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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北京林业大学学生何理用三个半月时间徒步500公里，走进川西、滇西北以及西藏东南地区的高山圣湖之中。有时候他为了采集一个标本，要用数天时间，爬上海拔4700米的高山。从2011年起，何理深入中国境内的喜玛拉雅地区进行标本采集和研究，总行程达几万公里。作为一名植物分类学专业的在读博士生，他为自己参与《泛喜马拉雅植物志》的编写而感到兴奋。
何理是这部著作总共80多位作者中的一员，他主要负责柳属的编撰。“植物志的编撰是个传承性的工作，也是一个不断修订的过程，现有的喜马拉雅北坡的植物志是我们研究的基础。”何理说，“但对于标本的采集，仅根据以前的记录并不好找，与当地居民的沟通很重要。比如去梅里雪山找柳树，为了找到一些种，就要把同属植物的照片展示给当地老人或护林员看，他们看了以后，就会告诉我到哪里去找。”
百年大修，跨国工程
2010年5月，中国植物学界启动了一项受世界同行瞩目的工程——《泛喜马拉雅植物志》的编撰，这是继《中国植物志》之后又一个经典的植物学大项目。负责该项目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德元说，“这一项目的开展将会使泛喜马拉雅地区植物的整体现状、格局，以及这一区域的植物多样性清晰地呈现出来，对其他相关学科，例如生物学、药物学、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发展也将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泛喜马拉雅地区总面积156.6万平方公里，东起中国，经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西至阿富汗，包括喜马拉雅山、横断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一部分。
“与《中国植物志》及其他世界上现有的植物志，如《北美植物志》和《欧洲植物志》不同的是，泛喜马拉雅地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跨国自然地理区域，”洪德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此该项目是我国经典植物学上第一个原创性的国际项目，在这一项目中，中国占主导地位。”
根据过往的研究记录，泛喜马拉雅地区植物总数约2万种，其中中国境内约有1.3万种，约占中国植物种数的43%。现有的关于该区域植物的书籍包括19世纪80年代英国出版的《英属印度植物志》、1984年英国植物学家编撰出版的《不丹植物志》，以及仍在编撰中的《尼泊尔植物志》。国内出版物则包括1983年～1987年的《西藏植物志》和1993～1994年的《横断山区维管植物》。
“100多年过去了，这一区域的某些植物因为气候等原因产生了变化，很多新种也相继被发现。因此包括印度、尼泊尔在内的周边国家植物学界均表示需要修订本地植物志。于是我们很有必要在现存资料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更新和补充，”洪德元说，此次编撰采用现代科学手段，用“APGⅢ分类法”代替以前采用的“恩格勒系统”进行分类，并将增加分子研究的数据、染色体资料等，这是过去植物志所不涵盖的，需要大量的野外调查、采集和实验工作。
《泛喜马拉雅植物志》的编撰得到了尼泊尔、印度、缅甸等国的积极响应。收藏有大量该地区植物标本的英国、日本、美国等国的植物园标本馆及科研院校也将积极支持和参与。该书将以英文记录这一地区所有野生和已归化的维管束植物，分50卷、80册出版，计划2020年完成，并将以文字版和网络版两种形式问世。
一部植物志带来的希望
与欧洲国家的标本采集与植物分类学发展相比，植物学在中国起步较晚。历史上，在西藏地区的大规模植物标本采集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人在西藏、云南北部和四川西部进行的采集工作，这些标本中只有极少数存放在国内；第二阶段是上世纪30～40年代由中国植物学者在滇西北和川西进行的采集工作，共采集到珍贵标本近10万号，大多存放于国内；第三阶段是上世纪70～80年代进行的大规模青藏科考，采集了约20万号植物标本。
“在喜马拉雅地区，解放后全国曾经进行过资源普查，有学者到当地采集过大量的植物标本，但是一些偏远地区，比如墨脱、波密在当时很难抵达，加之时间有限，所以当时只采集了一些基本资料，”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博士王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此，这次考察和编撰的过程是查漏补缺，重点是考察当年没去过的地方。”
进入20世纪以来，伴随植物分类学的发展，中国植物学者开始尝试各地植物志的编撰。科学家从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准备编写《中国植物志》，最早始于北京大学的钟观光，他到全国各地区采集了十几万号标本。此后，秦仁昌、王启无、蔡希陶、俞德俊等老一辈植物学家也采集了大量标本。但由于当时资金、标本和文献等方面所限，这一愿望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
1959年 10月，我国正式成立《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由钱崇澍、陈焕镛任主编，当年就出版了包括蕨类植物的首卷《中国植物志》。此后，自1959至1963期间，在相继出版了三卷册以后，停顿了10年，直到1973年才逐步恢复编研。到2004年，全书80卷126册全部完成，跨时40余年。《中国植物志》记载了我国31000 多种植物，占全世界已知植物种总数的八分之一。
此外，自1989年开始，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合作编写英文版《中国植物志》。据洪德元介绍，英文版《中国植物志》不是中文版的单纯翻译，而是后者的增补修订，其最后一卷将于明年初完成。“该项目的主要资助来源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基础科学界普遍面临文献不足、资金匮乏的困境，植物分类学的发展也受到很大阻碍。“这种状况到了近10年才有改观，现在申请一个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就可以达到上千万，”洪德元说，“国家有实力对基础科研给予支持。而且，我们在国际合作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成果也获得了国际认可，于是敢于挑大梁，依靠自己的力量，编撰这个系列著作。”
实际上，中国的植物学在经历了“文革”的学术停滞阶段后，曾因《中国植物志》的编撰而带来过重生，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十几年间，植物分类学的科研队伍再次处于危机阶段。
“当年参加《中国植物志》编辑的人比较多，但是这些人大部分同我一样已经老了。在上世纪90年代，申请科研经费一味讲创新和论文的影响因子，于是我们搞传统分类学的拿不到基金，很多人转行搞分子或生态研究了。年轻人也只喜欢呆在实验室里，那样做既不用去野外艰苦考察，又能申请到资金进行前沿研究，结果是，好多年轻人离开传统分类学这个队伍。”
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一批年轻学者出于对植物多样性和野外工作的热爱，走进了传统植物分类学领域。据洪德元介绍，目前中国植物分类学的中坚力量中40岁左右的有40多人，这个专业的学生还有几百人，何理就是其中之一。
无论在资金还是科研队伍上，现在都是植物分类学发展的好时机。何理说，但另一方面，植物分类研究还存在着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传承断代、缺乏信息共享。“比如第一辈做杨柳科植物志的前辈早已年过古稀，此次植物志编撰他们就没能参与进来。这样一来，对我们年轻人而言，就有很大一部分工作是重复过去前辈们做过的，其中包括原始文献的收集工作。没有传承，我们就只能自己摸索。”
洪德元表示，《泛喜马拉雅植物志》这个项目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而且对植物分类学的发展和培养新人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个机会，这个专业的很多实验室就没有经费支持，植物分类学者曾经为此而感到绝望。”如今，有充足的科研经费支持，还有一批年轻有为的植物学者，洪德元感到，中国的传统植物分类学大有希望。
何理是这部著作总共80多位作者中的一员，他主要负责柳属的编撰。“植物志的编撰是个传承性的工作，也是一个不断修订的过程，现有的喜马拉雅北坡的植物志是我们研究的基础。”何理说，“但对于标本的采集，仅根据以前的记录并不好找，与当地居民的沟通很重要。比如去梅里雪山找柳树，为了找到一些种，就要把同属植物的照片展示给当地老人或护林员看，他们看了以后，就会告诉我到哪里去找。”
百年大修，跨国工程
2010年5月，中国植物学界启动了一项受世界同行瞩目的工程——《泛喜马拉雅植物志》的编撰，这是继《中国植物志》之后又一个经典的植物学大项目。负责该项目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德元说，“这一项目的开展将会使泛喜马拉雅地区植物的整体现状、格局，以及这一区域的植物多样性清晰地呈现出来，对其他相关学科，例如生物学、药物学、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发展也将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泛喜马拉雅地区总面积156.6万平方公里，东起中国，经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西至阿富汗，包括喜马拉雅山、横断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一部分。
“与《中国植物志》及其他世界上现有的植物志，如《北美植物志》和《欧洲植物志》不同的是，泛喜马拉雅地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跨国自然地理区域，”洪德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此该项目是我国经典植物学上第一个原创性的国际项目，在这一项目中，中国占主导地位。”
根据过往的研究记录，泛喜马拉雅地区植物总数约2万种，其中中国境内约有1.3万种，约占中国植物种数的43%。现有的关于该区域植物的书籍包括19世纪80年代英国出版的《英属印度植物志》、1984年英国植物学家编撰出版的《不丹植物志》，以及仍在编撰中的《尼泊尔植物志》。国内出版物则包括1983年～1987年的《西藏植物志》和1993～1994年的《横断山区维管植物》。
“100多年过去了，这一区域的某些植物因为气候等原因产生了变化，很多新种也相继被发现。因此包括印度、尼泊尔在内的周边国家植物学界均表示需要修订本地植物志。于是我们很有必要在现存资料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更新和补充，”洪德元说，此次编撰采用现代科学手段，用“APGⅢ分类法”代替以前采用的“恩格勒系统”进行分类，并将增加分子研究的数据、染色体资料等，这是过去植物志所不涵盖的，需要大量的野外调查、采集和实验工作。
《泛喜马拉雅植物志》的编撰得到了尼泊尔、印度、缅甸等国的积极响应。收藏有大量该地区植物标本的英国、日本、美国等国的植物园标本馆及科研院校也将积极支持和参与。该书将以英文记录这一地区所有野生和已归化的维管束植物，分50卷、80册出版，计划2020年完成，并将以文字版和网络版两种形式问世。
一部植物志带来的希望
与欧洲国家的标本采集与植物分类学发展相比，植物学在中国起步较晚。历史上，在西藏地区的大规模植物标本采集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人在西藏、云南北部和四川西部进行的采集工作，这些标本中只有极少数存放在国内；第二阶段是上世纪30～40年代由中国植物学者在滇西北和川西进行的采集工作，共采集到珍贵标本近10万号，大多存放于国内；第三阶段是上世纪70～80年代进行的大规模青藏科考，采集了约20万号植物标本。
“在喜马拉雅地区，解放后全国曾经进行过资源普查，有学者到当地采集过大量的植物标本，但是一些偏远地区，比如墨脱、波密在当时很难抵达，加之时间有限，所以当时只采集了一些基本资料，”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博士王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此，这次考察和编撰的过程是查漏补缺，重点是考察当年没去过的地方。”
进入20世纪以来，伴随植物分类学的发展，中国植物学者开始尝试各地植物志的编撰。科学家从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准备编写《中国植物志》，最早始于北京大学的钟观光，他到全国各地区采集了十几万号标本。此后，秦仁昌、王启无、蔡希陶、俞德俊等老一辈植物学家也采集了大量标本。但由于当时资金、标本和文献等方面所限，这一愿望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
1959年 10月，我国正式成立《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由钱崇澍、陈焕镛任主编，当年就出版了包括蕨类植物的首卷《中国植物志》。此后，自1959至1963期间，在相继出版了三卷册以后，停顿了10年，直到1973年才逐步恢复编研。到2004年，全书80卷126册全部完成，跨时40余年。《中国植物志》记载了我国31000 多种植物，占全世界已知植物种总数的八分之一。
此外，自1989年开始，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合作编写英文版《中国植物志》。据洪德元介绍，英文版《中国植物志》不是中文版的单纯翻译，而是后者的增补修订，其最后一卷将于明年初完成。“该项目的主要资助来源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基础科学界普遍面临文献不足、资金匮乏的困境，植物分类学的发展也受到很大阻碍。“这种状况到了近10年才有改观，现在申请一个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就可以达到上千万，”洪德元说，“国家有实力对基础科研给予支持。而且，我们在国际合作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成果也获得了国际认可，于是敢于挑大梁，依靠自己的力量，编撰这个系列著作。”
实际上，中国的植物学在经历了“文革”的学术停滞阶段后，曾因《中国植物志》的编撰而带来过重生，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十几年间，植物分类学的科研队伍再次处于危机阶段。
“当年参加《中国植物志》编辑的人比较多，但是这些人大部分同我一样已经老了。在上世纪90年代，申请科研经费一味讲创新和论文的影响因子，于是我们搞传统分类学的拿不到基金，很多人转行搞分子或生态研究了。年轻人也只喜欢呆在实验室里，那样做既不用去野外艰苦考察，又能申请到资金进行前沿研究，结果是，好多年轻人离开传统分类学这个队伍。”
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一批年轻学者出于对植物多样性和野外工作的热爱，走进了传统植物分类学领域。据洪德元介绍，目前中国植物分类学的中坚力量中40岁左右的有40多人，这个专业的学生还有几百人，何理就是其中之一。
无论在资金还是科研队伍上，现在都是植物分类学发展的好时机。何理说，但另一方面，植物分类研究还存在着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传承断代、缺乏信息共享。“比如第一辈做杨柳科植物志的前辈早已年过古稀，此次植物志编撰他们就没能参与进来。这样一来，对我们年轻人而言，就有很大一部分工作是重复过去前辈们做过的，其中包括原始文献的收集工作。没有传承，我们就只能自己摸索。”
洪德元表示，《泛喜马拉雅植物志》这个项目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而且对植物分类学的发展和培养新人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个机会，这个专业的很多实验室就没有经费支持，植物分类学者曾经为此而感到绝望。”如今，有充足的科研经费支持，还有一批年轻有为的植物学者，洪德元感到，中国的传统植物分类学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