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后来的日子里,苏童把自己在北京上学的4年比作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树”。
苏童本名童中贵,“苏童”这个名字的真实意思是:姓童的苏州人。
9岁那年,苏童得了肾炎,独自在家熬药喝药,凡事严守医嘱,半年没沾一粒盐。实在忍不住,趁家里没人,有次他拿了根筷子在盐罐周围转悠几回,但最后还是没敢品尝,怕死的念头终究占了上风。
当时家中的清苦是一盏15瓦的暗淡的灯泡,是潮湿的未浇水泥的砖地,是简陋的散发着霉味的家具。母亲去买盐丢了5元钱,寻了整整一天,当她彻底绝望时,苏童听到了她伤心的哭声。
因为家里穷,母亲买回来的都是一包包廉价的茶叶末。在很长的时间里,苏童一直认为这就是好茶叶。在他成名以后,直到有一位朋友来作客,在喝了他的茶后面露尴尬之色,问“你是不是把茶和樟脑放在一起了?”他才知道那并不是什么好茶。
大部分时间,童年的苏童只能在街头巷尾和同样年纪的朋友玩拍香烟壳和一种叫“定铜”的游戏。除了看小人书外,唯一的娱乐节目是看露天电影,那是盛大节日,所有的小孩和大人都上街了,搬着板凳在空地上看电影。《地道战》、《南征北战》、《侦察兵》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看到的。
苏童成为作家,主要是靠读书得来的,“我上初中时读《红与黑》、《复活》,书是借的,人家要得急,一个下午看一本。读书多了,作文就写得好。看多了,手痒,就开始写作,最开始的时候,靠写诗,再开始模仿当时流行的农村小说写作,先列一张人物关系表:党支书、民兵队长、妇联主任,地主和富农。还煞费心机给每个人物起个与身份相称的名字。写好了,便像放飞鸽一样投给某报纸,然后天天翻阅那张报纸。煎熬半个月,不见影子”。
1980年,苏童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北京的4年里,他受到了正统的语言训练与文学熏陶。他把对付功课外的全部时间,用在泡图书馆上,不停地练笔写作。
“因为我们这批人在接受文学启蒙的时候,正好碰到非正常时期——‘文革’后期。回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阅读,我觉得是一种异化的阅读——我们接触了大量的革命小说,这些小说完全自成一体,给予人的文学熏陶和营养基本上是特定的;1980年代中期后,社会一下进入改革期,整个西方文化浩浩荡荡冲进国门,又一次阅读开始了,这次阅读同样也是异化的——因为没有选择,对文化的饥渴导致人们不加思索、不加选择地把所有东西都拿来,在判断力上会出错,觉得什么都好。而那也正好是一大批作家写作的成长期,所以好多人就抛弃了一部分中国小说,而抛弃一样东西必定会捡起另一样。从背景上分析,我承认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必须说清楚,这并不可怕,即使模仿也并不可怕。”苏童这样描述时代和阅读对自己创作的影响。
腼腆的苏童因为怕同学笑话自己总收到退稿信,于是借用一位家在北京的女同学地址,寄收稿件。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星星》开始发表他的诗作,《青春》也开始发表他的小说了,处女作《第八个是铜像》还获了奖,这大大地鼓舞了他继续写作的勇气。在后来的日子里,苏童把自己在北京上学的4年比作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树”。
22岁那年,苏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南京艺术学院工作。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韩东等一批写作的朋友们,并开始在民刊《他们》上发表小说。不久,苏童转投《钟山》编辑部成为一名专业的文学编辑。就这样,在为人作嫁衣发稿的同时,也不忘自我武装。很快,《桑园留念》、《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等一批小说相继发表在《收获》等文学杂志上,在文学界得到承认的苏童引起了电影界导演们的注意。
虽然小说不断被改编成电影,但苏童拿到的钱却并不多。在成家以前,苏童一直住在南京新街口的一间单位宿舍里。“苏童的《妻妾成群》被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来北京找我,嘴都是歪的,笑歪的,他告诉我他狠狠地敲了张艺谋一笔,要了4000元的改编费。”苏童的好朋友余华回忆说。
苏童本名童中贵,“苏童”这个名字的真实意思是:姓童的苏州人。
9岁那年,苏童得了肾炎,独自在家熬药喝药,凡事严守医嘱,半年没沾一粒盐。实在忍不住,趁家里没人,有次他拿了根筷子在盐罐周围转悠几回,但最后还是没敢品尝,怕死的念头终究占了上风。
当时家中的清苦是一盏15瓦的暗淡的灯泡,是潮湿的未浇水泥的砖地,是简陋的散发着霉味的家具。母亲去买盐丢了5元钱,寻了整整一天,当她彻底绝望时,苏童听到了她伤心的哭声。
因为家里穷,母亲买回来的都是一包包廉价的茶叶末。在很长的时间里,苏童一直认为这就是好茶叶。在他成名以后,直到有一位朋友来作客,在喝了他的茶后面露尴尬之色,问“你是不是把茶和樟脑放在一起了?”他才知道那并不是什么好茶。
大部分时间,童年的苏童只能在街头巷尾和同样年纪的朋友玩拍香烟壳和一种叫“定铜”的游戏。除了看小人书外,唯一的娱乐节目是看露天电影,那是盛大节日,所有的小孩和大人都上街了,搬着板凳在空地上看电影。《地道战》、《南征北战》、《侦察兵》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看到的。
苏童成为作家,主要是靠读书得来的,“我上初中时读《红与黑》、《复活》,书是借的,人家要得急,一个下午看一本。读书多了,作文就写得好。看多了,手痒,就开始写作,最开始的时候,靠写诗,再开始模仿当时流行的农村小说写作,先列一张人物关系表:党支书、民兵队长、妇联主任,地主和富农。还煞费心机给每个人物起个与身份相称的名字。写好了,便像放飞鸽一样投给某报纸,然后天天翻阅那张报纸。煎熬半个月,不见影子”。
1980年,苏童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北京的4年里,他受到了正统的语言训练与文学熏陶。他把对付功课外的全部时间,用在泡图书馆上,不停地练笔写作。
“因为我们这批人在接受文学启蒙的时候,正好碰到非正常时期——‘文革’后期。回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阅读,我觉得是一种异化的阅读——我们接触了大量的革命小说,这些小说完全自成一体,给予人的文学熏陶和营养基本上是特定的;1980年代中期后,社会一下进入改革期,整个西方文化浩浩荡荡冲进国门,又一次阅读开始了,这次阅读同样也是异化的——因为没有选择,对文化的饥渴导致人们不加思索、不加选择地把所有东西都拿来,在判断力上会出错,觉得什么都好。而那也正好是一大批作家写作的成长期,所以好多人就抛弃了一部分中国小说,而抛弃一样东西必定会捡起另一样。从背景上分析,我承认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必须说清楚,这并不可怕,即使模仿也并不可怕。”苏童这样描述时代和阅读对自己创作的影响。
腼腆的苏童因为怕同学笑话自己总收到退稿信,于是借用一位家在北京的女同学地址,寄收稿件。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星星》开始发表他的诗作,《青春》也开始发表他的小说了,处女作《第八个是铜像》还获了奖,这大大地鼓舞了他继续写作的勇气。在后来的日子里,苏童把自己在北京上学的4年比作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树”。
22岁那年,苏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南京艺术学院工作。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韩东等一批写作的朋友们,并开始在民刊《他们》上发表小说。不久,苏童转投《钟山》编辑部成为一名专业的文学编辑。就这样,在为人作嫁衣发稿的同时,也不忘自我武装。很快,《桑园留念》、《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等一批小说相继发表在《收获》等文学杂志上,在文学界得到承认的苏童引起了电影界导演们的注意。
虽然小说不断被改编成电影,但苏童拿到的钱却并不多。在成家以前,苏童一直住在南京新街口的一间单位宿舍里。“苏童的《妻妾成群》被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来北京找我,嘴都是歪的,笑歪的,他告诉我他狠狠地敲了张艺谋一笔,要了4000元的改编费。”苏童的好朋友余华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