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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作为人类最本能、最直接，也是最强烈的情感表达方式，总会在一些重大事件中凸显它的文化功能。
2008年，中国历史上有两件大事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民。2008年8月，北京召开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中国人民渴望百年的梦想。随着这一盛事的到来，数以万计的奥运歌曲成了人们表达这一欢欣鼓舞时刻的重要形式。此前，2008年5月，汶川突发重大地震，抗震救灾，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歌曲创作浪潮。不到两个月，抗震救灾歌曲已不计其数。中国报纸、杂志、电台、电视、义演晚会，甚至彩铃，所有的传播媒介几乎都在传送抗震救灾歌曲。这是继1976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大的自发写诗、写歌浪潮。
然而，在应重大事件而涌现出的成千上万作品中，真正流传的作品并不太多，可以预见，能长久流传下去的更少。歌如何流传？又如何保持持久的艺术生命力？这一直是个似乎无规律可寻、无法给予明确答案的问题。但从这次大规模的奥运歌曲和抗震歌曲中仔细分析，我们还是能发现歌曲流传的一个最基本社会心理机制，那就是成功流传的歌，总是有一种真正的情感能力，适应社会文化的“召唤”结构要求。
什么是“召唤”？简单地说，就是当群众心里已经潜藏着某种感情，某种触发点，某种急待表达的情感意愿，但是尚不能确切地以一种方式表达出来时，如果某种艺术，某种表意方式出现，正好符合了这种群体表达需要，这种表意手段就应和了文化的“召唤”需要。
事实上，歌词最早的起源，就伏下了召唤的基本结构势态。《淮南子·道应训》写道，“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种原始歌曲起源痕迹，即使在当今歌词的艺术发展得很成熟，召唤结构出现各种变体，变得相当复杂之后，也依然拒绝退场，因为歌的召唤来自于它至今不变的“传唱目的”：以唱传情达意。
陆机的《文赋》中谈到“物”与“情”相互召唤的心理现象：“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歌词就是提供这种激发情绪的相互“召唤”。I.A.瑞恰兹《文学批评原理》里也指出，感人的“召唤”，具有将“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结合的特征”。成功流传的歌正是在这种心理机制中，发挥出它的召唤功能，从而带动“知、情、理、意”合而为一，使歌众在情绪上应合。好的歌词呈现的是一种打动人心的“心理语言”，也就是说，能激起心理和情感反应的“召唤点”。 比如，奥运和突发的地震，对人们来说，都是一场深刻的心理事件。纵然我们需要表达“百年奥运梦想”，表达“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但歌词毕竟不是口号，它需要呈现出这些心理事件的情感语言。很难想象，千篇一律、口号式的呼喊，能真正走入人们的心中，会应和人们内心的真正情感，会发挥出社会召唤力。
歌词和歌众之间这种召唤与被召唤的关系，有些类似于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核心观点，即“询唤理论”。 阿尔都塞在讨论意识形态起作用的方式时提出：“意识形态询唤作为主体的个人”（Ideology interpellates individuals as subject）。他指出，“询唤”本身就是对主体的建构，可见于社会上最日常、最琐碎的、最简单的操作，例如警察在路上叫：“喂！”使每个过路人不禁停下来，自我询问，“是不是在对我说话？我做错了什么事？”这个自我应答行为，实际上是以主体方式应对意识形态代表者的声音（警察的提醒）的询唤，这样出现的主体，当然是服从于意识形态的主体。
阿尔都塞的理论，源于基督教神学中的“位在”理论，即信徒本心有与上帝相感应的可能，处在一定的待召唤状态中，信徒才能对神的声音作出应对，并且遵循上帝的旨意行事。
因此，召唤是非常广义的社会意义传达方式。歌曲最主要的文化功能是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交往，尤其当语言不够表达感情或情绪时，歌作为超语言信息流通的中介发挥的作用更大。歌一唱出，就期待接受者的意识进入被召唤的位置。对歌曲来说，如何击中歌众的心灵，那就需要歌曲召唤出歌众已有的情感。歌词如果不是对应被召唤者而写，就不可能使歌众有所心动；歌众没有被召唤，就不可能有所歌。比如，这次地震中，最早也是最流传的一首歌《生死不离》，此歌一出现，就应对了全国人民心中已经等候着的感情召唤：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美丽，你却等待梦在明天站起。/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血脉能创造奇迹。
一场不到三分钟的突发地震，危害却是毁灭性的，顷刻之间，亲人生死别离，家园化为废墟，而被埋在废墟中的生存者，等待救援者的救助。在电视不停的循环报道中，人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与时间赛跑的“发现”：一次次找到生命迹象，一次次成功救助起受困者。于是，“寻找”与“等待”成了地震后很多天内，最牵挂人们心灵的情感语汇，这首歌正是抓住了这个关键召唤的敏感点。
同样，另一首歌曲《我知道你会来》，也准确地写出了亿万群众灾难时刻的心理：
这里好黑寂静得只剩下希望的声音/我在哪里家人在哪里/我知道你会来 我知道你在寻找我/你什么时候来？我会坚持到你看到我。
这首歌曲不是空泛的召唤，而从最真实，最细微，最个人化的人性感受出发，调动了歌众的情感。歌曲采用多名演员对唱的形式，其中的角色呼应，召唤与应答，在歌词内外，都达到了成功地表现，继而表达了寻找与等待这一感人主题。
这次抗震过程中，经典歌曲的再度翻唱，也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一首有感染力的歌词作品，最终不可能是单纯应景式的、时尚式的产品，它必须有丰富的情感艺术内涵，与歌众之间有一种召唤与被召唤的能力。如《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爱的奉献》、《阳光总在风雨后》，甚至还有《海阔天空》的新词翻唱版等。
这些作品，原本并不是为抗震而作，甚至不是为灾难场合而作，为什么在地震灾难来到人们面前时，这些歌能再度流行？因为这些歌都是写人们之间的友爱、同情、奉献。实际上，歌众心中的“待召唤点”并不限于特定题材（地震），但只要传达了人们在某种境遇中的共通情感就一样能击中召唤点。例如《让世界充满爱》：
轻轻地捧起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
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瞬间的情境，而情感的召唤力却具有时代的穿透力。当人类遭遇孤独、死亡、分离，需要鼓励、慰藉的时候，心灵召唤歌声，歌声召唤心灵。
歌众传唱一首歌都基于一个自我意义实现的意图，即用歌传达出某种共同的、或个人化的意义。歌众在流传中不可能把意义权完全让度给歌曲流传机构或其他因素。歌众有自己的主体诉求，歌众不是艺术家，故而不容易找到恰当的表达形式，但他们拥有等待被召唤出来的感情，艺术家应该了解歌曲流传的这个根本机制。例如奥运歌曲《北京欢迎你》能在数以万计的奥运歌曲中脱颖而出，就在于它成功地运用了歌曲这种召唤机制：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这种对奥运的期待情感并不抽象——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友爱，对自己国家的自豪——它具体可感地存在于普通群众的心中，等待召唤。而这首歌词亲切、晓畅，情感朴实、自然，旋律活泼、优美。几十名歌星一起演绎，仿佛一个大家庭中的许多成员，用不同的声音，演绎朴实的共同情感。一旦歌词准确、真实地捕捉到这种待召唤的感情，它的流传就得到了相当大的可能。
歌词可以通俗，可以高雅，可以直抒胸臆，可以含蓄蕴藉，可以承担时代功能，可以传达个人感受，但好的歌词拒绝空洞的抽象，拒绝没有生命力的呐喊，只有把握住人类共同的心理体验，才会与歌众内心发生共鸣，才具有穿越时空的魅力，从而真正流传。因此，歌词创作不只是技巧的问题，更是要把握情感的召唤艺术。
中国从学堂音乐开始的现代歌词，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歌词作为特殊的文体、文化形式，一直有着承载着多种功能的传统。它可以是一个文学文本，也可以是一个历史文本，甚至是一个政治文本，或者一个纯粹的功用文本。然而，某一种文本在某一时代曾经流传一时，但却不能超越时代而长久流传，只能成为某一即景式的作品，是因为这种“即景”并不能真正体现歌词文化产品的品格，只是附加给歌词文化产品一种临时的“标志”、临时的“效应”，但不能保证歌的广泛和长久流传。相反，优秀的歌词都能穿透这些功能因素，保存了歌词的魅力：它似乎渗透着某个事件，但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背后留给人们的情感印迹，而这情感却可以穿越时空，保持着一种强烈而持久的召唤能力。
陆正兰 文学博士，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金兆钧）
2008年，中国历史上有两件大事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民。2008年8月，北京召开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中国人民渴望百年的梦想。随着这一盛事的到来，数以万计的奥运歌曲成了人们表达这一欢欣鼓舞时刻的重要形式。此前，2008年5月，汶川突发重大地震，抗震救灾，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歌曲创作浪潮。不到两个月，抗震救灾歌曲已不计其数。中国报纸、杂志、电台、电视、义演晚会，甚至彩铃，所有的传播媒介几乎都在传送抗震救灾歌曲。这是继1976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大的自发写诗、写歌浪潮。
然而，在应重大事件而涌现出的成千上万作品中，真正流传的作品并不太多，可以预见，能长久流传下去的更少。歌如何流传？又如何保持持久的艺术生命力？这一直是个似乎无规律可寻、无法给予明确答案的问题。但从这次大规模的奥运歌曲和抗震歌曲中仔细分析，我们还是能发现歌曲流传的一个最基本社会心理机制，那就是成功流传的歌，总是有一种真正的情感能力，适应社会文化的“召唤”结构要求。
什么是“召唤”？简单地说，就是当群众心里已经潜藏着某种感情，某种触发点，某种急待表达的情感意愿，但是尚不能确切地以一种方式表达出来时，如果某种艺术，某种表意方式出现，正好符合了这种群体表达需要，这种表意手段就应和了文化的“召唤”需要。
事实上，歌词最早的起源，就伏下了召唤的基本结构势态。《淮南子·道应训》写道，“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种原始歌曲起源痕迹，即使在当今歌词的艺术发展得很成熟，召唤结构出现各种变体，变得相当复杂之后，也依然拒绝退场，因为歌的召唤来自于它至今不变的“传唱目的”：以唱传情达意。
陆机的《文赋》中谈到“物”与“情”相互召唤的心理现象：“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歌词就是提供这种激发情绪的相互“召唤”。I.A.瑞恰兹《文学批评原理》里也指出，感人的“召唤”，具有将“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结合的特征”。成功流传的歌正是在这种心理机制中，发挥出它的召唤功能，从而带动“知、情、理、意”合而为一，使歌众在情绪上应合。好的歌词呈现的是一种打动人心的“心理语言”，也就是说，能激起心理和情感反应的“召唤点”。 比如，奥运和突发的地震，对人们来说，都是一场深刻的心理事件。纵然我们需要表达“百年奥运梦想”，表达“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但歌词毕竟不是口号，它需要呈现出这些心理事件的情感语言。很难想象，千篇一律、口号式的呼喊，能真正走入人们的心中，会应和人们内心的真正情感，会发挥出社会召唤力。
歌词和歌众之间这种召唤与被召唤的关系，有些类似于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核心观点，即“询唤理论”。 阿尔都塞在讨论意识形态起作用的方式时提出：“意识形态询唤作为主体的个人”（Ideology interpellates individuals as subject）。他指出，“询唤”本身就是对主体的建构，可见于社会上最日常、最琐碎的、最简单的操作，例如警察在路上叫：“喂！”使每个过路人不禁停下来，自我询问，“是不是在对我说话？我做错了什么事？”这个自我应答行为，实际上是以主体方式应对意识形态代表者的声音（警察的提醒）的询唤，这样出现的主体，当然是服从于意识形态的主体。
阿尔都塞的理论，源于基督教神学中的“位在”理论，即信徒本心有与上帝相感应的可能，处在一定的待召唤状态中，信徒才能对神的声音作出应对，并且遵循上帝的旨意行事。
因此，召唤是非常广义的社会意义传达方式。歌曲最主要的文化功能是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交往，尤其当语言不够表达感情或情绪时，歌作为超语言信息流通的中介发挥的作用更大。歌一唱出，就期待接受者的意识进入被召唤的位置。对歌曲来说，如何击中歌众的心灵，那就需要歌曲召唤出歌众已有的情感。歌词如果不是对应被召唤者而写，就不可能使歌众有所心动；歌众没有被召唤，就不可能有所歌。比如，这次地震中，最早也是最流传的一首歌《生死不离》，此歌一出现，就应对了全国人民心中已经等候着的感情召唤：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美丽，你却等待梦在明天站起。/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血脉能创造奇迹。
一场不到三分钟的突发地震，危害却是毁灭性的，顷刻之间，亲人生死别离，家园化为废墟，而被埋在废墟中的生存者，等待救援者的救助。在电视不停的循环报道中，人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与时间赛跑的“发现”：一次次找到生命迹象，一次次成功救助起受困者。于是，“寻找”与“等待”成了地震后很多天内，最牵挂人们心灵的情感语汇，这首歌正是抓住了这个关键召唤的敏感点。
同样，另一首歌曲《我知道你会来》，也准确地写出了亿万群众灾难时刻的心理：
这里好黑寂静得只剩下希望的声音/我在哪里家人在哪里/我知道你会来 我知道你在寻找我/你什么时候来？我会坚持到你看到我。
这首歌曲不是空泛的召唤，而从最真实，最细微，最个人化的人性感受出发，调动了歌众的情感。歌曲采用多名演员对唱的形式，其中的角色呼应，召唤与应答，在歌词内外，都达到了成功地表现，继而表达了寻找与等待这一感人主题。
这次抗震过程中，经典歌曲的再度翻唱，也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一首有感染力的歌词作品，最终不可能是单纯应景式的、时尚式的产品，它必须有丰富的情感艺术内涵，与歌众之间有一种召唤与被召唤的能力。如《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爱的奉献》、《阳光总在风雨后》，甚至还有《海阔天空》的新词翻唱版等。
这些作品，原本并不是为抗震而作，甚至不是为灾难场合而作，为什么在地震灾难来到人们面前时，这些歌能再度流行？因为这些歌都是写人们之间的友爱、同情、奉献。实际上，歌众心中的“待召唤点”并不限于特定题材（地震），但只要传达了人们在某种境遇中的共通情感就一样能击中召唤点。例如《让世界充满爱》：
轻轻地捧起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
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瞬间的情境，而情感的召唤力却具有时代的穿透力。当人类遭遇孤独、死亡、分离，需要鼓励、慰藉的时候，心灵召唤歌声，歌声召唤心灵。
歌众传唱一首歌都基于一个自我意义实现的意图，即用歌传达出某种共同的、或个人化的意义。歌众在流传中不可能把意义权完全让度给歌曲流传机构或其他因素。歌众有自己的主体诉求，歌众不是艺术家，故而不容易找到恰当的表达形式，但他们拥有等待被召唤出来的感情，艺术家应该了解歌曲流传的这个根本机制。例如奥运歌曲《北京欢迎你》能在数以万计的奥运歌曲中脱颖而出，就在于它成功地运用了歌曲这种召唤机制：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这种对奥运的期待情感并不抽象——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友爱，对自己国家的自豪——它具体可感地存在于普通群众的心中，等待召唤。而这首歌词亲切、晓畅，情感朴实、自然，旋律活泼、优美。几十名歌星一起演绎，仿佛一个大家庭中的许多成员，用不同的声音，演绎朴实的共同情感。一旦歌词准确、真实地捕捉到这种待召唤的感情，它的流传就得到了相当大的可能。
歌词可以通俗，可以高雅，可以直抒胸臆，可以含蓄蕴藉，可以承担时代功能，可以传达个人感受，但好的歌词拒绝空洞的抽象，拒绝没有生命力的呐喊，只有把握住人类共同的心理体验，才会与歌众内心发生共鸣，才具有穿越时空的魅力，从而真正流传。因此，歌词创作不只是技巧的问题，更是要把握情感的召唤艺术。
中国从学堂音乐开始的现代歌词，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歌词作为特殊的文体、文化形式，一直有着承载着多种功能的传统。它可以是一个文学文本，也可以是一个历史文本，甚至是一个政治文本，或者一个纯粹的功用文本。然而，某一种文本在某一时代曾经流传一时，但却不能超越时代而长久流传，只能成为某一即景式的作品，是因为这种“即景”并不能真正体现歌词文化产品的品格，只是附加给歌词文化产品一种临时的“标志”、临时的“效应”，但不能保证歌的广泛和长久流传。相反，优秀的歌词都能穿透这些功能因素，保存了歌词的魅力：它似乎渗透着某个事件，但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背后留给人们的情感印迹，而这情感却可以穿越时空，保持着一种强烈而持久的召唤能力。
陆正兰 文学博士，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