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吊子，老家的方言，意思是说这人不成熟，或者说这人做的某件事缺乏考虑。用老家的这句方言，比喻我的高考，似乎风马牛，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儿，但就是这样的高考，让我跳出了农门。而之所以说是个“半吊子”，緣于我的两次半“高考”：一次是高中毕业时高考预选，一次是考项委培的选拔。还有半次，是考农技中学。
　　我是1981年高中毕业的。那个年代，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高考之前要预选，类似现在高考前的“一模”、“二模”和“三模”，只是不管几“模”，也不管成绩如何，只要学生愿意，都可以参加高考。预选就不同了，选上，才可参加全国高等院校的统一考试。所以，那个时候，高考预选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现在想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三十年前的确如此。
　　然而，预选前的复习，也不像现在高考前的复习那么紧张。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所在的班级，一共有五十七名同学，而临近考试时，五十五名同学的学习一如往常，他们谈得最多的，是谁的父母在国营工厂，谁的父母在集体企业，谁可以毕业后马上“顶替”，只有两个同学不敢松懈。这两个同学，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位女生。因为，我们俩是同学中的“另类”，若是考不上大学，只能回乡。至于乡下，这些年看过不少有关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许多人的笔下，农村是莺歌燕舞的，是瓜果飘香的，甚至，有人把田埂上挑粪的老农都写出了静谧、安详和悠闲，我是不以为然的，更不想扯淡。不成想，我这个小学毕业考进县初中、县初中毕业又考进省城高中的所谓“高才生”，一路 “过关斩将”而来，最后的关键时候走了“麦城”。与我一样走“麦城”的，还有那位不敢松懈的女生。后来听说，那年秋天，她“自挂了东南枝”。至于原因，我不知道，我的同学也不知道。或许，天知道，鬼知道。
　　路遥的《人生》，1981年的下半年，风靡全国，引起强烈反映。身为农家子弟的高加林，高考落榜回乡当了“吃”工分的民办教师，后来进了城，当上了拿工资的临时通讯员。我不是高加林，高加林也不是我。于是，六月十三日，天很晴朗，我在老家的土窑上，当了一名窑工。那年，我还不满16岁。
　　土窑是烧砖的。前几年，西北某地发生的黑砖窑案，想必许多人早已淡忘，但我是难以忘记的：挖土，和泥，脱坯，晾坯，送坯，烧砖，搬砖，拉砖……那些被迫的、弱智的、没有自由的黑窑工所做的工作，我都做过，只是我是自愿的、自由的，也不是弱智的：烧出一炉砖，生产队给记二百工分。
　　“闷窑”是个技术活儿。和好黄泥，把窑门糊住，把火眼堵住，还要把烟囱口盖上，完完全全地把一窑熊熊烈火，封闭在“暗箱”之中，任由砖坯炼狱般的煎熬，如我，焦躁，焦渴，恼怒，绝望，冲动，却没有出路。
　　那年冬天，天，冷得特别突然。像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但不悲壮，更谈不上挫折。因为，自打记事起，村里就没走出一个大学生，甚至，吃“国库粮”的中专生也没有。下了大雪，我去了县城的图书馆，还上借阅的《蝴蝶》、《雨巷》后，借书的阿姨向我推荐了王蒙、刘心武、张贤亮、贾平凹，并且又一次“违犯”馆规，一下子借给我好几本书。傍晚回到家时，父亲递给我一张油印的、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喜讯”。看得出，父亲很是兴奋，而我看完“喜讯”之后，知道了父亲兴奋的原因。原来，县里新建了一所中学，叫农技中学。这还不是父亲兴奋的原因，真正让父亲兴奋的是，考上之后乡里每月发给十二块钱的生活费。他说，这样的好事儿，上哪找？
　　觊觎每月十二元钱的生活费，我报考农技中学。应该说，算得上改变命运的“半”次考试。那天，碰到了一位同级不同班的高中女同学，上学时经常见面，她也是来考试的，因了这样的关系，下午考试结束，顺路走在一起，问我读过路遥的《人生》没，我说读过，她说她像不像巧姑，我说不像，就这一个话题，我们“争论”了一路。过了年，我收到了录取书，她也被录取。就这么简单，我们成了县农技中学的第一批学生，但不在一个班。
　　两年过得很快。临近毕业，学校开了大会，公布了一个消息，一个是我们也能参加高考，而且还有个保送上大学的名额，说在进行预选考试， 第一名的保送上大学，前二十名的参加高考，很是令我振奋。但是，预选的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我的那位学妹，排名第二，赫然成了保送生。学校给出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能让学校多出一名大学生！
　　无奈，我参加了高考，但有些像“半吊子”。考试时间也是七月份的七、八、九这三天，考试的地点也是县中学，考场也不特殊，但考试的科目除了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外，其他的与普通高中大为不同：人家考生物，我们考植物；人家考化学，我们考栽培……特别是最后一堂的外语考试，交卷铃声响过以后，同一考场的其他学生交了卷，而我们还在答题，他们感到了不公。当知道我们考的不是外语，而是遗传、育种、植物保护时，不屑的口气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还好，我考上了大学，尽管是个定向委培生，但命运得到了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