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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账册管理，自民国时期藏品账簿创立之始，历经数次大规模的整理和调整，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账册结构基本确立，此后未曾再有大的改变，直至2016年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结束后，逐步进入藏品账册管理的信息化时代。藏品账册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往往都伴随着博物馆发展历史中最具时代意义的变革，记录着每一代博物馆人的管理经验和智慧，承载着活的、动态的历史信息，以及在百年积淀中所形成的文化力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积极探索，到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藏品账册不仅记录了博物馆人在文化事业中不断进取前行的足迹，也见证了博物馆在时代变迁中所承载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藏品账册 中国国家博物馆 信息化
0 引言
近年来，博物馆学界在藏品账册方面已有一系列研究，但主要集中于对管理方式的讨论和对管理经验的总结，鲜有以“账”为主体挖掘其在博物馆发展及管理中所承载的重要意涵，探究博物館藏品、博物馆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实际上，藏品账册记录着“物”在进入博物馆后被塑造、修饰、创新的过程，以及“人”对“物”的观念投射，既是探讨博物馆“物人关系”的有效切入点，也是观察博物馆与社会互动交流的重要视点;既是丰富文物动态信息的必要手段，也是反映博物馆在历史洪流下不断变革、适应时代发展的有力证据。因此，对藏品账册的研究是博物馆管理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基于此，笔者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账册为考察对象，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探索每一次较大规模的账册整理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联，继而追寻博物馆人在“账”中存留下的时代印记以及他们在博物馆管理中的思考、探索与努力，以期对相关领域的后续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 中华民国国立历史博物馆时期（1912—1949）
自1912年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更名“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止，被视为中华民国国立历史博物馆时期。这期间经历了1926年国立历史博物馆的正式开馆和数次机构变革。
1.1 时代背景
晚晴时期，一些有识之士掀起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及科学技术的浪潮，这其中就包括开办博物馆的想法和计划。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中提出“博物院等项，当令其属之于公，勿据为一己之私，于是任其制度之新奇，以开民智而悦民心”[1]，梁启超在《论学会》中设想“大陈各种仪器，开博物院，以助实验”[2]。1905年，张骞撰《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和《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建议清政府创设博物馆。在张骞的推动和努力下，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建立。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蔡元培任教育部总长，于国子监筹设历史博物馆，“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3]。筹设之初，所有文物系接收国学旧有礼器、书版、石刻等57 127件[4]，此后经文物调查、考古发掘和开展征集，于1924年拓展至208 173件[5]。基于馆藏，国立历史博物馆按照《教育部历史博物馆规程》的要求，由编辑部“掌关于物品之说明、编目及本馆书报编译事项”[3]，从而拉开了藏品账册记录的序幕。
1.2 时代印记
这一时期保存至今的藏品账册有《国立历史博物馆存储物品目录》（以下简称《存储物品目录》）和《国立历史博物馆陈列室物品目录》（以下简称《陈列室物品目录》）。这些藏品目录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账册的早期形式，不仅记录了国立历史博物馆时期的馆藏情况，对了解彼时的藏品结构、藏品来源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其本身也因历经百年、制作精良而成为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见证，对今人之研究大有裨益。
这些账簿保留了传统古籍装帧的形式，将藏品信息以毛笔书写记录在册。目录采用四眼线装，书衣为蓝色绢面，书背上下包角，给人以平实质朴、清丽秀雅之感。封面左上角贴书名红签，自右向左工整书写账册名称、册次及登记日期等内容，书底手写账册名称以便摞放时查阅。目录从左往右打开，内页的四周为单面印双边青绿色版框，对折装订，版心上方印有扇单鱼尾，下方印“历史博物馆”字样。每页划分10行，文字从右向左竖行排列书写，每行文字之间有栏线，界栏疏松，方便书写。中缝处盖红色馆章，以示权威。整张书叶天头地脚皆有大面积留白且天头大于地脚，不仅在功能上具有便于批注句读的实用性，而且在思想上反映了古人天大于地的观念，呈现出气韵高古的艺术性。
《存储物品目录》和《陈列室物品目录》均依据文物质地、功用分类，分别建册。通常而言，每一类文物陈列在同一室中，单独建册。遇有某类文物较多、一册不能尽收的情况，则分成几册书写;而遇有某类文物较少，则一册内书写几类文物，每类文物中间预留空白页作为区隔。
《存储物品目录》的每一件（套）藏品单独占用一列，首页最右为表头，自上而下分别记录该藏品的总簿号数、文物分类编号、文物名称、质地、数量单位、备注等信息。因文物类型不同而各有名称及内容上的差异，如“发掘品目录”的文物分类编号，即称为“发掘编号”，数量单位记为“件”，而“古火器目录”的文物分类编号，则称为“火器编号”，数量单位记为“尊”，并设“款识”一栏。
账簿中每一列的信息共同构成一条完整的藏品记录。从现存《存储物品目录》的内容上来看，各账簿的“总簿号数”几乎皆为空。说明前人在登记馆藏文物时，有意设置“总簿号数”来统计、管理所有文物，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常以各类文物数量汇总相加的方式计算文物总数，从而弱化了“总簿号数”的作用。因此，相对“总簿号数”，各分类编号更为具体。每类账簿的“分类编号”以阿拉伯数字为标记，每一个数字对应1件（套）文物。这些数字多由数字印章加盖，最多为3位，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999，超出数量则另作新册重新从1记起[6]。但这些分类编号的形式并未作细分，均为纯数字的流水号，只是登记在不同的账簿中以示区别，如发掘品账簿的发掘编号为1～999，印章账簿的印章编号亦为1～999。需要说明的是，“分类编号”并不代表文物的实际数量。在账簿中，常存在一套多件的情况，因而文物实际数量通常被记录在“数量单位”行，用毛笔以汉字数字书写，如“一”“二”“三”或“壹”“贰”“叁”等。“器物名称”栏的内容较为丰富，除以大字书写该藏品名称外，还会在名称下方以双行小字书写文物的出土地点及完残、形制、颜色、纹饰等简要描述。此外，有关文物的具体完残状况、流传经过、出土情况、版本等内容皆书写在“备注”行。 与《存储物品目录》类似，《陈列室物品目录》的文物信息著录也采用每件（套）藏品单独占用一列的方式，但在内容上更偏重文物方位。通常而言，首页最右的首列通常以大字书写陈列物品薄的名称，以小字书写物品分类，如“第二陈列室物品薄（大字）发掘品物（小字）”;右第二列标明文物年代，如“宋代物品”（大字）;自第三列起书写表头，记录品名、柜号、件数、备考等信息。
1.3 时代特征
这一时期的藏品账册延续传统古籍的装帧和著录方式，记录馆藏文物的基本信息和部分流传经历，既具有民国时期账簿的普遍性特征，又体现了藏品账册的特殊性。账册记录已有藏品的基本信息、流传经过、出土情况等结构轮廓，虽内容不尽完善，却在书写体例上有所体现，尤其是在藏品分类管理方面为日后藏品账册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类型结构上看，账册的分类主要依照藏品质地类型划分并兼顾馆藏特色，形成以阿拉伯数字为藏品编号的初步编目规则。账册虽未对各分类分别给予特定编码但却分册记录，即使同一册中有不同类型藏品，亦以空白页区隔，绝无混淆。此外，藏品账册在开头或结尾处注明本册或本类藏品的总数，起到藏品数量统计的作用。
2 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时期（1949—2002）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在经历了国立北平历史博物馆、北京历史博物馆，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等历史阶段后，1960年8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定名成立。自此至2003年2月中国国家博物馆组建成立，被视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时期。
2.1 时代背景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建设围绕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展，将社会教育、宣传推广作为博物馆的重要任务，意在“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7]“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过程来教育群众……提高群众思想教育”[8]。两馆筹建之际，国民经济加快恢复和发展，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大量的珍贵出土文物和文化遗址随之面世，成为馆藏的重要基础。加之，各地党和政府积极协助文物征集工作，社会各界大量捐赠充实馆藏，使两馆的馆藏结构初步成型。文物入藏后，两馆都及时进行库存藏品的清查、整理和分类统计，并在机构设置、业务工作和管理制度等多方面参照苏联博物馆的模式，按照馆藏实际将文物分为若干大类进行编目、登记、建卡、建账管理，形成了初步的藏品管理制度。
1960年冬，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要求对各行各业的工作进行调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积极响应《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的号召，根据当时的现有条件和实际情况，有重点、分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十年的工作规划，并计划在前两三年开展文物的清理工作，夯实两馆的工作基础。在此期间，两馆先后拟定多项藏品保管制度，并在1963年形成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组文物组工作细则（草案）》《中国革命博物馆保管工作暂行办法（草案）》等。这些规章制度、办法的出台为藏品保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两馆藏品账册的主体结构、分类内容和编号规则得以确立。
此后，两馆藏品虽经数十年不断扩充和丰富，藏品账册亦汗牛充栋，但均未在账册结构上做大的调整，而多限于藏品数量累积带来的账册延续和增加，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脉相承。
2.2 时代印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两馆馆藏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充盈起来，与之相应的账目管理随之建立。此时的账册侧重于藏品入馆信息的著录，在账目内容上与藏品征集方法和过程密切相关，通常以征集入藏年作为编号标识，按入馆时间顺序入账管理。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根据藏品来馆的年份与批次建账，中国革命博物馆则以《征集革命文献实物启事》[9]为蓝本，对文献、实物和照片分别建账。账册通常采用A3（297 mm×420 mm）大小的纸张，以钢笔抄录的方式记录收入号和收入日期、原来号、数量、藏品名称、藏品描写及大小、从何人得来、原主之地址、如何入藏、价值或代价、所由来地、收集者或制造者、收集日期，以及备注。此后，随着馆藏的不断扩充，此种记账方式已不能满足账册管理的需要，于是两馆在对馆藏进行彻底清查后，进一步加强对藏品账册的规范、科学管理，并根据1962年文化部对藏品分级管理——“把博物馆藏品在鉴定的基础上，按其科学价值进行分级”[10]的要求，按照藏品价值和属性对原有账册类型加以区分，建立“一级品账”“基本藏品账”和“参考品账”。
文化部在《加强一级藏品编目、保管工作》中指示，藏品是博物馆一切业务工作的基础。因此加强对藏品的保管工作是博物馆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馆藏的一级藏品，是藏品中的精华，更要首先进行科学的鉴定、编目及改善其保管条件，以便更好地发挥这些藏品的作用和确保其安全[10]。在此背景下，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都分别进行了一级品藏品的清理、登记、编目和建账工作，于1962年编制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一级藏品简目》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一级藏品简目》上报文化部备案。自此两馆建立一级品账对馆藏文物开启分级管理，为科研工作的开展创造了便利条件。一级品账的内容包括登记号（一级品号）、原来号、时代、名称、数量、尺寸、重量、容量、完残情况、入馆日期和来源，以及备注。其中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级品号以“Y”（“一级”的拼音首字母）为标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一级品号以“ⅠGB”（罗马数字“1”与“革博”的拼音首字母结合）为标识。字母标识后按从1至无穷的阿拉伯数字来表示藏品登记号，如Y1、Y2，ⅠGB1、ⅠGB2等。
除一级藏品独立建账外，两馆根据馆藏特点分别按照“基本藏品”和“参考品”各自建立分类账。受馆藏数量和类型的影响，这些分类账的内容体系十分庞大，情况也较为复杂。总体而言，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基本藏品和参考品两大系统下，又按照馆藏下设考古发掘品账（仅基本藏品）、传世品账、钱币账、民族文物账和文献拓本账，而中国革命博物馆则直接对基本藏品和参考品建账，形成基本藏品账和参考品账。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账册，此时的账册在藏品编目时更为翔实、具体：（1）每类藏品都设立分类编号，如考古发掘品账以“K”（“考”的拼音首字母）为标识，传世品账以“C”（“传”的拼音首字母）为标识[6];（2）账册不再仅限于藏品分类的记录，而是注重账册管理的实际需要，将藏品按质地分类并在藏品编号上加以标记，如C01代表传世品石器，C02代表传世品玉器等[6];（3）在账册管理中常根据文物入藏现状增加账册类别，如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钱币藏品数量庞大且体系完整，故从传世品账中独立出来，自成一类;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品中存在大量重复品，故从藏品序列中抽选出来，拟外拨至他馆，久之则自成一类，称“外拨品”。这些账册均采用统一的著录方式，内部表头为印刷而成，藏品信息則由账目抄录人以钢笔正楷书写，字迹清丽规整，鲜有错漏。此种账册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2）原国际友谊博物馆移交的中央礼品
这些礼品自1981年国际友谊博物馆成立筹备处始，由故宫博物院、人民大会堂、中央警卫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处拨交入藏，经多年积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品体系。参照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管理办法，这些礼品按照价值、类别和完残情况被分为基本藏品、图书资料和待参考品。基本藏品以“友”字号标识，图书资料以“资”字号标识，待参考品则以“待”字号标识，编号皆以阿拉伯数字1～n表示，形成“友1”“友2”“友3”等藏品编号。
鉴于这些礼品的唯一性和独特性，中国国家博物馆接收并沿用原有的藏品分类账册，以保留其完整的藏品体系。在具体的管理操作中，礼品编目虽是按照通行的文物质地及功用分类方法进行划分，分为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等29种类型，但这些分类信息只记录在藏品卡片中，并不是建立分类账册的依据。礼品分类账册的建立主要根据礼品来源的特殊性，采用国别登记的办法，一个国家对应一本账册。这些国别分类账，不设立国别分类号，而是按入藏順序将礼品编入“友”字号的总编号，再按其来源国家，分别登入相应的国别账册中。此外，对于来自国际组织的礼品，另建有国际组织登记账册;对于国籍不详，但品相尚佳的礼品，则建有国籍不详登记账册。
（3）藏品账册的信息化建设
随着藏品信息化程度的加深，藏品账册管理的方式亦发生转变，由完全依赖纸质账册档案进行查询、管理逐步过渡到智慧化管理。中国国家博物馆目前所使用的藏品管理系统，承担了大部分藏品信息的搜索查询以及部分藏品的线上入藏工作，在为藏品账目管理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套新的藏品编号体系。
这套编号体系的产生源自于藏品管理系统对中国国家博物馆各部分账册（主要是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图书馆、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图书馆）信息的结构化处理。不同历史背景、不同馆藏结构以及不同藏品分类的账册在人工书写时代极少存在信息的互斥，但当这些信息纳入统一的藏品信息系统中时，原藏品账号信息存在的重复项、交叉项等问题便暴露出来。计算机在对其进行数据处理时须进行区别标识。如，账册及器物上的编号“C5.1”在计算机系统中因数据结构化的需要而被定义为“C05.0001”，以“0”来补齐数据空位;又如原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字母Y代表一级品，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则以字母Y代表艺术品，当归入同一藏品系统后会出现代码重复，使计算机无法作出一一对应的判断[11]。此类情况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原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账号系统中并非鲜见。基于此，当时的工作人员对原两馆的藏品账号进行调整，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编号前加汉字“保”，在原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品编号前加汉字“管”，合之意为“保管”，进而产生了一套新的适应计算机数据存储和分析的藏品编号体系。
近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智慧国博”项目着手对藏品管理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全新的藏品管理系统即将上线运行，届时使用场景更为广泛，面向征集、保管、研究、教育、宣传、文创等多项业务领域。在账目管理方面，可实现藏品动态信息的记录和留痕，为藏品提陈、外借中记录困难、查询不便等问题提供解决之道。这也意味着前述所言的藏品编号体系自此将成为在全馆之内通行的统一的藏品标识，开启藏品账目管理的新时代。
然而，除使用藏品管理系统外，纸质账册档案依然是现阶段重要的藏品账册管理渠道。首先，《博物馆藏品总登记账（文物）》是用来记录收藏单位所有馆藏文物的账目，是国家科学、文化财产账[12]。账册本身代表了对藏品在法律身份和地位上的保护。其次，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账册卷帙浩繁，即使通过多年努力亦只能将现阶段惯常使用的账册版本进行数字化采集和数据处理，对那些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账册档案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尚未进行信息化处理。这部分纸质账册档案与现阶段的账册版本有着紧密的承接关系，对馆藏溯源和管理有着重要的作用，不宜封存弃用。因此，在信息化建设尚未完全覆盖之际，对这些账册档案的应用和管理仍沿用传统的纸质查询及管理办法。另外，由纸质档案信息到信息化数据的过程中常遇到转化障碍。如计算机无法录入青铜器及古代钱币中的异体字，或在批量识别时出现文字错误。这些细节的错漏有些可通过人为地简单判断识别，但有些则需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储备才能精确知晓，因而纸质账册档案可为藏品账册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原始数据，使藏品信息的准确著录有据可查。
3.3 时代特征
这一时期藏品账册的管理出现了两个最为重要的变化和特征：（1）伴随藏品资源整合而形成的账目整合。在整合过程中，并未打乱原有的藏品账目分类和管理体系，而是采取新增、叠加的办法，对新入藏文物与馆旧藏文物的账目并行管理，保留各自完整的藏品体系特征，并以设立新的藏品编号为手段区别不同的藏品类型;（2）藏品账目的信息化建设。藏品账目的信息化凭借计算机海量的信息存储和数据运算，实现多条件快速查询搜索和多终端同时在线使用，极大地节省了人力和时间成本，在高效便捷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这两个特征的共同作用下，博物馆工作人员在账目管理和使用中不再仅是藏品管理系统的塑造方，也成为被塑造方。作为系统的塑造方，工作人员应当根据馆藏实际设计和建设，最大限度地将线下工作流程和藏品账册、卡片、凭证及档案等信息迁移至线上，形成符合自身使用习惯的智能化管理系统。作为系统的被塑造方，工作人员需要倚赖便于计算机识别的藏品编号体系，作为开展统一、规范化的全馆账目管理的基础，即使这一编号体系的设计规则和内容在适应人眼阅读和手动书写方面并不具备优势。综上所述，在博物馆智慧化的发展趋势下，藏品账目管理的整合能力大为增强，并逐渐出现人机互动的新迹象。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康有为全集[M].第一集.姜义华，吴根樑，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99. [2]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376.
[3]教育部历史博物馆规程（1927年10月15日）[M]//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 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283-284.
[4]中国历史博物馆史略[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13-14.
[5]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一年度报告[M]//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六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90.
[6]姜玉涛.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文物藏品账目及编号方式的发展演变[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2）：149-158.
[7]北京历史博物馆七年来的工作总结[A].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1957：195603508400127.
[8]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第一次会议记录[A].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1950：194903508400001.
[9]北平歷史博物馆.征集革命文献实物启事[N].人民日报，1949-05-05（01）.
[10]通知加强一级藏品编目、保管工作（文化部1962年4月11日文物齐密字第475号）[A].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1962：1962030508400332.
[11]冯甲策.基于藏品管理系统的文物普查实施——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例[J].文物世界，2018（2）：68-71.
[12]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馆藏文物登录规范：WW/T 0017—2013[S].北京：国家文物局，2013.
作者简介：邵凡晶（1984—），女，研究方向为物的社会生命史、博物馆藏品管理，E-mail： shaofanjing@163.com。
The mark of the times in the collection account books： Taking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HAO Fanjing
Author’s Addres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E-mail： shaofanjing@163.com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llection account book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llection account book management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has undergone several large-scale collation and adjustment. In the 1960s and 1970s， the account book structure was basically established. Since then， there has been no major change. Until the end of the first survey of movable cultural relics in 2016， it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information age of collection account book management. Every major change in the collection books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 of the times in the history of museum development， recording the management experience and wisdom of each generation of museum people， carrying the dynamic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f the museum. For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a national museum， the collection books not only witne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seum itself， but also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al undertakings. From the explor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llection books record the footprints of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in the cultural cause， reflect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museum in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the cultural strength formed in the centennial accumulation.
Keywords collection account book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informationization
关键词 藏品账册 中国国家博物馆 信息化
0 引言
近年来，博物馆学界在藏品账册方面已有一系列研究，但主要集中于对管理方式的讨论和对管理经验的总结，鲜有以“账”为主体挖掘其在博物馆发展及管理中所承载的重要意涵，探究博物館藏品、博物馆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实际上，藏品账册记录着“物”在进入博物馆后被塑造、修饰、创新的过程，以及“人”对“物”的观念投射，既是探讨博物馆“物人关系”的有效切入点，也是观察博物馆与社会互动交流的重要视点;既是丰富文物动态信息的必要手段，也是反映博物馆在历史洪流下不断变革、适应时代发展的有力证据。因此，对藏品账册的研究是博物馆管理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基于此，笔者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账册为考察对象，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探索每一次较大规模的账册整理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联，继而追寻博物馆人在“账”中存留下的时代印记以及他们在博物馆管理中的思考、探索与努力，以期对相关领域的后续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 中华民国国立历史博物馆时期（1912—1949）
自1912年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更名“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止，被视为中华民国国立历史博物馆时期。这期间经历了1926年国立历史博物馆的正式开馆和数次机构变革。
1.1 时代背景
晚晴时期，一些有识之士掀起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及科学技术的浪潮，这其中就包括开办博物馆的想法和计划。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中提出“博物院等项，当令其属之于公，勿据为一己之私，于是任其制度之新奇，以开民智而悦民心”[1]，梁启超在《论学会》中设想“大陈各种仪器，开博物院，以助实验”[2]。1905年，张骞撰《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和《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建议清政府创设博物馆。在张骞的推动和努力下，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建立。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蔡元培任教育部总长，于国子监筹设历史博物馆，“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3]。筹设之初，所有文物系接收国学旧有礼器、书版、石刻等57 127件[4]，此后经文物调查、考古发掘和开展征集，于1924年拓展至208 173件[5]。基于馆藏，国立历史博物馆按照《教育部历史博物馆规程》的要求，由编辑部“掌关于物品之说明、编目及本馆书报编译事项”[3]，从而拉开了藏品账册记录的序幕。
1.2 时代印记
这一时期保存至今的藏品账册有《国立历史博物馆存储物品目录》（以下简称《存储物品目录》）和《国立历史博物馆陈列室物品目录》（以下简称《陈列室物品目录》）。这些藏品目录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账册的早期形式，不仅记录了国立历史博物馆时期的馆藏情况，对了解彼时的藏品结构、藏品来源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其本身也因历经百年、制作精良而成为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见证，对今人之研究大有裨益。
这些账簿保留了传统古籍装帧的形式，将藏品信息以毛笔书写记录在册。目录采用四眼线装，书衣为蓝色绢面，书背上下包角，给人以平实质朴、清丽秀雅之感。封面左上角贴书名红签，自右向左工整书写账册名称、册次及登记日期等内容，书底手写账册名称以便摞放时查阅。目录从左往右打开，内页的四周为单面印双边青绿色版框，对折装订，版心上方印有扇单鱼尾，下方印“历史博物馆”字样。每页划分10行，文字从右向左竖行排列书写，每行文字之间有栏线，界栏疏松，方便书写。中缝处盖红色馆章，以示权威。整张书叶天头地脚皆有大面积留白且天头大于地脚，不仅在功能上具有便于批注句读的实用性，而且在思想上反映了古人天大于地的观念，呈现出气韵高古的艺术性。
《存储物品目录》和《陈列室物品目录》均依据文物质地、功用分类，分别建册。通常而言，每一类文物陈列在同一室中，单独建册。遇有某类文物较多、一册不能尽收的情况，则分成几册书写;而遇有某类文物较少，则一册内书写几类文物，每类文物中间预留空白页作为区隔。
《存储物品目录》的每一件（套）藏品单独占用一列，首页最右为表头，自上而下分别记录该藏品的总簿号数、文物分类编号、文物名称、质地、数量单位、备注等信息。因文物类型不同而各有名称及内容上的差异，如“发掘品目录”的文物分类编号，即称为“发掘编号”，数量单位记为“件”，而“古火器目录”的文物分类编号，则称为“火器编号”，数量单位记为“尊”，并设“款识”一栏。
账簿中每一列的信息共同构成一条完整的藏品记录。从现存《存储物品目录》的内容上来看，各账簿的“总簿号数”几乎皆为空。说明前人在登记馆藏文物时，有意设置“总簿号数”来统计、管理所有文物，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常以各类文物数量汇总相加的方式计算文物总数，从而弱化了“总簿号数”的作用。因此，相对“总簿号数”，各分类编号更为具体。每类账簿的“分类编号”以阿拉伯数字为标记，每一个数字对应1件（套）文物。这些数字多由数字印章加盖，最多为3位，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999，超出数量则另作新册重新从1记起[6]。但这些分类编号的形式并未作细分，均为纯数字的流水号，只是登记在不同的账簿中以示区别，如发掘品账簿的发掘编号为1～999，印章账簿的印章编号亦为1～999。需要说明的是，“分类编号”并不代表文物的实际数量。在账簿中，常存在一套多件的情况，因而文物实际数量通常被记录在“数量单位”行，用毛笔以汉字数字书写，如“一”“二”“三”或“壹”“贰”“叁”等。“器物名称”栏的内容较为丰富，除以大字书写该藏品名称外，还会在名称下方以双行小字书写文物的出土地点及完残、形制、颜色、纹饰等简要描述。此外，有关文物的具体完残状况、流传经过、出土情况、版本等内容皆书写在“备注”行。 与《存储物品目录》类似，《陈列室物品目录》的文物信息著录也采用每件（套）藏品单独占用一列的方式，但在内容上更偏重文物方位。通常而言，首页最右的首列通常以大字书写陈列物品薄的名称，以小字书写物品分类，如“第二陈列室物品薄（大字）发掘品物（小字）”;右第二列标明文物年代，如“宋代物品”（大字）;自第三列起书写表头，记录品名、柜号、件数、备考等信息。
1.3 时代特征
这一时期的藏品账册延续传统古籍的装帧和著录方式，记录馆藏文物的基本信息和部分流传经历，既具有民国时期账簿的普遍性特征，又体现了藏品账册的特殊性。账册记录已有藏品的基本信息、流传经过、出土情况等结构轮廓，虽内容不尽完善，却在书写体例上有所体现，尤其是在藏品分类管理方面为日后藏品账册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类型结构上看，账册的分类主要依照藏品质地类型划分并兼顾馆藏特色，形成以阿拉伯数字为藏品编号的初步编目规则。账册虽未对各分类分别给予特定编码但却分册记录，即使同一册中有不同类型藏品，亦以空白页区隔，绝无混淆。此外，藏品账册在开头或结尾处注明本册或本类藏品的总数，起到藏品数量统计的作用。
2 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时期（1949—2002）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在经历了国立北平历史博物馆、北京历史博物馆，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等历史阶段后，1960年8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定名成立。自此至2003年2月中国国家博物馆组建成立，被视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时期。
2.1 时代背景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建设围绕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展，将社会教育、宣传推广作为博物馆的重要任务，意在“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7]“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过程来教育群众……提高群众思想教育”[8]。两馆筹建之际，国民经济加快恢复和发展，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大量的珍贵出土文物和文化遗址随之面世，成为馆藏的重要基础。加之，各地党和政府积极协助文物征集工作，社会各界大量捐赠充实馆藏，使两馆的馆藏结构初步成型。文物入藏后，两馆都及时进行库存藏品的清查、整理和分类统计，并在机构设置、业务工作和管理制度等多方面参照苏联博物馆的模式，按照馆藏实际将文物分为若干大类进行编目、登记、建卡、建账管理，形成了初步的藏品管理制度。
1960年冬，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要求对各行各业的工作进行调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积极响应《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的号召，根据当时的现有条件和实际情况，有重点、分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十年的工作规划，并计划在前两三年开展文物的清理工作，夯实两馆的工作基础。在此期间，两馆先后拟定多项藏品保管制度，并在1963年形成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组文物组工作细则（草案）》《中国革命博物馆保管工作暂行办法（草案）》等。这些规章制度、办法的出台为藏品保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两馆藏品账册的主体结构、分类内容和编号规则得以确立。
此后，两馆藏品虽经数十年不断扩充和丰富，藏品账册亦汗牛充栋，但均未在账册结构上做大的调整，而多限于藏品数量累积带来的账册延续和增加，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脉相承。
2.2 时代印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两馆馆藏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充盈起来，与之相应的账目管理随之建立。此时的账册侧重于藏品入馆信息的著录，在账目内容上与藏品征集方法和过程密切相关，通常以征集入藏年作为编号标识，按入馆时间顺序入账管理。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根据藏品来馆的年份与批次建账，中国革命博物馆则以《征集革命文献实物启事》[9]为蓝本，对文献、实物和照片分别建账。账册通常采用A3（297 mm×420 mm）大小的纸张，以钢笔抄录的方式记录收入号和收入日期、原来号、数量、藏品名称、藏品描写及大小、从何人得来、原主之地址、如何入藏、价值或代价、所由来地、收集者或制造者、收集日期，以及备注。此后，随着馆藏的不断扩充，此种记账方式已不能满足账册管理的需要，于是两馆在对馆藏进行彻底清查后，进一步加强对藏品账册的规范、科学管理，并根据1962年文化部对藏品分级管理——“把博物馆藏品在鉴定的基础上，按其科学价值进行分级”[10]的要求，按照藏品价值和属性对原有账册类型加以区分，建立“一级品账”“基本藏品账”和“参考品账”。
文化部在《加强一级藏品编目、保管工作》中指示，藏品是博物馆一切业务工作的基础。因此加强对藏品的保管工作是博物馆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馆藏的一级藏品，是藏品中的精华，更要首先进行科学的鉴定、编目及改善其保管条件，以便更好地发挥这些藏品的作用和确保其安全[10]。在此背景下，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都分别进行了一级品藏品的清理、登记、编目和建账工作，于1962年编制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一级藏品简目》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一级藏品简目》上报文化部备案。自此两馆建立一级品账对馆藏文物开启分级管理，为科研工作的开展创造了便利条件。一级品账的内容包括登记号（一级品号）、原来号、时代、名称、数量、尺寸、重量、容量、完残情况、入馆日期和来源，以及备注。其中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级品号以“Y”（“一级”的拼音首字母）为标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一级品号以“ⅠGB”（罗马数字“1”与“革博”的拼音首字母结合）为标识。字母标识后按从1至无穷的阿拉伯数字来表示藏品登记号，如Y1、Y2，ⅠGB1、ⅠGB2等。
除一级藏品独立建账外，两馆根据馆藏特点分别按照“基本藏品”和“参考品”各自建立分类账。受馆藏数量和类型的影响，这些分类账的内容体系十分庞大，情况也较为复杂。总体而言，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基本藏品和参考品两大系统下，又按照馆藏下设考古发掘品账（仅基本藏品）、传世品账、钱币账、民族文物账和文献拓本账，而中国革命博物馆则直接对基本藏品和参考品建账，形成基本藏品账和参考品账。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账册，此时的账册在藏品编目时更为翔实、具体：（1）每类藏品都设立分类编号，如考古发掘品账以“K”（“考”的拼音首字母）为标识，传世品账以“C”（“传”的拼音首字母）为标识[6];（2）账册不再仅限于藏品分类的记录，而是注重账册管理的实际需要，将藏品按质地分类并在藏品编号上加以标记，如C01代表传世品石器，C02代表传世品玉器等[6];（3）在账册管理中常根据文物入藏现状增加账册类别，如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钱币藏品数量庞大且体系完整，故从传世品账中独立出来，自成一类;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品中存在大量重复品，故从藏品序列中抽选出来，拟外拨至他馆，久之则自成一类，称“外拨品”。这些账册均采用统一的著录方式，内部表头为印刷而成，藏品信息則由账目抄录人以钢笔正楷书写，字迹清丽规整，鲜有错漏。此种账册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2）原国际友谊博物馆移交的中央礼品
这些礼品自1981年国际友谊博物馆成立筹备处始，由故宫博物院、人民大会堂、中央警卫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处拨交入藏，经多年积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品体系。参照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管理办法，这些礼品按照价值、类别和完残情况被分为基本藏品、图书资料和待参考品。基本藏品以“友”字号标识，图书资料以“资”字号标识，待参考品则以“待”字号标识，编号皆以阿拉伯数字1～n表示，形成“友1”“友2”“友3”等藏品编号。
鉴于这些礼品的唯一性和独特性，中国国家博物馆接收并沿用原有的藏品分类账册，以保留其完整的藏品体系。在具体的管理操作中，礼品编目虽是按照通行的文物质地及功用分类方法进行划分，分为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等29种类型，但这些分类信息只记录在藏品卡片中，并不是建立分类账册的依据。礼品分类账册的建立主要根据礼品来源的特殊性，采用国别登记的办法，一个国家对应一本账册。这些国别分类账，不设立国别分类号，而是按入藏順序将礼品编入“友”字号的总编号，再按其来源国家，分别登入相应的国别账册中。此外，对于来自国际组织的礼品，另建有国际组织登记账册;对于国籍不详，但品相尚佳的礼品，则建有国籍不详登记账册。
（3）藏品账册的信息化建设
随着藏品信息化程度的加深，藏品账册管理的方式亦发生转变，由完全依赖纸质账册档案进行查询、管理逐步过渡到智慧化管理。中国国家博物馆目前所使用的藏品管理系统，承担了大部分藏品信息的搜索查询以及部分藏品的线上入藏工作，在为藏品账目管理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套新的藏品编号体系。
这套编号体系的产生源自于藏品管理系统对中国国家博物馆各部分账册（主要是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图书馆、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图书馆）信息的结构化处理。不同历史背景、不同馆藏结构以及不同藏品分类的账册在人工书写时代极少存在信息的互斥，但当这些信息纳入统一的藏品信息系统中时，原藏品账号信息存在的重复项、交叉项等问题便暴露出来。计算机在对其进行数据处理时须进行区别标识。如，账册及器物上的编号“C5.1”在计算机系统中因数据结构化的需要而被定义为“C05.0001”，以“0”来补齐数据空位;又如原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字母Y代表一级品，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则以字母Y代表艺术品，当归入同一藏品系统后会出现代码重复，使计算机无法作出一一对应的判断[11]。此类情况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原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账号系统中并非鲜见。基于此，当时的工作人员对原两馆的藏品账号进行调整，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编号前加汉字“保”，在原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品编号前加汉字“管”，合之意为“保管”，进而产生了一套新的适应计算机数据存储和分析的藏品编号体系。
近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智慧国博”项目着手对藏品管理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全新的藏品管理系统即将上线运行，届时使用场景更为广泛，面向征集、保管、研究、教育、宣传、文创等多项业务领域。在账目管理方面，可实现藏品动态信息的记录和留痕，为藏品提陈、外借中记录困难、查询不便等问题提供解决之道。这也意味着前述所言的藏品编号体系自此将成为在全馆之内通行的统一的藏品标识，开启藏品账目管理的新时代。
然而，除使用藏品管理系统外，纸质账册档案依然是现阶段重要的藏品账册管理渠道。首先，《博物馆藏品总登记账（文物）》是用来记录收藏单位所有馆藏文物的账目，是国家科学、文化财产账[12]。账册本身代表了对藏品在法律身份和地位上的保护。其次，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账册卷帙浩繁，即使通过多年努力亦只能将现阶段惯常使用的账册版本进行数字化采集和数据处理，对那些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账册档案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尚未进行信息化处理。这部分纸质账册档案与现阶段的账册版本有着紧密的承接关系，对馆藏溯源和管理有着重要的作用，不宜封存弃用。因此，在信息化建设尚未完全覆盖之际，对这些账册档案的应用和管理仍沿用传统的纸质查询及管理办法。另外，由纸质档案信息到信息化数据的过程中常遇到转化障碍。如计算机无法录入青铜器及古代钱币中的异体字，或在批量识别时出现文字错误。这些细节的错漏有些可通过人为地简单判断识别，但有些则需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储备才能精确知晓，因而纸质账册档案可为藏品账册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原始数据，使藏品信息的准确著录有据可查。
3.3 时代特征
这一时期藏品账册的管理出现了两个最为重要的变化和特征：（1）伴随藏品资源整合而形成的账目整合。在整合过程中，并未打乱原有的藏品账目分类和管理体系，而是采取新增、叠加的办法，对新入藏文物与馆旧藏文物的账目并行管理，保留各自完整的藏品体系特征，并以设立新的藏品编号为手段区别不同的藏品类型;（2）藏品账目的信息化建设。藏品账目的信息化凭借计算机海量的信息存储和数据运算，实现多条件快速查询搜索和多终端同时在线使用，极大地节省了人力和时间成本，在高效便捷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这两个特征的共同作用下，博物馆工作人员在账目管理和使用中不再仅是藏品管理系统的塑造方，也成为被塑造方。作为系统的塑造方，工作人员应当根据馆藏实际设计和建设，最大限度地将线下工作流程和藏品账册、卡片、凭证及档案等信息迁移至线上，形成符合自身使用习惯的智能化管理系统。作为系统的被塑造方，工作人员需要倚赖便于计算机识别的藏品编号体系，作为开展统一、规范化的全馆账目管理的基础，即使这一编号体系的设计规则和内容在适应人眼阅读和手动书写方面并不具备优势。综上所述，在博物馆智慧化的发展趋势下，藏品账目管理的整合能力大为增强，并逐渐出现人机互动的新迹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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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通知加强一级藏品编目、保管工作（文化部1962年4月11日文物齐密字第475号）[A].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1962：1962030508400332.
[11]冯甲策.基于藏品管理系统的文物普查实施——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例[J].文物世界，2018（2）：68-71.
[12]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馆藏文物登录规范：WW/T 0017—2013[S].北京：国家文物局，2013.
作者简介：邵凡晶（1984—），女，研究方向为物的社会生命史、博物馆藏品管理，E-mail： shaofanjing@163.com。
The mark of the times in the collection account books： Taking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HAO Fanjing
Author’s Addres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E-mail： shaofanjing@163.com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llection account book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llection account book management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has undergone several large-scale collation and adjustment. In the 1960s and 1970s， the account book structure was basically established. Since then， there has been no major change. Until the end of the first survey of movable cultural relics in 2016， it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information age of collection account book management. Every major change in the collection books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 of the times in the history of museum development， recording the management experience and wisdom of each generation of museum people， carrying the dynamic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f the museum. For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a national museum， the collection books not only witne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seum itself， but also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al undertakings. From the explor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llection books record the footprints of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in the cultural cause， reflect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museum in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the cultural strength formed in the centennial accumulation.
Keywords collection account book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informatio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