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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呈现的《古》、《鲁》异文相间的特征，冲破了西汉三论糅合始于《张侯论》的固有观念，尤其篇章仍从《鲁》旧的糅合模式的开创，为张禹、郑玄所沿袭，显示出汉代三论由分到合糅合模式一脉相承的进程，改写了何晏所述的汉代《论语》演变的进程。
[关键词]三论；糅合模式；创始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4-0109-04
尘封二千余年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出土，对何晏以来形成的汉代《论语》演变的固有观念无疑是极大的冲击。何晏认为，汉兴复出有《古》、《齐》、《鲁》三论，至西汉末，张禹糅合《齐》、《鲁》而为《张侯论》，行于汉世。至东汉末，郑玄又糅合三论为一，三论遂微[1]（P2454）。此为历代治《论》者所认同，遂成定谳。然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呈现的《古》、《鲁》异文相间的面貌，是何晏所未论及的。因而，从实证上揭示其本性质，展示其与三论、张禹本及郑玄本的关联，有助于解开汉代《论语》演变的历史之谜。
一、简本末篇的糅合特征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因盗扰火烧，原本已残缺散乱，依据今本《论语》编次复原的整理本，分章、分篇是否合乎原本，尚未见实证。 因而，对简本原貌的认知，不能停留在现成整理本的预设上，而应建立在对残本全面分析实证上，而编号为六一一的残简，其独特的编写体例自然成为揭示简本属性的分析起点，其编写体例为：
内之吝，谓之有司。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2]（P98）
此简为“子张”章与“不知命”章相连而成，“不知命”章以小字双行书写附于“子张”章末，显示其为特例，与全书分章、分篇体例完全不同。在分章上，原本章与章之间从未接为一简，不论前章简尾剩余多少空简，俱留白，后章编写俱提行另出一简。在分篇上，亦不合分篇体例。原本无篇名，篇与篇之间以分篇简相隔，作为分篇标界。由此推断，“不知命”章不属本篇乃至本书体例内的章节，而属于另本附此的章节。倘若如此，“子张”章不仅是本篇的末章，而且是本书的末章无疑。
分篇简亦可证“子张”章位处末篇末章。其中，简六一二记载，“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虽未明其篇属，但从章字数的分析上，可断其篇属。从章数看，《鲁》、《古》末篇俱二章，皆合分篇简记载。从字数看，二者差异显然。《鲁论》末篇为“尧曰”、“子张”二章，《古论》末篇为“子张”、“不知命”二章，二者字数差在“尧曰”章与“不知命”章之间。简本“尧曰”、“子张”、“不知命”三章残文分别为九十七字、一百六十字、二十五字，若加上前二章残简所缺字数，分别为一百四十五字、一百八十七字、二十五字。那么，前二章相加字数为三百三十二字，比分篇简所计多十字；后二篇相加字数为二百一十二字，比分篇简所计少一百一十字。再以今本末篇验之，除“不知命”章，二章共三百四十三字，若减去比简本多出的十一字，今本在简六○一“四方之正行”后衍“焉”，简六○二“宽得众”“宽”后衍“则”，“众”后衍“信则民任焉”，简六○三“子张问于”后衍“孔”，简六○四“可以从正”前衍“斯”，简六○六和六○七两节“不亦”前均衍“斯”，共计衍出十一字。恰三百三十二字，与简本末篇前二章字数完全相合。由此可知，分篇简“廿”应为“卅”之误。此推测亦合《凡例》所云，“廿”为整理者释文，非原文。可见，分篇简不以“不知命”章为计数对象，意味着简本止于“子张”章。因而，出现既不同于《鲁论》无“不知命”章，亦不同于郑玄本融“不知命”章于末篇一体，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对“不知命”章，既不取，也不舍，而附于书末，以独特面貌展现于世。
二、篇章袭《鲁》旧例
简本末篇结构虽异于西汉三论，但其篇章则同《鲁论》，尤其对“不知命”章的变例处置及不计入分篇简，无疑为篇章袭《鲁》旧例的推测提供了例证。为进一步证此推测，比对阮元《论语注疏》本[1]，列表如下：
可见，简本残文七千六百二十一字，构成三百六十二章，分布二十篇。不论其编次是否合乎原本，但可肯定的是，其残章与今本均一一对应，未见羼出，而且分章几乎相合，不合者仅如下诸例：
《子罕》篇“子在川上曰”章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章，简本合为一章，朱熹本同。阮元本则分为二章。
《乡党》篇，简本残存九章。阮元本合为一章，分为二十二节。其中简本七章同阮元本七节，余二章则不同。从“食不厌精”节至“乡人饮酒”节，简本合为一章，阮元本分为五节。“雷风烈必变”节与“升车”节，简本合为一章，阮元本分为二节。
《先进》篇“从我于陈、蔡者”章与“德行”章、“柴也愚”章与“国也其庶乎”章、“子张问善人之道”章与“论笃是与”章，简本各合为一章，阮元本各分为二章。
《宪问》篇“宪问耻”章与“土而怀居”章、“贤者避世”章与“作者七人矣”章，简本各合为一章，朱熹本同。阮元本各分为二章。
《卫灵公》篇“卫灵公问陈于孔子”章与“在陈绝粮”章，简本合为一章，阮元本分二章。
《阳货》篇“性相近也”章与“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章、“小子何莫学诗”章与“子谓伯鱼”章，简本各分为二章，朱熹本同。阮元本各合为一章。
可见，简本三百六十二章中，不合阮元本者十例，不足百分之三，具有比对意义的是，其中五例恰恰又合朱熹本，此足以说明今本的分章与简本的分章具有一致性。
至于分篇，是否具有一致性，难以确证。但可定的是，简本篇数不只十篇。因为残存十枚分篇简中九枚所记章数相加只二百五十章，余一枚虽未记章数，但从所记字数中仍可推出其类今本《为政》篇，为二十四章。可见，十枚分篇简共计二百七十四章，未达残简显示的三百六十二章，比之简本全文章数显然差得更多。若以阮元本全文四百八十六章为计，则尚缺二百多章近达半数的章节，未为十枚分篇简所容纳。以此推测其篇章如《鲁论》，并非无据。况且，简六一二计数与《鲁论》末篇相合，严丝无缝。故比对阮元、朱熹二本，或可追寻余九枚分篇简篇属，以明其与今本之异同。 简六一三，“凡卅七章”，章数与《述而》篇朱熹本合。其中“子食于有丧者之侧”章，简本此处缺文，不知分合。阮元本析为二章，故为三十八章。
简六一四 “……[章]……五百七十五字”。阮、朱本字数过千的如表所见只有《子路》、《先进》、《宪问》、《阳货》四篇，其中《宪问》篇字数最多，达一千三百三十二字。 若在分篇简五百前添一“千”字，其字数远多出此四篇，显然不合。若添一“凡”字，为“凡五百七十五字”，与阮、朱本《为政》篇五百七十九字最为接近，仅四字之差。
简六一六，“凡卅章·凡七百九十字”。章数与《子罕》篇朱熹本合。阮元本如前分“子在川上曰”章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章为二，故为三十一章。朱、阮本字数均为八百零六字，多简本十六字。
简六一七，“凡卌四章”。章数与《宪问》篇阮元本合。
简六二一，“凡廿八章·凡八百五十一字”。章数几近《公冶长》篇。其中“子谓公冶长”、“宰予昼寝”两章，阮元本俱分章，为二十九章；朱熹本俱合章，为二十七章；简本“宰予昼寝”分章同阮元本，“子谓公冶长”章缺简，以二十八章推之，应为合章，同朱熹本。阮、朱本字数均为八百七十字，多简本十九字。
上述五枚分篇简，不论章数还是字数，与今本几近相合，篇属可定。
简六一五，“凡[卅六]章·凡九百九十字”。 阮、朱本无相应章数的篇。字数最接近的是，《颜渊》篇与《阳货》篇。《颜渊》篇二十四章，九百九十六字；《阳货》篇二十六章，一千零二十字。而整理者以方括号表示“卅六”曾受“唐山地震扰动残损”，存在“卅六”为“廿六”之误的可能性。故以《阳货》篇为宜。
简六一八，“[凡卌七章][口口百八十一字]”。近乎此卌七章字数又不过千的唯有《卫灵公》篇。阮元本四十二章，朱熹本四十一章，二本皆九百零五字。若简本此篇字数读为“凡八百八十一字”，倒也相合。问题在于，《卫灵公》篇根本无法析出四十七章。考其分章，残存三十八章，加上比对阮、朱本显缺三章，原篇至多为四十一章，故疑“卌七”为“卌一”之误。实际上，今本章、字数最多的《宪问》篇，其亦不过四十四章，未见四十七章。
简六一九、六二○俱为“凡十三章”。 阮、朱本皆无相同篇，与之相近的有《季氏》篇十四章，《微子》篇十一章。
以上分析显示，十枚分篇简，其中六枚篇属可定，四枚在今本中亦有相应篇属，显现简本篇章与今本篇章的一致性。尽管简本残篇字数不到今本的一半，但其分布章数达三百六十二章，比之阮元本四百八十六章，覆盖率达百分之七十五，分章相同率达百分之九十七。即使编次尚难确定，但其十枚分篇简所记章字数与今本对应篇章字数的基本相合，尤其末篇章字数及编次与今本的一致性，至少在随机抽样上可证其篇章的《鲁论》属性。
三、《古》、《鲁》异文相间
简本篇章袭《鲁》旧例不意味简本属性为《鲁》，犹如郑玄本，不因其篇章为《鲁论》其属性亦为《鲁论》，从根本上而言，决定属性的不是篇章，而是经文。简本经文，如上所述，其残文在今本中皆有对应项，章节亦几乎无异，唯文字显有古今之异，本别之异。
古今之异，整理本列举一百六十余字，云其为“与今本不同的字”，夹杂着古体字、简省字、假借字及误字等[2]（P4）。此类异字不如三论异文具有永久存续的学术价值，至东汉末已不多见，仅“譬作辟”见于熹平石经《论语》残文，“躬作弓”、“徼作绞”见于郑玄本，至魏何晏本，已荡然无存。由此推之，此类异字归根结底是文字隶变从不规范到规范中的先后差异，实质在于字的规范与否的差别。简本反映的是规范前的文字状况，今本体现的是规范后的文字面貌，二者的差异不言而喻。此类差异，只是同一字隶变中历时性的古今之异，不是西汉三论复出时共时性的本别之异，但此类异字在隶变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不同传本，与三论异文混杂，令后世学者难以断定其是古今之异还是本别之异，更难以分辨本别之异中是《鲁》异文，还是《齐》、《古》异文。故在未证实其为三论异文之前，不以此类异字作为判断文本性质的标志性依据。
对判别简本性质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西汉三论异文。问题在于西汉三论原本早已佚失，今所云三论异文乃是郑玄所注、陆德明所集。陆氏《论语音义》云：“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3]（P1360）刘宝楠《论语正义》则云：“今以郑氏佚注校之，只得廿四事。”[4]（P784）郑珍《郑学录》云：“凡此廿四事，皆康成改《鲁》从《古》”，“至于从《齐》读者，别有廿六事。”[5]王国维则以敦煌唐写本《论语郑玄注》残卷新发现“从《古》”三事为依据，推测郑玄本“篇章虽仍《鲁》旧，而字句全从《古》文”王国维不赞成“以《齐》读正”之说，认为《张侯论》盛行后，《齐》、《鲁》皆微，熹平石经已非《鲁》本，其校记不复云《齐》。见王国维：《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观堂集林》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 172页。。
陆德明所集异文，实际上皆出郑玄《论语注》。一是出自郑玄校勘记“鲁读某为某，今从古”例，集以《古》正《鲁》二十四事，然未见以《齐》正《鲁》例。另一是出自郑玄本与何晏本之比对，得二十三事，如共作拱、馔作馂、错作措、社作主、適作敵、燕作宴、空作悾、匵作匱、冕作弁、以作已、饑作飢、撰作僎、歸作饋、迂作于、躬作弓、曰作言、方作謗、糧作粻、邦作封、徼作绞、歸作饋、滔滔作悠悠、朱作侏等。前一类为郑玄所见《古》、《鲁》异文，后一类为陆氏所见郑玄本异文。对后一类异文，陆氏自注云“郑作某”，未进一步做从《古》或从《齐》判断。金德建以为，“郑作某”是陆德明记郑玄从《古》例的另一种笔法，并以同一字两种不同注法为例，如《阳货》篇“归孔子豚”之“归”，注云“馈鲁读为归，今从古”。而《微子》篇“齐人归” 之“归”，则注云“郑作馈”，从而证明“郑作某”，皆为从《古》例[6]（P7）。在“郑作某”二十三事中，类此可证从《古》例的尚有“冕作弁”一事。若仅以此二事为例证，遽断余二十一事皆从《古》，尚缺乏说服力。因为如上所述，其中郑玄本躬作弓、徼作绞亦见于简本，在简本性质未明，又无其他资料佐证下，至少难以断其为从《古》。可见，唯《古》、《鲁》异文才是判别简本性质的可靠依据。 以陆、王所集《古》、《鲁》异文二十六事比对简本残文，简本合《鲁》者凡六事，如《述而》篇“五十以学，亦可以无过”之“亦”，“诚唯弟子不能学”之“诚”，《先进》篇“咏而归”之“归”，《卫灵公》篇“好行小惠”之“惠”，《卫灵公》篇“服周之絻”之“絻”陆德明于此未出注，然《子罕》篇“冕衣裳者”，陆德明、唐写本俱云《鲁》读“絻”。。另简本“不知命”章，不计入分篇简，陆氏亦云“《鲁》读无此章”，故纳入合《鲁》者之列。合《古》者凡三事，如《阳货》篇“古之矜也廉”之“廉”，“天何言哉”之“天”，“恶果敢而窒者”之“窒”。尽管余十七事简本阙文，然此九事共存，足以显示出简本《古》、《鲁》异文相间的状况。但其异文量毕竟太少，尚不足以为信。因而，在确定简本性质之前，对《古》、《鲁》异文之外的简本残文属性的量化分析至关重要，不如此不足以从实证上有效地解决简本性质问题。
简本除了古今异字、三论异文，其余文字约占百分之九十，是简本的主体。此部分文字既同于今本，亦同于郑玄本。此从分析陆氏比对何晏本与郑玄本异同中可获得确证。陆氏在《论语音义》中，对异于郑玄本的何晏本字句下，一律注例为“郑作某”。 对同于郑玄本者又分为两类，从《古》者，注例为“鲁读某为某，今从古”；从《鲁》者，不出注。由此可推，不出注部分，文字同体，性质有别，何晏本从《鲁》，郑玄本从《古》。简本同此部分，亦具有《古》、《鲁》的双重性质。在此基础上，确定简本性质则可完全取决于异文属性，异文从《鲁》，则为《鲁论》；异文从《古》，则为《古论》；异文《古》、《鲁》相间，则为《古》、《鲁》糅合本。而简本恰恰《古》、《鲁》异文相间，加之末篇对“不知命”章的刻意附加，完全可证实其为《古》、《鲁》糅合本，从而排除了其为《鲁》或《古》隶写本的可能性。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为糅合本无疑。从其糅合年代早于张禹本、郑玄本看，三论糅合之初展现的不是《齐》、《鲁》糅合，而是《古》、《鲁》糅合，此显然具有历史合理性。因为，从文本看，《古》、《鲁》篇章差异小于《齐》、《鲁》；从学术看，《古》、《鲁》学术争议其时未显，其时学术之争主要表现为齐、鲁学之争。因而，三论糅合从争议未显又同为鲁地的《古》、《鲁》开始，合乎其时代性，尤其篇章仍从《鲁》旧的糅合模式的创举，更是时势使然。正是此一糅合模式的创举，展现了汉兴复出三论糅合的最初态势，为其后张禹糅合《齐》、《鲁》，郑玄糅合三论奠定了学理基础，此为重新审视何晏《序》所述汉代《论语》演变进程提供了可资参照的依据。
[参考文献]
[1]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3]陆德明经典释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郑珍郑学录：卷3[C]//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6]金德建古籍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薄刚]
[关键词]三论；糅合模式；创始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4-0109-04
尘封二千余年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出土，对何晏以来形成的汉代《论语》演变的固有观念无疑是极大的冲击。何晏认为，汉兴复出有《古》、《齐》、《鲁》三论，至西汉末，张禹糅合《齐》、《鲁》而为《张侯论》，行于汉世。至东汉末，郑玄又糅合三论为一，三论遂微[1]（P2454）。此为历代治《论》者所认同，遂成定谳。然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呈现的《古》、《鲁》异文相间的面貌，是何晏所未论及的。因而，从实证上揭示其本性质，展示其与三论、张禹本及郑玄本的关联，有助于解开汉代《论语》演变的历史之谜。
一、简本末篇的糅合特征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因盗扰火烧，原本已残缺散乱，依据今本《论语》编次复原的整理本，分章、分篇是否合乎原本，尚未见实证。 因而，对简本原貌的认知，不能停留在现成整理本的预设上，而应建立在对残本全面分析实证上，而编号为六一一的残简，其独特的编写体例自然成为揭示简本属性的分析起点，其编写体例为：
内之吝，谓之有司。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2]（P98）
此简为“子张”章与“不知命”章相连而成，“不知命”章以小字双行书写附于“子张”章末，显示其为特例，与全书分章、分篇体例完全不同。在分章上，原本章与章之间从未接为一简，不论前章简尾剩余多少空简，俱留白，后章编写俱提行另出一简。在分篇上，亦不合分篇体例。原本无篇名，篇与篇之间以分篇简相隔，作为分篇标界。由此推断，“不知命”章不属本篇乃至本书体例内的章节，而属于另本附此的章节。倘若如此，“子张”章不仅是本篇的末章，而且是本书的末章无疑。
分篇简亦可证“子张”章位处末篇末章。其中，简六一二记载，“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虽未明其篇属，但从章字数的分析上，可断其篇属。从章数看，《鲁》、《古》末篇俱二章，皆合分篇简记载。从字数看，二者差异显然。《鲁论》末篇为“尧曰”、“子张”二章，《古论》末篇为“子张”、“不知命”二章，二者字数差在“尧曰”章与“不知命”章之间。简本“尧曰”、“子张”、“不知命”三章残文分别为九十七字、一百六十字、二十五字，若加上前二章残简所缺字数，分别为一百四十五字、一百八十七字、二十五字。那么，前二章相加字数为三百三十二字，比分篇简所计多十字；后二篇相加字数为二百一十二字，比分篇简所计少一百一十字。再以今本末篇验之，除“不知命”章，二章共三百四十三字，若减去比简本多出的十一字，今本在简六○一“四方之正行”后衍“焉”，简六○二“宽得众”“宽”后衍“则”，“众”后衍“信则民任焉”，简六○三“子张问于”后衍“孔”，简六○四“可以从正”前衍“斯”，简六○六和六○七两节“不亦”前均衍“斯”，共计衍出十一字。恰三百三十二字，与简本末篇前二章字数完全相合。由此可知，分篇简“廿”应为“卅”之误。此推测亦合《凡例》所云，“廿”为整理者释文，非原文。可见，分篇简不以“不知命”章为计数对象，意味着简本止于“子张”章。因而，出现既不同于《鲁论》无“不知命”章，亦不同于郑玄本融“不知命”章于末篇一体，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对“不知命”章，既不取，也不舍，而附于书末，以独特面貌展现于世。
二、篇章袭《鲁》旧例
简本末篇结构虽异于西汉三论，但其篇章则同《鲁论》，尤其对“不知命”章的变例处置及不计入分篇简，无疑为篇章袭《鲁》旧例的推测提供了例证。为进一步证此推测，比对阮元《论语注疏》本[1]，列表如下：
可见，简本残文七千六百二十一字，构成三百六十二章，分布二十篇。不论其编次是否合乎原本，但可肯定的是，其残章与今本均一一对应，未见羼出，而且分章几乎相合，不合者仅如下诸例：
《子罕》篇“子在川上曰”章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章，简本合为一章，朱熹本同。阮元本则分为二章。
《乡党》篇，简本残存九章。阮元本合为一章，分为二十二节。其中简本七章同阮元本七节，余二章则不同。从“食不厌精”节至“乡人饮酒”节，简本合为一章，阮元本分为五节。“雷风烈必变”节与“升车”节，简本合为一章，阮元本分为二节。
《先进》篇“从我于陈、蔡者”章与“德行”章、“柴也愚”章与“国也其庶乎”章、“子张问善人之道”章与“论笃是与”章，简本各合为一章，阮元本各分为二章。
《宪问》篇“宪问耻”章与“土而怀居”章、“贤者避世”章与“作者七人矣”章，简本各合为一章，朱熹本同。阮元本各分为二章。
《卫灵公》篇“卫灵公问陈于孔子”章与“在陈绝粮”章，简本合为一章，阮元本分二章。
《阳货》篇“性相近也”章与“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章、“小子何莫学诗”章与“子谓伯鱼”章，简本各分为二章，朱熹本同。阮元本各合为一章。
可见，简本三百六十二章中，不合阮元本者十例，不足百分之三，具有比对意义的是，其中五例恰恰又合朱熹本，此足以说明今本的分章与简本的分章具有一致性。
至于分篇，是否具有一致性，难以确证。但可定的是，简本篇数不只十篇。因为残存十枚分篇简中九枚所记章数相加只二百五十章，余一枚虽未记章数，但从所记字数中仍可推出其类今本《为政》篇，为二十四章。可见，十枚分篇简共计二百七十四章，未达残简显示的三百六十二章，比之简本全文章数显然差得更多。若以阮元本全文四百八十六章为计，则尚缺二百多章近达半数的章节，未为十枚分篇简所容纳。以此推测其篇章如《鲁论》，并非无据。况且，简六一二计数与《鲁论》末篇相合，严丝无缝。故比对阮元、朱熹二本，或可追寻余九枚分篇简篇属，以明其与今本之异同。 简六一三，“凡卅七章”，章数与《述而》篇朱熹本合。其中“子食于有丧者之侧”章，简本此处缺文，不知分合。阮元本析为二章，故为三十八章。
简六一四 “……[章]……五百七十五字”。阮、朱本字数过千的如表所见只有《子路》、《先进》、《宪问》、《阳货》四篇，其中《宪问》篇字数最多，达一千三百三十二字。 若在分篇简五百前添一“千”字，其字数远多出此四篇，显然不合。若添一“凡”字，为“凡五百七十五字”，与阮、朱本《为政》篇五百七十九字最为接近，仅四字之差。
简六一六，“凡卅章·凡七百九十字”。章数与《子罕》篇朱熹本合。阮元本如前分“子在川上曰”章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章为二，故为三十一章。朱、阮本字数均为八百零六字，多简本十六字。
简六一七，“凡卌四章”。章数与《宪问》篇阮元本合。
简六二一，“凡廿八章·凡八百五十一字”。章数几近《公冶长》篇。其中“子谓公冶长”、“宰予昼寝”两章，阮元本俱分章，为二十九章；朱熹本俱合章，为二十七章；简本“宰予昼寝”分章同阮元本，“子谓公冶长”章缺简，以二十八章推之，应为合章，同朱熹本。阮、朱本字数均为八百七十字，多简本十九字。
上述五枚分篇简，不论章数还是字数，与今本几近相合，篇属可定。
简六一五，“凡[卅六]章·凡九百九十字”。 阮、朱本无相应章数的篇。字数最接近的是，《颜渊》篇与《阳货》篇。《颜渊》篇二十四章，九百九十六字；《阳货》篇二十六章，一千零二十字。而整理者以方括号表示“卅六”曾受“唐山地震扰动残损”，存在“卅六”为“廿六”之误的可能性。故以《阳货》篇为宜。
简六一八，“[凡卌七章][口口百八十一字]”。近乎此卌七章字数又不过千的唯有《卫灵公》篇。阮元本四十二章，朱熹本四十一章，二本皆九百零五字。若简本此篇字数读为“凡八百八十一字”，倒也相合。问题在于，《卫灵公》篇根本无法析出四十七章。考其分章，残存三十八章，加上比对阮、朱本显缺三章，原篇至多为四十一章，故疑“卌七”为“卌一”之误。实际上，今本章、字数最多的《宪问》篇，其亦不过四十四章，未见四十七章。
简六一九、六二○俱为“凡十三章”。 阮、朱本皆无相同篇，与之相近的有《季氏》篇十四章，《微子》篇十一章。
以上分析显示，十枚分篇简，其中六枚篇属可定，四枚在今本中亦有相应篇属，显现简本篇章与今本篇章的一致性。尽管简本残篇字数不到今本的一半，但其分布章数达三百六十二章，比之阮元本四百八十六章，覆盖率达百分之七十五，分章相同率达百分之九十七。即使编次尚难确定，但其十枚分篇简所记章字数与今本对应篇章字数的基本相合，尤其末篇章字数及编次与今本的一致性，至少在随机抽样上可证其篇章的《鲁论》属性。
三、《古》、《鲁》异文相间
简本篇章袭《鲁》旧例不意味简本属性为《鲁》，犹如郑玄本，不因其篇章为《鲁论》其属性亦为《鲁论》，从根本上而言，决定属性的不是篇章，而是经文。简本经文，如上所述，其残文在今本中皆有对应项，章节亦几乎无异，唯文字显有古今之异，本别之异。
古今之异，整理本列举一百六十余字，云其为“与今本不同的字”，夹杂着古体字、简省字、假借字及误字等[2]（P4）。此类异字不如三论异文具有永久存续的学术价值，至东汉末已不多见，仅“譬作辟”见于熹平石经《论语》残文，“躬作弓”、“徼作绞”见于郑玄本，至魏何晏本，已荡然无存。由此推之，此类异字归根结底是文字隶变从不规范到规范中的先后差异，实质在于字的规范与否的差别。简本反映的是规范前的文字状况，今本体现的是规范后的文字面貌，二者的差异不言而喻。此类差异，只是同一字隶变中历时性的古今之异，不是西汉三论复出时共时性的本别之异，但此类异字在隶变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不同传本，与三论异文混杂，令后世学者难以断定其是古今之异还是本别之异，更难以分辨本别之异中是《鲁》异文，还是《齐》、《古》异文。故在未证实其为三论异文之前，不以此类异字作为判断文本性质的标志性依据。
对判别简本性质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西汉三论异文。问题在于西汉三论原本早已佚失，今所云三论异文乃是郑玄所注、陆德明所集。陆氏《论语音义》云：“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3]（P1360）刘宝楠《论语正义》则云：“今以郑氏佚注校之，只得廿四事。”[4]（P784）郑珍《郑学录》云：“凡此廿四事，皆康成改《鲁》从《古》”，“至于从《齐》读者，别有廿六事。”[5]王国维则以敦煌唐写本《论语郑玄注》残卷新发现“从《古》”三事为依据，推测郑玄本“篇章虽仍《鲁》旧，而字句全从《古》文”王国维不赞成“以《齐》读正”之说，认为《张侯论》盛行后，《齐》、《鲁》皆微，熹平石经已非《鲁》本，其校记不复云《齐》。见王国维：《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观堂集林》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 172页。。
陆德明所集异文，实际上皆出郑玄《论语注》。一是出自郑玄校勘记“鲁读某为某，今从古”例，集以《古》正《鲁》二十四事，然未见以《齐》正《鲁》例。另一是出自郑玄本与何晏本之比对，得二十三事，如共作拱、馔作馂、错作措、社作主、適作敵、燕作宴、空作悾、匵作匱、冕作弁、以作已、饑作飢、撰作僎、歸作饋、迂作于、躬作弓、曰作言、方作謗、糧作粻、邦作封、徼作绞、歸作饋、滔滔作悠悠、朱作侏等。前一类为郑玄所见《古》、《鲁》异文，后一类为陆氏所见郑玄本异文。对后一类异文，陆氏自注云“郑作某”，未进一步做从《古》或从《齐》判断。金德建以为，“郑作某”是陆德明记郑玄从《古》例的另一种笔法，并以同一字两种不同注法为例，如《阳货》篇“归孔子豚”之“归”，注云“馈鲁读为归，今从古”。而《微子》篇“齐人归” 之“归”，则注云“郑作馈”，从而证明“郑作某”，皆为从《古》例[6]（P7）。在“郑作某”二十三事中，类此可证从《古》例的尚有“冕作弁”一事。若仅以此二事为例证，遽断余二十一事皆从《古》，尚缺乏说服力。因为如上所述，其中郑玄本躬作弓、徼作绞亦见于简本，在简本性质未明，又无其他资料佐证下，至少难以断其为从《古》。可见，唯《古》、《鲁》异文才是判别简本性质的可靠依据。 以陆、王所集《古》、《鲁》异文二十六事比对简本残文，简本合《鲁》者凡六事，如《述而》篇“五十以学，亦可以无过”之“亦”，“诚唯弟子不能学”之“诚”，《先进》篇“咏而归”之“归”，《卫灵公》篇“好行小惠”之“惠”，《卫灵公》篇“服周之絻”之“絻”陆德明于此未出注，然《子罕》篇“冕衣裳者”，陆德明、唐写本俱云《鲁》读“絻”。。另简本“不知命”章，不计入分篇简，陆氏亦云“《鲁》读无此章”，故纳入合《鲁》者之列。合《古》者凡三事，如《阳货》篇“古之矜也廉”之“廉”，“天何言哉”之“天”，“恶果敢而窒者”之“窒”。尽管余十七事简本阙文，然此九事共存，足以显示出简本《古》、《鲁》异文相间的状况。但其异文量毕竟太少，尚不足以为信。因而，在确定简本性质之前，对《古》、《鲁》异文之外的简本残文属性的量化分析至关重要，不如此不足以从实证上有效地解决简本性质问题。
简本除了古今异字、三论异文，其余文字约占百分之九十，是简本的主体。此部分文字既同于今本，亦同于郑玄本。此从分析陆氏比对何晏本与郑玄本异同中可获得确证。陆氏在《论语音义》中，对异于郑玄本的何晏本字句下，一律注例为“郑作某”。 对同于郑玄本者又分为两类，从《古》者，注例为“鲁读某为某，今从古”；从《鲁》者，不出注。由此可推，不出注部分，文字同体，性质有别，何晏本从《鲁》，郑玄本从《古》。简本同此部分，亦具有《古》、《鲁》的双重性质。在此基础上，确定简本性质则可完全取决于异文属性，异文从《鲁》，则为《鲁论》；异文从《古》，则为《古论》；异文《古》、《鲁》相间，则为《古》、《鲁》糅合本。而简本恰恰《古》、《鲁》异文相间，加之末篇对“不知命”章的刻意附加，完全可证实其为《古》、《鲁》糅合本，从而排除了其为《鲁》或《古》隶写本的可能性。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为糅合本无疑。从其糅合年代早于张禹本、郑玄本看，三论糅合之初展现的不是《齐》、《鲁》糅合，而是《古》、《鲁》糅合，此显然具有历史合理性。因为，从文本看，《古》、《鲁》篇章差异小于《齐》、《鲁》；从学术看，《古》、《鲁》学术争议其时未显，其时学术之争主要表现为齐、鲁学之争。因而，三论糅合从争议未显又同为鲁地的《古》、《鲁》开始，合乎其时代性，尤其篇章仍从《鲁》旧的糅合模式的创举，更是时势使然。正是此一糅合模式的创举，展现了汉兴复出三论糅合的最初态势，为其后张禹糅合《齐》、《鲁》，郑玄糅合三论奠定了学理基础，此为重新审视何晏《序》所述汉代《论语》演变进程提供了可资参照的依据。
[参考文献]
[1]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3]陆德明经典释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郑珍郑学录：卷3[C]//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6]金德建古籍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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