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被誉为“国画葡萄第一人”的方凌应邀在香港为《香港商报》做了9个小时的中国画笔会，并在活动中与香港经纪人敲定参加今年夏天美国大型笔会的协定。如今方凌的画，已成为国内外收藏家的热门藏品，一幅“葡萄”藏品就售价18万元。
　　这样的风光却是曾经的方凌不敢想的。
　　锒铛入狱、两次越狱、十年逃亡、被女友举报后成为知名画家……方凌的人生像一出反转剧，而他把他今日的所有都归功于站在身侧的妻子王节。
　　为学画锒铛入狱
　　58岁的方凌出生在重庆一个工人家庭，本名彭勇。父母离异后，方凌跟母亲生活。母亲读过旧私塾，在书法绘画方面颇精通，方凌深得母亲真传。
　　四岁那年，方凌坐在书桌前画画，舅舅赞不绝口，那句“长大能成画家”刻在方凌心底。十岁，母亲给他取了艺名——方凌，希望他在艺术道路上，有凌云志，能直上云霄。可真正拿起画笔，是到19岁。为了学画，在农村插队的方凌要走70里山路到县文化馆，沿路的风景、生活的点滴都成了他的素材。“1978年回城后，我成为江陵厂的石匠，成了家也有了儿子，但依然坚持画画。”
　　1986年，方凌不断给厂长写信，要求做销售，“想有更多收入学画，也想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厂长果真被方凌的热忱打动。方凌带着笔和纸跑销售，走到哪儿就画到哪儿，还以画会友，将写生作品送给朋友。一次，朋友收到画作后感叹：“你要能到西南师范大学进修，跟苏葆桢先生学两手，拿个文凭，以后就能当职业画家了。”
　　此话正中方凌下怀，几年前，方凌曾蒙苏葆桢数次点拨，从什么都画到专画葡萄，“若能成为苏葆桢老师的学生，艺术造诣定会不同。”可高达上万元的学费让他望而却步，但他又心有不甘，于是鬼迷心窍地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做生意，再用赚来的钱填账和进修。
　　1988年初，方凌顶着招摇的卷发、踏着纯白的皮鞋，俨然一副前卫艺术家的时髦打扮。领导看出端倪——这与他每月70元的收入并不相符，查出问题后警告方凌：“5月1日前，必须退款，否则就起诉。”
　　方凌凑不出那么多钱，公款都压在货里，他再次做出错误的选择——逃跑，“我有双重人格，追求梦想义无反顾，对待困难却习惯逃避。”
　　一年后，逃到新疆的方凌无意间看到报纸上的公告：“10月30日前投案自首可以减刑。”为此，他回重庆自首，被判了5年。
　　越狱！越狱！
　　1990年5月，方凌开始在长寿凤城监狱接受改造。服刑一段时间后，自由惯了的方凌就耐不住枯燥而寂静的日子，于是萌生“逃跑”的念头。
　　几月后的一个阴雨天，在外出劳作的路上，方凌一直暗中留意周围的情况，趁狱警不注意，悄悄逃跑回家，准备看看年幼的儿子。哪知当天晚上，狱警就出现在他面前。
　　方凌被关了禁闭，加刑10个月，成为重点看护对象。无望的妻子选择和他离婚，儿子也判给了妻子。
　　没了亲情的念想，还有自己追求的梦想。方凌觉得压抑：“完全没时间画画，练了十几年就这样荒废了么？”他不敢细想下去，没有出路的未来让他再次想到逃跑。
　　为重拾狱警信任，方凌善待狱友，做工总挑重活干，还将逃跑计划在心里演练了一遍又一遍。
　　终于机会来了，1992年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同样是去劳作的路上，方凌见附近没有狱警，就假装低头系鞋带，观察好地理形势后，又一次逃掉了。
　　不一会儿，方凌就听到狱警们追捕的声音，他没有像上次那样急着赶路，而是在附近一处茂密树林中藏了起来，直到第二天一早，他才下山，开始四处漂泊的逃亡生活。
　　武汉、深圳、成都、宜昌……他不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每三个月就换一次住处。也无法从事固定的工作，当过厨师、勤杂工，更多时候是做地下“画匠”，以超低价格出售自己的画作。
　　他时时如惊弓之鸟。在大街上看到警察也会立马别过身往回走。有时，警察走到他面前，他感觉心脏都快跳出来，只好假装弓下腰整理衣服。
　　最要命的是过年过节，远行的人都提着行李往家赶，他却只能将手揣在空空的裤兜里，望向家乡。
　　“东躲西藏了四五年，应该没事了吧。”方凌心存侥幸地想。身心俱疲的他潜回重庆，隐姓埋名在磁器口租了一间房，天天窝在家里画画，靠卖低价画的微薄收入养活自己。
　　被女友举报再入狱
　　方凌暗无天日地数着日子过，直到遇到王节。
　　1997年初，方凌正画画，门虚掩着。到方凌邻居家做客的王节鬼使神差地推门而入，宣纸上水灵灵的葡萄打动了她。
　　这年春天，两人走到一起。王节比方凌大一岁，也有段不幸的婚姻，前夫的酗酒让她深恶痛绝，而方凌不嗜酒也尊重她，还揽下所有家务。而她喜欢的东西，再贵他都舍得买。王节想到结婚，可每每提起，方凌言辞闪烁，总以“时机不成熟”推托。王节埋怨：“我都四十几岁的人了，有功夫耽搁么？”
　　她对婚姻的期望逐渐幻灭，爱情形势走低，方凌不堪重压，“我这种身份，结婚不是自投罗网么？”转念又想：“不管我告诉她与否，肯定都得分手。”挣扎了三个月，方凌还是把真相告诉王节，“哪怕会分手，也不想欺骗她。”
　　王节蒙了，如五雷轰顶，恐惧到脸颊抽搐。
　　“他竟是逃犯！”她努力平复心情，把他的好通通想了一遍，劝慰他也劝慰自己：“我都可以接受，我认可的是你这个人，去自首吧，我一定等你。”方凌很感动，但觉得偷来的自由如此可贵，好死还不如赖活着。
　　王节替他可惜，不想他的未来被逃犯的身份耽搁。可劝导无用，她只能以“感情不错、他人很好”搪塞自己。就这样，四年过去了。
　　到2001年，方凌认定无出头之日，索性过起得过且过的日子。不再勤于练画，反倒用打麻将、喝酒来麻痹自己：“人要懂得及时行乐。”王节的愤懑不断叠加，“或许只有举报他，这段感情才有出路。” 　　不久，方凌接到一个陌生来电。电话那头，“客户”称很欣赏方凌的画作，要以比平日高几倍的价格大批量收购画。
　　在一家餐馆的包房里，方凌见到买画的两位“客户”。吃饱喝足后，方凌提出看画，“客户”推诿：“大老板没到，再等等吧。”可等到包房门开，看到来人的那一刻，方凌却傻眼了，吞吞吐吐道：“宋……宋干事……”
　　“彭勇，还叫宋干事，他已经是副监狱长了。”“客户”摇身变成狱警，将方凌按倒在地。他的脸紧贴地上，完全动弹不得。
　　方凌再次穿上囚服，回到凤城监狱，还被关押在单人囚房。他心有不甘：“我越狱已快十年，过得如此小心翼翼，怎会中套？难道是王节举报了我？”
　　方凌脑里涌出一个念头——弄死她。
　　只为一句“我等你”
　　这次方凌被判了8年，因是女友举报，刑期缩短了不少。
　　最初一年，王节不能探视，也不能送信。但她仍一封封书写自己的想法和情感，把信垒起来，等到能见他的那一天。
　　人只有在极度孤单的时候，才有空审视自己。在单人囚房思过一年多后，方凌的仇恨逐渐淡去。等到能和家人见面时，他竟最想见王节，只是不肯定她还会不会来。
　　在几重厚厚的铁栅栏后，王节看到她日思夜想的穿着囚衣、剃着光头的小个子男人。他们对视着，眼泪不自觉滑落。王节抹泪，晃晃手中的红烧肉，用眼神嘱咐他好好改造。方凌似乎读懂了，不住地点头。
　　那天，方凌吃到入狱来最丰盛的一餐，也读完王节送来的“精神食粮”，那句不断重复的“我等你”让他安心。
　　方凌变得格外上进，整天待在监狱方专门为他准备的画室里。王节打工赚钱为他买画具，而他的画则被换成她的生活费。
　　时间走到2006年，表现良好的方凌在三次减刑后，于9月2日刑满释放。王节最后一次来到监狱，高耸的铁门缓缓打开，几夜未眠的他走向她，紧紧拥抱。次月，他们领证结婚，迟到近十年的简单婚礼让两人无比轻松。
　　刚结婚的方凌一无所有，王节想尽办法为他打基础。他们寄宿在朋友家，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没有床，王节就把家里的棉絮直接铺地上。三个月后，王节筹来资金帮他开了画室。
　　方凌勤勉，每天练画近十个小时，还积极参加画展、比赛。一年后的全国美术作品大赛中，方凌的葡萄画作《硕果累累》夺得金奖，被中国邮政总局印制成明信片全国发行，并被誉为“国画葡萄第一人”。而他的画作也因此从每幅几千元飙升至几万元。
　　求画的人络绎不绝，方凌对自己的要求也更加严苛。每年，他都会到自己在吐鲁番和武当山建的画院待上几个月，观察葡萄的生长，搜集更多的素材。2011年夏天，在前往吐鲁番的路上，方凌出了车祸，右肩骨破裂，昏迷了五天五夜。一位朋友闻讯，立马大批量、高价格收购方凌的画作，包括价值18万元的《硕果累累》。“他以为我就算不死也不能再画了。”方凌早已把苦痛当做一种谈资。
　　如今的方凌已不再是一个越狱犯，而是知名画家，走哪都不用躲藏，一路都是掌声和鲜花。他把这一切都归于王节的支持与陪伴。现在，王节也开始学画画。方凌称这为夫唱妇随，他喜欢如此自由的合拍。并希望带着她，全世界到处作画，续写两人的爱情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