项目，其中“海洋剧场”的人气最高。海洋劇场表演时间固定、场次清楚，且是封闭式项目，即在非演艺时间内没有其他游览内容。因此，本文选择“海洋剧场”项目到访的游客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通过GPS轨迹甄别到访过海洋剧场的游客样本，结合问卷中行为信息判断其是否参看演艺项目，129名游客成为有效样本。样本的基本属性如表1所示，其中，中青年女性的比例较高；7成受访者是第1次到访海洋公园；在园区内游客的实际游览时间比计划略短；对海洋剧场的满意度和保育意识均处于较高水平。
2.3测量方法
本文以固定性演艺项目为核心，向前后拓展一定时间间隔测量其弹性活动的实际范围。如图2所示，一个游客的实际游览行为在时空间中是一条连续的路径，而观看演艺项目则是路径中竖直的片断。在实际操作中，对观看演艺项目的群体，表演开始与结束时刻前后各拓展一定时间间隔；对未观看演艺项目群体，到达与离开时刻前后各拓展一定时间间隔。这种测量能够相对客观地分析一个演艺项目所带来的行为差异。
时空可达性的测量指标采用3个指标，代表了“实际空间一潜在空间一潜在空间中的潜在机会”层层深入的分析步骤。（1）实际活动空间：手持GPS自动识别和记录的瞬时速度，代表游客实际的移动与活动情况；（2）潜在活动空间：一是标准差椭圆面积（一个标准差范围，68%定位点包含在内），二是实际移动路径20米的缓冲区面积，代表游客可能到达的公园空间。（3）潜在活动机会：以活动空间为标准，测算其内部可利用的景点设施数量，代表游客可能利用的公园设施。
基于时空可达性理论，建立基本的假设：（1）由于演艺项目的固定性限制，未看表演群体比观看表演群体表现出更大的活动空间；（2）由于表演前的候场等待等因素，而表演后不再受此约束，因此表演后比表演前表现出更大的活动空间。
3研究发现
3.1描述性分析
海洋剧场的到访样本中，观看固定场次表演的比例较高，且下午场的上座率明显高于上午和晚间。研究表明，近80%的到访游客会选择观看剧场表演，或者游客因表演吸引而选择到访海洋剧场。海洋剧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表演场地，尽管全天开放，但与动物的接触和了解仅在一天4场的表演时段，其余时间仅可以进入场地进行休息或简单参观。因此，演艺项目的参与率在海洋公园的场馆中比例最高。从游客参与的场次看（表2），上午场（12：00）和晚间场（17：30）的到访率均不高；而下午的两场表演（14：00与15：30）的选择比例占70%以上，说明海洋剧场的地理位置与游客的游览路径在这一时段更容易形成时空契合。
相比于未看表演的情况，观看表演游客在海洋剧场的停留时间更长。根据GPS跟踪信息，识别每个样本在海洋剧场空间范围内的停留时间。停留时间频次存在一个双峰结构，30-40分钟是主高峰，10分钟以下是次高峰，这表明游客在海洋剧场的时空行为存在两极化的规律。由此，进一步区分是否观看表演分析停留时间的差异性，方差分析存在显著差异（表3）。未看表演群体的平均停留时间为10.9分钟，是一个短暂休息的标准时间；而观看表演群体则为46.9分钟，明显长于前者。海洋剧场的正式表演时长为30分钟，这表明游客行为可能存在表演前的等待时间或散场后的缓冲时间，使平均停留时间长于正式表演时间15分钟以上。
3.2基于移动速度的实际活动空间差异
游客的移动速度方面，公园内的移动速度均小于5千米/小时的一般步行速度，说明边走边看、边停边看的慢速游览节奏遍布整个园区。然而，细分表演场馆到访前后的速度差异，则存在显著不同（表3）。表演后游客整体的移动速度加快，达到3.34千米/小时；而表演前的瞬时速度均集中在低速部分，仅为2.33千米/小时。从表5移动速度的方差分析可见，表演前后的速度差异在观看表演的群体中更为显著。 3.3基于标准椭圆的潜在活动空间差异
从活动空间的大小来看，表演前后的活动空间差别在观看表演的群体中更为显著。未看表演群体的活动空间明显大于观看表演群体（表3），围绕海洋剧场周边大约1小时的活动时间里，未看表演群体的活动范围是看表演群体的2倍。而表演前后的活动空间差异对比中，观看表演群体显著，未看表演群体不显著。这说明，演艺项目的时空固定性对参与游客近1.5小时的活动范围和模式产生了影响，即游客若计划留停观看表演，则需面临减少参与其他项目的可能。对观看表演群体来讲，表演开始前面临候场等待的可能，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活动选择和移动效率。而对未看表演群体来讲，这一差别可能与在园区内利用交通工具有关。
海洋剧场到访游客活动空间所表现的规律，与海洋公园整体的空间布局有一定关联。香港海洋公园在空间上分为海滨乐园（山下）、高峰乐园（山上），调查期内仅海滨乐园一个出入口开放，因此游客普遍的游览路径是“山下一山上一山下”。在上山和下山的过程中，仅能借助海洋列车（隧道火车）和登山缆车（高架缆车）完成。海洋剧场到访者通常会在结束该剧场游览后一个时间段，去乘坐交通工具返回山下。如图3典型样本的活动空间示意，观看演艺项目会减小活动空间范围，因为演艺项目的时空固定性制约，除实际参与时间外，前后一定时段范围内均有影响。表演前后的活动空间差别表明，演艺项目前30分钟的可达性范围最小，相当一部分游客选择在场馆内等待的不移动行为或场馆周边的慢速移动行为，是矛盾最为集中的阶段。
3.4基于缓冲区的潜在活动空间差异
活动空间的度量进一步采用缓冲区的测量方法，基于两方面考虑：第一，香港海洋公园案例地的空间布局分为两部分，中间山岳区无景点或设施，若样本在测定时段内跨越了两大区，标准椭圆的面积会变得很大，而圆内很多区域并没有游览活动空间的实际意义；第二，仅以30分钟的时间间隔测量过于宏观，即是否30分钟合理、细分时间间隔的差异是否存在等问题无法回答。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实际路径20米（即缓行0.5分钟的距离）的缓冲区面积、10分钟标准间隔，测算演艺项目前后1小时的活动空间。
鉴于前文充分认识表演或到达前后的活动空问差别，缓冲区的活动空间分析主要针对观看与未看表演群体的差别（表4左）。显著性的差异主要存在于开始前40分钟，观看演艺项目极大地限制了游客的活动空间。以观看表演前的10分钟为例，观看群体的活动空间仅为4659平方米，即仅步行了约10米的空间距离，说明了表演前的等待行为非常明显。表演后的活动空间，无论在哪种时间间隔中均不显著，仅平均数值上观看表演的群体略小。这说明表演后的散场拥堵可能存在，但并未引起显著影响。
3.5基于可达景点数的潜在活动机会差异
根据时空可达性的理论，活动空间表示人的活动范围，而活动范围中的潜在活动机会才是可达的最终目的。本文对缓冲区活动空间内的景点设施数目进行了测量，数目的多少直接反映了时空可达性的强弱程度（表4右）。显著差异存在于表演或到达前的10分钟内，观看表演群体仅可达1.25个活动机会，而未看表演群体可达1.67个。这说明演艺项目参与的决策在开始前10分钟内显著制约了这一群体参与主题公园内其他景点设施的机会。另一显著差异存在于表演或离开后的10分钟内，演艺项目的参与在散场后也明显限制了游客可达的景点或设施。而其他时间时隔中，观看表演群体的活动机会尽管平均数据大部分低于未看表演群体，但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由于潜在活动机会一定程度上受到公园空间与景观设计的影响，活动空间的差别并不等同于可达的景点机会。实证性分析表明是否观看演艺项目对于活动机会影响的时间范围约10分钟，少于活动空间影响的40分钟。
4结论与讨论
主题公园内演艺项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行为角度的产品设计才是根本。本文建立在时空可达性理论上，讨论演艺项目的固定性对游客活动空间的影响，并基于香港海洋公园GPS跟踪调查数据，选定海洋剧场演艺项目为实证案例，分析了观看/未看演艺项目群体、观看表演/到访剧场前后的活动空间差别。研究结果表明，是否观看演艺项目以及表演前后对海洋剧场到访游客的活动空间均具有显著差异。观看表演会显著地增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放缓移动速度，对参与游客近1.5小时的活动空间产生影响。基于缓冲区的潜在活动空间挖掘中，观看和未看表演群体之间活动空间的差异主要存在于表演前的40分钟内；而潜在活动机会的差异则存在于表演前后的10分钟内。观看表演群体在表演前的活动空间最小、潜在活动机会最少。
演艺项目对旅游活动空间的影响研究对主题公园的规划管理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首先，尽管演艺项目在主题公园具有重要作用，但也限制了游客自由移動的时空范围。因此，合理的表演与场馆设置应当充分考虑游客的行为规律。以案例地香港海洋公园为例，单次游览无法完全观看7种演艺项目，有目的性参与的海洋剧场和顺便到访的广场演艺的有效结合可能会更好地满足游客需求。其次，演艺项目的等待行为合理而普遍，而等待通常会引起游客的负面情绪。未来的园区设计应当充分考虑剧场内部或周边灵活的设施配套，使游客能够有效利用表演前的等待时间。最后，演艺项目有效延长了停留时间，但项目设置并非越多越好、场次并非越密越好，时空限制性决定了边际效益的快速递减。景区管理中产品与设施的更新升级中，应充分考虑演艺项目数量与场次设置，避免资源浪费。
本研究从方法论角度扩展了时空可达性研究的范围，为旅游者时空行为的认识理解提供了新视角。对旅游产品在供给侧的时空认识与旅游者时间预算的互动分析，能够较为清晰地理解行为模式产生的原因。在暂不考虑主观因素影响的前提下，仅就客观的移动能力分析行为决策过程及影响范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旅游者时空行为研究得益于大数据的丰富，基于时空可达性的活动空间研究是旅游大数据挖掘的重要视角，充分合理地利用了数据在时空维度的高精度特征，并应用于旅游行为的微观过程研究。
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游客的实际行为模式受到主观偏好和客观条件等多方面影响，本文只集中在客观条件中的时空制约，针对其他影响因素的讨论需要在后续研究中加强。其次，本文作为探索性分析主要集中于一个演艺项目的影响，而现实主题公园中存在多个演艺项目并存的现象，其时空制约相互影响并有叠加效应，这一议题仍有待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