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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隐私
在伦敦市区一座不起眼的房子里，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奈乔需要监视100多个屏幕，紧盯在哪里有坏蛋出没。
这里是伦敦众多视频监控中心的一个，它们连接着全市50万个街道摄像头，凝结为一个体系。
有人专门做过研究，伦敦的摄像头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城市都多，平均每14个居民就有一个，每人每天平均被拍摄300次。伦敦有1615平方公里，里面部署50万个摄像监控头，每平方公里就有300多个。
和任何一对眼睛一样，这些摄像头通过深埋在它们监视街道底下的光缆，传送影像到视觉神经中枢——各地的视频监控中心。
“你塞在车流中的时候，突然有人和你擦身而过，冷不防走过来打破后挡风玻璃，这种意外很有可能发生。这里很少发生劫车事件，但偶尔也会出现。通常，控制中心一个月会记录700次意外事件。”奈乔说。
“我要跟着他，看看他要干什么。”奈乔盯着屏幕，发现了一位可疑人士。他敲了几下按键，屏幕拉近：一位年轻男子抽着烟，在人群中徘徊，四处张望。
奈乔擅长辨读肢体语言，由这个家伙传达的信息，他判断：自己可能碰上了扒手。
在屏幕上，奈乔看到的是断续的影像，但当发现可疑目标时，他会切换成即时影像记录下来。记录的影片能直接传送到警察局。对于警方来说，这是重要的眼线，可作为呈堂证物。
如果警方派警员到现场处理，奈乔可按键引导他们找到目标。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只要切换不同的摄像机，奈乔就能从几个街区以外拉近焦距，追踪嫌犯的速度比警 犬还快。
“他刚才穿越了鲁伯特广场，应该随时会出现在鲁伯特街，完毕。”奈乔通知前方警员。“我们从不同角度跟踪嫌犯，警方也可以加入围捕行列。嫌犯听到警笛声可能会改变方向，但我们会即时告诉警员，这样警员就能轻易地拦截到他，他连自己怎么被抓的都不知道。”
虽有侵犯隐私之嫌，但奈乔是摄像头监控的积极支持者，他把摄像头视为电子守护天使，能保护人们的安全。
自从2001年他所在的区域安装了摄像头，奈乔就看出了差异。“在伦敦还没有摄像头时，街头犯罪率很高，警方很努力，但他们能力可及的范围有限。”奈乔为他的工作感到自豪：“我上任之后，犯罪率减少了很多。可能有人反对，可能有人赞成，但对我而言，在一天工作结束后，我们的存在阻止了犯罪，我们改变了这座城市的面貌。”
十多年来，监控技术得到了显著改善。奈乔的电脑能储存数千名前科犯的脸部特征。由于脸部特征辨识技术的进步，只要摄像机拍到熟面孔，电脑就会立即辨识出来。
不过，即便有了敏锐的监视系统，奈乔的摄影机也要谨慎为上。伦敦安装的智慧型摄影机，镜头会直接拍到民宅的窗户。但民众可以要求拥有隐私区，让摄影机的镜头避开民宅。
摄影机的微处理器大脑很聪明，会记得不能任意窥伺。一旦指向民众要求的隐私区，摄影机会记着确切的地点，用数位科技避开这些区域，屏幕变成一片空白。
小说与现实
如果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世，不知他对摄像头监控下的伦敦会作何感想。眼下，他位于伦敦的旧居，随时处在摄像头的严密监视之下。
60多年前，在這栋维多利亚风格的公寓里，这位以嘲讽极权体制著称的作家构思了《一九八四》。1950年离世前，奥威尔一直居住在这里。
公寓坐落在伦敦北部伊斯灵顿区，奥威尔只需步行几分钟，就可抵达最近的地铁站。他住在四楼，那里足以远眺整个卡能布利广场。
不过，如果奥威尔仍住在这里，那么32台监控摄像机会将他的每个举动都记录下来。
公寓外树木葱葱的小花园，有两个控制交通灯的“电子眼”，24小时都开着。只要到小花园散步，就无法摆脱电子眼的视线。卡能布利会议中心的治安摄像机，安静地注视着奥威尔公寓的后窗，永不间断。要是奥威尔想去旁边的酒吧里喝一杯，进出时间也被记录在案，因为酒吧老板停在路旁的汽车里，安装了一部摄像机。
除了上述四台摄影机，在奥威尔公寓200英尺的半径内，还装了28部摄影机。这些还不包括数百个私人的遥控治安摄像机。
摄像机的存在，给了奥威尔的新邻居许多安全感。
杂货店老板米纳什·阿明在店里装了三台摄像机，店里的每位顾客都被拍下来。他解释说：“这么做是出于安全需要。如果没有这些摄像头，可能会有人偷东西。尽管这个地方不错，但总有那么一些坏人。”
三个店面之外，是马里科·扎法尔的干洗店。“我得知道谁在我店里。”扎法尔称。为此，他花400英镑装了两台摄像机。
如今，摄像机遍布伦敦的各个角落，这座超级城市已经成为监控之都。这些摄像机仔细查看每一个路人，无论你是返家，还是出门购物、上班，摄像机都注视着你，不离不弃。从繁忙的皮卡迪利广场走到特拉法加广场，你都在摄影机的监视之下。
于是，人们想起奥威尔在小说里的名言：“老大哥正看着你。”
他的小说似乎已成为现实。依仗技术的飞跃，“老大哥”不再满足于看着你，他还尝试开口说话。在伦敦东部的公共场合，当你听到有声音提醒你把垃圾捡起来或者不要在墙上涂鸦时，你可能备感尴尬，但不必奇怪：那是视频监控中心的人向你发话。
这是一些新玩意——“会说话”的监视器，实际上就是给监控摄像头装上扬声器，用这个高科技武器对付乱扔垃圾、乱涂乱画或其他不良行为。
2007年，“会说话”的监视器开始在英国北部城市米德尔斯堡投入使用。时任英国内政大臣到访米德尔斯堡一个视频监控中心（“老大哥”的指令正是从这里发出的），监控人员坐在监控室里，只需旋转按钮就能观察到不同的监视画面，一旦发现有不良行为发生，他们就通过扬声器发布警告和指令。
不过，监控人员在发出警告时，必须使用“请、谢谢”等礼貌用语，不能使用过于强硬或指令性的词汇。
运行一年后，当局认为效果不错，因此在2008年推广到伦敦市区。
当局对视频监控的成效十分乐观，人们也认为自己更安全了，语音监控系统的存在，让居民注意到，政府在时刻关注和维护着社会治安。让官员引以自得的是，由于摄像头的存在，犯罪率下降了，会“说话”的监视器还令居民收敛乱扔垃圾这样的不良行为，街道也变得整洁干净。
但也有人提出异议：“听起来很荒谬，一些没有面容的机器冲着你发号施令，这太令人难过了。”一名居民说。
罪与罚
随着摄像头越来越多，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负责人理查德·托马斯发出警告，称英国正成为一个“监视社会”。他对视频监控持审慎态度，过度使用监视和其他收集信息的手法会制造一种“怀疑氛围”。
英国大规模的视频监视行为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爱尔兰共和军在人口密集的伦敦金融区引爆两枚炸弹，促使政府在该城市的8个入口处安装摄像机。但不安全感并未消失，政府开始安装更多的摄像头。特别是1997年前首相布莱尔上台后，摄像头与政绩联系在了一起。为了打击犯罪、提高工党支持率，布莱尔政府大举增设摄像头。
十多年来，作为一种威慑力存在的视频监控变得越发普遍，无处不在的监控被视为解决所有痼疾的万能办法。2005年7月伦敦遭遇恐怖袭击后，警方24小时内就公布了嫌疑犯的画面，摄像头更是成了反恐功臣。
据估计，总共有420万台摄像机监控英国人的生活。全国的停车场都安装了摄像机，以震慑偷窃汽车的行为；中小学在校车、操场和教室里安装摄像头，防止学生损害公物、抽烟；公路、地铁、商场也安装了监控系统，甚至连垃圾桶旁都装了摄像头。
整个伦敦的中央监控系统进行了联网。也就是说，商场、停车场、私人安保监控等各类监控摄像头拍摄的实时画面，都进入到伦敦警察局中央数据库。这意味着，伦敦的中央监控系统处在警方的控制之下。
摄像头无处不在，人们无地遁形，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眼皮底下，你什么都藏不了，这种感觉并不美妙。因此有人说，在浴室里脱下内裤前，应该关好浴室的门。人人都会为时刻提防感到疲惫，只有特殊类型的人，才愿意在公众面前暴露自己的一切。
遍布街道的视频监控已经令许多人权人士不满，他们认为现在政府的做法侵犯了隐私和人权。有一种担心是，政府雇员渎职受贿或电脑黑客都可能会盗用视频监控系统的个人数据。
1996年，摄像机拍摄到一个英国男子在购物中心割腕自杀的情景，监控人员发现后，这位男子被送往医院救治。康复出院后，让他感到惊讶的是，监控中心在没有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将其割腕那幕的录像卖给了电视公司，然后被制作成纪录片在电视台播出。
这引发了一场诉讼。几年后，新的《数据保护法》生效，英国成立信息专员办公室，专事大众隐私和数据保护。信息专员有权对视频监控系统进行检查，确保这些系统没有用于非法目的。法律还规定，公共场所安装的摄像头必须有明确标志。比如，如果商店安装了摄像头，店门口必须贴上“监控摄像头已开启”的标志。
虽然安全官员们津津乐道于安装视频监控和犯罪率降低之间的因果联系，但参与暴力事件的犯罪分子并没有怯场。今年8月，伦敦、伯明翰、利物浦等多个城市的骚乱就是很好的例证。那些在街头“打砸抢烧”的年轻人，无视摄像头，大脚踹开店门，提着衣服、香水、电脑、电视机就走。更多的暴乱者则使用面具、头巾遮住面部，甚至用衣服將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令其面目难以辨认。
当然，监控录像为警方破案帮了大忙，当局依据视频截图逮捕了上千人。对奈乔来说，为了破案，他必须花更多时间坐在死气沉沉的监控器前面。在伦敦骚乱期间，伦敦的摄像头共拍下了60万小时的监控录像，即便是24小时连续播放，一个人全部看完也需要4万多天。
“任何对于公布这些照片的虚假人权关注，都不会阻碍将这些罪犯绳之以法。”英国首相卡梅隆的表态斩钉截铁。
但显然，伦敦骚乱事件表明，摄像头的威慑力到底有多大，还远远是个未知数。科技专栏作家科瑞·达科特罗在《卫报》上写道：“监控摄像头无法防止骚乱的发生。因此，在伦敦骚乱之后，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任何人想通过增加摄像头来增加威慑力的话，似乎都意味着他们在卖东西，很可能就是在卖摄像头。”
他山之石
美国
美国人曾经一度反对监控摄像头的普及，但是当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击了世贸大楼之后，以“反恐”名义的任何事情就都变得顺理成章了，监控录像设备公司成了去年发展最快的私人公司，所以有媒体刊出了这样的标题：《本·拉丹如何造就了一个产业的繁荣》。美国估计安装有3000万个摄像头，尤其是很多公司都以保障安全的名义安装了摄像头，监控录像系统设备产业的销售额高达32亿美元，占到了整个安保产品市场的三分之一。
法国
法国政府对大批安装摄像头的做法非常认同，法国总统萨科齐表示，希望法国以英国为榜样，在公共场所进行大规模的摄像头安装。据估计，法国公共场所的监控摄像头数量超过100万。
日本
近些年来，在出租车内安装监控摄像头的做法正在日本推广。摄像头安装在后视镜上方，可以观测到包括驾驶座在内的车内全景。司机在感到危险后只需按下手边的按钮就能开始录像。录下的图像和声音只有输入密码后才能放映，而密码则仅有公司管理者知道。出租车业界对此抱有厚望，认为它能防止抢劫、乘霸王车等威胁到司机的犯罪。
在伦敦市区一座不起眼的房子里，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奈乔需要监视100多个屏幕，紧盯在哪里有坏蛋出没。
这里是伦敦众多视频监控中心的一个，它们连接着全市50万个街道摄像头，凝结为一个体系。
有人专门做过研究，伦敦的摄像头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城市都多，平均每14个居民就有一个，每人每天平均被拍摄300次。伦敦有1615平方公里，里面部署50万个摄像监控头，每平方公里就有300多个。
和任何一对眼睛一样，这些摄像头通过深埋在它们监视街道底下的光缆，传送影像到视觉神经中枢——各地的视频监控中心。
“你塞在车流中的时候，突然有人和你擦身而过，冷不防走过来打破后挡风玻璃，这种意外很有可能发生。这里很少发生劫车事件，但偶尔也会出现。通常，控制中心一个月会记录700次意外事件。”奈乔说。
“我要跟着他，看看他要干什么。”奈乔盯着屏幕，发现了一位可疑人士。他敲了几下按键，屏幕拉近：一位年轻男子抽着烟，在人群中徘徊，四处张望。
奈乔擅长辨读肢体语言，由这个家伙传达的信息，他判断：自己可能碰上了扒手。
在屏幕上，奈乔看到的是断续的影像，但当发现可疑目标时，他会切换成即时影像记录下来。记录的影片能直接传送到警察局。对于警方来说，这是重要的眼线，可作为呈堂证物。
如果警方派警员到现场处理，奈乔可按键引导他们找到目标。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只要切换不同的摄像机，奈乔就能从几个街区以外拉近焦距，追踪嫌犯的速度比警 犬还快。
“他刚才穿越了鲁伯特广场，应该随时会出现在鲁伯特街，完毕。”奈乔通知前方警员。“我们从不同角度跟踪嫌犯，警方也可以加入围捕行列。嫌犯听到警笛声可能会改变方向，但我们会即时告诉警员，这样警员就能轻易地拦截到他，他连自己怎么被抓的都不知道。”
虽有侵犯隐私之嫌，但奈乔是摄像头监控的积极支持者，他把摄像头视为电子守护天使，能保护人们的安全。
自从2001年他所在的区域安装了摄像头，奈乔就看出了差异。“在伦敦还没有摄像头时，街头犯罪率很高，警方很努力，但他们能力可及的范围有限。”奈乔为他的工作感到自豪：“我上任之后，犯罪率减少了很多。可能有人反对，可能有人赞成，但对我而言，在一天工作结束后，我们的存在阻止了犯罪，我们改变了这座城市的面貌。”
十多年来，监控技术得到了显著改善。奈乔的电脑能储存数千名前科犯的脸部特征。由于脸部特征辨识技术的进步，只要摄像机拍到熟面孔，电脑就会立即辨识出来。
不过，即便有了敏锐的监视系统，奈乔的摄影机也要谨慎为上。伦敦安装的智慧型摄影机，镜头会直接拍到民宅的窗户。但民众可以要求拥有隐私区，让摄影机的镜头避开民宅。
摄影机的微处理器大脑很聪明，会记得不能任意窥伺。一旦指向民众要求的隐私区，摄影机会记着确切的地点，用数位科技避开这些区域，屏幕变成一片空白。
小说与现实
如果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世，不知他对摄像头监控下的伦敦会作何感想。眼下，他位于伦敦的旧居，随时处在摄像头的严密监视之下。
60多年前，在這栋维多利亚风格的公寓里，这位以嘲讽极权体制著称的作家构思了《一九八四》。1950年离世前，奥威尔一直居住在这里。
公寓坐落在伦敦北部伊斯灵顿区，奥威尔只需步行几分钟，就可抵达最近的地铁站。他住在四楼，那里足以远眺整个卡能布利广场。
不过，如果奥威尔仍住在这里，那么32台监控摄像机会将他的每个举动都记录下来。
公寓外树木葱葱的小花园，有两个控制交通灯的“电子眼”，24小时都开着。只要到小花园散步，就无法摆脱电子眼的视线。卡能布利会议中心的治安摄像机，安静地注视着奥威尔公寓的后窗，永不间断。要是奥威尔想去旁边的酒吧里喝一杯，进出时间也被记录在案，因为酒吧老板停在路旁的汽车里，安装了一部摄像机。
除了上述四台摄影机，在奥威尔公寓200英尺的半径内，还装了28部摄影机。这些还不包括数百个私人的遥控治安摄像机。
摄像机的存在，给了奥威尔的新邻居许多安全感。
杂货店老板米纳什·阿明在店里装了三台摄像机，店里的每位顾客都被拍下来。他解释说：“这么做是出于安全需要。如果没有这些摄像头，可能会有人偷东西。尽管这个地方不错，但总有那么一些坏人。”
三个店面之外，是马里科·扎法尔的干洗店。“我得知道谁在我店里。”扎法尔称。为此，他花400英镑装了两台摄像机。
如今，摄像机遍布伦敦的各个角落，这座超级城市已经成为监控之都。这些摄像机仔细查看每一个路人，无论你是返家，还是出门购物、上班，摄像机都注视着你，不离不弃。从繁忙的皮卡迪利广场走到特拉法加广场，你都在摄影机的监视之下。
于是，人们想起奥威尔在小说里的名言：“老大哥正看着你。”
他的小说似乎已成为现实。依仗技术的飞跃，“老大哥”不再满足于看着你，他还尝试开口说话。在伦敦东部的公共场合，当你听到有声音提醒你把垃圾捡起来或者不要在墙上涂鸦时，你可能备感尴尬，但不必奇怪：那是视频监控中心的人向你发话。
这是一些新玩意——“会说话”的监视器，实际上就是给监控摄像头装上扬声器，用这个高科技武器对付乱扔垃圾、乱涂乱画或其他不良行为。
2007年，“会说话”的监视器开始在英国北部城市米德尔斯堡投入使用。时任英国内政大臣到访米德尔斯堡一个视频监控中心（“老大哥”的指令正是从这里发出的），监控人员坐在监控室里，只需旋转按钮就能观察到不同的监视画面，一旦发现有不良行为发生，他们就通过扬声器发布警告和指令。
不过，监控人员在发出警告时，必须使用“请、谢谢”等礼貌用语，不能使用过于强硬或指令性的词汇。
运行一年后，当局认为效果不错，因此在2008年推广到伦敦市区。
当局对视频监控的成效十分乐观，人们也认为自己更安全了，语音监控系统的存在，让居民注意到，政府在时刻关注和维护着社会治安。让官员引以自得的是，由于摄像头的存在，犯罪率下降了，会“说话”的监视器还令居民收敛乱扔垃圾这样的不良行为，街道也变得整洁干净。
但也有人提出异议：“听起来很荒谬，一些没有面容的机器冲着你发号施令，这太令人难过了。”一名居民说。
罪与罚
随着摄像头越来越多，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负责人理查德·托马斯发出警告，称英国正成为一个“监视社会”。他对视频监控持审慎态度，过度使用监视和其他收集信息的手法会制造一种“怀疑氛围”。
英国大规模的视频监视行为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爱尔兰共和军在人口密集的伦敦金融区引爆两枚炸弹，促使政府在该城市的8个入口处安装摄像机。但不安全感并未消失，政府开始安装更多的摄像头。特别是1997年前首相布莱尔上台后，摄像头与政绩联系在了一起。为了打击犯罪、提高工党支持率，布莱尔政府大举增设摄像头。
十多年来，作为一种威慑力存在的视频监控变得越发普遍，无处不在的监控被视为解决所有痼疾的万能办法。2005年7月伦敦遭遇恐怖袭击后，警方24小时内就公布了嫌疑犯的画面，摄像头更是成了反恐功臣。
据估计，总共有420万台摄像机监控英国人的生活。全国的停车场都安装了摄像机，以震慑偷窃汽车的行为；中小学在校车、操场和教室里安装摄像头，防止学生损害公物、抽烟；公路、地铁、商场也安装了监控系统，甚至连垃圾桶旁都装了摄像头。
整个伦敦的中央监控系统进行了联网。也就是说，商场、停车场、私人安保监控等各类监控摄像头拍摄的实时画面，都进入到伦敦警察局中央数据库。这意味着，伦敦的中央监控系统处在警方的控制之下。
摄像头无处不在，人们无地遁形，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眼皮底下，你什么都藏不了，这种感觉并不美妙。因此有人说，在浴室里脱下内裤前，应该关好浴室的门。人人都会为时刻提防感到疲惫，只有特殊类型的人，才愿意在公众面前暴露自己的一切。
遍布街道的视频监控已经令许多人权人士不满，他们认为现在政府的做法侵犯了隐私和人权。有一种担心是，政府雇员渎职受贿或电脑黑客都可能会盗用视频监控系统的个人数据。
1996年，摄像机拍摄到一个英国男子在购物中心割腕自杀的情景，监控人员发现后，这位男子被送往医院救治。康复出院后，让他感到惊讶的是，监控中心在没有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将其割腕那幕的录像卖给了电视公司，然后被制作成纪录片在电视台播出。
这引发了一场诉讼。几年后，新的《数据保护法》生效，英国成立信息专员办公室，专事大众隐私和数据保护。信息专员有权对视频监控系统进行检查，确保这些系统没有用于非法目的。法律还规定，公共场所安装的摄像头必须有明确标志。比如，如果商店安装了摄像头，店门口必须贴上“监控摄像头已开启”的标志。
虽然安全官员们津津乐道于安装视频监控和犯罪率降低之间的因果联系，但参与暴力事件的犯罪分子并没有怯场。今年8月，伦敦、伯明翰、利物浦等多个城市的骚乱就是很好的例证。那些在街头“打砸抢烧”的年轻人，无视摄像头，大脚踹开店门，提着衣服、香水、电脑、电视机就走。更多的暴乱者则使用面具、头巾遮住面部，甚至用衣服將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令其面目难以辨认。
当然，监控录像为警方破案帮了大忙，当局依据视频截图逮捕了上千人。对奈乔来说，为了破案，他必须花更多时间坐在死气沉沉的监控器前面。在伦敦骚乱期间，伦敦的摄像头共拍下了60万小时的监控录像，即便是24小时连续播放，一个人全部看完也需要4万多天。
“任何对于公布这些照片的虚假人权关注，都不会阻碍将这些罪犯绳之以法。”英国首相卡梅隆的表态斩钉截铁。
但显然，伦敦骚乱事件表明，摄像头的威慑力到底有多大，还远远是个未知数。科技专栏作家科瑞·达科特罗在《卫报》上写道：“监控摄像头无法防止骚乱的发生。因此，在伦敦骚乱之后，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任何人想通过增加摄像头来增加威慑力的话，似乎都意味着他们在卖东西，很可能就是在卖摄像头。”
他山之石
美国
美国人曾经一度反对监控摄像头的普及，但是当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击了世贸大楼之后，以“反恐”名义的任何事情就都变得顺理成章了，监控录像设备公司成了去年发展最快的私人公司，所以有媒体刊出了这样的标题：《本·拉丹如何造就了一个产业的繁荣》。美国估计安装有3000万个摄像头，尤其是很多公司都以保障安全的名义安装了摄像头，监控录像系统设备产业的销售额高达32亿美元，占到了整个安保产品市场的三分之一。
法国
法国政府对大批安装摄像头的做法非常认同，法国总统萨科齐表示，希望法国以英国为榜样，在公共场所进行大规模的摄像头安装。据估计，法国公共场所的监控摄像头数量超过100万。
日本
近些年来，在出租车内安装监控摄像头的做法正在日本推广。摄像头安装在后视镜上方，可以观测到包括驾驶座在内的车内全景。司机在感到危险后只需按下手边的按钮就能开始录像。录下的图像和声音只有输入密码后才能放映，而密码则仅有公司管理者知道。出租车业界对此抱有厚望，认为它能防止抢劫、乘霸王车等威胁到司机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