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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蒂古丽 女，维吾尔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新华文摘》等刊发表作品近百万字。已出版《隐秘的故乡》《散失的母亲》《百年血脉》。曾获“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第三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北京市优秀图书奖”，《被语言争夺的舌头》获得2014年度人民文学奖。
在新疆多民族聚居的村庄，有很多鲜有人知的人间秘境。不同民族的人们，世代和睦共聚在同一个村庄里，共同劳作生活，不同程度地接纳和吸收兄弟民族的文化，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保留着自己民族特色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的饮食习惯、文化礼仪、语言沟通、人际交往、婚丧嫁娶等生活细节中，“交融”这个平面化的词汇显得格外立体。
库车县齐满镇莫玛铁热克村，几十户汉族人，生活在稠密的维吾尔族人中间。这在库车县百分之九十九是维吾尔族的农村，是极其罕见的。
姬村长20世纪60年代初，跟一大批汉族人来到莫玛铁热克村定居，是这个村最早定居的一批汉族村民。
20世纪80年代，他跟随全镇的维吾尔族村民，带着馕和水，住在戈壁滩上挖排减渠。当时这一带没有见过汉族人，莫玛铁热克村的维吾尔族村民，与汉族村民朝夕相处，情同兄弟，但外村没有见过汉族人，白天一起干活儿时，他们用一种排斥的姿态，像看猴子一样围观汉族人，气氛不是十分融洽。到了夜里，地铺打在野外的荒滩上，周围无遮无拦不说，汉族村民对这种“天当被子地当床”的睡法没有体验，加上外村的维吾尔族人都在不远的地方盯着他们，看起来不是十分友好，汉族村民犹犹豫豫，不肯打开铺盖。
莫玛铁热克村的维吾尔族村民冲着那边吼：“有啥好看的，没见过人睡觉吗？”
“我们就是想看看你们这帮有胡子的家伙，怎么跟这群脸上不长毛的家伙一起睡觉。”那些人嚷嚷着不肯罢休，远远地站成一排，盯着这边看。
本村的维吾尔族村民，看出汉族村民脸上显出为难和惊慌的神色，担心汉族村民晚上睡不安生，自动围拢过来围成一个大圆圈，把汉族村民包围在中间。
“有个风吹草动，有我们保护你们。”维吾尔族村民拍拍胸脯，示意汉族村民放心睡觉。
在熟悉的维吾尔族村民围成的温暖的包围圈中，姬村长和汉族村民们睡得很踏实。
姬村长回忆起50年前的往事，睡在维吾尔族村民围成的包围圈中的情形，眼睛有些湿润，喉结一上一下地在稀疏的胡子里蠕动。这个汉族人，跟当地人学会用流利的维吾尔语交流感情，也学会了像维吾尔族男人那样留小胡子。连他家的房子也是“一屋两制”，一半维吾尔族风格，一半保留了汉族特色。
姬村长家的里屋是维吾尔族风格的，靠墙叠着一大摞五颜六色的被子，大炕上铺着花毡，花毡四周摊着褥子，褥子围起来的中间一大块是达斯汗（餐布，相当于餐桌的用途）的位置。镂花的沙发巾和绣花的窗帘布，透出几分维汉特色混搭的味道。外屋，八仙桌、椅子、沙发、茶几，完全是一个汉族家庭的陈设。
本来他家的里屋是板床，家里经常来维吾尔族朋友，招待不方便，为了照顾维吾尔族朋友的习惯，只好把板床拆了，用木板做了炕。有时候睡在炕上，明明是自家的屋子，也隐隐有种睡错了炕头的感觉。
他在家里，大部分时间在外屋活动。维吾尔族朋友来了，他觉得这些维吾尔族面孔的兄弟姐妹，只有坐在花毡和花被褥包围中的里屋才相配，宁可自己“睡错了炕头”，也不让维吾尔族朋友坐错了达斯汗，家里渐渐地也就习惯了“一屋两制”的风格。
村里不少年轻人家，都是“一屋两制”，锅碗瓢盆也购置两套，一套专门留给维吾尔族朋友用。老姬的屋子里是汉族式的，小姬的屋子里是维吾尔族式的。维吾尔族朋友来了，在小姬的屋子里按照维吾尔族的习俗招待；过年过节，汉族亲戚朋友来了，不按照汉族的礼仪招待，也显得不够客气，只好领进老姬的屋子里。
跟维吾尔族人家不同的是，小姬维吾尔族式的屋子里，有间白色的卫生间。小姬说，为了老婆孩子冬天洗浴方便，造了一个卫生间。这卫生间像是一截白色的小车厢，停在走道当中，一看就是一个“外来物”。
村里人办喜事，姬村长都会带着汉族村民去贺喜。维吾尔族村民家里办丧事，也会请姬村长和汉族村民。深谙维吾尔族礼节的姬村长，会安排合适的时间，带着汉族村民到合适的场合，去问候和安慰逝者家人。
在一样的环境下一起生活了40年，维吾尔族村民和汉族村民语言通了，互相了解对方的习惯了，吃喝也变得几乎一致（这里的汉族都不吃猪肉）。胃一致了，生活在一起，似乎连模样也变得相像了，除了进清真寺这一点不一样，其他已经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天堂果
莫玛铁热克村的汉族村民在这里生活几十年，仍然保持着他们“前不栽桑，后不栽柳”的习惯。克里木问姓侯的老村支书，汉族人家为啥不种桑树？老村支书说“桑”跟“丧”发音相同，谐音跟死有关系，不吉利。
克里木瞪大了眼睛说：“你姓侯，叫你猴子，难道你就会变成猴子？死不死人关桑树啥事？难道一家人在门前种了桑树，就意味着每天乞死？人迟早是要死的，死了人怎么能怪树？”
村里的维吾尔族人家园子里，一般都种葡萄、无花果和桑葚，维吾尔族认为这几种树的果实都是“天堂果”，不会因为谐音而褒谁贬谁。
汉族人不在门前种桑树，不意味着能隔断五月桑葚美味的诱惑。桑葚熟透的六月，坐在维吾尔族人家院子里，等着吃桑葚的多是汉族村民。年纪大点儿的汉族男人，很少会爬到树上去摘桑葚。村里的维吾尔族男人即使七八十岁了，也能像猴子一樣利索地爬上树冠摇动树枝，让熟透的桑葚麻雀一样，扑棱棱地飞落在汉族大娘和小孩子展开的餐布上。
甜，从嘴唇甜到舌尖，从舌尖甜到唇齿，从唇齿甜到舌根，甜到喉头。紫色一点点染过去，甜一丝丝染过去，甜甜的笑意一点点荡漾开来，从维吾尔族大爷喜滋滋的眉梢眼角，荡漾到汉族村民挂着桑葚汁液的嘴角。
村里的汉族人家门前多半是菜地，不种树，尤其是桑树。老村支书家门前，几棵高大的桑树树冠如盖。他说，生长在这里的汉族第二代、第三代已经不再讲究前辈的那一套。他跟维吾尔族学会了种植果木，他觉得维吾尔族喜欢植树是个好习惯。维吾尔族人的家园意识更浓，每家都有小果园、葡萄棚，人住到哪里就绿化到哪里。 侯书记讲了一个风趣的故事。
前几年，村子里灌溉墓地里栽的桑树，要修条水渠，水渠必须从克里木父亲的墓地前经过，克里木心里疙瘩，怕水把他爹的墓地淹了，就推说他父亲不愿意。
侯书记说：“亏你是个天天祈祷的人，明明是你这大活人心里疙瘩，还说你死了的人不愿意。说假话不怕胡达惩罚？”
过了两个月，克里木在家门口骑摩托车撞断了腿。侯书记每天派人去医院看护。克里木出了医院，拄着拐杖，买来几个涵管找侯书记，说要挖渠放水，浇灌墓地里的桑树，还想在渠上搭个小桥。
侯书记故意问他：“问过你父亲了没有？他老人家愿意吗？”
“这次我听你的话，可惜我听你的话听晚了。”克里木懊悔地对侯书记说。
“这下你父亲可以在渠沟边桑树底下，他儿子修的小桥上乘阴凉了。”书记幽了他一默。
克里木也不含糊，拍拍侯书记的肩膀：“以后我们大家都要在渠沟边的桑树底下乘阴凉，要趁活着的时候把桥修好，免得将来找书记聊天，过不了渠沟，摔断了我的另一条腿。”
莫玛铁热克村最茂盛的桑树林，就在克里木父亲躺着的那块墓地里。侯书记父亲的坟，紧挨着克里木父亲的坟地。
为了村里的汉族坟和维吾尔族的坟地不被混淆，汉族村民和维吾尔族村民一起在墓地中间种了一排桑树，给两块墓地隔了一道绿色的屏障。这道屏障，本是用来给躺在地下不同族的逝者做一个标记，界分不同民族的死者，有趣的是，每当桑葚熟了的季节，汉族村民和维吾尔族村民都聚在这一排桑树底下吃桑葚。墓地里的桑树林，倒成了两个民族的生者品尝生活甜美的甘果林。
桑树摇曳的墓地，似乎在向人们传递一些什么。在只有死人与活人之分的坟地，生死将人们隔开在阴阳两界，人人平等的死亡面前，显现出人性的宽厚，民族无形中已经被人们淡化了，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阻隔和界限。
村里人去墓地，不管汉族还是维吾尔族都要走同一条路。这条路一次又一次整修，都是汉族村民和维吾尔族村民扛着铁锨、坎土曼一起去。
村里人说，有些路，你可以不走，这条路你没法选择，早晚得走。这条路通向每个人都必须去的地方，是谁都省不了的一条路。生者送死者去墓地，要走；活人去上坟扫墓，也少不了要走。活着的时候，有千条路万条路；死了以后，大家走的是同一条路，不管汉族还是维吾尔族。
莫玛铁热克村两个民族的村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共同生活中，已经深谙这种由生活教给他们的朴素哲理，对生死、对人生共同的领悟，让两个民族在生活的诸多方面变得十分默契。
一缸子苞谷面汤饭
艾山江跟侯尚玺侯老爷子，一辈子的交情源于一缸子苞谷面汤饭。
1961年，侯尚玺从甘肃武威逃荒出来，带着一家三代15个人，扒上火车。路上历时12天，到达吐鲁番收容站，后来来到库车县，被疏散到莫玛铁热克村。当时每人一个月28斤的口粮，百分之七十是苞谷，不够吃就吃苜蓿，吃多了拉肚子。当时吃不饱肚子，干的都是“改造地球”的重活儿。
那时候4岁的艾山江父亲刚去世，母亲改嫁，他跟姐姐一起生活，姐姐8岁就帮着别人干活儿挣饭吃。4岁的艾山江，干啥活儿别人都不要。邻居侯尚玺看着艾山江家里没有男劳力，孤苦姐弟日子难过，就让艾山江帮忙在自己院子里摘杏子，给他点儿工钱。
一天午饭时间，艾山江干完活儿，一个人蹲在墙背后，被侯老爷子看见了，走过去问他咋不回家吃饭。
“到家里也没吃的，要等上三天才喝一顿稀粥。”
侯尚玺端出一缸子苞谷面汤饭，递给他：“不吃饭，咋干活？”
“不好意思吃，怕人看见我吃汉族人家的饭。”
“有谁看见？看见咋啦？是人都要吃饭，不吃就得饿死！”
从这第一缸子汤饭开始，艾山江再也没有挨过饿。
“每人的口粮都有数。您给我吃了，自己就得少吃。”
“饿的滋味我尝过，我啃过树皮，吃过土。亏你忍得住，还是个孩子，正长身体。大人吃点儿苜蓿将就一下，也就过了。”
艾山江的衣服破了，侯老爷子拿自己孩子的旧衣服、旧裤子给他穿。艾山江只好穿上，不穿就得光屁股。
那只在侯老爷子家端玉米汤饭的缸子，艾山江端了8年。12岁的时候，他能帮人家干点儿杂活儿挣钱了。
艾山江盖新房子，侯老爷子拿出15000元，看到大门他买不起，又添了1000元。艾山江要还，他不收。
后来，艾山江找了女朋友，没钱结婚，侯老爷子给了他5000元，算是贺礼。
侯家开1200亩盐碱地，艾山江帮着浇了六年的水。侯老爷子开荒亏了，一算工钱不得了。
“我不是为钱才干，我是记着那一罐子苞谷汤饭。要付钱，你找别人干。”
“又是为了那一罐子苞谷汤饭！缸子都找不到了，你还提它。等着这地里种出庄稼，你真要饿死！”
“那不是一只缸子的事，我吃了您八年的汤饭，我的这身力气都是那时候长的。这力气都是您的饭给的，不给您出力，给谁出力？”
艾山江带着妻子去侯老爷子家做客，第一次去，侯老爷子按照维吾尔族的礼节，请人宰羊做了抓饭。妻子只吃瓜子、花生，其他的东西一律不动。
“我以為我嫁了一个维吾尔族人，看来我嫁错人了，嫁了个汉族，你干吗吃汉族人家做的抓饭？”
“那也是一样的抓饭，用维吾尔族人宰的羊肉做的，我为什么不能吃？”
第二次去，妻子看着艾山江吃面，她只吃馕、喝茶。
“看你长得像维吾尔族的，你怎么爱吃侯老爷子家的饭？”
“他家的饭救过我的命。”
艾山江一五一十地把一缸子苞谷面汤饭的事告诉妻子，还悄悄告诉她：“你都是我用侯老爷子给我的钱娶的。”
第三次去，侯老爷子做了汤饭，妻子端起来就吃，还问那只40年前的缸子在不在了，想看一眼。 侯老爷子哈哈大笑，埋怨艾山江就记得那缸子汤饭。
后来妻子到侯老爷子家，跟侯老太太一起做饭吃。
“你有一个很棒的汉族哥哥，快去看看他家有啥活儿要你帮忙。”原来责怪艾山江总是在农忙的时候，扔下自己的地，去帮侯老爷子干活的她，开始主动催艾山江去帮侯老爷子。
现在，80岁的侯老爷子把地交给了儿子去种，平时他不去帮儿子，总惦记着帮艾山江干农活。
隔不了几天，侯老爷子就要打电话给艾山江：“你在哪儿？”
“我在棉花地里，马上回来。”
“别回来了，你家那块地我知道，我到地里去。”
“大热天，在家休息，别来地里，蚊子多。”
“别看我一把老骨头，撕薄膜、间棉苗、除草，还是把好手。地种惯了，跟你聊聊天，不寂寞。”
侯老爷子送了一台拖拉机给艾山江，艾山江要给钱，侯老爷子急了：“这东西卖铁能卖几个钱，你那些年在我家几千亩地里出的那身力气，我这辈子能拿钱还得清吗？”
“我那身力气，还不是您那一缸子苞谷面汤饭……”
“这孩子，还记着那一罐子汤饭，都啥时候的事了。”
“40年前，要不是您天天给我吃苞谷面汤饭，我会饿死的。”
“哈哈，不会，我不给你苞谷面汤饭，换一户人家，也一样会给你一碗苞谷面糊糊。这个村里的人，不会让一个孩子饿着。”
丢了的生活和捡起来的生活
在村小学门口，我先见到的是玉素甫校长的回族妻子，她白帽子上面戴着头巾，坐在小店门口的矮凳上，朝着马路对面的学校张望着。听我要找玉素甫校长，她麻利地站起来，去摇晃学校的大铁门。“六一”，学生下午都放假了，她不甘心，用脚踢了几下大门。玉素甫从一排学校办公的平房中的一间走出来，人有点儿矮，很壮实。
玉素甫校长领我走进办公室，一开始，我们都互相看着对方，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心里想，他不太像维吾尔族，我猜他心里也在猜测我的民族。
我说：“玉素甫校长，您是维吾尔族，妻子是回族，您的家庭跟我家一样是‘混血的’。”
他一听我也是“混血族”，话顿时多了起来，说他父亲是维吾尔族，活了128岁，母亲是东乡族，妻子是回族。他大哥是母亲跟撒拉族的前夫所生的儿子，会说东乡话，户籍上报了东乡族。他父亲原来也娶过一个维吾尔族妻子，这次生的儿子，户籍上当然报了维吾尔族。1958年灾荒，玉素甫的父亲带着这个维吾尔族的儿子，留下自己90岁的老爹，从库车去了米泉，结识了玉素甫的母亲。母亲带着她东乡族的儿子，在米泉与父亲结婚。1960年，“混血”玉素甫就降生在这样一个多民族的“混血”家庭。
我觉得玉素甫的家族有点复杂，怕一时搞混了，本想掏出本子记上，玉素甫有点儿警觉，赶紧打住，不再往下梳理他多民族大家族的“混血”史了。
玉素甫在米泉上的是汉语学校，接触的全是回族和东乡族的亲戚，16岁以前，玉素甫几乎没有跟维吾尔族人打过交道。
玉素甫16岁时，爷爷100多岁了，催促着玉素甫的父亲回到莫玛铁热克村来。1976年，玉素甫的父亲带着他回到了爷爷身边。爷爷一句汉语也不会说，他喜欢骑着毛驴上巴扎，一口牙比他儿子还要好。
“为了等儿孙从北疆回来，我已经长了第三次牙了。”百岁老人总爱说他的牙是等儿孙等出来的。
玉素甫作为一个维吾尔族人，从小在米泉母亲的回族亲戚朋友间长大，一句维吾尔语也不会说，回到莫玛铁热克村，这里全是父亲的维吾尔族亲戚，他们说玉素甫除了名字像维吾尔族，啥也不像。
村里的汉族人个个会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许多维吾尔族人也学会了汉语。到了这里，他最大的收获是重新学会了维吾尔语，现在在学校，他用维吾尔语为学生上课。他的孩子们也都学会维吾尔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学校维吾尔语班和汉语班都有，许多汉族孩子从小进了维吾尔语班，而不少维吾尔族孩子，选择上了汉语班。这种自行选择另一个民族的教育，主动融入另一种文化的方式非常耐人寻味。
“都是环境的力量”，玉素甫说，“别人过的生活我也能过。我是把爷爷和父亲的生活重新捡回来，过下去。”
玉素甫的爷爷，耐心地在莫玛铁热克村守了128年，他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子。他认为，离开一个地方，就要丢下一些东西，比如丢下一些血脉亲人，丢下一些熟悉的话语，丢下一种气味记忆。他在这里长了三次牙，三次牙都丢在同一个地方，他坚守在这里，等来了儿子，等来了孙子。去另一个世界之前，他把自己的生活传给了后代，让他们接着过下去。
玉素甫父亲一辈子在两种语言、两种生活之间过活。南疆和北疆，维吾尔族和回族。
玉素甫的经历让我想到我的父亲：我父亲丢下了我爷爷的生活，他的后半生，过的是一种他全然陌生的北疆回族人的生活。即使在维吾尔族稠密的村庄里，他也没法再把过去维吾尔族的生活接上，他把我们送进了汉族学校，我们全然接受了汉语，他的后代的生活，发生了他无法预料的改变。而这些改变，起因只是因为我父亲离家出走，遇到了母亲后，在北疆定居。他会感觉自己丢掉了一种生活，过了另外一种生活么？
现在我又想把父亲丢掉的生活接過来，继续过下去，中间的那些无法省略的东西，我能把它们都一一捡拾起来，叫出它们的名字么？
玉素甫从北疆回来，把父亲丢下的生活方式捡起来，接着过起了维吾尔族生活。现实中，我看到他的两种生活都走了样子，有了缝隙，已经接不起来了。我看得出他眼睛里双重的失落，我懂得他莫名的忧郁，那是父亲和我的目光里也沉淀着的东西。
我家的炕上，父亲请和田的毡匠擀的花毡，配上母亲陪嫁过来的印花布被子和绣着艳丽牡丹花的黑布枕头，乍一看，就像一个甘肃的回族媳妇睡错了维吾尔人家的炕头。
父亲野心勃勃叫了南疆来的姑父打的馕坑，在馕坑边烤馕的，却不可能是我的母亲。一辈子都没有学会打馕，为此自卑了一生的我的回族母亲，自卑到连馒头和花卷都不敢再蒸。母亲说，维吾尔族妇女都是妈妈把她们生在馕坑边上，从小就学会了打馕。她责怪母亲没有把她生在馕坑边上。母亲一辈子甚至没有烧过一次奶茶给我们喝。我和妹妹跟母亲学会了包饺子、蒸馒头，但父亲和我们喜欢吃的是馕、奶茶和薄皮包子。只有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邻居家的达斯汗上，父亲带着我们盘腿坐着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当了一回维吾尔族父亲的孩子，我们的胃才会因为馕、奶茶和抓饭而暂时舒展一下。我们勉强跟着回族母亲学会做的饭菜，永远不对父亲的维吾尔族的胃口。脱轨的生活，走样的习俗，错位的人生……日子就这样一代一代过下来，越走离本来的模样越远。我的孩子们，他们回到维吾尔族祖源地的生活，更成了一种奢侈。去年我带孩子们去喀什省亲，女儿穿了艾黛莱丝长裙，头顶系了花头巾，连步态走姿都像是一直生活在南疆的维吾尔族少女。可怜她一句维吾尔语都不懂，跟从未谋面的维吾尔族的堂妹见面拥抱在一起，只有用不断的亲吻表达对外公那股血脉的亲近。儿子头顶被亲戚戴上了小花帽，让我想起跟在江南的舞台上，戴着小花帽跳新疆舞的他。那时的他描了眉毛，画了眼圈，现在他的模样即使不画眉描眼圈，也是高鼻深目，一看就知道有维吾尔族的血统。孩子长大后这种外在的“返祖”，像是从内里生长出来的那份对外公所属的那个民族的认同。 玉素甫的母亲一直都留在米泉，怕回来语言不习惯，为了看望和照顾母亲，他和妻子经常回去。他叹息说：“已经过成这样了，也不知道哪种生活方式更适合自己了，就是再回米泉，不知道能不能重新把那个生活捡起来。也不知道丢了的生活和捡起来的生活，哪一个是对的。”
玉素甫的亲戚都是维吾尔族，在一起时大家都说维吾尔语，他妻子也学会了说维吾尔语，戴头巾。他母亲的东乡话被留在了米泉，东乡族的习俗也完全淡出了这个家庭。他家里的装修和陈设很汉化，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风格，好多东西都是从米泉带来的。也许这样正好，他还部分地守着米泉的记忆和过去的生活。在维吾尔族亲戚眼里，他们现在的生活跟周围所有的人都不太一样。亲戚们都没去过外面，他们不知道，玉素甫的家里看不出特色的生活方式，恰好跟外面世界趋同的生活保持了一种默契。
玉素甫在莫玛铁热克，彻底适应了维吾尔族人群中的生活。他的妻子还在念叨着米泉回族的亲人们和那里的吃食、风俗。想想她的后半生，也只有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念叨里了。
丢下米泉的回族生活，回到莫玛铁热克的玉素甫，并没有继承爷爷和父亲的维吾尔族生活方式，也没有完全沿袭母亲回族式的生活。达斯汗已经撤离了他们的家庭，被餐桌代替了，床代替了炕。他的家庭陈设既不是维吾尔式的，也不是回族式的，更不是东乡族式的，混合的结果，也许生活里暗藏各种元素，但哪一种民族风格都占不了上风，民族特色完全淡化了。
有些东西似乎是难以捡回了，比如纯维吾尔族的生活、原汁原味的回族传统。失去了一些无形的东西的同时，玉素甫得到的也很丰盈，在这里他们联结上了血脉亲情。这块土地给他们文化上丰厚的回报，也是别处没法给予他们的，孩子们学双语的舌头，从小就比玉素甫那时候要灵活很多，他们再也不用担心他们没法跟维吾尔族朋友聊天，也不用担心回米泉没法跟回族亲戚拉家常了。
“没有坏的生活，也没有不能过的生活，只有过不好的生活。这么多的人都在过这种生活。别人能过的生活，我们也能过下去。”玉素甫说起这些时候的语气，带着几许沉吟。我知道，他想在人前尽量显得达观一些。
他不知道“混血”的家庭意味着什么，也没有细想过，捡起了一种生活的同时，可能就要抛下另外一种生活。他想把两种生活接起来，生活出现断裂的时候，又想着靠混淆与别人的差别来为自己宽心。玉素甫眼睛里时常显现出的焦虑和忧郁，还有他妻子望着马路时疲惫的眼神，泄露了他们跟这里埋头过日子的人有些不同，他们是有过另外一种生活的人，那种生活现在被他们抛在了远处。
沙坡上的羊圈
墩阔坦，维吾尔语的意思是沙坡上的羊圈。这个名字很形象地将这个镇的地貌和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的历史涵盖其中。过去，这个地方跟新疆很多地方一样，以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现在牧业已经退居其次，农业占了主导，大片的玉米地、麦地、棉田和红枣林、白杏林、核桃林、苹果林，在一年不同的季节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羊圈倒成了不那么多见的风景。
在维吾尔族比例占百分之九十九的新疆库车县农村，我听说墩阔坦镇亚喀守努特村401户人家里有32户汉族，大为惊奇。当墩阔坦镇有人告诉我，在亚喀守努特村，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墓地紧紧挨着的时候，我立刻问对方：两个墓地相聚多远？
对方看出了我的怀疑，说，去看看就知道了。
在北疆，我非常熟悉那种汉族围裹中维吾尔族人家的生活。维吾尔族包围中少量的汉族人，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在层层维吾尔族人群中的汉族小队，两个民族的文化习俗如何在交融？双方用什么语言方式在交流？生活中的交往是不是顺畅？我几乎是带着满心好奇扑进这个叫亚喀守努特的村庄的。
在村口我果然看到了两片紧紧相连的墓地，一边是汉族的，一边是维吾尔族的，中间仅留出一块砖的距离，方便人们通过。这不管在南疆还是北疆都是十分鲜见的。
从墩阔坦镇的亚喀守努特村民汉墓葬那头儿的棉花地里走过，我远远地看见一个戴头巾的妇女在地里摘棉花，背影看着是个维吾尔族女人。她把摘的棉花大把大把地塞进身上穿着的夹袄里，这个动作很当地化，让人联想到维吾尔族女人往丝袜里、往胸衣里塞钱的动作。
棉花从领口塞进去，压几下，摘了再塞进去，再用拳头往下压瓷实。棉花从她的胸部一直上升到脖颈，压下去，弹回来，胸脯像灌满了奶的奶牛的巨乳，乳房快要从领口爆开的样子。她这才停住手护住胸部，从棉花地里走上来，把“巨乳”里的棉花一把一把掏出来，塞进棉花袋子，剩下的，像是給婴儿喂奶一样，挨近棉花袋子，把“奶子”里雪白的棉花倒出来，灌进一条长长的白布袋子里。起初，布袋子像一个胎盘软软地摊着，棉花倒进去后，袋子鼓了起来，她像骑马一样。把袋子拉在胯下，骑在袋子上，把袋子拉进棉花地，坐在袋子上，清地里没清完的棉桃。袋子里的棉花越装越多，放平摊在地上，变成了一条褥子，被她拖着走。她摘累了，就势躺倒在棉花行子里，棉花袋子在她裤裆的部位，陡然高起来，像是底下盖着一个初生的婴儿。她仿佛是产后的妇女，脸上疲乏而又满足的样子，眼睛看着羊群在棉花已经清完的地边吃棉花叶秆。那些羊都是她的，个个黑身子、白腿白脸，是维吾尔族在古尔邦节宰的那种宰牲羊。她养的羊很有名，很吃香，镇里的清真餐馆也点名要买她的羊。每年古尔邦节前，羊都被维吾尔族村民买走了，她基本上自己吃不到自己养的羊。这些羊，是她今年重新买来养的。
这个女羊倌叫杜腊娥，是我到亚喀守努特村认识的第一个村民。她的父亲杜学发，就是1960年修哈密铁路下放到亚喀守努特村的湖北人。跟他父亲一起到来的，还有80多个湖北老乡。现在活着的基本都生活在这一带，逝去的就葬在汉民墓葬里。活着的时候，这个村两个民族的兄弟姐妹血肉连着血肉，死了以后也是骨头挨着骨头。
离羊群远远的地方，卧着温顺的大黑狗，很胆怯地用金黄的眼睛环顾四周。狗在这个村庄里，是可以养的，不犯禁忌，维吾尔族人不吃狗肉，也不用担心它会被人抓去吃了。天冷了，杜腊娥看到狗，就想到狗肉的味道。狗好像知道杜腊娥心里在打它的主意，见到她很胆怯。杜腊娥说，这狗，见了羊都躲，胆小。一年四季吃不了几顿肉，狗没有骨头啃，腿细细的，都懒得费力气站起来。杜腊娥觉得狗很聪明，故意在她面前不吃胖，让她没法宰了它吃肉。 其实，她一直迂回地想打破点儿禁忌：“我又不是尼姑，一年到头不吃肉。吃不了羊肉，吃点儿狗肉也行，冬天补补热量。”她说的一年到头吃不到肉，指的是猪肉，但她从来不说这个字，维吾尔族邻居听了会不高兴。她也不敢养猪，这个地道的湖北汉族女人，从正面看，塌鼻子，小眼睛，一点儿也不像一个放羊的维吾尔族女人。在这个村里待了半个多世纪，生活把她变成了一个女羊倌。养猪对于她，已经成为另一场梦境。
她家里除了羊和狗，还养了維吾尔族人喜欢的鸽子。只有猪这样的东西，已经与她无缘了，“这辈子不可能再养它了”。她还是不愿意说出那一个字，她已经习惯了，不说，就是为了尊重维吾尔族的习惯，她很明白，尊重一个民族，首先尊重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你养了猪，家里吃猪肉，维吾尔族人就不会来你家里做客了。她不愿意为了这个，失去维吾尔族朋友。在维吾尔族人家吃饭，她会跟着他们接都阿，她接都阿的动作很笨拙，她说就是觉得这个习惯好，感谢老天恩赐的食物，每天这样提醒，就不会浪费辛苦得来的粮食。
她记忆里，还残留着小时候跟父母拜菩萨的场景。墩阔坦村里没有地方拜菩萨，只有清真寺，而且女的不让进入。她说自己都觉得尴尬，突然觉得自己平时的拜谒动作，怎么像跟着维吾尔族邻居接都阿的样子。跟着维吾尔族村民接了几十年都阿，都接成习惯了，改都改不过来了，没有办法。
对于村里维吾尔族老乡做乃玛孜，她已经见惯了。她很佩服他们封斋，可以一天到晚不吃不喝，她说，他们习惯了，我们不行，学不会。似乎唯有这个时候，她感觉出了很明显的区别，平时都用“我们”来表述两个民族的她，分别用了“他们”和“我们”。
耐人寻味的路遇
乃吉米丁驱车在村道，路遇开车路过的汉族中年男人周立平。乃吉米丁急停车，摇下车窗跟周立平打招呼，对方也停车摇下车窗玻璃。周立平那张汉族人特征明显的脸上，竟然一脸维吾尔族长者的持重。他们互致问候，我坐在车上，琢磨双方耐人寻味的表情。
周立平作为长者主要是倾听和回礼，一脸很内化的关切、问候的神情，就像父亲对一个孩子，怕他任性，保持着不动声色的喜爱。这样的表情，我在很多维吾尔族长者的脸上无数次看到过，却没有像今天这么打动我。这一次，我在一个长期与维吾尔族一起生活的汉族人脸上看到了。双方都坐在车座上，从他们侧面欠身的动作，脸上的那份庄重肃然，感觉他们在心里，一起完成了站立着行礼致意的动作。
他俩的见面问候语里，没有汉族人通常路遇熟人时那种外化的客套，双方都用了维吾尔语问候对方。乃吉米丁问候的句子长一些，更急切一些，右手久久地抚在胸口。周立平半低垂着眼帘，缓缓地点头，柔声地回应，右手不时地抚着胸口，仿佛接住乃吉米丁的滚烫的问候，用手抚摸着，好把这些句子揉进心脏里去。
明显地，周立平掌握了维吾尔族长者在幼者面前，把持住自己，稳重自尊的精髓，那样子，似乎在给年轻人做成熟长者的示范。一个汉族一个维吾尔族，一长一幼，他们双方都不约而同地用了维吾尔族的礼仪。
汉族的周立平，似乎无意间向维吾尔青年乃吉米丁传达出这样一个讯息：我用维吾尔族长者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全身心地接纳你，就像接纳我的孩子一样。乃吉米丁的问候，也证实了自己以幼者的身份，谦卑地面对一位长者，向他致以虔诚的问候，他用传统的维吾尔族幼者的礼仪，赋予了这位长者应有的尊严感。而汉族男人也坦然接纳了这个维吾尔小伙子平时对待本民族父辈的那种正规问候方式。
村头路遇，驱车相向时骤然停下，一切自然而然，也来不及思索什么和转换哪种问候方式，语言相通，神情一致，一看就明了，两个人都是发自内心。乃吉米丁给了对面这个汉族男人，应得的一份隆重礼节。男人也以长者的风范，还了他一份维吾尔式的礼仪。一汉、一维吾尔的一场会面，顺利完整地完成了一个民族整套隆重而繁复的程序，显得天衣无缝。
这里没有民族之分，只有长幼之分。汉族周立平的一整套动作和表情，是一个在维吾尔族人群中深入不久的人或者一个心无诚意的人无法模仿的。那是一种与另一个民族长期生活后不断训练，被另一种文化礼仪熏陶的结果。
甚至不用说话，看看周立平的表情，任何维吾尔族人都懂，眼皮的下垂度证明长者带着认可的倾听，嘴角抿紧时的恰到好处力度说明着诚意，声音的高度、厚度示意周立平这种年龄的人，在幼者面前应有的尊严，他颔首和身体前倾的幅度，表现出对幼者的关爱，甚至法令纹的深度和长度，都表现了一种长者在幼者面前隐形的力量。这些表情的细部都传达着一种难以言传的细微情感。拥有这样的表情的一张脸，脸上的神情符号齐备，无论他的五官长得是否维吾尔，无论他有没有胡须，戴不戴朵帕（小花帽），都像是一副典型的维吾尔族长者的尊荣，不由“乃吉米丁们”不肃然起敬。
关于翻译这档子事情
在库车老城的王府待了一年多，我总是在两种语言之间不停地转换，回到新城跟宁波援疆指挥部的宁波人讲汉语，回到老城讲跟维吾尔人讲维吾尔语，新城和老城之间的8路车，成了我有形的语言环境转换通道。8路车从老城出发，中间不停地上下车的是老城的维吾尔居民，车临近新城，维吾尔族人越来越少。到了新城，上上下下的多半是汉族居民和外地游客。我的语言系统也慢慢适应了从纯维吾尔语到汉语的转换。
有时候在车上猛然接到电话，会愣一下，不知道该选择用哪一种语言去问候对方，一般都会停顿，等对方先发话。有时候，刚接完上一个维吾尔语电话，下一个紧接着讲汉语，语言应对系统还停留在维吾尔语上，维吾尔语的尾音和应承方式，会出现在汉语电话的开头，语言系统的流转，简直是在考验我的快速转换能力。
到了亚喀守努特村，我一下子轻松了。无论跟汉族还是维吾尔族坐在一起聊天，相互之间都不再感觉有任何障碍，对汉族和维吾尔族的习惯以及互相引发的话题，汉族和维吾尔族彼此都很默契，用不着翻译和多余的解释。维吾尔语一出口，所有的人，无论维吾尔族还是汉族都同时做出会心的反应。大家同时大笑，同时叹息，或者同时陷入沉默，对一个问题的眼神征询，也是不约而同的。一场热烈的谈话中，翻译往往导致语言的误差和理解的滞后，比如大家同时听一个笑话时，懂某种语言的先笑过，或叹息过一波，过了片刻，持另一种语言的人在别人笑的时候，不合时宜地叹息，在别人叹息的时候，不合时宜地大笑。翻译的滞后，往往导致情绪不同步，反映不一致，别人正进行一场欢快的谈话中间，突然插进来的不和谐的悲声叹息，令人尴尬和不愉快。畅快的交流往往在这时中断，留下一段略显扫兴的空白，或者干脆被打上休止符。 亚喀守努特村书记热合曼认为，翻译有时候使交谈中断，令交谈者注意力分散。他打了一个比方：仿佛往河里扔了一块硬邦邦无从下嘴的干馕，需要在河水里泡上一阵，再在下游接住继续啃，馕是泡软了，却带了不少水分，味道远不如刚出馕坑的热馕色香味俱全。
也许是在长久的维吾尔族、汉族混居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即使在没有维吾尔族在场的情况下，亚喀守努特村的汉族与汉族之间，也时常用维吾尔语交流。为了與他们的语言保持一致性，他们甚至沿用维吾尔族的问候习惯相互问候。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令我啼笑皆非。
这个村的人，无论维吾尔族还是汉族，已经没有民族之分，也无所谓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语言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交流沟通，哪个方便交流就用哪个。在亚喀守努特村浓厚的维吾尔语环境中，许多汉族村民对当地农作物、植物、农具的称呼，几乎找不到完全对应的汉语，比如蔷玛菇、乌斯曼、坎土曼、海娜，还不如直接用维吾尔语表达来得便当，男女老少都懂，通行无阻，维吾尔人也可以随时加入他们的话题。
在这里生活了56年的杜学发，用了大半辈子维吾尔语了。他觉得对维吾尔邻居说“麦场”，还不如说“哈曼”来得快，；你说“公牛”不如“卡拉”更便捷；你说马，还不如说“阿特”轻松；说你来借马，弄不好会被跟维吾尔族人听成“妈”，岂不闹出笑话。
好在到了湖北老家，这个村的汉族人还保留着一套湖北方言交流系统，足够他们表达乡情、亲情。在村里说维吾尔语并没有使他们损失母语的成分。
在这一点上，汉族人刚来村里的时候，跟维吾尔族人打交道就没有那么便利。汉族人想要买枣，得把维吾尔老乡领到枣树底下，买菜要领到菜地里，见不到实物，就没法表达出自己要买啥，闹过不少笑话。比如买鸡蛋，就得打手势，行不通时，就指着鸡屁股比画，没有母鸡在场时，干脆自己扮演母鸡，半蹲着身子，嘴里呱呱呱呱乱叫，两只手臂权当鸡翅扑腾，原地打几圈，从自己屁股后面掏一把，再用两手的大拇指、食指圈成一个鸡蛋大小的圈。维吾尔族老乡大笑着，总算领会了汉族村民费劲地表演母鸡，艰难地“下”出来的这只哑巴“蛋”。要做交易，就逼得村里的维吾尔族不得不向汉族学习汉语。热合曼的孩子全部被送进了汉语学校，而不少汉族人，则选择就近让孩子上维吾尔语学校。选择学校时，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这种交叉选择非常耐人寻味。
热合曼说，近几年，一大批河南人刚开始来到村里摘棉花，他完全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处处为难，只好请村里的湖北人出面当翻译，谁知他们操两种方言，湖北人和河南人很多话互相也听不懂，不过基本的沟通倒是没有问题。亚喀守努特村的人听惯了湖北话，听河南话反而不习惯。
热合曼的汉族“女朋友”
去年冬天，我去村书记热合曼家，看到屋里的摆设基本上接近汉族人家了，椅子、沙发、茶几，完全是一个现代汉族家庭的陈设。院子里的大铁窗算是他家最富有民族特色的物件了，还有满院子的葡萄架，那是维吾尔族人家必不可少的。
一开始热合曼体谅汉族村民，认为汉族村民来家里做客，上炕要脱鞋太麻烦，炕上盘腿坐着吃力，就没有造木板炕，也没有按照维吾尔族的习惯，空出一间房子，在地上铺上花毡和褥子，招待来客时用。
后来，反而是村里的汉族人提醒热合曼，不要只考虑汉族人的感受，也要尽力满足维吾尔族朋友的需要。热合曼也发觉自己家的缺憾，今年夏天专门辟出一间宽大的房间，完全装修成了典型的维吾尔族风格，地上铺着彩色花毡，中间放着一长溜桌子，客人来了就铺上褥子，坐在桌子两边喝茶聊天，无论汉族朋友，还是维吾尔族朋友，都觉得坐在这样的房子里，才能找到在维吾尔族书记家做客的感觉。
去热合曼家，一半时间能碰上吃拌面，一半时间吃米饭炒菜。有汉族朋友来，他一顿饭会炒好几个素菜，菜式已经不是维吾尔族的杂烩菜式，而是单样菜清炒。无论吃什么，一大块达斯汗牢牢占据着餐桌的位置。热合曼说，别小看这达斯汗，它如果撤出，几乎等于将维吾尔族的生活方式一起撤出了家庭。
热合曼的妻子和女儿平时也穿长裤、短衫，去维吾尔族朋友家参加婚礼等重要仪式时，穿着习惯才向维吾尔族靠拢，扎头巾、穿裙子。
热合曼喜欢向我炫耀他的汉族朋友，他先说他的汉族“男朋友”打得一手好馕，是汉族里有名的那瓦伊（打馕师傅）。亚喀守努特村的湖北男人，居然跟维吾尔族学会了打馕。从饥饿年代的苞谷面馕开始，到现在的库车大如车轮的麦面大馕，不少当年从湖北来的汉族人在村里生活，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打馕技术。
汉族的有些技术，维吾尔族似乎学不好，比如宰鱼。我在热合曼家里，看七八个维吾尔族壮汉，围着一个汉族女人帮热合曼收拾一条大鱼，去鱼鳃、刮鳞片、剖鱼肚、清理内脏，到最后剁成块状，男人们始终围观，丝毫插不上手。他们宰羊宰牛不在话下，七八条汉子对付一条鱼，却不如一个汉族女人。
热合曼喜欢吃鱼，自己不会收拾鱼，想吃鱼了，只好请村里的汉族“女朋友”帮他收拾。热合曼的汉族“女朋友”，有个漂亮的维吾尔族名字，叫佐冉姆。这是她小时候，村里的维吾尔族人起的，村里人叫了大半辈子，真名都快没人记得了。热合曼一口一个“佐冉姆”，叫得格外顺口。热合曼说，他跟佐冉姆的丈夫是“男朋友”，跟他的老婆自然是“女朋友”。他吃了半辈子鱼，都是“女朋友”来他家帮他收拾的。
热合曼说，他不能没有这个汉族“女朋友”，不然这美味的鱼肉，就没法吃到嘴里。热合曼妻子在一边听着，笑眯眯地点头。这样的“女朋友”，他可不敢亏待她。他每次请“女朋友”来干活，吃完烤鱼，都会送几条小鱼给她带回去。
热合曼最怕坐飞机，全村的人都知道。他第一次跟库车援疆指挥部去宁波，上了飞机后，担心飞机一升空，自己会从天上掉下来，硬是要求下去，结果所有飞机上的旅客，都下飞机检查，重新登机，飞机为此延误了两个多小时。后来他去武汉看读书的儿子，坚决不坐飞机，宁可一路倒五次高铁，也心甘情愿。他觉得，人没有翅膀，上天下地的事情太不保险了。至少高铁不会脱离地面，只要贴着地面跑，跑得再快也是安全的。 跟热合曼的妻子坐在一起，佐冉姆能嘴巴不停地用维吾尔语聊两三个小时，从汉族人女儿嫁出去坐月子婆家伺候，说到维吾尔族嫁出去的女儿坐月子、生病都是娘家伺候；再从维吾尔族把饭菜都混在一锅煮的做法，说到汉族相对而言单一品种的炒菜方式，佐冉姆说得技痒难忍，干脆在“男朋友”家试验一番，热合曼的妻子由此跟她学了不少汉族菜式。热合曼说，现在他家里的炒菜方式，也变得维汉混合，而且充满佐冉姆的味道。
舒国连一辈子的“未婚妻”
舒国连18岁的时候，就在心里叫帕蒂姆罕“我的维吾尔族未婚妻”，这个“未婚妻”没想到叫了一辈子。半个世纪前，舒国连来到墩阔坦乡亚喀守努特村，就住在帕蒂姆罕家里。帕蒂姆罕父亲早逝，舒国连跟她哥哥同住一个大炕，同耕种一块土地。
舒国连叫帕蒂姆罕的母亲“我的维吾尔族妈妈”，“维吾尔族妈妈”做了饭，第一个就是让帕蒂姆罕叫“汉族儿子”吃饭。舒国连如果在地里没回来，“维吾尔族妈妈”会把最稠的饭留给他。20世纪60年代初那个饥饿年代，家里四个孩子都吃不饱，帕蒂姆罕的妹妹都怨母亲收留这个汉族儿子，把他当爷爷一样，给他分食家里人的那份粮食。性情温和的“维吾尔族妈妈”给了女儿一个巴掌，这是舒国连亲眼看见的。“维吾尔族妈妈”说：“就你知道饿，他也有肚子，都是一样的人，饿了都要吃东西。你不给他吃，你吃了让他饿着，你心里舒服吗？”
当时舒国连听见了，躲到马圈里去哭了一场。
住在这个家里三年，“维吾尔族妈妈”的大女儿喜欢上了聪明能干的舒国连。舒国连的衣服都是帕蒂姆罕的大女儿偷偷洗的。爱情就是那么阴差阳错不长眼睛，做姐姐的明知道舒国连心里喜欢的是妹妹帕蒂姆罕。“维吾尔族妈妈”没有去制止青年人的这一切，只是宽厚地看着他们自然发展。
舒国连禁不住向帕蒂姆罕表白，想娶她做媳妇，要拉她去跟“维吾尔族妈妈”说。帕蒂姆罕一口拒绝，说不能嫁给他，她觉得这样会伤了善良的姐姐的心。舒国连又一次去他心爱的马圈抹眼泪，最终还是妹妹跟姐姐说了发生的事，姐姐从马圈把他叫回来吃饭。这个家平静如常，舒国连却没有表白之前那么自然了，心里觉得亏欠了端饭、洗衣服的姐姐。
被拒绝的舒国连死了心，打算娶村里杜学发的女儿——大胆追求他的湖北姑娘杜腊娥。“维吾尔族妈妈”知道了“汉族儿子”的这个想法，明白他不好意思主动对自己开口说，就开始默默地为“汉族儿子”准备结婚用的东西。她跟三个女儿一起绣十字绣的枕头、窗帘、被套，做棉花褥子。收拾好了婚房，就是平时舒国连跟维吾尔族哥哥住的房子。结婚那天，伴娘就是帕蒂姆罕的妹妹，维吾尔族哥哥赶着毛驴车把汉族新娘子杜臘娥接进了家门。
这两个从湖北来的男女，就在“维吾尔族妈妈”家举行了人生最难忘的婚礼。“维吾尔族妈妈”倾其所有，请了全村的维吾尔族和汉族村民，按照维吾尔族的风俗，为两人操办婚礼。“维吾尔族妈妈”和儿子忙前忙后招呼男女客人，帕蒂姆罕端茶端饭，勤劳的姐姐蹲在院子里洗锅碗瓢盆。晚上篝火中的麦西来普，新郎、新娘和前来祝贺的朋友们，还有“维吾尔族妈妈”的女儿们一起唱歌、跳舞，这场特殊的婚礼充满了被集体祝福的快乐。等到第二年村里的维吾尔族村民帮忙为舒国连盖了房子，他们两口子才依依不舍地从“维吾尔族妈妈”家搬出去。
如今65岁的杜腊娥，仍然把帕蒂姆罕叫作“我老公的未婚妻”。她说：“他们一辈子没有能结成婚，她就是我老公一辈子的未婚妻。”杜腊娥和帕蒂姆罕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帕蒂姆罕前年死了男人，老年体弱多病住院了。她和舒国连去看望帕蒂姆罕。杜腊娥说：“我老公在他‘维吾尔族妈妈’家里吃住了三年，他们一家对他像亲人，我嫁给了舒国连，就成了他们家的媳妇。维吾尔族、汉族一样的，‘维吾尔族妈妈’是他的妈妈，那就是我的‘维吾尔族婆婆’。我的妈妈跟他的汉族妈妈活着的时候，两个人也好得很。维吾尔族不会种菜，我妈妈种的菜摘了每天送到他们家。‘维吾尔族婆婆’家里的鸡下了蛋，舍不得吃，攒了一盘子，端到我们家。我生孩子、坐月子，吃的都是她送来的鸡蛋。”
“维吾尔族妈妈”端鸡蛋端了几十年，端成了习惯。杜腊娥家养羊、养驴、养牛，就是没学会养鸡，可杜腊娥家里从来没有缺过鸡蛋，端鸡蛋的盘子都烂了好几个。只要“维吾尔族妈妈”家的鸡还在下蛋，鸡蛋就会源源不断地被送来。“维吾尔族妈妈”最后一次端鸡蛋，是在她77岁的时候，她进了杜腊娥的院子不小心摔倒了，两天以后老人去世了。杜腊娥的妈妈哭词里说她送了一辈子的鸡蛋，哭丧用的是维吾尔话和维吾尔族人哭的调子，四邻听得都跟着掉眼泪。
“维吾尔族妈妈”去世后，舒国连披麻戴孝，夜里偷偷带着杜腊娥去烧纸钱。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汉族儿子”在为“维吾尔族妈妈”尽一份孝心。他按照对待自己母亲的礼节来祭奠这个亲人，表达难以言表的情感。这个秘密也许永远不该说，心直口快的杜腊娥还是忍不住告诉了我。
串 门
大清早，村书记热合曼开着车，跟我一起去接杜腊娥和丈夫舒国连，我们约好了去看舒国连的维吾尔族“未婚妻”帕蒂姆罕。
腊娥穿着崭新的花棉衣坐进了车里，舒国连说他要修好了电动车骑着去。腊娥说她丈夫晕车很厉害。热合曼书记一听，说：“干脆把帕蒂姆罕接到杜腊娥家来。”
穿了新棉袄，做好了做客准备的杜腊娥有点失望地下了车，站在路边上，看着我们的车开远。
进了帕蒂姆罕家的院子，她儿子先迎了上来，说母亲在做饭，就等客人来吃饭啦。
进了门，帕蒂姆罕果然已经在洗菜做饭，切好的肉、削好的土豆，择好的芹菜、青辣椒，洗好的白菜、西红柿，红红绿绿，青青白白，摆了一案板。
热合曼书记说，赶快放下活儿，去杜腊娥家里。
帕蒂姆罕顿了一下，说要去换身衣服。
我跟着帕蒂姆罕进里屋，看着她换衣服。
她一边招呼我坐，一边从木箱子里抽出毛衣和裙子，套在细瘦的身板上，在毛裤上穿上长筒袜，拉上人造革上装的拉链，站在镜子前裹好了花头巾，提了只手提包，匆匆出门上了车。 杜腊娥的家，外屋只有一张桌面开裂的八仙桌和破旧的碗柜，里屋除了一张双人床，空空如也。外屋的炉子里生了火，来了人只有挤在逼仄的外屋说话。
我挽着帕蒂姆罕进了屋子。围着从来没见摘下来的蓝布围裙的舒国连，赶紧摘下围裙，伸手把杜腊娥用来装棉花的白布口袋，铺在没刷油漆、凳子面粗糙脏污的长条凳上，凳子上的煤灰和污垢被遮住了。帕蒂姆罕看了一眼棉花袋子，善解人意地坐了上去。灰暗的屋子，立刻被帕蒂姆罕的大花头巾、崭新的人造革上衣映得生动鲜亮起来。
杜腊娥已经换下了先前准备去帕蒂姆罕家穿的那件花棉袄，重新换上那件被她塞棉花塞得腋下、肩头开裂的土灰色的旧棉衣，灰扑扑的，忙前忙后给帕蒂姆罕倒开水，端红枣、核桃。舒国连洗了好几只香梨，用一只大碗盛着，放在八仙桌上，推到帕蒂姆罕面前，然后搬了个破凳子，用围裙擦擦手，拍打了一下灰尘，在帕蒂姆罕一侧坐了下来，给帕蒂姆罕敲了一堆薄皮核桃，剥出核桃仁放在她面前的塑料袋上，乐滋滋地看着帕蒂姆罕吃核桃，一副很满足的样子。
杜腊娥剥下核桃里的格挡膜，揉碎了，摊在手掌里让帕蒂姆罕看。“这个放进开水里泡泡喝，可以治病。”帕蒂姆罕将信将疑地点点头，把手里捧着的半碗开水递过去，杜腊娥像放名贵的茶叶一样，把碎核桃膜放进开水碗里。舒国连有点尴尬地看看开水里漂浮的核桃膜碎屑，转身打开身后没有刷油漆的旧碗柜，翻腾了一阵子，摸出一只矿泉水瓶，像小孩子炫耀玩具一样，对着帕蒂姆罕快速地晃了晃，里面泡着的紫红色颗粒透过光显得十分耀眼，引起了帕蒂姆罕的好奇。她像个孩子一样抢过瓶子，问舒国连里面有什么秘密。
舒国连吸引了帕蒂姆罕的目光，十分得意地笑着。他把瓶子夺过来，继续对着帕蒂姆罕摇摇，把帕蒂姆罕的目光彻底摇了过来，这才打开瓶盖，自己闻了一下，让帕蒂姆罕也闻了一下。帕蒂姆罕止不住好奇，问：“有酒味，到底泡了啥？颜色这么好看。”
“黑枸杞泡酒，补身子的，给你倒一碗补补。”舒国连顺手拿起一只空碗要倒酒，帕蒂姆罕赶紧站起身，捂住瓶盖。杜腊娥在一边责怪丈夫：“人家不喝酒，傻不傻。”舒国连憨笑着，帕蒂姆罕一副纵容的表情，俩人心领神会地笑了。
杜腊娥从碗柜里摸出一个小布袋子，用粗糙开裂的手解开帮着袋口的细麻绳，凑到帕蒂姆罕面前，拿过放过核桃仁现在已经被帕蒂姆罕吃光的塑料袋，说：“我夏天放羊的时候，摘了不少，倒一半给你拿回去泡水喝。”说着就要往塑料袋里倒黑枸杞，帕蒂姆罕捂住塑料袋，制止说：“听我的，留着，给老舒泡酒喝。”
舒国连看看俩人在争执，又从碗柜里摸出两只小塑料袋，放在面前的桌子上打開，一只袋子里是半把花椒，一只袋子里是一把大料。帕蒂姆罕拿起大料闻了闻，说：“这是什么东西？这么香。”
舒国连赶紧抓了半把大料，抢过帕蒂姆罕面前的塑料袋，装了进去，帕蒂姆罕从另一只塑料袋里抓了点花椒，丢进塑料袋，凑近鼻尖仔仔细细地闻了一会儿，合上了塑料袋，把袋口挽住，打开手提包，放了进去，拉上拉链。
舒国连说：“做大盘鸡少不了放这些调料。”
帕蒂姆罕说：“那今天去我家，我做大盘鸡给你们吃。”
帕蒂姆罕还是邀请了杜腊娥两口子去她家吃午饭。
可能是早上已经做好准备，也可能怕大盘鸡做不好，帕蒂姆罕麻利地做好了拉条子和馄饨。饭端上来，看杜腊娥腰疼，帕蒂姆罕给她铺了褥子，垫了垫子，让她坐在炕头上吃。
舒国连坐在炕沿上，像个腼腆的新郎官一样客气，一脸喜色地看着帕蒂姆罕忙东忙西，或者跟她儿子聊天、抽烟，似乎不好意思吃东西。
吃了饭，临走时，舒国连当着杜腊娥的面，还把100元钱塞进帕蒂姆罕手里，让她买件衣裳。帕蒂姆罕推让着不肯收，杜腊娥劝她收下，还约她改天陪自己去医院看看腰，说舒国连不会照顾女人，她要他的“未婚妻”陪她住院，说着乘势把钱塞进帕蒂姆罕的提包里，替她拉上了拉链。
归根的落叶
杜学发家院子外的路上，村里两棵标志性的“连心杨”上面的雾凇，在太阳底下慢慢化开了，在空中变成雪绒花，再化成露珠，一点一滴落在从树底下走过的人们身上。那口在树上挂了几十年的大铁钟大张着嘴，好像在向每个走杜家大院的人打招呼。
杜学发穿着崭新的中山装，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坐在院子里最尊贵的寿星位置上，维吾尔族村民们和汉族村民们都一一来向他祝福。
大门口村里的老乐手的唢呐和手鼓响彻村子，院子里的男男女女随着乐声跳起了维吾尔族舞。这个情形一如杜学发老人55年前初来村里时，那个维吾尔族村民欢迎湖北青年来村里安家落户的喜庆的日子。这里的人们每户认领一家湖北老乡，领到自己的屋里安顿着住下来，每家每户把自己的土地分出来给他们种。就这样，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这批湖北人扎下了根，生活到了今天。
给杜学发祝寿的，有跟他同龄的白胡子维吾尔族老人，也有跟杜建新差不多年龄的维吾尔族中年人，还有他们的后代们，挤满了院子。小狗追着孩子们满院子跑来跑去，很快活的样子。院子里的青杨树底下支了一口大锅，一群维吾尔人围着大锅在煮肉、做抓饭，烧烤炉跟大门正对着，一群穿着花花绿绿裙子的维吾尔女人在烤羊肉、鸡肉和禽蛋。人群里，杜腊娥和帕蒂姆罕的姐姐、妹妹挤在一起拍合影，惹得很多知情的老村民开舒国连的玩笑，他们推推搡搡，让舒国连也站过去跟女人们合影。
青杨树枝条上裹着的雪白的雾凇，遇到开锅抓饭的热气、烧烤炉的烘烤，滴答滴答地落下来，就像一场春雨，落在院子里忙碌的人们厚厚的棉衣上，院子里的气氛被雾气和水滴衬托得暖融融的。
为父亲94岁大寿致辞的杜建新，站在院子里跟他同龄的青杨树下，青杨树上残余的落叶落在他和父亲的头顶上，然后飘落在院子的地上。他触景生情，用维吾尔族语诠释“叶落归根”这个来自汉文化的成语。他说，他出生在这里，这里就是他的根。这话真的让我的神经有一种震动，他已经完完全全把这一块他出生长大的土地当作自己的故乡了。 如果说杜学发和舒国连这些湖北人56年前来到这里落户的时候，是一种生命从异地他乡的移植，他们的后人就像村口的这棵青杨，是在墩阔坦镇亚喀守努特村土生土长的。有人说过，看一块土地是不是自己的故乡，就看那里是不是埋葬着自己的亲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杜学发和他的后代对故乡新疆的认定中，确实有着更加耐人寻味的东西。
吃苹果的羊
从乌兰乌苏镇到三宫店村，中间要路过一四三团场。兵团与地方的分界，一眼便可以看出来。路两边兵团的树木被修剪得齐刷刷的，绿油油的像是田地边站岗的士兵，昂首挺胸，忘记了季节已经是深秋。地方上的林带里，树木保持着原始的状态，或佝偻着枝叶凋敝的身躯躲避着风，或四仰八叉向着天空伸展。即便几棵挺直了腰杆的年轻白杨，也呈现出水分不足的枯黄，给人一种风吹叶黄的晚秋景象。满林带疯长的红柳、白刺、野蒿、芨芨草，看似衰败的景象，却让人感觉到一种自然的生命力。
懒洋洋的秋阳悬在半空，照耀着林带边白花花的棉花地，仿佛一场大雪普降的样子。高出来的棉花秆子，像从雪地里戳出来的树枝丫，给人一种春天化雪的假象。摘了棉花后的棉田，像融雪后的大地，露出大面积的棕红，有种倦意。深秋的棉花，以云的轻，围裹出最深重的暖意，预示着冬天很快就要赶来了，天冷了，该摘棉花做棉衣穿了。
酒葡萄也开始采摘了，搭了架子的葡萄地里，葡萄藤缠绵在架子上，像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女子，拥吻着戳在地上的葡萄架，看着让人有一丝醉意。
乌兰乌苏的田地比沙湾县其他乡镇少，这里的农民学会了见缝插针地种菜，麦子收完就种上萝卜，不会空着地。乌兰乌苏的秋天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描述的是单一的金黄，红红绿绿的菜地沿着国道延伸。这里的蔬菜瓜果富含硒元素，也许是物以“硒”为贵，这里的蔬菜瓜果一年到头不愁卖，菜地边停满了收红薯、辣椒、豇豆的车。
三宫店村住户十有八九是维吾尔族，汉族人口不到十分之一，这在维吾尔族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北疆，是很少见的。村子里零星有几家回族和哈萨克族，从穿着打扮看起来很像是维吾尔族，他们都能用维吾尔语对话。
在这个村庄，能看到传统和现代相遇，地方和兵团相逢，维吾尔族、汉族、回族、哈萨克族四个民族的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沙湾县乌兰乌苏镇的三宫店村，看起来就像是整个多民族居住、多种生活方式并存的新疆的一个缩影。
在库车的农村待过一年多以后，再回到我老家沙湾的三宫店村，我有种错觉又回到了维吾尔族稠密的南疆乡镇村落。那些留着美髯的维吾尔族老人，扎着花花绿绿的头巾、穿着维吾尔族长裙的妇女，戴着小花帽的孩子们，还有院落里的大铁艺床，上面铺着手工擀的羊毛毡子，图案花哨、色彩艷丽，人们坐在葡萄架下喧荒，院子里的红枣、无花果、核桃树，树影婆娑……这里的民族风情与库车的乡村别无二致。
在三宫店村，占主导的生活习俗是维吾尔族式的。村里的饭馆都是清真的，三个超市有两家是维吾尔族人开的，卖的商品除了一种北京产的中医养生脚贴和江苏产的卫生巾是纯汉文包装，其他商品均有维吾尔文标识。吃的、喝的、用的，甚至学生文具，都是新疆本地的少数民族企业生产的。维吾尔族开的超市里面没有烟酒，不过进了饭馆，还是能看到有人抽烟喝酒。
村道边的苹果树叶子都掉光了，一串串的苹果拽弯了树枝，累累的果实让苹果树不堪重负，像南方的垂柳一样树冠四垂，似乎在招引路人瞩目。
三宫店村的维吾尔族保留了喜欢种植果木的传统，并不完全是为了吃果子。果木种进院子里，美化了庭院，延续了一种习惯，就心满意足了。路边上、庭院里的海棠果、苹果、李子树，果子一直挂着“存”在树上，果实累累的景象，常常持续到天寒霜降。
村里家家都有苹果树，谁家的都吃不完，在三宫店想吃苹果可以随手采摘，不分你家我家的，苹果结得太繁密，人吃不光，只有喂羊。每家每户熟透了的苹果跌落下来，铺在地上，烂在沟里，也没有人去捡拾，只有羊去收拾残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苹果发酵的甜腻味。
在三宫店，我看到吃苹果的羊比吃苹果的人多。一群群的羊儿在渠沟边、墙角下，很过瘾地咀嚼地上的苹果，狗在一边看着，舔舔舌头无奈地走开了。
一些汁水滴落在草叶上，一些来不及滴落的苹果汁水，在羊的口唇边变成香甜的泡沫。我顿时感觉羊嘴巴变成了一个个活的果汁机，它们用牙齿碾碎苹果，用舌头搅拌着果泥，然后和着汁水咽下。呼吸着苹果的芬芳，我禁不住咽下口水，又不好意思走到树下面，跟羊争果子吃，怕惊了这些吃苹果的羊。
在阿娜尔·斯依提大婶家的院子里，我忍不住摘了一只红透的苹果，咬了一口，酸脆甘甜，就是那种小时候父亲从果园子里摘来，给我们吃的新鲜苹果味儿。我吃遍了各种各样的苹果，在三宫店与一直寻找的记忆中的苹果味道不期而遇。
阿娜尔说，南疆的果树品种嫁接了北疆的苹果枝后，才能结出这个味道的果子。
阿娜尔拉我进门，她要让我看看家里那张让她一生都很骄傲的照片。我一进门，就看到了客厅正墙上挂着一张维吾尔族妙龄少女照，那是12岁的阿娜尔。阿娜尔说拍这张纪念照，是因为她那天刚给周总理献过花。她说完飞快地低下头，掩饰着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闪现的羞涩笑意，她像是又回到了50年前的那个场景里，看得出她笑容后面的那种满足。
我仔细端详了那张单人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阿娜尔穿着花裙，戴着维吾尔族的小花帽，耳环在发辫里隐现。这副打扮现在看来也是非常正式隆重的。她12岁时的幸福，被这张照片定格，持续了半个世纪。50年前的那个场景经常被她回忆，她无数次对人绘声绘色地说起，以至于只要进过这间屋子的人，都会羡慕她50年前那幸福的一刻。
我在阿娜尔家，正巧遇见她的儿媳妇从库车县来看望她。儿子、儿媳妇每年都来看望她一两次，同时也不忘看望一下，结婚那年她从库车移植过来的四棵核桃树、三棵枣树和两棵无花果树。
阿娜尔说：“库车的冬季没有北疆那么冷，果木可以放心地在地面上过冬。南疆的树要连续三个冬天掩埋在泥土里，才能投胎为北疆的树。树木移植后的适应过程，跟人一样难，一样长。”说这话时，这位早年从吐鲁番嫁到乌兰乌苏的女人，像是在说她自己。 阿娜尔在瓷碟子里分别盛了从库车移植的树上，去年和今年结的核桃，劝我们尝一尝她在南北泥土上孕育的核桃。“坐在电视机前，每次看到南疆维吾尔族同乡们摘核桃、红枣、无花果的镜头，我的心就像核桃炸开一样的喜悦。受不了那种想自己种植的诱惑，我把南疆的核桃树移植到院子里后，结的核桃的模样、味道，跟库车的一模一样。”
在库车种植，然后在三宫店的泥土里睡了三个冬天，在北疆的大地上枯荣三个春秋，花了六七年时间结出的果实，如果只是为了满足口欲，那也太暴殄天物了。在我看来，那核桃似乎已经不是作为一种干果摆上桌子。阿娜尔把南疆的树移植到北疆土地的同时，也把当地的风情、当地的生活部分地移植到了自己的家园，这核桃完全是可以当纪念物来观赏和收藏的，就跟那张她献花的照片一样。
我猜想，每当看到南疆人收获核桃、红枣、无花果，让阿娜尔感到心神不宁的，应该是那种维吾尔族血脉里喜欢栽花种果、生活以果木为伴的基因。
一眼看过去，除了疏于管理的西红柿和两株高大的苹果树，阿娜尔小小的院子里，快要被那四棵核桃树、三棵枣树和两棵无花果树占据了。
阿娜尔解释说：“核桃刚栽种时，以为不一定棵棵都能成活，间距留得过小，现在树冠大了，那点儿地方，四棵核桃树挤不下了。”
阿娜尔的儿媳妇说：“婆婆种核桃树像北疆人种棉花。棉花种得密，还可以间苗，核桃树挪了土就活不成了。”
核桃树似乎听到了，核桃果实“砰”地落在地上，炸开了。
阿娜尔捡起来，擦掉泥土，剥掉外皮，赶紧往我手里塞，说：“今年雨水好，果樹们特别开心，果子结得特别繁。”好像我不吃，核桃树就会不开心似的。
阿娜尔望着那些茂盛的核桃树，嫌院子太小了。阿娜尔本来盘算，把门前那家邻居的房子和院子买下来，全部栽上核桃树、枣树、无花果树这些北疆不多见的果木。可那常年不在家的邻居，宁可院子荒着，苹果烂在地上，也不肯卖那座院子。她打算明年开春，再从库车运一些无花果树，让自家院子里的那两棵苹果树让位。
阿娜尔大概觉得门前两棵苹果树有点多余，“苹果结得太多了，没有人吃，冬天只有剁碎了喂羊。”
我想起在村路上看到的吃苹果的羊，说：“我也想变成您家的羊。”阿娜尔歪着头，看看对着苹果树垂涎的我，又看看苹果树，笑了起来。
坐在半空中的葫芦
苏莱曼·曼里克是比较早定居乌兰乌苏的维吾尔族人。过去这里的居民以哈萨克族居多。1947年他的父亲从吐鲁番迁到这一带，到1958年前后，从南疆迁到这里的维吾尔族人逐渐多了起来。
苏莱曼·曼里克小的时候，总是听他父亲念叨，过去吐鲁番的老家院子里搭了高高的葫芦架子，夏秋季节，架子下面挂满了大大的葫芦。
父亲描述的这个场景，在苏莱曼·曼里克的脑子里扎了根。他也曾幻想，在自家的院子里种满葫芦，夏天让父亲坐在葫芦藤蔓覆盖的架子下面乘阴凉，但他始终没有在北疆找到父亲说的那种葫芦籽。
过去那个年代的人，一年到头为吃饱肚子发愁。即便找到葫芦籽，也没人敢浪费土地，去种那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葫芦。院子每年被不同的作物占据，就是没有轮到过葫芦。
父亲没能等到在院子里种上葫芦就去世了。苏莱曼·曼里克这些年为了寻找葫芦籽，骑着毛驴跑遍了四周的乡镇村落，只要是维吾尔族人家，他都走进去询问，看看他们的庭院里有没有种葫芦。有一回，他看到老沙湾大梁坡一户人家种了葫芦，他欣喜地打听葫芦籽是从哪里来的。那家主人说，从吐鲁番带来的葫芦籽，种在院子里成活了，扯了长长的秧，爬上架子结了葫芦，却不长个儿，到头来只能摘了做水瓢。
去年，苏莱曼·曼里克让这家的主人从吐鲁番带了葫芦籽上来，今年春天试种在自己的院子里。葫芦碰到了爱它的人，结得特别好。不料八月里一场大风，掀倒了葫芦架，葫芦秧全部盖在了地上。好在葫芦已经长结实了，一个也没有伤着。为了帮葫芦抵挡大风，苏莱曼·曼里克用绳子吊起木板，让葫芦坐在木板上面。
葫芦像一个个光头的老人，在半空中悬挂的木板上坐实了。苏莱曼·曼里克坐在葫芦棚架下面的大铁床上，整整一个夏天，他看着这些葫芦发芽、长叶子、拉藤蔓、结葫芦，葫芦越长越大，葫芦们一个个都稳稳地坐在半空，他吊了半辈子的心，也在心房里坐实了。
儿子乌斯曼跟父亲打趣：“你一天到晚盯着葫芦看，葫芦都快要被你看出窟窿啦。”
苏莱曼·曼里克花白的眉毛和胡须都在对着葫芦笑：“我也觉得葫芦长出了眼睛，在看着我。我的眼睛里也长出了父亲的眼睛，我得替他老人家多看几眼。你瞧瞧这葫芦，一眼看过去，像一群慈眉善目的老人，多好看哪。”
有人向苏莱曼·曼里克买葫芦，他舍不得。他种葫芦根本没想过要把它卖掉。要卖掉，还种它干什么？他只是想恢复父亲给他描述的老家院子里的情形。父亲无数次对他说过的愿望，最后变成了他的愿望，如今他替父亲在离老家上千公里的北疆完成了这个愿望。
乌斯曼是个有经济头脑的年轻人，他认为父亲喜欢种葫芦，完全是出于维吾尔族传承的古老的种植习惯，只图好看，不图赚钱。这葫芦又不能吃，维吾尔族传统的生活中，葫芦一直用来背水，或者做成盆、瓢，现在葫芦的使用功能，已经被铁和塑料代替了。
乌斯曼有足够的耐心，等到屋子里、房顶上都放不下葫芦了，父亲自然会同意把葫芦雕成艺术品卖掉，到时候葫芦籽也可以变成钱。
乌斯曼说：“人不是葫芦，一代人跟一代人，总得有点区别，不能光像葫芦一样繁衍，几百年了，还是结一模一样的葫芦。”听起来似乎话里有话。
住在套间里听音乐的鸡
在三宫店村说克里木的名字，没有几个人知道，一说“光头强”，大人小孩都会指他家的房子。我让村道上一群练单车的维吾尔族小孩带路去“光头强”家，小孩捂着鼻子哄地散开了。
克里木家的院墙特别高，大白天门关得严丝合缝。 我们很用力地敲门，院子里才有了一点动静，里面的脚步声犹犹豫豫的。
门开了一条缝，一张干瘦的刀子脸探寻地伸了出来，像蛇一样机敏的眼睛四下看看，似乎在怀疑我们敲错了门。
刀子脸（我看叫他刀子脸更合适，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叫他“光头强”）旁边站了一个大眼睛、睫毛忽闪忽闪的男孩，圆圆的脸像被太阳烤熟的小馕一样。他一脸欢喜地把门缝拉大，兴奋地催促说：“赶快进来，鸡要飞出去了。”
刀子脸上挤出几丝笑意，然后快嘴快舌地解释说：“平时不怎么开门，邻居家嫌院子里气味不好闻。”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显出一丝尴尬。我立刻感觉这人内心很爱面子，接下来院子里展现的一切，足够让他的尊严扫地，后来我明白了，他是在用这话维护自己的尊严。
院子像一个垃圾填埋场，到处是煤灰和鸡粪，一群大大小小的鸡各自为阵，散布在院子的角角落落。院子里灰土飞扬，臭气熏人。
克里木把我们引进门，就迫不及待地向我们卖力地介绍，他的那些鸡多么英勇善斗，在县城斗鸡比赛获了什么奖，似乎这些鸡获奖可以替他挽回一些什么。
克里木推开侧屋门，一个两居室的套间里，只关了一只鸡。他双手抱起鸡，下意识地摸了摸它的嘴：“这阿达西（伙计）斗鸡比赛上被对手啄掉了上半个嘴巴，结果还是它打赢了对手，它从不输给别的鸡。可惜这嘴不像皮肉，啄坏了，就长不好了。”语气里似乎有点不甘心。鸡在他的怀里高昂着头，褪光了毛的地方露出鲜红的肉，鸡的上嘴露出黄里泛白的骨质，通红的脖子伸得直挺挺的，就像红布套在一截木杆子上一样笔直硬挺。
地上的食物，这只鸡用它的半只嘴没法叨起来，克里木每天一粒一粒用手把食物塞到它的嘴里。他怕鸡冷了似的，暖在怀里，用手抚摸它的脖子。“我每天给这家伙喂牛奶、核桃仁，巴旦木一天六粒，干果让它变得有劲道，又不长赘肉，斗鸡更有耐力。”
院子里另一只高大的鸡，见克里木手里抱着它的同伴，侧着脑袋用力瞄过来。
“那只鸡可是个英雄，它的黑眼珠被对手叨出来吃了，但它还是瞪着一只眼睛，把对手赶下了斗鸡场。”
那只有功之臣似乎听到了克里木的赞叹，向着这边踱步过来。我看到它右眼干枯破损，眼眶像被虫蛀空的小树洞，眼眶里残余的白眼珠像是粉笔渣或干了的鸟屎。
一群小鸡在满院子的煤灰渣里翻找吃的，两只公鸡和一只母鸡隔着一段距离对峙着。
“那两只公鸡就是这群小鸡的爹，那只母鸡是它们的娘。两只公鸡只有在母鸡身上踩蛋的时候，才和谐地合作，其他时候一遇上就斗。这些小东西，也跟他们的爹妈一样，一出蛋壳就好斗。”克里木特别理解这些斗鸡的习性，“这鸡跟一些男人和女人一样，公的母的放在一起就斗个不停。哈哈，好斗的习性还遗传给下一代。”
克里木家里没有女人，他说自己也像一只斗鸡，跟女人搁不到一块儿，娶了几个女人，都被他斗飞了。迷上了斗鸡后，他的烦恼飞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他只养鸡，不娶女人。
小圆脸的男孩跟他叔叔之间像有一根线牵拉着。他叔叔的脸冷峻如刀，不动声色，似乎叔叔克制和刻意隐藏起来的表情，都展现在了侄子的脸上。小侄子一听叔叔说斗鸡，就变成了一只小斗鸡，兴奋得小圆脸和脖子通红，眉飞色舞。久经输赢万变的斗鸡场，叔叔已经懂得，将狂热包裹在他破外衣下面，藏在灵敏如鹰的眼神里，小侄子还没学会掩饰那种性情中透出来的对斗鸡的狂热。
克里木客气地让我进屋子坐，我推门一脚踏进了他住的那间主屋，一股热乎乎的鸡粪气味和人体上散发的汗馊味扑面而来。他平时不大示人的生活场景，一下子暴露在外人眼前。我一眼看出他在努力遮掩那种猝不及防的尴尬，这种表情持续了不到三秒钟。我只顾上扫了一眼外屋他和侄子摊在炕上没叠的被筒，他便快速冲过来，夺路打开了里屋的门，脸上立即换了骄傲和开心的表情。
里屋正对着门是一个大炕，炕上堆满了花花绿绿的被子，华丽的褥子、毯子。那些花色看起来不像是男人用的，从这里看得出他婚姻生活的残留，只是炕上似乎没有人住过的痕迹。
屋子里和着一股鸡粪味冲出来的音乐，让人觉得这里似乎在搞一个麦西热普（歌舞聚会），然而，屋子里没有人，只有一只鸡从门左边伸出细长的脖子朝门口打量，沿着那条鸡脖子看过去，这只褪毛的鸡暴露在外面的皮肤上全部长满了黑紫色的斑块，像干血凝结在皮肤上。我朝屋子里面深入了一步，才看见这只鸡站在一个雪白的洗衣机上，就像昂首挺立在高高的舞台上的仙鹤。
在洗衣机旁边，放着一张带抽屉的桌子，桌子上的一台录音机里传出节奏欢快的维吾尔族歌曲，粗犷的男声似乎让这只鸡雄性大发，它两脚踩着洗衣机的机顶盖，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
“屋里没人，录音机开着。”
“我放音乐给鸡听。”
“给鸡听？”
“鸡生了水痘，听音乐水痘会好得快一些，你看它皮膚溃烂了，必须在干净暖和的屋子里养着，防止它的皮肤感染，现在已经水痘结痂了。”
我这才注意到，十月初，克里木家屋里已经生了炉子，暖烘烘的。他小心地摸了摸鸡身上的那些痂，“我让出了干净的卧室，烧炉子暖和它，放自己喜欢的音乐给它，它在这里比主人还尊贵，这么对待它，它心里应该会感激我，病也就会好得快一些。”
那只尊贵的鸡，站在洗衣机上专心地听着音乐，一动不动。炕上那些华丽的铺盖上，没有它光顾过的痕迹，看来它很领会主人的心意。我感觉克里木向我描述他这么爱他的鸡，确实在无形中替他挽回了一些什么。
在新疆多民族聚居的村庄，有很多鲜有人知的人间秘境。不同民族的人们，世代和睦共聚在同一个村庄里，共同劳作生活，不同程度地接纳和吸收兄弟民族的文化，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保留着自己民族特色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的饮食习惯、文化礼仪、语言沟通、人际交往、婚丧嫁娶等生活细节中，“交融”这个平面化的词汇显得格外立体。
库车县齐满镇莫玛铁热克村，几十户汉族人，生活在稠密的维吾尔族人中间。这在库车县百分之九十九是维吾尔族的农村，是极其罕见的。
姬村长20世纪60年代初，跟一大批汉族人来到莫玛铁热克村定居，是这个村最早定居的一批汉族村民。
20世纪80年代，他跟随全镇的维吾尔族村民，带着馕和水，住在戈壁滩上挖排减渠。当时这一带没有见过汉族人，莫玛铁热克村的维吾尔族村民，与汉族村民朝夕相处，情同兄弟，但外村没有见过汉族人，白天一起干活儿时，他们用一种排斥的姿态，像看猴子一样围观汉族人，气氛不是十分融洽。到了夜里，地铺打在野外的荒滩上，周围无遮无拦不说，汉族村民对这种“天当被子地当床”的睡法没有体验，加上外村的维吾尔族人都在不远的地方盯着他们，看起来不是十分友好，汉族村民犹犹豫豫，不肯打开铺盖。
莫玛铁热克村的维吾尔族村民冲着那边吼：“有啥好看的，没见过人睡觉吗？”
“我们就是想看看你们这帮有胡子的家伙，怎么跟这群脸上不长毛的家伙一起睡觉。”那些人嚷嚷着不肯罢休，远远地站成一排，盯着这边看。
本村的维吾尔族村民，看出汉族村民脸上显出为难和惊慌的神色，担心汉族村民晚上睡不安生，自动围拢过来围成一个大圆圈，把汉族村民包围在中间。
“有个风吹草动，有我们保护你们。”维吾尔族村民拍拍胸脯，示意汉族村民放心睡觉。
在熟悉的维吾尔族村民围成的温暖的包围圈中，姬村长和汉族村民们睡得很踏实。
姬村长回忆起50年前的往事，睡在维吾尔族村民围成的包围圈中的情形，眼睛有些湿润，喉结一上一下地在稀疏的胡子里蠕动。这个汉族人，跟当地人学会用流利的维吾尔语交流感情，也学会了像维吾尔族男人那样留小胡子。连他家的房子也是“一屋两制”，一半维吾尔族风格，一半保留了汉族特色。
姬村长家的里屋是维吾尔族风格的，靠墙叠着一大摞五颜六色的被子，大炕上铺着花毡，花毡四周摊着褥子，褥子围起来的中间一大块是达斯汗（餐布，相当于餐桌的用途）的位置。镂花的沙发巾和绣花的窗帘布，透出几分维汉特色混搭的味道。外屋，八仙桌、椅子、沙发、茶几，完全是一个汉族家庭的陈设。
本来他家的里屋是板床，家里经常来维吾尔族朋友，招待不方便，为了照顾维吾尔族朋友的习惯，只好把板床拆了，用木板做了炕。有时候睡在炕上，明明是自家的屋子，也隐隐有种睡错了炕头的感觉。
他在家里，大部分时间在外屋活动。维吾尔族朋友来了，他觉得这些维吾尔族面孔的兄弟姐妹，只有坐在花毡和花被褥包围中的里屋才相配，宁可自己“睡错了炕头”，也不让维吾尔族朋友坐错了达斯汗，家里渐渐地也就习惯了“一屋两制”的风格。
村里不少年轻人家，都是“一屋两制”，锅碗瓢盆也购置两套，一套专门留给维吾尔族朋友用。老姬的屋子里是汉族式的，小姬的屋子里是维吾尔族式的。维吾尔族朋友来了，在小姬的屋子里按照维吾尔族的习俗招待；过年过节，汉族亲戚朋友来了，不按照汉族的礼仪招待，也显得不够客气，只好领进老姬的屋子里。
跟维吾尔族人家不同的是，小姬维吾尔族式的屋子里，有间白色的卫生间。小姬说，为了老婆孩子冬天洗浴方便，造了一个卫生间。这卫生间像是一截白色的小车厢，停在走道当中，一看就是一个“外来物”。
村里人办喜事，姬村长都会带着汉族村民去贺喜。维吾尔族村民家里办丧事，也会请姬村长和汉族村民。深谙维吾尔族礼节的姬村长，会安排合适的时间，带着汉族村民到合适的场合，去问候和安慰逝者家人。
在一样的环境下一起生活了40年，维吾尔族村民和汉族村民语言通了，互相了解对方的习惯了，吃喝也变得几乎一致（这里的汉族都不吃猪肉）。胃一致了，生活在一起，似乎连模样也变得相像了，除了进清真寺这一点不一样，其他已经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天堂果
莫玛铁热克村的汉族村民在这里生活几十年，仍然保持着他们“前不栽桑，后不栽柳”的习惯。克里木问姓侯的老村支书，汉族人家为啥不种桑树？老村支书说“桑”跟“丧”发音相同，谐音跟死有关系，不吉利。
克里木瞪大了眼睛说：“你姓侯，叫你猴子，难道你就会变成猴子？死不死人关桑树啥事？难道一家人在门前种了桑树，就意味着每天乞死？人迟早是要死的，死了人怎么能怪树？”
村里的维吾尔族人家园子里，一般都种葡萄、无花果和桑葚，维吾尔族认为这几种树的果实都是“天堂果”，不会因为谐音而褒谁贬谁。
汉族人不在门前种桑树，不意味着能隔断五月桑葚美味的诱惑。桑葚熟透的六月，坐在维吾尔族人家院子里，等着吃桑葚的多是汉族村民。年纪大点儿的汉族男人，很少会爬到树上去摘桑葚。村里的维吾尔族男人即使七八十岁了，也能像猴子一樣利索地爬上树冠摇动树枝，让熟透的桑葚麻雀一样，扑棱棱地飞落在汉族大娘和小孩子展开的餐布上。
甜，从嘴唇甜到舌尖，从舌尖甜到唇齿，从唇齿甜到舌根，甜到喉头。紫色一点点染过去，甜一丝丝染过去，甜甜的笑意一点点荡漾开来，从维吾尔族大爷喜滋滋的眉梢眼角，荡漾到汉族村民挂着桑葚汁液的嘴角。
村里的汉族人家门前多半是菜地，不种树，尤其是桑树。老村支书家门前，几棵高大的桑树树冠如盖。他说，生长在这里的汉族第二代、第三代已经不再讲究前辈的那一套。他跟维吾尔族学会了种植果木，他觉得维吾尔族喜欢植树是个好习惯。维吾尔族人的家园意识更浓，每家都有小果园、葡萄棚，人住到哪里就绿化到哪里。 侯书记讲了一个风趣的故事。
前几年，村子里灌溉墓地里栽的桑树，要修条水渠，水渠必须从克里木父亲的墓地前经过，克里木心里疙瘩，怕水把他爹的墓地淹了，就推说他父亲不愿意。
侯书记说：“亏你是个天天祈祷的人，明明是你这大活人心里疙瘩，还说你死了的人不愿意。说假话不怕胡达惩罚？”
过了两个月，克里木在家门口骑摩托车撞断了腿。侯书记每天派人去医院看护。克里木出了医院，拄着拐杖，买来几个涵管找侯书记，说要挖渠放水，浇灌墓地里的桑树，还想在渠上搭个小桥。
侯书记故意问他：“问过你父亲了没有？他老人家愿意吗？”
“这次我听你的话，可惜我听你的话听晚了。”克里木懊悔地对侯书记说。
“这下你父亲可以在渠沟边桑树底下，他儿子修的小桥上乘阴凉了。”书记幽了他一默。
克里木也不含糊，拍拍侯书记的肩膀：“以后我们大家都要在渠沟边的桑树底下乘阴凉，要趁活着的时候把桥修好，免得将来找书记聊天，过不了渠沟，摔断了我的另一条腿。”
莫玛铁热克村最茂盛的桑树林，就在克里木父亲躺着的那块墓地里。侯书记父亲的坟，紧挨着克里木父亲的坟地。
为了村里的汉族坟和维吾尔族的坟地不被混淆，汉族村民和维吾尔族村民一起在墓地中间种了一排桑树，给两块墓地隔了一道绿色的屏障。这道屏障，本是用来给躺在地下不同族的逝者做一个标记，界分不同民族的死者，有趣的是，每当桑葚熟了的季节，汉族村民和维吾尔族村民都聚在这一排桑树底下吃桑葚。墓地里的桑树林，倒成了两个民族的生者品尝生活甜美的甘果林。
桑树摇曳的墓地，似乎在向人们传递一些什么。在只有死人与活人之分的坟地，生死将人们隔开在阴阳两界，人人平等的死亡面前，显现出人性的宽厚，民族无形中已经被人们淡化了，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阻隔和界限。
村里人去墓地，不管汉族还是维吾尔族都要走同一条路。这条路一次又一次整修，都是汉族村民和维吾尔族村民扛着铁锨、坎土曼一起去。
村里人说，有些路，你可以不走，这条路你没法选择，早晚得走。这条路通向每个人都必须去的地方，是谁都省不了的一条路。生者送死者去墓地，要走；活人去上坟扫墓，也少不了要走。活着的时候，有千条路万条路；死了以后，大家走的是同一条路，不管汉族还是维吾尔族。
莫玛铁热克村两个民族的村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共同生活中，已经深谙这种由生活教给他们的朴素哲理，对生死、对人生共同的领悟，让两个民族在生活的诸多方面变得十分默契。
一缸子苞谷面汤饭
艾山江跟侯尚玺侯老爷子，一辈子的交情源于一缸子苞谷面汤饭。
1961年，侯尚玺从甘肃武威逃荒出来，带着一家三代15个人，扒上火车。路上历时12天，到达吐鲁番收容站，后来来到库车县，被疏散到莫玛铁热克村。当时每人一个月28斤的口粮，百分之七十是苞谷，不够吃就吃苜蓿，吃多了拉肚子。当时吃不饱肚子，干的都是“改造地球”的重活儿。
那时候4岁的艾山江父亲刚去世，母亲改嫁，他跟姐姐一起生活，姐姐8岁就帮着别人干活儿挣饭吃。4岁的艾山江，干啥活儿别人都不要。邻居侯尚玺看着艾山江家里没有男劳力，孤苦姐弟日子难过，就让艾山江帮忙在自己院子里摘杏子，给他点儿工钱。
一天午饭时间，艾山江干完活儿，一个人蹲在墙背后，被侯老爷子看见了，走过去问他咋不回家吃饭。
“到家里也没吃的，要等上三天才喝一顿稀粥。”
侯尚玺端出一缸子苞谷面汤饭，递给他：“不吃饭，咋干活？”
“不好意思吃，怕人看见我吃汉族人家的饭。”
“有谁看见？看见咋啦？是人都要吃饭，不吃就得饿死！”
从这第一缸子汤饭开始，艾山江再也没有挨过饿。
“每人的口粮都有数。您给我吃了，自己就得少吃。”
“饿的滋味我尝过，我啃过树皮，吃过土。亏你忍得住，还是个孩子，正长身体。大人吃点儿苜蓿将就一下，也就过了。”
艾山江的衣服破了，侯老爷子拿自己孩子的旧衣服、旧裤子给他穿。艾山江只好穿上，不穿就得光屁股。
那只在侯老爷子家端玉米汤饭的缸子，艾山江端了8年。12岁的时候，他能帮人家干点儿杂活儿挣钱了。
艾山江盖新房子，侯老爷子拿出15000元，看到大门他买不起，又添了1000元。艾山江要还，他不收。
后来，艾山江找了女朋友，没钱结婚，侯老爷子给了他5000元，算是贺礼。
侯家开1200亩盐碱地，艾山江帮着浇了六年的水。侯老爷子开荒亏了，一算工钱不得了。
“我不是为钱才干，我是记着那一罐子苞谷汤饭。要付钱，你找别人干。”
“又是为了那一罐子苞谷汤饭！缸子都找不到了，你还提它。等着这地里种出庄稼，你真要饿死！”
“那不是一只缸子的事，我吃了您八年的汤饭，我的这身力气都是那时候长的。这力气都是您的饭给的，不给您出力，给谁出力？”
艾山江带着妻子去侯老爷子家做客，第一次去，侯老爷子按照维吾尔族的礼节，请人宰羊做了抓饭。妻子只吃瓜子、花生，其他的东西一律不动。
“我以為我嫁了一个维吾尔族人，看来我嫁错人了，嫁了个汉族，你干吗吃汉族人家做的抓饭？”
“那也是一样的抓饭，用维吾尔族人宰的羊肉做的，我为什么不能吃？”
第二次去，妻子看着艾山江吃面，她只吃馕、喝茶。
“看你长得像维吾尔族的，你怎么爱吃侯老爷子家的饭？”
“他家的饭救过我的命。”
艾山江一五一十地把一缸子苞谷面汤饭的事告诉妻子，还悄悄告诉她：“你都是我用侯老爷子给我的钱娶的。”
第三次去，侯老爷子做了汤饭，妻子端起来就吃，还问那只40年前的缸子在不在了，想看一眼。 侯老爷子哈哈大笑，埋怨艾山江就记得那缸子汤饭。
后来妻子到侯老爷子家，跟侯老太太一起做饭吃。
“你有一个很棒的汉族哥哥，快去看看他家有啥活儿要你帮忙。”原来责怪艾山江总是在农忙的时候，扔下自己的地，去帮侯老爷子干活的她，开始主动催艾山江去帮侯老爷子。
现在，80岁的侯老爷子把地交给了儿子去种，平时他不去帮儿子，总惦记着帮艾山江干农活。
隔不了几天，侯老爷子就要打电话给艾山江：“你在哪儿？”
“我在棉花地里，马上回来。”
“别回来了，你家那块地我知道，我到地里去。”
“大热天，在家休息，别来地里，蚊子多。”
“别看我一把老骨头，撕薄膜、间棉苗、除草，还是把好手。地种惯了，跟你聊聊天，不寂寞。”
侯老爷子送了一台拖拉机给艾山江，艾山江要给钱，侯老爷子急了：“这东西卖铁能卖几个钱，你那些年在我家几千亩地里出的那身力气，我这辈子能拿钱还得清吗？”
“我那身力气，还不是您那一缸子苞谷面汤饭……”
“这孩子，还记着那一罐子汤饭，都啥时候的事了。”
“40年前，要不是您天天给我吃苞谷面汤饭，我会饿死的。”
“哈哈，不会，我不给你苞谷面汤饭，换一户人家，也一样会给你一碗苞谷面糊糊。这个村里的人，不会让一个孩子饿着。”
丢了的生活和捡起来的生活
在村小学门口，我先见到的是玉素甫校长的回族妻子，她白帽子上面戴着头巾，坐在小店门口的矮凳上，朝着马路对面的学校张望着。听我要找玉素甫校长，她麻利地站起来，去摇晃学校的大铁门。“六一”，学生下午都放假了，她不甘心，用脚踢了几下大门。玉素甫从一排学校办公的平房中的一间走出来，人有点儿矮，很壮实。
玉素甫校长领我走进办公室，一开始，我们都互相看着对方，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心里想，他不太像维吾尔族，我猜他心里也在猜测我的民族。
我说：“玉素甫校长，您是维吾尔族，妻子是回族，您的家庭跟我家一样是‘混血的’。”
他一听我也是“混血族”，话顿时多了起来，说他父亲是维吾尔族，活了128岁，母亲是东乡族，妻子是回族。他大哥是母亲跟撒拉族的前夫所生的儿子，会说东乡话，户籍上报了东乡族。他父亲原来也娶过一个维吾尔族妻子，这次生的儿子，户籍上当然报了维吾尔族。1958年灾荒，玉素甫的父亲带着这个维吾尔族的儿子，留下自己90岁的老爹，从库车去了米泉，结识了玉素甫的母亲。母亲带着她东乡族的儿子，在米泉与父亲结婚。1960年，“混血”玉素甫就降生在这样一个多民族的“混血”家庭。
我觉得玉素甫的家族有点复杂，怕一时搞混了，本想掏出本子记上，玉素甫有点儿警觉，赶紧打住，不再往下梳理他多民族大家族的“混血”史了。
玉素甫在米泉上的是汉语学校，接触的全是回族和东乡族的亲戚，16岁以前，玉素甫几乎没有跟维吾尔族人打过交道。
玉素甫16岁时，爷爷100多岁了，催促着玉素甫的父亲回到莫玛铁热克村来。1976年，玉素甫的父亲带着他回到了爷爷身边。爷爷一句汉语也不会说，他喜欢骑着毛驴上巴扎，一口牙比他儿子还要好。
“为了等儿孙从北疆回来，我已经长了第三次牙了。”百岁老人总爱说他的牙是等儿孙等出来的。
玉素甫作为一个维吾尔族人，从小在米泉母亲的回族亲戚朋友间长大，一句维吾尔语也不会说，回到莫玛铁热克村，这里全是父亲的维吾尔族亲戚，他们说玉素甫除了名字像维吾尔族，啥也不像。
村里的汉族人个个会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许多维吾尔族人也学会了汉语。到了这里，他最大的收获是重新学会了维吾尔语，现在在学校，他用维吾尔语为学生上课。他的孩子们也都学会维吾尔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学校维吾尔语班和汉语班都有，许多汉族孩子从小进了维吾尔语班，而不少维吾尔族孩子，选择上了汉语班。这种自行选择另一个民族的教育，主动融入另一种文化的方式非常耐人寻味。
“都是环境的力量”，玉素甫说，“别人过的生活我也能过。我是把爷爷和父亲的生活重新捡回来，过下去。”
玉素甫的爷爷，耐心地在莫玛铁热克村守了128年，他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子。他认为，离开一个地方，就要丢下一些东西，比如丢下一些血脉亲人，丢下一些熟悉的话语，丢下一种气味记忆。他在这里长了三次牙，三次牙都丢在同一个地方，他坚守在这里，等来了儿子，等来了孙子。去另一个世界之前，他把自己的生活传给了后代，让他们接着过下去。
玉素甫父亲一辈子在两种语言、两种生活之间过活。南疆和北疆，维吾尔族和回族。
玉素甫的经历让我想到我的父亲：我父亲丢下了我爷爷的生活，他的后半生，过的是一种他全然陌生的北疆回族人的生活。即使在维吾尔族稠密的村庄里，他也没法再把过去维吾尔族的生活接上，他把我们送进了汉族学校，我们全然接受了汉语，他的后代的生活，发生了他无法预料的改变。而这些改变，起因只是因为我父亲离家出走，遇到了母亲后，在北疆定居。他会感觉自己丢掉了一种生活，过了另外一种生活么？
现在我又想把父亲丢掉的生活接過来，继续过下去，中间的那些无法省略的东西，我能把它们都一一捡拾起来，叫出它们的名字么？
玉素甫从北疆回来，把父亲丢下的生活方式捡起来，接着过起了维吾尔族生活。现实中，我看到他的两种生活都走了样子，有了缝隙，已经接不起来了。我看得出他眼睛里双重的失落，我懂得他莫名的忧郁，那是父亲和我的目光里也沉淀着的东西。
我家的炕上，父亲请和田的毡匠擀的花毡，配上母亲陪嫁过来的印花布被子和绣着艳丽牡丹花的黑布枕头，乍一看，就像一个甘肃的回族媳妇睡错了维吾尔人家的炕头。
父亲野心勃勃叫了南疆来的姑父打的馕坑，在馕坑边烤馕的，却不可能是我的母亲。一辈子都没有学会打馕，为此自卑了一生的我的回族母亲，自卑到连馒头和花卷都不敢再蒸。母亲说，维吾尔族妇女都是妈妈把她们生在馕坑边上，从小就学会了打馕。她责怪母亲没有把她生在馕坑边上。母亲一辈子甚至没有烧过一次奶茶给我们喝。我和妹妹跟母亲学会了包饺子、蒸馒头，但父亲和我们喜欢吃的是馕、奶茶和薄皮包子。只有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邻居家的达斯汗上，父亲带着我们盘腿坐着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当了一回维吾尔族父亲的孩子，我们的胃才会因为馕、奶茶和抓饭而暂时舒展一下。我们勉强跟着回族母亲学会做的饭菜，永远不对父亲的维吾尔族的胃口。脱轨的生活，走样的习俗，错位的人生……日子就这样一代一代过下来，越走离本来的模样越远。我的孩子们，他们回到维吾尔族祖源地的生活，更成了一种奢侈。去年我带孩子们去喀什省亲，女儿穿了艾黛莱丝长裙，头顶系了花头巾，连步态走姿都像是一直生活在南疆的维吾尔族少女。可怜她一句维吾尔语都不懂，跟从未谋面的维吾尔族的堂妹见面拥抱在一起，只有用不断的亲吻表达对外公那股血脉的亲近。儿子头顶被亲戚戴上了小花帽，让我想起跟在江南的舞台上，戴着小花帽跳新疆舞的他。那时的他描了眉毛，画了眼圈，现在他的模样即使不画眉描眼圈，也是高鼻深目，一看就知道有维吾尔族的血统。孩子长大后这种外在的“返祖”，像是从内里生长出来的那份对外公所属的那个民族的认同。 玉素甫的母亲一直都留在米泉，怕回来语言不习惯，为了看望和照顾母亲，他和妻子经常回去。他叹息说：“已经过成这样了，也不知道哪种生活方式更适合自己了，就是再回米泉，不知道能不能重新把那个生活捡起来。也不知道丢了的生活和捡起来的生活，哪一个是对的。”
玉素甫的亲戚都是维吾尔族，在一起时大家都说维吾尔语，他妻子也学会了说维吾尔语，戴头巾。他母亲的东乡话被留在了米泉，东乡族的习俗也完全淡出了这个家庭。他家里的装修和陈设很汉化，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风格，好多东西都是从米泉带来的。也许这样正好，他还部分地守着米泉的记忆和过去的生活。在维吾尔族亲戚眼里，他们现在的生活跟周围所有的人都不太一样。亲戚们都没去过外面，他们不知道，玉素甫的家里看不出特色的生活方式，恰好跟外面世界趋同的生活保持了一种默契。
玉素甫在莫玛铁热克，彻底适应了维吾尔族人群中的生活。他的妻子还在念叨着米泉回族的亲人们和那里的吃食、风俗。想想她的后半生，也只有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念叨里了。
丢下米泉的回族生活，回到莫玛铁热克的玉素甫，并没有继承爷爷和父亲的维吾尔族生活方式，也没有完全沿袭母亲回族式的生活。达斯汗已经撤离了他们的家庭，被餐桌代替了，床代替了炕。他的家庭陈设既不是维吾尔式的，也不是回族式的，更不是东乡族式的，混合的结果，也许生活里暗藏各种元素，但哪一种民族风格都占不了上风，民族特色完全淡化了。
有些东西似乎是难以捡回了，比如纯维吾尔族的生活、原汁原味的回族传统。失去了一些无形的东西的同时，玉素甫得到的也很丰盈，在这里他们联结上了血脉亲情。这块土地给他们文化上丰厚的回报，也是别处没法给予他们的，孩子们学双语的舌头，从小就比玉素甫那时候要灵活很多，他们再也不用担心他们没法跟维吾尔族朋友聊天，也不用担心回米泉没法跟回族亲戚拉家常了。
“没有坏的生活，也没有不能过的生活，只有过不好的生活。这么多的人都在过这种生活。别人能过的生活，我们也能过下去。”玉素甫说起这些时候的语气，带着几许沉吟。我知道，他想在人前尽量显得达观一些。
他不知道“混血”的家庭意味着什么，也没有细想过，捡起了一种生活的同时，可能就要抛下另外一种生活。他想把两种生活接起来，生活出现断裂的时候，又想着靠混淆与别人的差别来为自己宽心。玉素甫眼睛里时常显现出的焦虑和忧郁，还有他妻子望着马路时疲惫的眼神，泄露了他们跟这里埋头过日子的人有些不同，他们是有过另外一种生活的人，那种生活现在被他们抛在了远处。
沙坡上的羊圈
墩阔坦，维吾尔语的意思是沙坡上的羊圈。这个名字很形象地将这个镇的地貌和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的历史涵盖其中。过去，这个地方跟新疆很多地方一样，以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现在牧业已经退居其次，农业占了主导，大片的玉米地、麦地、棉田和红枣林、白杏林、核桃林、苹果林，在一年不同的季节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羊圈倒成了不那么多见的风景。
在维吾尔族比例占百分之九十九的新疆库车县农村，我听说墩阔坦镇亚喀守努特村401户人家里有32户汉族，大为惊奇。当墩阔坦镇有人告诉我，在亚喀守努特村，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墓地紧紧挨着的时候，我立刻问对方：两个墓地相聚多远？
对方看出了我的怀疑，说，去看看就知道了。
在北疆，我非常熟悉那种汉族围裹中维吾尔族人家的生活。维吾尔族包围中少量的汉族人，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在层层维吾尔族人群中的汉族小队，两个民族的文化习俗如何在交融？双方用什么语言方式在交流？生活中的交往是不是顺畅？我几乎是带着满心好奇扑进这个叫亚喀守努特的村庄的。
在村口我果然看到了两片紧紧相连的墓地，一边是汉族的，一边是维吾尔族的，中间仅留出一块砖的距离，方便人们通过。这不管在南疆还是北疆都是十分鲜见的。
从墩阔坦镇的亚喀守努特村民汉墓葬那头儿的棉花地里走过，我远远地看见一个戴头巾的妇女在地里摘棉花，背影看着是个维吾尔族女人。她把摘的棉花大把大把地塞进身上穿着的夹袄里，这个动作很当地化，让人联想到维吾尔族女人往丝袜里、往胸衣里塞钱的动作。
棉花从领口塞进去，压几下，摘了再塞进去，再用拳头往下压瓷实。棉花从她的胸部一直上升到脖颈，压下去，弹回来，胸脯像灌满了奶的奶牛的巨乳，乳房快要从领口爆开的样子。她这才停住手护住胸部，从棉花地里走上来，把“巨乳”里的棉花一把一把掏出来，塞进棉花袋子，剩下的，像是給婴儿喂奶一样，挨近棉花袋子，把“奶子”里雪白的棉花倒出来，灌进一条长长的白布袋子里。起初，布袋子像一个胎盘软软地摊着，棉花倒进去后，袋子鼓了起来，她像骑马一样。把袋子拉在胯下，骑在袋子上，把袋子拉进棉花地，坐在袋子上，清地里没清完的棉桃。袋子里的棉花越装越多，放平摊在地上，变成了一条褥子，被她拖着走。她摘累了，就势躺倒在棉花行子里，棉花袋子在她裤裆的部位，陡然高起来，像是底下盖着一个初生的婴儿。她仿佛是产后的妇女，脸上疲乏而又满足的样子，眼睛看着羊群在棉花已经清完的地边吃棉花叶秆。那些羊都是她的，个个黑身子、白腿白脸，是维吾尔族在古尔邦节宰的那种宰牲羊。她养的羊很有名，很吃香，镇里的清真餐馆也点名要买她的羊。每年古尔邦节前，羊都被维吾尔族村民买走了，她基本上自己吃不到自己养的羊。这些羊，是她今年重新买来养的。
这个女羊倌叫杜腊娥，是我到亚喀守努特村认识的第一个村民。她的父亲杜学发，就是1960年修哈密铁路下放到亚喀守努特村的湖北人。跟他父亲一起到来的，还有80多个湖北老乡。现在活着的基本都生活在这一带，逝去的就葬在汉民墓葬里。活着的时候，这个村两个民族的兄弟姐妹血肉连着血肉，死了以后也是骨头挨着骨头。
离羊群远远的地方，卧着温顺的大黑狗，很胆怯地用金黄的眼睛环顾四周。狗在这个村庄里，是可以养的，不犯禁忌，维吾尔族人不吃狗肉，也不用担心它会被人抓去吃了。天冷了，杜腊娥看到狗，就想到狗肉的味道。狗好像知道杜腊娥心里在打它的主意，见到她很胆怯。杜腊娥说，这狗，见了羊都躲，胆小。一年四季吃不了几顿肉，狗没有骨头啃，腿细细的，都懒得费力气站起来。杜腊娥觉得狗很聪明，故意在她面前不吃胖，让她没法宰了它吃肉。 其实，她一直迂回地想打破点儿禁忌：“我又不是尼姑，一年到头不吃肉。吃不了羊肉，吃点儿狗肉也行，冬天补补热量。”她说的一年到头吃不到肉，指的是猪肉，但她从来不说这个字，维吾尔族邻居听了会不高兴。她也不敢养猪，这个地道的湖北汉族女人，从正面看，塌鼻子，小眼睛，一点儿也不像一个放羊的维吾尔族女人。在这个村里待了半个多世纪，生活把她变成了一个女羊倌。养猪对于她，已经成为另一场梦境。
她家里除了羊和狗，还养了維吾尔族人喜欢的鸽子。只有猪这样的东西，已经与她无缘了，“这辈子不可能再养它了”。她还是不愿意说出那一个字，她已经习惯了，不说，就是为了尊重维吾尔族的习惯，她很明白，尊重一个民族，首先尊重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你养了猪，家里吃猪肉，维吾尔族人就不会来你家里做客了。她不愿意为了这个，失去维吾尔族朋友。在维吾尔族人家吃饭，她会跟着他们接都阿，她接都阿的动作很笨拙，她说就是觉得这个习惯好，感谢老天恩赐的食物，每天这样提醒，就不会浪费辛苦得来的粮食。
她记忆里，还残留着小时候跟父母拜菩萨的场景。墩阔坦村里没有地方拜菩萨，只有清真寺，而且女的不让进入。她说自己都觉得尴尬，突然觉得自己平时的拜谒动作，怎么像跟着维吾尔族邻居接都阿的样子。跟着维吾尔族村民接了几十年都阿，都接成习惯了，改都改不过来了，没有办法。
对于村里维吾尔族老乡做乃玛孜，她已经见惯了。她很佩服他们封斋，可以一天到晚不吃不喝，她说，他们习惯了，我们不行，学不会。似乎唯有这个时候，她感觉出了很明显的区别，平时都用“我们”来表述两个民族的她，分别用了“他们”和“我们”。
耐人寻味的路遇
乃吉米丁驱车在村道，路遇开车路过的汉族中年男人周立平。乃吉米丁急停车，摇下车窗跟周立平打招呼，对方也停车摇下车窗玻璃。周立平那张汉族人特征明显的脸上，竟然一脸维吾尔族长者的持重。他们互致问候，我坐在车上，琢磨双方耐人寻味的表情。
周立平作为长者主要是倾听和回礼，一脸很内化的关切、问候的神情，就像父亲对一个孩子，怕他任性，保持着不动声色的喜爱。这样的表情，我在很多维吾尔族长者的脸上无数次看到过，却没有像今天这么打动我。这一次，我在一个长期与维吾尔族一起生活的汉族人脸上看到了。双方都坐在车座上，从他们侧面欠身的动作，脸上的那份庄重肃然，感觉他们在心里，一起完成了站立着行礼致意的动作。
他俩的见面问候语里，没有汉族人通常路遇熟人时那种外化的客套，双方都用了维吾尔语问候对方。乃吉米丁问候的句子长一些，更急切一些，右手久久地抚在胸口。周立平半低垂着眼帘，缓缓地点头，柔声地回应，右手不时地抚着胸口，仿佛接住乃吉米丁的滚烫的问候，用手抚摸着，好把这些句子揉进心脏里去。
明显地，周立平掌握了维吾尔族长者在幼者面前，把持住自己，稳重自尊的精髓，那样子，似乎在给年轻人做成熟长者的示范。一个汉族一个维吾尔族，一长一幼，他们双方都不约而同地用了维吾尔族的礼仪。
汉族的周立平，似乎无意间向维吾尔青年乃吉米丁传达出这样一个讯息：我用维吾尔族长者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全身心地接纳你，就像接纳我的孩子一样。乃吉米丁的问候，也证实了自己以幼者的身份，谦卑地面对一位长者，向他致以虔诚的问候，他用传统的维吾尔族幼者的礼仪，赋予了这位长者应有的尊严感。而汉族男人也坦然接纳了这个维吾尔小伙子平时对待本民族父辈的那种正规问候方式。
村头路遇，驱车相向时骤然停下，一切自然而然，也来不及思索什么和转换哪种问候方式，语言相通，神情一致，一看就明了，两个人都是发自内心。乃吉米丁给了对面这个汉族男人，应得的一份隆重礼节。男人也以长者的风范，还了他一份维吾尔式的礼仪。一汉、一维吾尔的一场会面，顺利完整地完成了一个民族整套隆重而繁复的程序，显得天衣无缝。
这里没有民族之分，只有长幼之分。汉族周立平的一整套动作和表情，是一个在维吾尔族人群中深入不久的人或者一个心无诚意的人无法模仿的。那是一种与另一个民族长期生活后不断训练，被另一种文化礼仪熏陶的结果。
甚至不用说话，看看周立平的表情，任何维吾尔族人都懂，眼皮的下垂度证明长者带着认可的倾听，嘴角抿紧时的恰到好处力度说明着诚意，声音的高度、厚度示意周立平这种年龄的人，在幼者面前应有的尊严，他颔首和身体前倾的幅度，表现出对幼者的关爱，甚至法令纹的深度和长度，都表现了一种长者在幼者面前隐形的力量。这些表情的细部都传达着一种难以言传的细微情感。拥有这样的表情的一张脸，脸上的神情符号齐备，无论他的五官长得是否维吾尔，无论他有没有胡须，戴不戴朵帕（小花帽），都像是一副典型的维吾尔族长者的尊荣，不由“乃吉米丁们”不肃然起敬。
关于翻译这档子事情
在库车老城的王府待了一年多，我总是在两种语言之间不停地转换，回到新城跟宁波援疆指挥部的宁波人讲汉语，回到老城讲跟维吾尔人讲维吾尔语，新城和老城之间的8路车，成了我有形的语言环境转换通道。8路车从老城出发，中间不停地上下车的是老城的维吾尔居民，车临近新城，维吾尔族人越来越少。到了新城，上上下下的多半是汉族居民和外地游客。我的语言系统也慢慢适应了从纯维吾尔语到汉语的转换。
有时候在车上猛然接到电话，会愣一下，不知道该选择用哪一种语言去问候对方，一般都会停顿，等对方先发话。有时候，刚接完上一个维吾尔语电话，下一个紧接着讲汉语，语言应对系统还停留在维吾尔语上，维吾尔语的尾音和应承方式，会出现在汉语电话的开头，语言系统的流转，简直是在考验我的快速转换能力。
到了亚喀守努特村，我一下子轻松了。无论跟汉族还是维吾尔族坐在一起聊天，相互之间都不再感觉有任何障碍，对汉族和维吾尔族的习惯以及互相引发的话题，汉族和维吾尔族彼此都很默契，用不着翻译和多余的解释。维吾尔语一出口，所有的人，无论维吾尔族还是汉族都同时做出会心的反应。大家同时大笑，同时叹息，或者同时陷入沉默，对一个问题的眼神征询，也是不约而同的。一场热烈的谈话中，翻译往往导致语言的误差和理解的滞后，比如大家同时听一个笑话时，懂某种语言的先笑过，或叹息过一波，过了片刻，持另一种语言的人在别人笑的时候，不合时宜地叹息，在别人叹息的时候，不合时宜地大笑。翻译的滞后，往往导致情绪不同步，反映不一致，别人正进行一场欢快的谈话中间，突然插进来的不和谐的悲声叹息，令人尴尬和不愉快。畅快的交流往往在这时中断，留下一段略显扫兴的空白，或者干脆被打上休止符。 亚喀守努特村书记热合曼认为，翻译有时候使交谈中断，令交谈者注意力分散。他打了一个比方：仿佛往河里扔了一块硬邦邦无从下嘴的干馕，需要在河水里泡上一阵，再在下游接住继续啃，馕是泡软了，却带了不少水分，味道远不如刚出馕坑的热馕色香味俱全。
也许是在长久的维吾尔族、汉族混居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即使在没有维吾尔族在场的情况下，亚喀守努特村的汉族与汉族之间，也时常用维吾尔语交流。为了與他们的语言保持一致性，他们甚至沿用维吾尔族的问候习惯相互问候。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令我啼笑皆非。
这个村的人，无论维吾尔族还是汉族，已经没有民族之分，也无所谓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语言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交流沟通，哪个方便交流就用哪个。在亚喀守努特村浓厚的维吾尔语环境中，许多汉族村民对当地农作物、植物、农具的称呼，几乎找不到完全对应的汉语，比如蔷玛菇、乌斯曼、坎土曼、海娜，还不如直接用维吾尔语表达来得便当，男女老少都懂，通行无阻，维吾尔人也可以随时加入他们的话题。
在这里生活了56年的杜学发，用了大半辈子维吾尔语了。他觉得对维吾尔邻居说“麦场”，还不如说“哈曼”来得快，；你说“公牛”不如“卡拉”更便捷；你说马，还不如说“阿特”轻松；说你来借马，弄不好会被跟维吾尔族人听成“妈”，岂不闹出笑话。
好在到了湖北老家，这个村的汉族人还保留着一套湖北方言交流系统，足够他们表达乡情、亲情。在村里说维吾尔语并没有使他们损失母语的成分。
在这一点上，汉族人刚来村里的时候，跟维吾尔族人打交道就没有那么便利。汉族人想要买枣，得把维吾尔老乡领到枣树底下，买菜要领到菜地里，见不到实物，就没法表达出自己要买啥，闹过不少笑话。比如买鸡蛋，就得打手势，行不通时，就指着鸡屁股比画，没有母鸡在场时，干脆自己扮演母鸡，半蹲着身子，嘴里呱呱呱呱乱叫，两只手臂权当鸡翅扑腾，原地打几圈，从自己屁股后面掏一把，再用两手的大拇指、食指圈成一个鸡蛋大小的圈。维吾尔族老乡大笑着，总算领会了汉族村民费劲地表演母鸡，艰难地“下”出来的这只哑巴“蛋”。要做交易，就逼得村里的维吾尔族不得不向汉族学习汉语。热合曼的孩子全部被送进了汉语学校，而不少汉族人，则选择就近让孩子上维吾尔语学校。选择学校时，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这种交叉选择非常耐人寻味。
热合曼说，近几年，一大批河南人刚开始来到村里摘棉花，他完全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处处为难，只好请村里的湖北人出面当翻译，谁知他们操两种方言，湖北人和河南人很多话互相也听不懂，不过基本的沟通倒是没有问题。亚喀守努特村的人听惯了湖北话，听河南话反而不习惯。
热合曼的汉族“女朋友”
去年冬天，我去村书记热合曼家，看到屋里的摆设基本上接近汉族人家了，椅子、沙发、茶几，完全是一个现代汉族家庭的陈设。院子里的大铁窗算是他家最富有民族特色的物件了，还有满院子的葡萄架，那是维吾尔族人家必不可少的。
一开始热合曼体谅汉族村民，认为汉族村民来家里做客，上炕要脱鞋太麻烦，炕上盘腿坐着吃力，就没有造木板炕，也没有按照维吾尔族的习惯，空出一间房子，在地上铺上花毡和褥子，招待来客时用。
后来，反而是村里的汉族人提醒热合曼，不要只考虑汉族人的感受，也要尽力满足维吾尔族朋友的需要。热合曼也发觉自己家的缺憾，今年夏天专门辟出一间宽大的房间，完全装修成了典型的维吾尔族风格，地上铺着彩色花毡，中间放着一长溜桌子，客人来了就铺上褥子，坐在桌子两边喝茶聊天，无论汉族朋友，还是维吾尔族朋友，都觉得坐在这样的房子里，才能找到在维吾尔族书记家做客的感觉。
去热合曼家，一半时间能碰上吃拌面，一半时间吃米饭炒菜。有汉族朋友来，他一顿饭会炒好几个素菜，菜式已经不是维吾尔族的杂烩菜式，而是单样菜清炒。无论吃什么，一大块达斯汗牢牢占据着餐桌的位置。热合曼说，别小看这达斯汗，它如果撤出，几乎等于将维吾尔族的生活方式一起撤出了家庭。
热合曼的妻子和女儿平时也穿长裤、短衫，去维吾尔族朋友家参加婚礼等重要仪式时，穿着习惯才向维吾尔族靠拢，扎头巾、穿裙子。
热合曼喜欢向我炫耀他的汉族朋友，他先说他的汉族“男朋友”打得一手好馕，是汉族里有名的那瓦伊（打馕师傅）。亚喀守努特村的湖北男人，居然跟维吾尔族学会了打馕。从饥饿年代的苞谷面馕开始，到现在的库车大如车轮的麦面大馕，不少当年从湖北来的汉族人在村里生活，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打馕技术。
汉族的有些技术，维吾尔族似乎学不好，比如宰鱼。我在热合曼家里，看七八个维吾尔族壮汉，围着一个汉族女人帮热合曼收拾一条大鱼，去鱼鳃、刮鳞片、剖鱼肚、清理内脏，到最后剁成块状，男人们始终围观，丝毫插不上手。他们宰羊宰牛不在话下，七八条汉子对付一条鱼，却不如一个汉族女人。
热合曼喜欢吃鱼，自己不会收拾鱼，想吃鱼了，只好请村里的汉族“女朋友”帮他收拾。热合曼的汉族“女朋友”，有个漂亮的维吾尔族名字，叫佐冉姆。这是她小时候，村里的维吾尔族人起的，村里人叫了大半辈子，真名都快没人记得了。热合曼一口一个“佐冉姆”，叫得格外顺口。热合曼说，他跟佐冉姆的丈夫是“男朋友”，跟他的老婆自然是“女朋友”。他吃了半辈子鱼，都是“女朋友”来他家帮他收拾的。
热合曼说，他不能没有这个汉族“女朋友”，不然这美味的鱼肉，就没法吃到嘴里。热合曼妻子在一边听着，笑眯眯地点头。这样的“女朋友”，他可不敢亏待她。他每次请“女朋友”来干活，吃完烤鱼，都会送几条小鱼给她带回去。
热合曼最怕坐飞机，全村的人都知道。他第一次跟库车援疆指挥部去宁波，上了飞机后，担心飞机一升空，自己会从天上掉下来，硬是要求下去，结果所有飞机上的旅客，都下飞机检查，重新登机，飞机为此延误了两个多小时。后来他去武汉看读书的儿子，坚决不坐飞机，宁可一路倒五次高铁，也心甘情愿。他觉得，人没有翅膀，上天下地的事情太不保险了。至少高铁不会脱离地面，只要贴着地面跑，跑得再快也是安全的。 跟热合曼的妻子坐在一起，佐冉姆能嘴巴不停地用维吾尔语聊两三个小时，从汉族人女儿嫁出去坐月子婆家伺候，说到维吾尔族嫁出去的女儿坐月子、生病都是娘家伺候；再从维吾尔族把饭菜都混在一锅煮的做法，说到汉族相对而言单一品种的炒菜方式，佐冉姆说得技痒难忍，干脆在“男朋友”家试验一番，热合曼的妻子由此跟她学了不少汉族菜式。热合曼说，现在他家里的炒菜方式，也变得维汉混合，而且充满佐冉姆的味道。
舒国连一辈子的“未婚妻”
舒国连18岁的时候，就在心里叫帕蒂姆罕“我的维吾尔族未婚妻”，这个“未婚妻”没想到叫了一辈子。半个世纪前，舒国连来到墩阔坦乡亚喀守努特村，就住在帕蒂姆罕家里。帕蒂姆罕父亲早逝，舒国连跟她哥哥同住一个大炕，同耕种一块土地。
舒国连叫帕蒂姆罕的母亲“我的维吾尔族妈妈”，“维吾尔族妈妈”做了饭，第一个就是让帕蒂姆罕叫“汉族儿子”吃饭。舒国连如果在地里没回来，“维吾尔族妈妈”会把最稠的饭留给他。20世纪60年代初那个饥饿年代，家里四个孩子都吃不饱，帕蒂姆罕的妹妹都怨母亲收留这个汉族儿子，把他当爷爷一样，给他分食家里人的那份粮食。性情温和的“维吾尔族妈妈”给了女儿一个巴掌，这是舒国连亲眼看见的。“维吾尔族妈妈”说：“就你知道饿，他也有肚子，都是一样的人，饿了都要吃东西。你不给他吃，你吃了让他饿着，你心里舒服吗？”
当时舒国连听见了，躲到马圈里去哭了一场。
住在这个家里三年，“维吾尔族妈妈”的大女儿喜欢上了聪明能干的舒国连。舒国连的衣服都是帕蒂姆罕的大女儿偷偷洗的。爱情就是那么阴差阳错不长眼睛，做姐姐的明知道舒国连心里喜欢的是妹妹帕蒂姆罕。“维吾尔族妈妈”没有去制止青年人的这一切，只是宽厚地看着他们自然发展。
舒国连禁不住向帕蒂姆罕表白，想娶她做媳妇，要拉她去跟“维吾尔族妈妈”说。帕蒂姆罕一口拒绝，说不能嫁给他，她觉得这样会伤了善良的姐姐的心。舒国连又一次去他心爱的马圈抹眼泪，最终还是妹妹跟姐姐说了发生的事，姐姐从马圈把他叫回来吃饭。这个家平静如常，舒国连却没有表白之前那么自然了，心里觉得亏欠了端饭、洗衣服的姐姐。
被拒绝的舒国连死了心，打算娶村里杜学发的女儿——大胆追求他的湖北姑娘杜腊娥。“维吾尔族妈妈”知道了“汉族儿子”的这个想法，明白他不好意思主动对自己开口说，就开始默默地为“汉族儿子”准备结婚用的东西。她跟三个女儿一起绣十字绣的枕头、窗帘、被套，做棉花褥子。收拾好了婚房，就是平时舒国连跟维吾尔族哥哥住的房子。结婚那天，伴娘就是帕蒂姆罕的妹妹，维吾尔族哥哥赶着毛驴车把汉族新娘子杜臘娥接进了家门。
这两个从湖北来的男女，就在“维吾尔族妈妈”家举行了人生最难忘的婚礼。“维吾尔族妈妈”倾其所有，请了全村的维吾尔族和汉族村民，按照维吾尔族的风俗，为两人操办婚礼。“维吾尔族妈妈”和儿子忙前忙后招呼男女客人，帕蒂姆罕端茶端饭，勤劳的姐姐蹲在院子里洗锅碗瓢盆。晚上篝火中的麦西来普，新郎、新娘和前来祝贺的朋友们，还有“维吾尔族妈妈”的女儿们一起唱歌、跳舞，这场特殊的婚礼充满了被集体祝福的快乐。等到第二年村里的维吾尔族村民帮忙为舒国连盖了房子，他们两口子才依依不舍地从“维吾尔族妈妈”家搬出去。
如今65岁的杜腊娥，仍然把帕蒂姆罕叫作“我老公的未婚妻”。她说：“他们一辈子没有能结成婚，她就是我老公一辈子的未婚妻。”杜腊娥和帕蒂姆罕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帕蒂姆罕前年死了男人，老年体弱多病住院了。她和舒国连去看望帕蒂姆罕。杜腊娥说：“我老公在他‘维吾尔族妈妈’家里吃住了三年，他们一家对他像亲人，我嫁给了舒国连，就成了他们家的媳妇。维吾尔族、汉族一样的，‘维吾尔族妈妈’是他的妈妈，那就是我的‘维吾尔族婆婆’。我的妈妈跟他的汉族妈妈活着的时候，两个人也好得很。维吾尔族不会种菜，我妈妈种的菜摘了每天送到他们家。‘维吾尔族婆婆’家里的鸡下了蛋，舍不得吃，攒了一盘子，端到我们家。我生孩子、坐月子，吃的都是她送来的鸡蛋。”
“维吾尔族妈妈”端鸡蛋端了几十年，端成了习惯。杜腊娥家养羊、养驴、养牛，就是没学会养鸡，可杜腊娥家里从来没有缺过鸡蛋，端鸡蛋的盘子都烂了好几个。只要“维吾尔族妈妈”家的鸡还在下蛋，鸡蛋就会源源不断地被送来。“维吾尔族妈妈”最后一次端鸡蛋，是在她77岁的时候，她进了杜腊娥的院子不小心摔倒了，两天以后老人去世了。杜腊娥的妈妈哭词里说她送了一辈子的鸡蛋，哭丧用的是维吾尔话和维吾尔族人哭的调子，四邻听得都跟着掉眼泪。
“维吾尔族妈妈”去世后，舒国连披麻戴孝，夜里偷偷带着杜腊娥去烧纸钱。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汉族儿子”在为“维吾尔族妈妈”尽一份孝心。他按照对待自己母亲的礼节来祭奠这个亲人，表达难以言表的情感。这个秘密也许永远不该说，心直口快的杜腊娥还是忍不住告诉了我。
串 门
大清早，村书记热合曼开着车，跟我一起去接杜腊娥和丈夫舒国连，我们约好了去看舒国连的维吾尔族“未婚妻”帕蒂姆罕。
腊娥穿着崭新的花棉衣坐进了车里，舒国连说他要修好了电动车骑着去。腊娥说她丈夫晕车很厉害。热合曼书记一听，说：“干脆把帕蒂姆罕接到杜腊娥家来。”
穿了新棉袄，做好了做客准备的杜腊娥有点失望地下了车，站在路边上，看着我们的车开远。
进了帕蒂姆罕家的院子，她儿子先迎了上来，说母亲在做饭，就等客人来吃饭啦。
进了门，帕蒂姆罕果然已经在洗菜做饭，切好的肉、削好的土豆，择好的芹菜、青辣椒，洗好的白菜、西红柿，红红绿绿，青青白白，摆了一案板。
热合曼书记说，赶快放下活儿，去杜腊娥家里。
帕蒂姆罕顿了一下，说要去换身衣服。
我跟着帕蒂姆罕进里屋，看着她换衣服。
她一边招呼我坐，一边从木箱子里抽出毛衣和裙子，套在细瘦的身板上，在毛裤上穿上长筒袜，拉上人造革上装的拉链，站在镜子前裹好了花头巾，提了只手提包，匆匆出门上了车。 杜腊娥的家，外屋只有一张桌面开裂的八仙桌和破旧的碗柜，里屋除了一张双人床，空空如也。外屋的炉子里生了火，来了人只有挤在逼仄的外屋说话。
我挽着帕蒂姆罕进了屋子。围着从来没见摘下来的蓝布围裙的舒国连，赶紧摘下围裙，伸手把杜腊娥用来装棉花的白布口袋，铺在没刷油漆、凳子面粗糙脏污的长条凳上，凳子上的煤灰和污垢被遮住了。帕蒂姆罕看了一眼棉花袋子，善解人意地坐了上去。灰暗的屋子，立刻被帕蒂姆罕的大花头巾、崭新的人造革上衣映得生动鲜亮起来。
杜腊娥已经换下了先前准备去帕蒂姆罕家穿的那件花棉袄，重新换上那件被她塞棉花塞得腋下、肩头开裂的土灰色的旧棉衣，灰扑扑的，忙前忙后给帕蒂姆罕倒开水，端红枣、核桃。舒国连洗了好几只香梨，用一只大碗盛着，放在八仙桌上，推到帕蒂姆罕面前，然后搬了个破凳子，用围裙擦擦手，拍打了一下灰尘，在帕蒂姆罕一侧坐了下来，给帕蒂姆罕敲了一堆薄皮核桃，剥出核桃仁放在她面前的塑料袋上，乐滋滋地看着帕蒂姆罕吃核桃，一副很满足的样子。
杜腊娥剥下核桃里的格挡膜，揉碎了，摊在手掌里让帕蒂姆罕看。“这个放进开水里泡泡喝，可以治病。”帕蒂姆罕将信将疑地点点头，把手里捧着的半碗开水递过去，杜腊娥像放名贵的茶叶一样，把碎核桃膜放进开水碗里。舒国连有点尴尬地看看开水里漂浮的核桃膜碎屑，转身打开身后没有刷油漆的旧碗柜，翻腾了一阵子，摸出一只矿泉水瓶，像小孩子炫耀玩具一样，对着帕蒂姆罕快速地晃了晃，里面泡着的紫红色颗粒透过光显得十分耀眼，引起了帕蒂姆罕的好奇。她像个孩子一样抢过瓶子，问舒国连里面有什么秘密。
舒国连吸引了帕蒂姆罕的目光，十分得意地笑着。他把瓶子夺过来，继续对着帕蒂姆罕摇摇，把帕蒂姆罕的目光彻底摇了过来，这才打开瓶盖，自己闻了一下，让帕蒂姆罕也闻了一下。帕蒂姆罕止不住好奇，问：“有酒味，到底泡了啥？颜色这么好看。”
“黑枸杞泡酒，补身子的，给你倒一碗补补。”舒国连顺手拿起一只空碗要倒酒，帕蒂姆罕赶紧站起身，捂住瓶盖。杜腊娥在一边责怪丈夫：“人家不喝酒，傻不傻。”舒国连憨笑着，帕蒂姆罕一副纵容的表情，俩人心领神会地笑了。
杜腊娥从碗柜里摸出一个小布袋子，用粗糙开裂的手解开帮着袋口的细麻绳，凑到帕蒂姆罕面前，拿过放过核桃仁现在已经被帕蒂姆罕吃光的塑料袋，说：“我夏天放羊的时候，摘了不少，倒一半给你拿回去泡水喝。”说着就要往塑料袋里倒黑枸杞，帕蒂姆罕捂住塑料袋，制止说：“听我的，留着，给老舒泡酒喝。”
舒国连看看俩人在争执，又从碗柜里摸出两只小塑料袋，放在面前的桌子上打開，一只袋子里是半把花椒，一只袋子里是一把大料。帕蒂姆罕拿起大料闻了闻，说：“这是什么东西？这么香。”
舒国连赶紧抓了半把大料，抢过帕蒂姆罕面前的塑料袋，装了进去，帕蒂姆罕从另一只塑料袋里抓了点花椒，丢进塑料袋，凑近鼻尖仔仔细细地闻了一会儿，合上了塑料袋，把袋口挽住，打开手提包，放了进去，拉上拉链。
舒国连说：“做大盘鸡少不了放这些调料。”
帕蒂姆罕说：“那今天去我家，我做大盘鸡给你们吃。”
帕蒂姆罕还是邀请了杜腊娥两口子去她家吃午饭。
可能是早上已经做好准备，也可能怕大盘鸡做不好，帕蒂姆罕麻利地做好了拉条子和馄饨。饭端上来，看杜腊娥腰疼，帕蒂姆罕给她铺了褥子，垫了垫子，让她坐在炕头上吃。
舒国连坐在炕沿上，像个腼腆的新郎官一样客气，一脸喜色地看着帕蒂姆罕忙东忙西，或者跟她儿子聊天、抽烟，似乎不好意思吃东西。
吃了饭，临走时，舒国连当着杜腊娥的面，还把100元钱塞进帕蒂姆罕手里，让她买件衣裳。帕蒂姆罕推让着不肯收，杜腊娥劝她收下，还约她改天陪自己去医院看看腰，说舒国连不会照顾女人，她要他的“未婚妻”陪她住院，说着乘势把钱塞进帕蒂姆罕的提包里，替她拉上了拉链。
归根的落叶
杜学发家院子外的路上，村里两棵标志性的“连心杨”上面的雾凇，在太阳底下慢慢化开了，在空中变成雪绒花，再化成露珠，一点一滴落在从树底下走过的人们身上。那口在树上挂了几十年的大铁钟大张着嘴，好像在向每个走杜家大院的人打招呼。
杜学发穿着崭新的中山装，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坐在院子里最尊贵的寿星位置上，维吾尔族村民们和汉族村民们都一一来向他祝福。
大门口村里的老乐手的唢呐和手鼓响彻村子，院子里的男男女女随着乐声跳起了维吾尔族舞。这个情形一如杜学发老人55年前初来村里时，那个维吾尔族村民欢迎湖北青年来村里安家落户的喜庆的日子。这里的人们每户认领一家湖北老乡，领到自己的屋里安顿着住下来，每家每户把自己的土地分出来给他们种。就这样，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这批湖北人扎下了根，生活到了今天。
给杜学发祝寿的，有跟他同龄的白胡子维吾尔族老人，也有跟杜建新差不多年龄的维吾尔族中年人，还有他们的后代们，挤满了院子。小狗追着孩子们满院子跑来跑去，很快活的样子。院子里的青杨树底下支了一口大锅，一群维吾尔人围着大锅在煮肉、做抓饭，烧烤炉跟大门正对着，一群穿着花花绿绿裙子的维吾尔女人在烤羊肉、鸡肉和禽蛋。人群里，杜腊娥和帕蒂姆罕的姐姐、妹妹挤在一起拍合影，惹得很多知情的老村民开舒国连的玩笑，他们推推搡搡，让舒国连也站过去跟女人们合影。
青杨树枝条上裹着的雪白的雾凇，遇到开锅抓饭的热气、烧烤炉的烘烤，滴答滴答地落下来，就像一场春雨，落在院子里忙碌的人们厚厚的棉衣上，院子里的气氛被雾气和水滴衬托得暖融融的。
为父亲94岁大寿致辞的杜建新，站在院子里跟他同龄的青杨树下，青杨树上残余的落叶落在他和父亲的头顶上，然后飘落在院子的地上。他触景生情，用维吾尔族语诠释“叶落归根”这个来自汉文化的成语。他说，他出生在这里，这里就是他的根。这话真的让我的神经有一种震动，他已经完完全全把这一块他出生长大的土地当作自己的故乡了。 如果说杜学发和舒国连这些湖北人56年前来到这里落户的时候，是一种生命从异地他乡的移植，他们的后人就像村口的这棵青杨，是在墩阔坦镇亚喀守努特村土生土长的。有人说过，看一块土地是不是自己的故乡，就看那里是不是埋葬着自己的亲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杜学发和他的后代对故乡新疆的认定中，确实有着更加耐人寻味的东西。
吃苹果的羊
从乌兰乌苏镇到三宫店村，中间要路过一四三团场。兵团与地方的分界，一眼便可以看出来。路两边兵团的树木被修剪得齐刷刷的，绿油油的像是田地边站岗的士兵，昂首挺胸，忘记了季节已经是深秋。地方上的林带里，树木保持着原始的状态，或佝偻着枝叶凋敝的身躯躲避着风，或四仰八叉向着天空伸展。即便几棵挺直了腰杆的年轻白杨，也呈现出水分不足的枯黄，给人一种风吹叶黄的晚秋景象。满林带疯长的红柳、白刺、野蒿、芨芨草，看似衰败的景象，却让人感觉到一种自然的生命力。
懒洋洋的秋阳悬在半空，照耀着林带边白花花的棉花地，仿佛一场大雪普降的样子。高出来的棉花秆子，像从雪地里戳出来的树枝丫，给人一种春天化雪的假象。摘了棉花后的棉田，像融雪后的大地，露出大面积的棕红，有种倦意。深秋的棉花，以云的轻，围裹出最深重的暖意，预示着冬天很快就要赶来了，天冷了，该摘棉花做棉衣穿了。
酒葡萄也开始采摘了，搭了架子的葡萄地里，葡萄藤缠绵在架子上，像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女子，拥吻着戳在地上的葡萄架，看着让人有一丝醉意。
乌兰乌苏的田地比沙湾县其他乡镇少，这里的农民学会了见缝插针地种菜，麦子收完就种上萝卜，不会空着地。乌兰乌苏的秋天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描述的是单一的金黄，红红绿绿的菜地沿着国道延伸。这里的蔬菜瓜果富含硒元素，也许是物以“硒”为贵，这里的蔬菜瓜果一年到头不愁卖，菜地边停满了收红薯、辣椒、豇豆的车。
三宫店村住户十有八九是维吾尔族，汉族人口不到十分之一，这在维吾尔族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北疆，是很少见的。村子里零星有几家回族和哈萨克族，从穿着打扮看起来很像是维吾尔族，他们都能用维吾尔语对话。
在这个村庄，能看到传统和现代相遇，地方和兵团相逢，维吾尔族、汉族、回族、哈萨克族四个民族的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沙湾县乌兰乌苏镇的三宫店村，看起来就像是整个多民族居住、多种生活方式并存的新疆的一个缩影。
在库车的农村待过一年多以后，再回到我老家沙湾的三宫店村，我有种错觉又回到了维吾尔族稠密的南疆乡镇村落。那些留着美髯的维吾尔族老人，扎着花花绿绿的头巾、穿着维吾尔族长裙的妇女，戴着小花帽的孩子们，还有院落里的大铁艺床，上面铺着手工擀的羊毛毡子，图案花哨、色彩艷丽，人们坐在葡萄架下喧荒，院子里的红枣、无花果、核桃树，树影婆娑……这里的民族风情与库车的乡村别无二致。
在三宫店村，占主导的生活习俗是维吾尔族式的。村里的饭馆都是清真的，三个超市有两家是维吾尔族人开的，卖的商品除了一种北京产的中医养生脚贴和江苏产的卫生巾是纯汉文包装，其他商品均有维吾尔文标识。吃的、喝的、用的，甚至学生文具，都是新疆本地的少数民族企业生产的。维吾尔族开的超市里面没有烟酒，不过进了饭馆，还是能看到有人抽烟喝酒。
村道边的苹果树叶子都掉光了，一串串的苹果拽弯了树枝，累累的果实让苹果树不堪重负，像南方的垂柳一样树冠四垂，似乎在招引路人瞩目。
三宫店村的维吾尔族保留了喜欢种植果木的传统，并不完全是为了吃果子。果木种进院子里，美化了庭院，延续了一种习惯，就心满意足了。路边上、庭院里的海棠果、苹果、李子树，果子一直挂着“存”在树上，果实累累的景象，常常持续到天寒霜降。
村里家家都有苹果树，谁家的都吃不完，在三宫店想吃苹果可以随手采摘，不分你家我家的，苹果结得太繁密，人吃不光，只有喂羊。每家每户熟透了的苹果跌落下来，铺在地上，烂在沟里，也没有人去捡拾，只有羊去收拾残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苹果发酵的甜腻味。
在三宫店，我看到吃苹果的羊比吃苹果的人多。一群群的羊儿在渠沟边、墙角下，很过瘾地咀嚼地上的苹果，狗在一边看着，舔舔舌头无奈地走开了。
一些汁水滴落在草叶上，一些来不及滴落的苹果汁水，在羊的口唇边变成香甜的泡沫。我顿时感觉羊嘴巴变成了一个个活的果汁机，它们用牙齿碾碎苹果，用舌头搅拌着果泥，然后和着汁水咽下。呼吸着苹果的芬芳，我禁不住咽下口水，又不好意思走到树下面，跟羊争果子吃，怕惊了这些吃苹果的羊。
在阿娜尔·斯依提大婶家的院子里，我忍不住摘了一只红透的苹果，咬了一口，酸脆甘甜，就是那种小时候父亲从果园子里摘来，给我们吃的新鲜苹果味儿。我吃遍了各种各样的苹果，在三宫店与一直寻找的记忆中的苹果味道不期而遇。
阿娜尔说，南疆的果树品种嫁接了北疆的苹果枝后，才能结出这个味道的果子。
阿娜尔拉我进门，她要让我看看家里那张让她一生都很骄傲的照片。我一进门，就看到了客厅正墙上挂着一张维吾尔族妙龄少女照，那是12岁的阿娜尔。阿娜尔说拍这张纪念照，是因为她那天刚给周总理献过花。她说完飞快地低下头，掩饰着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闪现的羞涩笑意，她像是又回到了50年前的那个场景里，看得出她笑容后面的那种满足。
我仔细端详了那张单人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阿娜尔穿着花裙，戴着维吾尔族的小花帽，耳环在发辫里隐现。这副打扮现在看来也是非常正式隆重的。她12岁时的幸福，被这张照片定格，持续了半个世纪。50年前的那个场景经常被她回忆，她无数次对人绘声绘色地说起，以至于只要进过这间屋子的人，都会羡慕她50年前那幸福的一刻。
我在阿娜尔家，正巧遇见她的儿媳妇从库车县来看望她。儿子、儿媳妇每年都来看望她一两次，同时也不忘看望一下，结婚那年她从库车移植过来的四棵核桃树、三棵枣树和两棵无花果树。
阿娜尔说：“库车的冬季没有北疆那么冷，果木可以放心地在地面上过冬。南疆的树要连续三个冬天掩埋在泥土里，才能投胎为北疆的树。树木移植后的适应过程，跟人一样难，一样长。”说这话时，这位早年从吐鲁番嫁到乌兰乌苏的女人，像是在说她自己。 阿娜尔在瓷碟子里分别盛了从库车移植的树上，去年和今年结的核桃，劝我们尝一尝她在南北泥土上孕育的核桃。“坐在电视机前，每次看到南疆维吾尔族同乡们摘核桃、红枣、无花果的镜头，我的心就像核桃炸开一样的喜悦。受不了那种想自己种植的诱惑，我把南疆的核桃树移植到院子里后，结的核桃的模样、味道，跟库车的一模一样。”
在库车种植，然后在三宫店的泥土里睡了三个冬天，在北疆的大地上枯荣三个春秋，花了六七年时间结出的果实，如果只是为了满足口欲，那也太暴殄天物了。在我看来，那核桃似乎已经不是作为一种干果摆上桌子。阿娜尔把南疆的树移植到北疆土地的同时，也把当地的风情、当地的生活部分地移植到了自己的家园，这核桃完全是可以当纪念物来观赏和收藏的，就跟那张她献花的照片一样。
我猜想，每当看到南疆人收获核桃、红枣、无花果，让阿娜尔感到心神不宁的，应该是那种维吾尔族血脉里喜欢栽花种果、生活以果木为伴的基因。
一眼看过去，除了疏于管理的西红柿和两株高大的苹果树，阿娜尔小小的院子里，快要被那四棵核桃树、三棵枣树和两棵无花果树占据了。
阿娜尔解释说：“核桃刚栽种时，以为不一定棵棵都能成活，间距留得过小，现在树冠大了，那点儿地方，四棵核桃树挤不下了。”
阿娜尔的儿媳妇说：“婆婆种核桃树像北疆人种棉花。棉花种得密，还可以间苗，核桃树挪了土就活不成了。”
核桃树似乎听到了，核桃果实“砰”地落在地上，炸开了。
阿娜尔捡起来，擦掉泥土，剥掉外皮，赶紧往我手里塞，说：“今年雨水好，果樹们特别开心，果子结得特别繁。”好像我不吃，核桃树就会不开心似的。
阿娜尔望着那些茂盛的核桃树，嫌院子太小了。阿娜尔本来盘算，把门前那家邻居的房子和院子买下来，全部栽上核桃树、枣树、无花果树这些北疆不多见的果木。可那常年不在家的邻居，宁可院子荒着，苹果烂在地上，也不肯卖那座院子。她打算明年开春，再从库车运一些无花果树，让自家院子里的那两棵苹果树让位。
阿娜尔大概觉得门前两棵苹果树有点多余，“苹果结得太多了，没有人吃，冬天只有剁碎了喂羊。”
我想起在村路上看到的吃苹果的羊，说：“我也想变成您家的羊。”阿娜尔歪着头，看看对着苹果树垂涎的我，又看看苹果树，笑了起来。
坐在半空中的葫芦
苏莱曼·曼里克是比较早定居乌兰乌苏的维吾尔族人。过去这里的居民以哈萨克族居多。1947年他的父亲从吐鲁番迁到这一带，到1958年前后，从南疆迁到这里的维吾尔族人逐渐多了起来。
苏莱曼·曼里克小的时候，总是听他父亲念叨，过去吐鲁番的老家院子里搭了高高的葫芦架子，夏秋季节，架子下面挂满了大大的葫芦。
父亲描述的这个场景，在苏莱曼·曼里克的脑子里扎了根。他也曾幻想，在自家的院子里种满葫芦，夏天让父亲坐在葫芦藤蔓覆盖的架子下面乘阴凉，但他始终没有在北疆找到父亲说的那种葫芦籽。
过去那个年代的人，一年到头为吃饱肚子发愁。即便找到葫芦籽，也没人敢浪费土地，去种那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葫芦。院子每年被不同的作物占据，就是没有轮到过葫芦。
父亲没能等到在院子里种上葫芦就去世了。苏莱曼·曼里克这些年为了寻找葫芦籽，骑着毛驴跑遍了四周的乡镇村落，只要是维吾尔族人家，他都走进去询问，看看他们的庭院里有没有种葫芦。有一回，他看到老沙湾大梁坡一户人家种了葫芦，他欣喜地打听葫芦籽是从哪里来的。那家主人说，从吐鲁番带来的葫芦籽，种在院子里成活了，扯了长长的秧，爬上架子结了葫芦，却不长个儿，到头来只能摘了做水瓢。
去年，苏莱曼·曼里克让这家的主人从吐鲁番带了葫芦籽上来，今年春天试种在自己的院子里。葫芦碰到了爱它的人，结得特别好。不料八月里一场大风，掀倒了葫芦架，葫芦秧全部盖在了地上。好在葫芦已经长结实了，一个也没有伤着。为了帮葫芦抵挡大风，苏莱曼·曼里克用绳子吊起木板，让葫芦坐在木板上面。
葫芦像一个个光头的老人，在半空中悬挂的木板上坐实了。苏莱曼·曼里克坐在葫芦棚架下面的大铁床上，整整一个夏天，他看着这些葫芦发芽、长叶子、拉藤蔓、结葫芦，葫芦越长越大，葫芦们一个个都稳稳地坐在半空，他吊了半辈子的心，也在心房里坐实了。
儿子乌斯曼跟父亲打趣：“你一天到晚盯着葫芦看，葫芦都快要被你看出窟窿啦。”
苏莱曼·曼里克花白的眉毛和胡须都在对着葫芦笑：“我也觉得葫芦长出了眼睛，在看着我。我的眼睛里也长出了父亲的眼睛，我得替他老人家多看几眼。你瞧瞧这葫芦，一眼看过去，像一群慈眉善目的老人，多好看哪。”
有人向苏莱曼·曼里克买葫芦，他舍不得。他种葫芦根本没想过要把它卖掉。要卖掉，还种它干什么？他只是想恢复父亲给他描述的老家院子里的情形。父亲无数次对他说过的愿望，最后变成了他的愿望，如今他替父亲在离老家上千公里的北疆完成了这个愿望。
乌斯曼是个有经济头脑的年轻人，他认为父亲喜欢种葫芦，完全是出于维吾尔族传承的古老的种植习惯，只图好看，不图赚钱。这葫芦又不能吃，维吾尔族传统的生活中，葫芦一直用来背水，或者做成盆、瓢，现在葫芦的使用功能，已经被铁和塑料代替了。
乌斯曼有足够的耐心，等到屋子里、房顶上都放不下葫芦了，父亲自然会同意把葫芦雕成艺术品卖掉，到时候葫芦籽也可以变成钱。
乌斯曼说：“人不是葫芦，一代人跟一代人，总得有点区别，不能光像葫芦一样繁衍，几百年了，还是结一模一样的葫芦。”听起来似乎话里有话。
住在套间里听音乐的鸡
在三宫店村说克里木的名字，没有几个人知道，一说“光头强”，大人小孩都会指他家的房子。我让村道上一群练单车的维吾尔族小孩带路去“光头强”家，小孩捂着鼻子哄地散开了。
克里木家的院墙特别高，大白天门关得严丝合缝。 我们很用力地敲门，院子里才有了一点动静，里面的脚步声犹犹豫豫的。
门开了一条缝，一张干瘦的刀子脸探寻地伸了出来，像蛇一样机敏的眼睛四下看看，似乎在怀疑我们敲错了门。
刀子脸（我看叫他刀子脸更合适，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叫他“光头强”）旁边站了一个大眼睛、睫毛忽闪忽闪的男孩，圆圆的脸像被太阳烤熟的小馕一样。他一脸欢喜地把门缝拉大，兴奋地催促说：“赶快进来，鸡要飞出去了。”
刀子脸上挤出几丝笑意，然后快嘴快舌地解释说：“平时不怎么开门，邻居家嫌院子里气味不好闻。”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显出一丝尴尬。我立刻感觉这人内心很爱面子，接下来院子里展现的一切，足够让他的尊严扫地，后来我明白了，他是在用这话维护自己的尊严。
院子像一个垃圾填埋场，到处是煤灰和鸡粪，一群大大小小的鸡各自为阵，散布在院子的角角落落。院子里灰土飞扬，臭气熏人。
克里木把我们引进门，就迫不及待地向我们卖力地介绍，他的那些鸡多么英勇善斗，在县城斗鸡比赛获了什么奖，似乎这些鸡获奖可以替他挽回一些什么。
克里木推开侧屋门，一个两居室的套间里，只关了一只鸡。他双手抱起鸡，下意识地摸了摸它的嘴：“这阿达西（伙计）斗鸡比赛上被对手啄掉了上半个嘴巴，结果还是它打赢了对手，它从不输给别的鸡。可惜这嘴不像皮肉，啄坏了，就长不好了。”语气里似乎有点不甘心。鸡在他的怀里高昂着头，褪光了毛的地方露出鲜红的肉，鸡的上嘴露出黄里泛白的骨质，通红的脖子伸得直挺挺的，就像红布套在一截木杆子上一样笔直硬挺。
地上的食物，这只鸡用它的半只嘴没法叨起来，克里木每天一粒一粒用手把食物塞到它的嘴里。他怕鸡冷了似的，暖在怀里，用手抚摸它的脖子。“我每天给这家伙喂牛奶、核桃仁，巴旦木一天六粒，干果让它变得有劲道，又不长赘肉，斗鸡更有耐力。”
院子里另一只高大的鸡，见克里木手里抱着它的同伴，侧着脑袋用力瞄过来。
“那只鸡可是个英雄，它的黑眼珠被对手叨出来吃了，但它还是瞪着一只眼睛，把对手赶下了斗鸡场。”
那只有功之臣似乎听到了克里木的赞叹，向着这边踱步过来。我看到它右眼干枯破损，眼眶像被虫蛀空的小树洞，眼眶里残余的白眼珠像是粉笔渣或干了的鸟屎。
一群小鸡在满院子的煤灰渣里翻找吃的，两只公鸡和一只母鸡隔着一段距离对峙着。
“那两只公鸡就是这群小鸡的爹，那只母鸡是它们的娘。两只公鸡只有在母鸡身上踩蛋的时候，才和谐地合作，其他时候一遇上就斗。这些小东西，也跟他们的爹妈一样，一出蛋壳就好斗。”克里木特别理解这些斗鸡的习性，“这鸡跟一些男人和女人一样，公的母的放在一起就斗个不停。哈哈，好斗的习性还遗传给下一代。”
克里木家里没有女人，他说自己也像一只斗鸡，跟女人搁不到一块儿，娶了几个女人，都被他斗飞了。迷上了斗鸡后，他的烦恼飞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他只养鸡，不娶女人。
小圆脸的男孩跟他叔叔之间像有一根线牵拉着。他叔叔的脸冷峻如刀，不动声色，似乎叔叔克制和刻意隐藏起来的表情，都展现在了侄子的脸上。小侄子一听叔叔说斗鸡，就变成了一只小斗鸡，兴奋得小圆脸和脖子通红，眉飞色舞。久经输赢万变的斗鸡场，叔叔已经懂得，将狂热包裹在他破外衣下面，藏在灵敏如鹰的眼神里，小侄子还没学会掩饰那种性情中透出来的对斗鸡的狂热。
克里木客气地让我进屋子坐，我推门一脚踏进了他住的那间主屋，一股热乎乎的鸡粪气味和人体上散发的汗馊味扑面而来。他平时不大示人的生活场景，一下子暴露在外人眼前。我一眼看出他在努力遮掩那种猝不及防的尴尬，这种表情持续了不到三秒钟。我只顾上扫了一眼外屋他和侄子摊在炕上没叠的被筒，他便快速冲过来，夺路打开了里屋的门，脸上立即换了骄傲和开心的表情。
里屋正对着门是一个大炕，炕上堆满了花花绿绿的被子，华丽的褥子、毯子。那些花色看起来不像是男人用的，从这里看得出他婚姻生活的残留，只是炕上似乎没有人住过的痕迹。
屋子里和着一股鸡粪味冲出来的音乐，让人觉得这里似乎在搞一个麦西热普（歌舞聚会），然而，屋子里没有人，只有一只鸡从门左边伸出细长的脖子朝门口打量，沿着那条鸡脖子看过去，这只褪毛的鸡暴露在外面的皮肤上全部长满了黑紫色的斑块，像干血凝结在皮肤上。我朝屋子里面深入了一步，才看见这只鸡站在一个雪白的洗衣机上，就像昂首挺立在高高的舞台上的仙鹤。
在洗衣机旁边，放着一张带抽屉的桌子，桌子上的一台录音机里传出节奏欢快的维吾尔族歌曲，粗犷的男声似乎让这只鸡雄性大发，它两脚踩着洗衣机的机顶盖，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
“屋里没人，录音机开着。”
“我放音乐给鸡听。”
“给鸡听？”
“鸡生了水痘，听音乐水痘会好得快一些，你看它皮膚溃烂了，必须在干净暖和的屋子里养着，防止它的皮肤感染，现在已经水痘结痂了。”
我这才注意到，十月初，克里木家屋里已经生了炉子，暖烘烘的。他小心地摸了摸鸡身上的那些痂，“我让出了干净的卧室，烧炉子暖和它，放自己喜欢的音乐给它，它在这里比主人还尊贵，这么对待它，它心里应该会感激我，病也就会好得快一些。”
那只尊贵的鸡，站在洗衣机上专心地听着音乐，一动不动。炕上那些华丽的铺盖上，没有它光顾过的痕迹，看来它很领会主人的心意。我感觉克里木向我描述他这么爱他的鸡，确实在无形中替他挽回了一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