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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阅读《修辞学发凡》这本书有三个原因：一是觉得需要“读几本磨脑子的书”，磨过脑子，才会有真正的收获，由此变得蕙质兰心；二是希望探究这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藉此拥有比较系统的修辞学知识体系，从而在工作中更有底气；三是希望借助书中理论解释实际工作中的困惑，惠及更多的一线教师。然而，几次捧起，几次又放下，毕竟读这类书，需要的不仅仅是厚实的学科背景，更需要沉静的心态，深知此乃修炼也。所以，边读此书，边翻阅解读此书的相关文献，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触类旁通，希望利用这颗种子，种出一棵属于自己的树。也许，这便是阅读的意义。
《修辞学发凡》的作者是陈望道（1891～1977），中国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浙江义乌人。陈望道先生是中国第一个完整中文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辞海》第二任主编。当年他与陈独秀一起做建党工作，因脾气不合，就去做学问，又成了中国研究修辞的第一人。
该书初版于1932年，由大江书铺在上海刊行，后多次再版重印，我手上的这本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再版的。张志公先生评价此书：“这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使我认识到：修辞学是一个宽广的、很值得探索的领域，是一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意义的学问。”全书共十二篇，第一、二、三、十篇为修辞学理论，第四篇为消极修辞，第五至九篇为积极修辞，第十一篇为文体风格，第十二篇为修辞学小史及结语。
修辞学是一个很小的、专业的学术分支，做语文教师的、写文章的不可不读。近几年，我致力于“儿童立场下的小学习作教学实践研究”，遇到的困难和困惑不少，有不少困惑在此书中找到了答案。择其三点来谈。
“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
追根溯源，西方古典修辞学即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把修辞学分为两种功能，以逻辑来说服论证和以审美来打动人。据此，陈先生在“引言”第二小节中谈到修辞在使用中的“三境界”：一是“记述的境界”，二是“表现的境界”，三是“糅合的境界”。其实重要的是前两种境界，即一个是“以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在书面如一切法令的文字，科学的记载，在口头如一切实务的说明谈商，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另一个是“以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在书面如诗歌，在口头如歌谣，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从中引出陈先生最为脍炙人口的区分，即“消极修辞”（或修辞的“消极手法”）和“积极修辞”（或修辞的“积极手法”）。
陈先生指出，“消极修辞”有四种：1.意义明确。即把意思分明地显现在语言文字上，毫不含混，绝无歧解。指出应该使用意义分明的词、使词和词的关系分明、用词应分清宾主。2.伦次通顺。依顺序、相衔接、有照应的语句，称为伦次通顺。3.词句平匀。选词造句以平匀为标准，即要求平匀而没有怪词僻句，匀称而没有驳杂的弊病。4.安排稳密。要求注意词句的安排，要切合内容的需要，要有切境切机的稳和不盈不缩的密。
课标所提出的“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达自己的见闻、体验和想法”，不就是陈先生倡导的“消极修辞”吗？然而，实际教学中，老师们不由自主地拔高习作要求，追求语言华美，修辞堆砌。常常看到很多老师要求学生这样写作文开头：“童年就像一片海滩，里面有无数珍贵的贝壳。童年就像一个花园，里面有无数美丽的花朵。童年就像一个梦，里面有无数美好的回忆。现在我给你说个最有趣的童年故事吧！”有学生写其他文章时，就把“海滩的贝壳”“花园的花”换成“天空的星星”“水里的鱼儿”，照样能得到高分。不少老师要求学生写结尾一定要点明中心，写出启示，诸如“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之类的话，我称其为“启示病”。我也常常对老师们说，不要指导学生写八股文，要“我手写我心”。说这句话时，底气不足。现在，有《修辞学发凡》作为依据，认识清晰了，底气足了。由此我又想到，当下应试之风观照下的“宿构文”与“添加剂”：小学生抄写范文，仿写范文，“宿构文”遍地皆是；教师指导学生修改作文，全然不顾学生的心理接受能力，盲目地使用“添加剂”，即添加所谓的“好词好句”。此风该刹矣！
胡适先生当年大声疾呼的“须从八事入手”的话语，如今依然熠熠生辉：“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文学改良刍议》）他懂得革命者当革其精神，同时亦当革其形式。陈望道先生亦如此。
“改错当先”与“求美居后”
为了说明“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区别，陈望道先生用《论语》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表明 “直写胸臆，家常谈话”符合他对修辞的“意与言会，言随意遣”的要求，即“修辞立其诚”的要求。
陈先生认为，在文章内容方面如能具备明确和通顺两个条件，对于记述大体已算称职了。先说明确。陈先生指出，“要明确就是要写说者把意思分明地显现在语言文字上，毫不含混，绝无歧解”。要力求内容本身上的明确和表达方式上的明确。内容本身上的明确不难理解，表达方式上的明确包括“应用意义分明的词”“应使词和词的关系分明”和“应分清宾主”。陈先生举“以上”为例，让人读来顿觉明了。“例如‘以上’兩字，便有两种数法：1.作连身数，从本数数起，如说‘二以上’，便是说从二数起直至无穷；
2.作离身数，从本数的下一数数起，如说‘二以上’便是说从三数起直至无穷，‘二’的本身却不在内。诸如此类尽当审慎斟酌，可避则避。”试想，平时说话写文章有几人能做到“意义分明”，小学语文教师更应如此，培养小学生良好的说话写作的习惯，至关重要。教师若希望辨别出学生习作中意义不甚分明之处，就应当处处培养良好的语感。著名特级教师贾志敏先生便是语感极为敏锐的典范，每次听贾老师的课，总叹服他深厚的语言功底。有一次，他和我通话，谈到教材语言的规范性，举了一个例子：在苏教版五年级《推敲》一文中有一句话，“唐朝有个诗人叫贾岛，早年因家境贫寒，出家当了和尚。”贾志敏老师认为，这句话是病句，“早年因家境贫寒”前缺少主语，应在前加一个“他”才算说清楚。还有一句“这时，正在京城做官的韩愈，在仪仗队的簇拥下迎面而来”，贾老师认为“仪仗队”不准确，应该改为“护卫队”。课标审查组的专家杨再隋先生听了贾老师的课也赞不绝口，他说，《推敲》这一类的课文，没有深厚功力的老师是上不好的。 再说通顺。陈望道先生指出，“能够依顺序，相衔接，有照应的，就称为通顺”。真是精辟！我们常指责学生作文语句不通，但到底什么是通顺，没有哪个老师能如陈先生这样分析得透彻入理。“顺序有关于语言习惯的，有关于上下文的情形的”“所谓顾及上下文，便是上文所谓相衔接，普通也称相贯串”“照应的事，无论在材料的取舍上，语言的表出间，都颇重要”，这是陈先生对这三点的进一步诠释。三点之中，我认为最难做到的是“相衔接”。在沪教版五年级下册《慈母情深》中有两段话：
那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又给我凑足了够买《青年近卫军》的钱。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
就这样，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
“就这样”体现了自然段之间的衔接，“这样”就是上文这件事。如果没有“就这样”，“气即不贯矣”。类似的词还有“因此”“总之”“那么”“由此可见”“综上所述”“但是”“然而”“可是”“相反地”等，一般叫过渡词语。教学时若关注到“承接处”这些词，对学生把文章写通顺大有帮助。清代唐彪《读书作文谱》（五）曾经说：“文章不贯串之弊有二：如一篇中有数句先后倒置，或在数据辞意少碍，理即不贯矣。承接处字句或虚实失宜，或反正不合，气即不贯矣。”
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我也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
这句中的“还”和“也”能否去掉？其实，这两个词体现了前后意思间的联系，若去掉，属于“辞意少碍”。若常有这样的文字推敲，对语感的培养大有裨益。
读至此，我想起了黎锦熙先生在1938年撰写的《各级学校作文改革案》一文中倡导的“改错先于求美”：“通”“不通”的问题还没解决，就净说些“美”“不美”的鬼话。今矫此弊，故以改错当先，求美居后。
“词句平匀”与“安排稳密”
上文所说仅指内容上要具备明确与通顺两个条件，陈先生又提出，在语言上应注意“词句平匀”与“安排稳密”。
所谓“词句平匀”，意为“平易而没有怪词癖句，匀称而没有夹杂或驳杂的弊病”，“消极的达意的选造词句，最好拿它做标准”。接着，陈先生又提出，这样的语言应具备三个条件：本境的，现代的，普通的。
当下小学作文教学中有一种误区，写得越具体、越生动越好。其实，语言平实简约应是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说文章的篇幅一定要短，而要看作者的表达是否简洁明了，是否有作用。汪曾祺先生在《说短》中指出，“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切开，这样的语言才明确”，“现代小说的语言大都是很简短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海明威比曹雪芹离我更近一些”。鲁迅先生也说，“我写《徙》是这样开头的：‘世界上曾经有很多歌，都已经消失了。’我出去散了一会儿步，改成了：‘很多歌消失了’。”六年级一篇课文《欧阳定稿》中的欧阳修也是这样：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的《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记得做老师时，我发现班级里有不少女生语言啰嗦，爱写长篇大论，读来不知所云。于是，我就带着学生阅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希望用汪氏平白如话的文风来改变学生的不良语言习惯。比如，汪曾祺在《童年的病》中写道，“我的蜜枣已经吃完了，父亲又塞给我一颗，回家！”第二颗蜜枣吃的过程简单带过。怎么收拾东西的，怎么告别的，怎么回家的，仅用两个字概括。再如，汪曾祺先生的《干丝》中是这样描述的，“煮干丝不知起于何时，用小虾米吊汤，投干丝入锅，下火腿丝、鸡丝，煮至入味，即可上桌。不嫌夺味，亦可加冬菇丝”。清楚、明白，正是陈望道先生所说的“语句平匀”。
所谓“安排稳密”，即“词句对于内容的需要，至少要有切境切机的稳和不盈不缩的密”。陈先生强调，“写说者的目的何在，内容的情状如何，便是决定所用词句是否贴切的最重要的关键”。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写作目的决定了语言表达，目的不同，词句的安排也不同。
什么是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典标准有三：一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二是上升到了理性，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三是经得起重复引用，能不断释放能量。陈望道先生的《修辭学发凡》堪称经典，难怪叶圣陶先生评价此书：“有了这部书，修辞法上的问题差不多都已头头是道地解决了。”
磨脑子的过程是艰辛而愉悦的，虽只读懂了一点皮毛，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阅读，便是种出一棵属于自己的树。
（作者单位：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 田 晟
《修辞学发凡》的作者是陈望道（1891～1977），中国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浙江义乌人。陈望道先生是中国第一个完整中文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辞海》第二任主编。当年他与陈独秀一起做建党工作，因脾气不合，就去做学问，又成了中国研究修辞的第一人。
该书初版于1932年，由大江书铺在上海刊行，后多次再版重印，我手上的这本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再版的。张志公先生评价此书：“这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使我认识到：修辞学是一个宽广的、很值得探索的领域，是一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意义的学问。”全书共十二篇，第一、二、三、十篇为修辞学理论，第四篇为消极修辞，第五至九篇为积极修辞，第十一篇为文体风格，第十二篇为修辞学小史及结语。
修辞学是一个很小的、专业的学术分支，做语文教师的、写文章的不可不读。近几年，我致力于“儿童立场下的小学习作教学实践研究”，遇到的困难和困惑不少，有不少困惑在此书中找到了答案。择其三点来谈。
“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
追根溯源，西方古典修辞学即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把修辞学分为两种功能，以逻辑来说服论证和以审美来打动人。据此，陈先生在“引言”第二小节中谈到修辞在使用中的“三境界”：一是“记述的境界”，二是“表现的境界”，三是“糅合的境界”。其实重要的是前两种境界，即一个是“以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在书面如一切法令的文字，科学的记载，在口头如一切实务的说明谈商，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另一个是“以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在书面如诗歌，在口头如歌谣，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从中引出陈先生最为脍炙人口的区分，即“消极修辞”（或修辞的“消极手法”）和“积极修辞”（或修辞的“积极手法”）。
陈先生指出，“消极修辞”有四种：1.意义明确。即把意思分明地显现在语言文字上，毫不含混，绝无歧解。指出应该使用意义分明的词、使词和词的关系分明、用词应分清宾主。2.伦次通顺。依顺序、相衔接、有照应的语句，称为伦次通顺。3.词句平匀。选词造句以平匀为标准，即要求平匀而没有怪词僻句，匀称而没有驳杂的弊病。4.安排稳密。要求注意词句的安排，要切合内容的需要，要有切境切机的稳和不盈不缩的密。
课标所提出的“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达自己的见闻、体验和想法”，不就是陈先生倡导的“消极修辞”吗？然而，实际教学中，老师们不由自主地拔高习作要求，追求语言华美，修辞堆砌。常常看到很多老师要求学生这样写作文开头：“童年就像一片海滩，里面有无数珍贵的贝壳。童年就像一个花园，里面有无数美丽的花朵。童年就像一个梦，里面有无数美好的回忆。现在我给你说个最有趣的童年故事吧！”有学生写其他文章时，就把“海滩的贝壳”“花园的花”换成“天空的星星”“水里的鱼儿”，照样能得到高分。不少老师要求学生写结尾一定要点明中心，写出启示，诸如“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之类的话，我称其为“启示病”。我也常常对老师们说，不要指导学生写八股文，要“我手写我心”。说这句话时，底气不足。现在，有《修辞学发凡》作为依据，认识清晰了，底气足了。由此我又想到，当下应试之风观照下的“宿构文”与“添加剂”：小学生抄写范文，仿写范文，“宿构文”遍地皆是；教师指导学生修改作文，全然不顾学生的心理接受能力，盲目地使用“添加剂”，即添加所谓的“好词好句”。此风该刹矣！
胡适先生当年大声疾呼的“须从八事入手”的话语，如今依然熠熠生辉：“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文学改良刍议》）他懂得革命者当革其精神，同时亦当革其形式。陈望道先生亦如此。
“改错当先”与“求美居后”
为了说明“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区别，陈望道先生用《论语》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表明 “直写胸臆，家常谈话”符合他对修辞的“意与言会，言随意遣”的要求，即“修辞立其诚”的要求。
陈先生认为，在文章内容方面如能具备明确和通顺两个条件，对于记述大体已算称职了。先说明确。陈先生指出，“要明确就是要写说者把意思分明地显现在语言文字上，毫不含混，绝无歧解”。要力求内容本身上的明确和表达方式上的明确。内容本身上的明确不难理解，表达方式上的明确包括“应用意义分明的词”“应使词和词的关系分明”和“应分清宾主”。陈先生举“以上”为例，让人读来顿觉明了。“例如‘以上’兩字，便有两种数法：1.作连身数，从本数数起，如说‘二以上’，便是说从二数起直至无穷；
2.作离身数，从本数的下一数数起，如说‘二以上’便是说从三数起直至无穷，‘二’的本身却不在内。诸如此类尽当审慎斟酌，可避则避。”试想，平时说话写文章有几人能做到“意义分明”，小学语文教师更应如此，培养小学生良好的说话写作的习惯，至关重要。教师若希望辨别出学生习作中意义不甚分明之处，就应当处处培养良好的语感。著名特级教师贾志敏先生便是语感极为敏锐的典范，每次听贾老师的课，总叹服他深厚的语言功底。有一次，他和我通话，谈到教材语言的规范性，举了一个例子：在苏教版五年级《推敲》一文中有一句话，“唐朝有个诗人叫贾岛，早年因家境贫寒，出家当了和尚。”贾志敏老师认为，这句话是病句，“早年因家境贫寒”前缺少主语，应在前加一个“他”才算说清楚。还有一句“这时，正在京城做官的韩愈，在仪仗队的簇拥下迎面而来”，贾老师认为“仪仗队”不准确，应该改为“护卫队”。课标审查组的专家杨再隋先生听了贾老师的课也赞不绝口，他说，《推敲》这一类的课文，没有深厚功力的老师是上不好的。 再说通顺。陈望道先生指出，“能够依顺序，相衔接，有照应的，就称为通顺”。真是精辟！我们常指责学生作文语句不通，但到底什么是通顺，没有哪个老师能如陈先生这样分析得透彻入理。“顺序有关于语言习惯的，有关于上下文的情形的”“所谓顾及上下文，便是上文所谓相衔接，普通也称相贯串”“照应的事，无论在材料的取舍上，语言的表出间，都颇重要”，这是陈先生对这三点的进一步诠释。三点之中，我认为最难做到的是“相衔接”。在沪教版五年级下册《慈母情深》中有两段话：
那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又给我凑足了够买《青年近卫军》的钱。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
就这样，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
“就这样”体现了自然段之间的衔接，“这样”就是上文这件事。如果没有“就这样”，“气即不贯矣”。类似的词还有“因此”“总之”“那么”“由此可见”“综上所述”“但是”“然而”“可是”“相反地”等，一般叫过渡词语。教学时若关注到“承接处”这些词，对学生把文章写通顺大有帮助。清代唐彪《读书作文谱》（五）曾经说：“文章不贯串之弊有二：如一篇中有数句先后倒置，或在数据辞意少碍，理即不贯矣。承接处字句或虚实失宜，或反正不合，气即不贯矣。”
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我也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
这句中的“还”和“也”能否去掉？其实，这两个词体现了前后意思间的联系，若去掉，属于“辞意少碍”。若常有这样的文字推敲，对语感的培养大有裨益。
读至此，我想起了黎锦熙先生在1938年撰写的《各级学校作文改革案》一文中倡导的“改错先于求美”：“通”“不通”的问题还没解决，就净说些“美”“不美”的鬼话。今矫此弊，故以改错当先，求美居后。
“词句平匀”与“安排稳密”
上文所说仅指内容上要具备明确与通顺两个条件，陈先生又提出，在语言上应注意“词句平匀”与“安排稳密”。
所谓“词句平匀”，意为“平易而没有怪词癖句，匀称而没有夹杂或驳杂的弊病”，“消极的达意的选造词句，最好拿它做标准”。接着，陈先生又提出，这样的语言应具备三个条件：本境的，现代的，普通的。
当下小学作文教学中有一种误区，写得越具体、越生动越好。其实，语言平实简约应是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说文章的篇幅一定要短，而要看作者的表达是否简洁明了，是否有作用。汪曾祺先生在《说短》中指出，“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切开，这样的语言才明确”，“现代小说的语言大都是很简短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海明威比曹雪芹离我更近一些”。鲁迅先生也说，“我写《徙》是这样开头的：‘世界上曾经有很多歌，都已经消失了。’我出去散了一会儿步，改成了：‘很多歌消失了’。”六年级一篇课文《欧阳定稿》中的欧阳修也是这样：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的《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记得做老师时，我发现班级里有不少女生语言啰嗦，爱写长篇大论，读来不知所云。于是，我就带着学生阅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希望用汪氏平白如话的文风来改变学生的不良语言习惯。比如，汪曾祺在《童年的病》中写道，“我的蜜枣已经吃完了，父亲又塞给我一颗，回家！”第二颗蜜枣吃的过程简单带过。怎么收拾东西的，怎么告别的，怎么回家的，仅用两个字概括。再如，汪曾祺先生的《干丝》中是这样描述的，“煮干丝不知起于何时，用小虾米吊汤，投干丝入锅，下火腿丝、鸡丝，煮至入味，即可上桌。不嫌夺味，亦可加冬菇丝”。清楚、明白，正是陈望道先生所说的“语句平匀”。
所谓“安排稳密”，即“词句对于内容的需要，至少要有切境切机的稳和不盈不缩的密”。陈先生强调，“写说者的目的何在，内容的情状如何，便是决定所用词句是否贴切的最重要的关键”。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写作目的决定了语言表达，目的不同，词句的安排也不同。
什么是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典标准有三：一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二是上升到了理性，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三是经得起重复引用，能不断释放能量。陈望道先生的《修辭学发凡》堪称经典，难怪叶圣陶先生评价此书：“有了这部书，修辞法上的问题差不多都已头头是道地解决了。”
磨脑子的过程是艰辛而愉悦的，虽只读懂了一点皮毛，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阅读，便是种出一棵属于自己的树。
（作者单位：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 田 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