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的日子里，苏童把自己在北京上学的4年比作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树”。
　　
　　苏童本名童中贵，“苏童”这个名字的真实意思是:姓童的苏州人。
　　9岁那年，苏童得了肾炎，独自在家熬药喝药，凡事严守医嘱，半年没沾一粒盐。实在忍不住，趁家里没人，有次他拿了根筷子在盐罐周围转悠几回，但最后还是没敢品尝，怕死的念头终究占了上风。
　　当时家中的清苦是一盏15瓦的暗淡的灯泡，是潮湿的未浇水泥的砖地，是简陋的散发着霉味的家具。母亲去买盐丢了5元钱，寻了整整一天，当她彻底绝望时，苏童听到了她伤心的哭声。
　　因为家里穷，母亲买回来的都是一包包廉价的茶叶末。在很长的时间里，苏童一直认为这就是好茶叶。在他成名以后，直到有一位朋友来作客，在喝了他的茶后面露尴尬之色，问“你是不是把茶和樟脑放在一起了？”他才知道那并不是什么好茶。
　　大部分时间，童年的苏童只能在街头巷尾和同样年纪的朋友玩拍香烟壳和一种叫“定铜”的游戏。除了看小人书外，唯一的娱乐节目是看露天电影，那是盛大节日，所有的小孩和大人都上街了，搬着板凳在空地上看电影。《地道战》、《南征北战》、《侦察兵》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看到的。
　　苏童成为作家，主要是靠读书得来的，“我上初中时读《红与黑》、《复活》，书是借的，人家要得急，一个下午看一本。读书多了，作文就写得好。看多了，手痒，就开始写作，最开始的时候，靠写诗，再开始模仿当时流行的农村小说写作，先列一张人物关系表:党支书、民兵队长、妇联主任，地主和富农。还煞费心机给每个人物起个与身份相称的名字。写好了，便像放飞鸽一样投给某报纸，然后天天翻阅那张报纸。煎熬半个月，不见影子”。
　　1980年，苏童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北京的4年里，他受到了正统的语言训练与文学熏陶。他把对付功课外的全部时间，用在泡图书馆上，不停地练笔写作。
　　“因为我们这批人在接受文学启蒙的时候，正好碰到非正常时期——‘文革’后期。回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阅读，我觉得是一种异化的阅读——我们接触了大量的革命小说，这些小说完全自成一体，给予人的文学熏陶和营养基本上是特定的；1980年代中期后，社会一下进入改革期，整个西方文化浩浩荡荡冲进国门，又一次阅读开始了，这次阅读同样也是异化的——因为没有选择，对文化的饥渴导致人们不加思索、不加选择地把所有东西都拿来，在判断力上会出错，觉得什么都好。而那也正好是一大批作家写作的成长期，所以好多人就抛弃了一部分中国小说，而抛弃一样东西必定会捡起另一样。从背景上分析，我承认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必须说清楚，这并不可怕，即使模仿也并不可怕。”苏童这样描述时代和阅读对自己创作的影响。
　　腼腆的苏童因为怕同学笑话自己总收到退稿信，于是借用一位家在北京的女同学地址，寄收稿件。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星星》开始发表他的诗作，《青春》也开始发表他的小说了，处女作《第八个是铜像》还获了奖，这大大地鼓舞了他继续写作的勇气。在后来的日子里，苏童把自己在北京上学的4年比作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树”。
　　22岁那年，苏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南京艺术学院工作。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韩东等一批写作的朋友们，并开始在民刊《他们》上发表小说。不久，苏童转投《钟山》编辑部成为一名专业的文学编辑。就这样，在为人作嫁衣发稿的同时，也不忘自我武装。很快，《桑园留念》、《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等一批小说相继发表在《收获》等文学杂志上，在文学界得到承认的苏童引起了电影界导演们的注意。
　　虽然小说不断被改编成电影，但苏童拿到的钱却并不多。在成家以前，苏童一直住在南京新街口的一间单位宿舍里。“苏童的《妻妾成群》被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来北京找我，嘴都是歪的，笑歪的，他告诉我他狠狠地敲了张艺谋一笔，要了4000元的改编费。”苏童的好朋友余华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