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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我于1977年5月恢复了工作，先是到中医学院主持党政工作，一年后奉调回上海市委统战部，然后再回组织部，回归数十年来这是我主要从事的工作，直到离休。“文革”10年，浪费了宝贵的光阴，党和国家的损失无法计算，教训深刻。当时流行一句箴言：“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我身体力行。我参与的主要工作，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拨乱反正，推进平反冤假错案，正确处理一系列问题。
一、拨乱反正、落实政策
要推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必须以解决思想问题为前提。为此，我以主要精力参与政治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我回到市委统战部和组织部第一件事，是对部内干部不脱产分批分期举办轮训班，每期两周，半天工作、半天学习，看文件，听报告，进行讨论。如此轮训，以弄懂实践为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要否定“两个凡是”、反对个人迷信。这些问题弄清了，取得共识，才谈得上否定“文革”和拨乱反正的必要，然后才能放下“包袱”，越过障碍，轻装上阵，开展工作。
当时，一面进行部内干部轮训，一面处理冤假错案。全国在党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就若干专题，如右派平反，宗教工作，对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等专门召开会议，并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央决定，新时期统一战线称为“爱国统一战线”，以更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知识分子，原工商业者，甚至小业主、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所谓的“四小”），还有起义人员等，都公开宣告平反，落实政策。
对知识分子落实政策是工作的一大重点。因为，上海是知识分子、知名人物的集居地。根据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首次科学大会上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讲话精神，我在卫生系统高级知识分子大型座谈会上和在高校作报告时，结合上海实际，从正反两方面大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讲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组成部分，是依靠力量；结合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与知识分子谈心、交心，广交朋友，打消他们的思想疑虑，放下“包袱”，放胆放手开展工作。刘海粟大师、老新闻工作者陆诒、著名医学教授顾恺时、薛映晖等，在极“左”的年代里都曾经受到过严重的冲击，平反之后，他们努力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作贡献，与党的关系更加紧密，与我也结成莫逆之交，终生不渝，十分感人。
二、参与政治思想专题讲座
上海是“文革”的重灾区，贯彻中央号召，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任务十分艰巨，工程极大。当时，在市委领导下，我先后代表统战部和组织部，参与了全市政治思想专题讲座，部委办区县局一、二把手脱产读书班召集人三人小组，党校重建三人领导小组和干部教育委员会。
市委政治思想专题讲座，由市委办公厅和宣传部承办，讲座确定专题，指定主讲人，听讲者为全市各条工作战线、区县局，以及基层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由于人数众多，所以讲座被安排在那时最大的会场文化广场举行。全场有座位约8000个。由于当时各方干部如饥似渴地希望听到迅速变化、飞跃发展的形势和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开拓新的局面，所以参与听讲的人特别踊跃，常常达到万人左右，不少没有座位者站着或席地而坐听讲；不少单位还带着录音机放在主讲台前，摆得满满的，以便回去学习传播。热烈求知的情景，感人至深。其间也有某些局、办或高校邀请，举行过不同规模的讲座。我担负主讲的专题有：《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关于党的历史伟大的转折》、《要把“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颠倒过来》、《对阶级斗争应如何正确理解（兼论两类矛盾正确处理）》、《恢复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为什么要贯彻党的对资和平改造、赎买政策（兼论发还“定息”）》、《要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兼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特殊规律）》和《恢复党的建设》等。同时，市委开办了部、委、办、区、局主要领导人读书班，每期一个月，全市轮流一遍，在兴国宾馆关起门来脱产学习，分批读书学习和讨论，由洪泽、武力奇和我三人为召集人。读书班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文件为中心，确定有关书刊、重要报告为必读资料，敞开思想，自由讨论。市委负责同志轮流到班，既讲话，也交流、讨论。大家将学习成果认真写出总结，有似1941年前后党内整风的做法。这就抓到了关键，对推动全市端正思想路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恢复、重建党校
市委还抓了全市各级党校恢复、重建、发展的工作。粉碎“四人帮”之后，新市委建立之初，就在市北逸仙路原商业学校恢复了市委党校，召集了全市区县局以上领导干部隆重举行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由于学校规模较小，只能容纳学员约400人，大大赶不上形势任务发展急需大批培养干部的需要。当时上海为全国所瞩目，兄弟省市前来参观交流的活动不少，他们反映说：“大上海，小党校。”这引起了市委的重视。经过酝酿，1982年市委成立党校重建领导小组，由李佐长、向叔保和我三人负责。领导小组经过调查研究，向市委建议：一是市委党校需要择地重建，扩大规模；二是根据形势的发展，一面筹建新党校，一面不断扩大培养干部的规模。于是，不等新党校建成，党校就扩大招生，每期一千数百人。没有住房，暂时采取走读，集中讲课、听报告，分块管理，分组讨论、学习。方式特别，灵活机动，作为过渡方法，效果甚好。当时为应急需，由过去每期半年，改为强化教育，缩短为4个月毕业，并要求学完各科主要课程，保证质量。我们三人都从事过党政、理论、思想工作和办过党校，分兼授课，分工负责，齐心协力，共办了四期，培养了近五千名中青年干部。我们在培训过程中一面考察干部、一面指导书写思想自传，选拔了大量优秀干部，解决了当时干部班子调整的急需。
关于建设新党校，当时另组了筹建班子具体筹划。先选址征地，确定在桂林路，再解决经费问题。当时国家财政困难，超过一千万元项目中央不批。上海财政只能出几百万元，只能破格使用党费了。但地方对党费无权动用，于是我专程到中组部联系，寻求支持。中組部高度重视，召开了会议，决定拨款500万元，并决定以后采取滚动增加建校经费的办法。建设新党校的经费问题终于解决了。经过几年努力，新党校终于建成了现在的规模。各区县局的党校按市委恢复筹建原则，由各方解决，进展顺利。全市党校网络重新健全起来了。
四、分管干部教育培养工作
当时我在组织部主持日常工作外，侧重分管干部教育、培养。那时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同志对此非常重视，接连发出指示，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党委领导下，组织部和党校既要培养干部，又要考察干部、发现干部、选拔干部”；“要求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建立干部第三梯队、后备干部队伍”；“要建立青年干部机构，着重选拔青年干部”；鉴于“文革”10年耽误，干部队伍逐渐老化，文化、知识、专业水平不够，要从年轻干部中按年龄像梯队一样源源不断发现干部，选拔干部。由于贯彻了这一系列干部工作方针、政策、指示，使干部工作做到未雨绸缪，源源不断满足了形势任务发展的需要。中央组织部对干部教育抓得很紧，每年召开全国干部教育工作和青年干部、后备干部、第三梯队干部工作会议，并要求对青年干部、后备干部、第三梯队干部列出名单，工作深入、细致，严格按组织程序，按选拔对象层次先报市委，再报中组部，在部务会、办公会上逐个汇报通过。市干部教育委员会为了协调各方，由市委、市府共同领导，为贯彻党管干部原则，实际由组织部主管，市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是它的办公室。市干部教育委员会由一位副市长挂名任主任，我任常务副主任。
作者系原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 责任编辑：白桦
一、拨乱反正、落实政策
要推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必须以解决思想问题为前提。为此，我以主要精力参与政治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我回到市委统战部和组织部第一件事，是对部内干部不脱产分批分期举办轮训班，每期两周，半天工作、半天学习，看文件，听报告，进行讨论。如此轮训，以弄懂实践为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要否定“两个凡是”、反对个人迷信。这些问题弄清了，取得共识，才谈得上否定“文革”和拨乱反正的必要，然后才能放下“包袱”，越过障碍，轻装上阵，开展工作。
当时，一面进行部内干部轮训，一面处理冤假错案。全国在党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就若干专题，如右派平反，宗教工作，对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等专门召开会议，并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央决定，新时期统一战线称为“爱国统一战线”，以更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知识分子，原工商业者，甚至小业主、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所谓的“四小”），还有起义人员等，都公开宣告平反，落实政策。
对知识分子落实政策是工作的一大重点。因为，上海是知识分子、知名人物的集居地。根据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首次科学大会上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讲话精神，我在卫生系统高级知识分子大型座谈会上和在高校作报告时，结合上海实际，从正反两方面大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讲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组成部分，是依靠力量；结合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与知识分子谈心、交心，广交朋友，打消他们的思想疑虑，放下“包袱”，放胆放手开展工作。刘海粟大师、老新闻工作者陆诒、著名医学教授顾恺时、薛映晖等，在极“左”的年代里都曾经受到过严重的冲击，平反之后，他们努力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作贡献，与党的关系更加紧密，与我也结成莫逆之交，终生不渝，十分感人。
二、参与政治思想专题讲座
上海是“文革”的重灾区，贯彻中央号召，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任务十分艰巨，工程极大。当时，在市委领导下，我先后代表统战部和组织部，参与了全市政治思想专题讲座，部委办区县局一、二把手脱产读书班召集人三人小组，党校重建三人领导小组和干部教育委员会。
市委政治思想专题讲座，由市委办公厅和宣传部承办，讲座确定专题，指定主讲人，听讲者为全市各条工作战线、区县局，以及基层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由于人数众多，所以讲座被安排在那时最大的会场文化广场举行。全场有座位约8000个。由于当时各方干部如饥似渴地希望听到迅速变化、飞跃发展的形势和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开拓新的局面，所以参与听讲的人特别踊跃，常常达到万人左右，不少没有座位者站着或席地而坐听讲；不少单位还带着录音机放在主讲台前，摆得满满的，以便回去学习传播。热烈求知的情景，感人至深。其间也有某些局、办或高校邀请，举行过不同规模的讲座。我担负主讲的专题有：《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关于党的历史伟大的转折》、《要把“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颠倒过来》、《对阶级斗争应如何正确理解（兼论两类矛盾正确处理）》、《恢复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为什么要贯彻党的对资和平改造、赎买政策（兼论发还“定息”）》、《要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兼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特殊规律）》和《恢复党的建设》等。同时，市委开办了部、委、办、区、局主要领导人读书班，每期一个月，全市轮流一遍，在兴国宾馆关起门来脱产学习，分批读书学习和讨论，由洪泽、武力奇和我三人为召集人。读书班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文件为中心，确定有关书刊、重要报告为必读资料，敞开思想，自由讨论。市委负责同志轮流到班，既讲话，也交流、讨论。大家将学习成果认真写出总结，有似1941年前后党内整风的做法。这就抓到了关键，对推动全市端正思想路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恢复、重建党校
市委还抓了全市各级党校恢复、重建、发展的工作。粉碎“四人帮”之后，新市委建立之初，就在市北逸仙路原商业学校恢复了市委党校，召集了全市区县局以上领导干部隆重举行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由于学校规模较小，只能容纳学员约400人，大大赶不上形势任务发展急需大批培养干部的需要。当时上海为全国所瞩目，兄弟省市前来参观交流的活动不少，他们反映说：“大上海，小党校。”这引起了市委的重视。经过酝酿，1982年市委成立党校重建领导小组，由李佐长、向叔保和我三人负责。领导小组经过调查研究，向市委建议：一是市委党校需要择地重建，扩大规模；二是根据形势的发展，一面筹建新党校，一面不断扩大培养干部的规模。于是，不等新党校建成，党校就扩大招生，每期一千数百人。没有住房，暂时采取走读，集中讲课、听报告，分块管理，分组讨论、学习。方式特别，灵活机动，作为过渡方法，效果甚好。当时为应急需，由过去每期半年，改为强化教育，缩短为4个月毕业，并要求学完各科主要课程，保证质量。我们三人都从事过党政、理论、思想工作和办过党校，分兼授课，分工负责，齐心协力，共办了四期，培养了近五千名中青年干部。我们在培训过程中一面考察干部、一面指导书写思想自传，选拔了大量优秀干部，解决了当时干部班子调整的急需。
关于建设新党校，当时另组了筹建班子具体筹划。先选址征地，确定在桂林路，再解决经费问题。当时国家财政困难，超过一千万元项目中央不批。上海财政只能出几百万元，只能破格使用党费了。但地方对党费无权动用，于是我专程到中组部联系，寻求支持。中組部高度重视，召开了会议，决定拨款500万元，并决定以后采取滚动增加建校经费的办法。建设新党校的经费问题终于解决了。经过几年努力，新党校终于建成了现在的规模。各区县局的党校按市委恢复筹建原则，由各方解决，进展顺利。全市党校网络重新健全起来了。
四、分管干部教育培养工作
当时我在组织部主持日常工作外，侧重分管干部教育、培养。那时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同志对此非常重视，接连发出指示，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党委领导下，组织部和党校既要培养干部，又要考察干部、发现干部、选拔干部”；“要求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建立干部第三梯队、后备干部队伍”；“要建立青年干部机构，着重选拔青年干部”；鉴于“文革”10年耽误，干部队伍逐渐老化，文化、知识、专业水平不够，要从年轻干部中按年龄像梯队一样源源不断发现干部，选拔干部。由于贯彻了这一系列干部工作方针、政策、指示，使干部工作做到未雨绸缪，源源不断满足了形势任务发展的需要。中央组织部对干部教育抓得很紧，每年召开全国干部教育工作和青年干部、后备干部、第三梯队干部工作会议，并要求对青年干部、后备干部、第三梯队干部列出名单，工作深入、细致，严格按组织程序，按选拔对象层次先报市委，再报中组部，在部务会、办公会上逐个汇报通过。市干部教育委员会为了协调各方，由市委、市府共同领导，为贯彻党管干部原则，实际由组织部主管，市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是它的办公室。市干部教育委员会由一位副市长挂名任主任，我任常务副主任。
作者系原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 责任编辑：白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