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女子赛艇运动员郭林娜兴奋剂违规事件被披露后,河南赛艇队出人意料地“集体退出”全运会所有项目的赛艇比赛。要知道,除去18日因郭林娜事件被组委会取消决赛资格的女子轻量级两个项目,河南赛艇队还有男女7个项目取得了决赛权。突然集体退赛真的是为了表明反省的态度,还是另有隐情?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加大打击兴奋剂的力度以来,中国体坛“兴奋剂”成为一大“禁区”。然而,虽然中国军团在奥运会上彻底与兴奋剂绝缘,但是在历届全运会上,兴奋剂事件还是从未间断过。从上届全运会孙英杰服药,到本届三起兴奋剂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全运会女子百米冠军、福建省女子田径运动员王静的兴奋剂事件格外让人震惊),让人们看到全运会舞台仍然有人铤而走险。
　　那么。全运会上的兴奋剂事件,为何屡禁不止呢?
　　
　　河南集体退出惹“争议”
　　
　　国家对反兴奋剂的态度一直十分明确,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第33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反兴奋剂条例》(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反兴奋剂条例》的出台、实施,标志着我国的反兴奋剂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然而,在随后的十运会和刚刚结束的十一运会上,还是相继曝出了兴奋剂事件。
　　十一运会组委会在10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河南省女子赛艇运动员郭林娜兴奋剂违规事件。在这起兴奋剂事件中,郭林娜的A瓶检测结果显示含有违禁物质19-去甲雄酮。据悉,本届赛艇比赛正式报到时间为10月12日,报到日当晚检查人员赶到山东日照对郭林娜进行赛前检查,14日进实验室,16日晚实验室报告阳性结果(反兴奋剂工作规定,阳性结果48小时后反馈),17日组委会将结果通报运动员所在代表团,18日公众便得知这一消息了。
　　虽然组委会因为A瓶的阳性结果已经禁止郭林娜参赛,但根据反兴奋剂相关规定,运动员有权要求开启B瓶,并参加听证会,只有这一系列步骤完成后才能最终确定对她的处罚。发布会结束后,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综合处处长袁虹曾表示,郭林娜有可能遭到禁赛4年的处罚,不能参加下届全运会。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去年奥运会前国际奥委会采取的“一旦禁赛超过6个月,便无缘下届奥运会”的严厉措施。
　　
　　面对国家相关方面严厉态度,河南赛艇队出人意料地“集体退出”全运会所有项目的赛艇比赛。记者了解到,除去18日因兴奋剂事件被第十一届全运会组委会取消决赛资格的女子轻量级2000米双人双桨、四人双桨两个项目,河南赛艇队还有男女7个项目取得了决赛权。突然退赛,让人感到“惊讶”和“难以理解”。
　　针对河南赛艇队的退赛,19日下午河南体育代表团向记者发布退赛声明表示:为严肃河南团坚决反对使用兴奋剂的一贯态度,维护全运会的纯洁性和整体形象,坚持“宁可不要成绩也不使用兴奋剂”的原则,所以作出退赛决定。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河南队的退赛举动,却有着诸多不同解读。据新华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省级赛艇队教练表示,河南赛艇队不少项目在本届全运会决赛阶段的表现有些出人意料。相比河南队在几个月前预赛时的表现,可谓“突飞猛进”。这不太符合赛艇这项运动的规律和特点。“况且四个人划一条船,只有一个人服用兴奋剂也很难带动整条船取得好成绩。”他说。
　　夺得十一运会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比赛金牌的浙江运动员徐东香向记者回忆起半决赛时郭林娜的表现:“到这来后,我们感觉河南队与预赛时的反差很大。我们练得非常扎实但与她们比没有什么优势。半决赛时河南队在相邻赛道,感觉她们的桨面不高,但水下力量特别大。”
　　第十一届全运会河南代表团新闻官员袁军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称,退赛原因声明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他说,主要还是为了表明一个反省的态度,不是外界议论的那样。当记者问及是否还有其他队员服用了兴奋剂,袁军表示,调查还在进行,不好发表看法。
　　随后,河南赛艇队的行为更加让人议论纷纷。河南赛艇队30多人在19日凌晨集体退房时,竟然不让服务员打扫房间。据河南赛艇队下榻的日照东辰佳缘大酒店楼层主管尹彦伟透露,他们也是早上才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才得知这一消息的,到酒店上班后不久,被告知去整理河南队退掉的房间。“他们把整层楼21个房间都包了下来,出事的运动员就住在402房。”尹彦伟表示,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那个运动员她还打过照面,是很娇小的一个姑娘。尹彦伟还透露了一个秘密:“就在比赛开始那两天,服务员去打扫卫生,结果吃了‘闭门羹’。运动队官员给出的理由是,‘不要影响队员休息’。”对于这点,尹彦伟也感到很奇怪:“我们这个酒店,二、三楼分别住着湖南队和安徽队,他们到现在也没这种要求。”
　　河南赛艇队是否集体服药,外界无法取证也寻找不到答案,但是他们集体退赛后留下的疑点却成为十一运会赛场上一个黑色之谜。
　　
　　兴奋剂为何屡禁不止?
　　
　　不料,继郭林娜之后,10月21日十一运组委会又在济南宣布,内蒙古自治区射击运动员栗杰服用兴奋剂违规。
　　据说,内蒙古女子射击运动员栗杰,在全运会组委会兴奋剂检查部于10月18日实施的赛内兴奋剂检查中,A瓶检测结果呈阻断剂(普萘洛尔)阳性。根据体育总局《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兴奋剂违规处罚办法》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组委会对栗杰兴奋剂违规事件作出如下处罚:取消运动员栗杰第十一届全运会全部比赛成绩;取消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第十一届全运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给予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团全国体育系统内通报批评,并通报其上级主管单位;进一步的处罚将根据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由相关部门作出。
　　更加让人震惊的是,继全运会赛艇和射击出现兴奋剂事件后,10月26日上午,十一运组委会再度向外界宣布,本届大赛女子百米冠军、福建省女子田径运动员王静也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王静的A瓶尿样检测结果呈外源性表睾酮及睾酮代谢物阳性。王静的兴奋剂违规事件再次表明,仍然有少数人为了追逐个人名利心存侥幸、铤而走险使用兴奋剂。为此,十一运组委会和国家体育总局再次强调,各代表团要警钟长鸣,进一步加强对运动队的教育和管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运动员干干净净参赛,维护体育的纯洁,保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坚持遏止违背体育道德的行为。据说,王静将面临终身禁赛的严厉处罚。
　　在历届全运会上,我们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游泳、田径和举重等多个大项的比赛中,许许多多高水平的“黑马”层出不穷,很多创造的成绩都是世界一流,然而全运会一过,这些“黑马”便消失了,在世界大赛和奥运会上却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
　　前不久,记者采访了体科所的科研专家。当时,他向记者透露了一些世界体坛兴奋剂内幕。他说,运动员和教练员普遍面临着巨大的竞争,所以很多时候都会考虑到使用运动补剂去增强运动能力。西方职业运动员如果说自己完全不用运动补剂,那是在说谎,骗圈外人。关键在于怎么用,怎么科学地使用补剂,同时避免背上兴奋剂的黑锅。其实补剂和兴奋剂的区别也是很模糊的,有的东西曾经是补剂,一年后就成为兴奋剂了。举个例子,有个叫DHEA(dehydroepiandrosterone双氢睾酮)的东西,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查不出来,欧美运动员常用,尤其是游泳。后來中国人也开始用,所以一度中国游泳也不错,还有中国赛艇队也用,成绩都有突出提高。后来能查出来了,欧美运动员开始用其他的。但咱中国教练员傻乎乎地接着用。所以一下就栽了。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
　　说实在话,中国在运动员补剂方面的研究还是跟不上,这方面的研究投入太少。当年游泳一出事,国家体委就急了,硬性规定全国运动员一律停止用任何药品,包括一些合法的运动补剂。这就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就连Creatine Phosphate(肌酸),一种能促进爆发力的合法补剂在中国都被禁止使用。Creatine Phosphate这类产品在美国可以在很多地方买到,如EAS,Twinlab等等等等。欧美运动员用这些产品基本上是家常便饭,而且他们有最尖端的运动补剂研究中心,有最为全面的信息,他们可以用非违禁药品去提高运动能力,但等到中国运动员发现时再用就成为禁药了。所以曾有专家建议要收集并且保存奥运会冠军的尿样,等1-3年后再重查。那就能看出欧美及日本许多运动员用药的真相。
　　那么,在全运会上中国一些高水平运动员是否也在服用补剂呢?答案是肯定的,关键是服用的补剂是不是兴奋剂,一旦与兴奋剂沾上了边那可就麻烦大了。而全运会上所发生的兴奋剂事件,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运动员及其教练员或相关方面,为追求成绩所走出的一步“险棋”。
　　那么这些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根本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其实应该将关注的视线越过这些为争夺金牌而不择手段的事件本身。闪耀夺目的金牌意味着成功,体现着荣耀,理所当然是每个运动员梦寐以求的,但当参与争夺金牌的运动员、裁判员和体育官员都不惜践踏有关竞赛制度、违背基本体育道德去牟取金牌时,金牌与相关人等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利益链条,更为明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进一步说,我们引以为豪的举国体制的弊端也显露无遗。具体来说就是,在专业运动领域之外一无所长的运动员只有靠搏得好成绩,才能以这份“资本”为自己未来铺就一条理想的出路。媒体时常披露的世界冠军、全国冠军在退役后一筹莫展的生活境遇,就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教练员也唯有对运动员层层加码,也才能以相关业绩为自己争取晋升机会。体育官员更是如此,运动员的成绩就是自己的政绩,能在全运会上赢得多少奖牌,决定着自己的去留、升迁——这样的竞技体育体制下,怎能遏制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官员将全运会这个原本纯洁的全国性体育竞技场所,视作一个追名逐利的名利场?那些触犯相关法规、违背体育道德的丑闻、黑幕怎不会层出不穷?
　　
　　兴奋剂曾给中国“抹黑”
　　
　　回顾中国反兴奋剂的历史,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非常艰难曲折的过程。前不久,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推出了一本震动中国体坛的力作《袁伟民与体坛风云》,其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体坛的兴奋剂事件和反兴奋剂的艰苦历程。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兴奋剂也逐渐侵蚀到了中国体育界。少数人在了解到使用兴奋剂能够提高运动成绩之后,开始明目张胆地使用它。应该说,对于兴奋剂在中国的泛滥,当时国家体委有的领导受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体育观念的影响,对兴奋剂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甚至还说出过这样的话:假如对于提高运动成绩有利、假如对运动员的身体无害、假如在国际上不会被人查出来,使用它也是可以的——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兴奋剂使用三原则”:有用、无害、查不出来。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体育的兴奋剂问题越演越烈,对中国和中国体育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袁伟民说:此时伍绍祖当主任,在反兴奋剂问题上他是非常坚决的。我和徐寅生在这个问题上也从来没有含糊过,我们都是运动员、教练员出身的领导干部,我们知道体育是什么,体育的本质是增强人民体质,不能摧残健康;竞技体育是一个公平竞争、讲究规则、不允许不干净的事业;要在体育领域里取得成绩,必须脚踏实地实打实干,容不得半点儿侥幸和浮夸。如果允许使用兴奋剂,那就失去了搞体育的意义。90年代初,国家体委制订了反兴奋剂的“三严方针”,即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我们不断加强反兴奋剂的教育,不断调拨经费,增添检测兴奋剂的设备,提高检测能力,不断增加检测力度,查出一个处理一个。虽然也不断取得了反兴奋剂成果,但是使用兴奋剂事件还是屡禁不止。
　　在中国,曾经有两起兴奋剂事件十分严重,给国家丢脸,教训惨痛。一起是1994年广岛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虽然取得了出色成绩,但是在比赛结束后一个月,组委会通知总局,有17名中国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他们中11名选手的金牌被取消,其中有7名是游泳运动员。这件事为什么一个月后才公布呢?因为在亚运会举行期间,这些尿样在日本的检测中心没有被查出来,但是人家把我们的运动员盯上了,在亚运会结束后,又将保留着的尿样送到了德国设备更先进的科隆实验室去检测,结果检测出来了。他们盯的主要目标是中国游泳、田径等体能类项目的运动员。
　　在那届亚运会前不久举行的1994年世界游泳锦标赛,中国女选手获得了16个奥运游泳项目中的12块金牌,但是他们的大面积丰收成绩引起了国际泳坛的怀疑,让很多美国运动员当场痛哭,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突飞猛进”的成绩太不可思议了,觉得他们今后永远也不可能战胜中国队了。同样,1993年,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上,中国某省数位初出茅庐的无名小将,大幅度刷新了一万米世界纪录,一举夺得女子长跑3枚金牌,引起国际田坛非議,比赛现场看台上就有人打出了对此成绩有怀疑的标语,挪威一位著名长跑选手也是潸然泪下。
　　任何一个体育项目,运动员出成绩、成才都有其自身规律,短期内、神话般地杀出黑马,技压群芳,轻易打破世界纪录,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国际上反馈回来的信息,引起了袁伟民的高度重视,他一直倍加小心地关注着这不太正常的现象。
　　我们不会忘记那段耻辱的记忆,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当中国代表团走过主席台时,美国现场解说员大声说:“吃兴奋剂的中国运动员向主席台走来……”
　　外界的指责加上一起又一起的兴奋剂事件,深深地刺痛了国人的心。自那以后,中国开始加大反兴奋剂力度,悉尼奥运会之前国家体育总局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严打兴奋剂事件,其中包括了某省著名的女子中长跑队……因此在那届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反兴奋剂的态度也赢得国外一致好评。当时,中国代表团发言人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态度鲜明,代表中国奥委会表示,为了维护运动员的健康、维护奥林匹克公平竞争的原则,中国体育代表团做出对血检中有疑问的运动员不再参加本届奥运会的决定,这是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的一贯立场。中国奥委会坚决与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各单项体育组织一起,将这场反对使用兴奋剂的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斗争进行到底。
　　可以说,自那以后中国代表团在奥运会上的形象大大提升,不仅没有出现一例兴奋剂事件,而且再也听不到质疑的声音。可是,让人心痛的是,在全运会上的赛场上,“兴奋剂丑闻”依然困扰着我们,这一毒瘤不除,全运会的阴影就会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