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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利者阶层，是指专门靠吃银行利息或放高利贷、炒买炒卖股票、证券等来维持基本生活的国民群体，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靠银行利息食利、靠放高利贷食利、靠炒买炒卖股票、证券食利、靠单位集资、入股食利；靠利用职权或工作之便、套取国家、集体的钱搞转手买卖食利。兼职大户张工
张工算很晚才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原先是航天部的高级工程师，1996年因为两个孩子都上大学，实在负担不起，便办了早退下了海。由于没有经商经验，又缺乏启动资金，开始只好做一些简单加工业务。不久，技术碰上了运气．一个洋买办公开招商．为美国一家芯片公司开发单晶产品。张工并不懂材科学，可硬着头皮接下了单子，一是迫于形势，二来是想拼一把。当时国内能拉单晶的只有几家，拿到定金后，张工到有研院请了专家在他这儿兼职，自己边看边学，三个月后，终于成功掘到了第一桶金．30cra长的一根“玻璃棒”卖了10万美元。此后，张工又从事电子产品的研发加工，同时将手上的剩余资金抛到股市上，委托别人代为打理。他先后雇过两个理财代理，空闲时自己也会上阵。他买的是8B殳证券，那几年形势一直不错，仅这一项，就给他带来上百万元的回报，不过今年被套，也赔了不少。虽然是个大户，张工却连大户室的门都没进过。平时他生活非常节俭，60多岁了还自己开车，家里坏了的冰箱洗衣机什么的，也都自己修修再用，一台彩电还是从二手市场买的，看了四五年了。作为公司老板和技术骨干，张工总是泡在公司，家里的保姆基本上也是为公司做事，他看起来更像一位普通工人。张工曾以极低价格买过一幢法院拍卖的别墅，一直没时间装修，因位置太偏，也没法出租，只好请了两个民工住着。
青年富婆饶兰
说实话，饶兰的谈吐中玄机太深，她说自己三十二岁，可看上去却是不到四十不罢休的光景，她说自己曾是个大美女，可拿出来的青春影集上只有姿色平常的人，她在东湖别墅的房子不象是居家，更像个机构，她说那就是自己的爱巢。可能是她特别的自信养成的习惯吧。按理能混到这份上也算是大富之家了，不过她的坐架只是辆普通别克。饶兰是做基金的，嫁过一位法国有钱人．在法国住了六年，入了法国籍，可还有本中国护照，不同场合出示不同身份，十分方便。她离婚后就成了国际自由人，满世界跑，但主要还是中国法国，她的绝大部分生意都在中国，实际也不用她打理，她也就看看热闹等着人家给她兜里装钱罢了，自己的生活最主要是玩。她每天的开销在2、3千块，自己以为这还算节俭的。当被问及钱都花在哪儿时，她想了半天竟也弄不清楚，美容、打球、游泳都有会员卡，吃饭也花不了多少。认识她个把月以后．弄清楚了，她的开支大多用于”扶贫”了。饶兰有点鄙视穷人．可一见到搞艺术的就忘了这码事。平时她爱在网上聊天，一听说对方是玩艺术的必定要求认识．不论高低贵贱有名无名，也不管是唱歌画画写诗还是搞行为的，一认识就请人吃饭、疯玩，连家具都替人置办，以保护人自居。她这种癖好跟著名的诗歌赞助人刘丽安有得一拼，不过刘只对诗人感兴趣。有人慷慨解囊，当然也就有人乐得被“保护”。幸亏人有自私心理．要不大家奔走相告，都改行搞行为来找她要“保护”，恐／I，6连李嘉诚也吃不消。那些人才真是寄生虫。其中她也谈过几次朋友，却没成的，都是她主动分手的。到了关键时刻她对穷人总不放心，总觉得人家是冲钱去的。这大概是”富人综合症”中的一种吧。
台会头子顾阿姨
台会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一种金融形式，类似于小型银行。在江苏一些地区又叫打会、拔会，这个说法更加生动一些，好比是一场拍卖，出价最高的人拔得头筹。情形是，某人先在亲友中组成一个台会，然后将消息散播出去，一些中低收入者可以凭自觉自愿加入。按照约定的最低标准，入会者按月把款项存放到会头子手里，每月打拔一次，拔会时，会员们把自己出的利息写在纸上，然后评判，出利息最高者就可拔到当月会众的存款．会头子收一点”抽头”。这种方式可大可小，大的有玩掉脑袋的无锡邓斌等人，如果规模不大，会众间信誉良好，也确有扶危济困的效果。至今，在海外的温州人还用这种方式来互相帮扶。
顾阿姨从十六岁起就学会了打会，她从母亲那儿继承了天赋，使她日后足以靠此为生。目前在她名下的会有四个，会员三百多人，八成以上都是一般工薪族、家庭妇女。由于人数众多，不可能把大家同时聚齐当头对脸地竞标，只好用分组的办法。这和民主竞选人大代表的程序已经相当接近了。会员间彼此都靠君子协定．没有纸面上的东西，因此．头领的个人信誉就显得至关重要。难以想象的是顾阿姨经营了三十多年竟从未出过差错。由于会员中没有富人．每次入的股大多数也就几百元．还有几十元的，所以顾阿姨靠抽头拿到的钱也很有限。80年代初，刚刚准许个体经营时她家就摆了个专卖干货的小门脸，一点都不起眼，直到93年，她上大学的儿子带回了女朋友，顾阿姨给了未来儿媳一万块钱的见面礼，周围的人才早知道她早已是个百万富翁。后来做水产的多了，干货行情不旺，顾阿姨就改做服装生意，靠他女儿打理．她自己仍热衷于打会，她说，这份差事让她由衷感到满足．每次操作成功都像是帮了大伙一把。当问她是否觉得这种做法有剥削的意味时，她马上变得严肃起来，说，你问问大家，我这是剥削吗，早年还指望靠这点收入过日子，现在我根本就不在乎这点钱，我喜欢做．大伙也都希望我来做，我只拿一点报酬，怎么是剥削呢。车市“拼缝”刘经理
汽车交易市场里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既不是经销商的业务员，也没有自己的车，但却以公司经理、主任或某品牌汽车销售代理商、业务员的身份出现。他们以廉价、优惠、提现车或代办各种购车手续等诱人条件说服购车者，然后从汽车经销商那里提车卖给购车者，从汽车经销商、装饰商、保险公司等处得到差价或提成，或以办假手续、假保单等方式“黑”钱。车界称他们为”拼缝”的或“车虫儿”。
刘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在车市“拼缝” 的人。但他现在不满意别人说他”拼缝”，而更倾向于“购车经纪人”这一说法。同那些在汽车交易市场门口替经销商拉客人以获取佣金或单打独斗的车贩子不同，刘先生在北京的两家大交易市场都设有经营场所，手下雇有几十名员工。由于刘先生的门店只是挂靠在一家正规的汽车销售公司下面，并没有经过工商注册，而isl'-者之间既是同盟．彼此之间又是独立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从属关系，所以．圈内人仍然把他当做“拼缝”的同行。
在刘先生租借的不太大的两个展示厅内，摆放着四五辆当前市场最抢手的样车宝来、POLO、福美来、佳美．都是从别的汽车销售商那里借用的。刘先生说，如果不是展厅场地有限，他可以将北京市场上十几种俏销品牌的汽车都借过来摆到展厅内。另外，只要是购车者看中的车，在经销商那里拿不到现车，在他这里可以拿到，当然，购车者为此得多付出一些钱。
让刘先生底气十足的，是他在汽车销售市场内不俗的销售业绩以及他与市场中大多数经销商“铁杆哥们”一样的关系。“现在每个月我可以做到近百辆的现车销售，而那些经销商也非常欢迎我为其做汽车销售，因为他们雇一名销售业务员不但要给其发薪水，还要给予业务员25％-30％的利润提成，我们每辆车只需提几百元。如此一来，经销商节省了一笔为数不小的开支，比他们自己做销售更经济，更有效率。我们在售车中，通过为购车者做保单和介绍装饰店，也有钱可赚．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
刘先生十多年前从石家庄来到北京做推销，由于没有固定工资，全靠卖货提成，收入并不理想。后来听老乡说在汽车市场推销汽车不用任何投入，获利十分丰厚，于是就来到车市“拼缝”。
初进车市，刘先生也同现在的一些在市场内游荡的车贩子一样蹭活。刘先生说，”拼缝”赚钱主要是从两大方面 一是保险公司给的回扣，二是新车装饰费用的差价。保险公司给回扣，国家有规定限额的，即最高不能超过保额的5％，但在北京的汽车市场里．这个回扣限额已经高达20％，而在1997年的”保单价格战”中，一份保单的回扣最高时曾经达到过50％至60％。因为新车上保险是必须的．顾客一般对上哪家的保险都无所谓，所以一般“拼缝人”只需轻描淡写地提上一句某某公司信誉不错，就上某某公司的险吧，顾客也就听从了建议。所以，保险公司的回扣是”拼缝”最稳定的收入来源。汽车装饰是”拼缝人”的另一项重要收入，一般顾客买车都是要做些装饰的．”拼缝人”与装饰店也早巳达成默契，他们只需要带购车者来到装饰店，跟顾客报一个价，一转身就能比装饰店赚的还多。还有就是赚一些”小钱”了，比如出库费、印花税等等．虽然只有几十元到一百元左右的赚头．但还是有利可图的。另外．如果心足够“黑”的话，还可以通过做假保单、库存车，或者是在发票、售后服务上做点儿手脚，都可以赚到外人想象不到的钱。秀水街老柴
北京的秀水街兴起于80年代中期，早期进入秀水街的北京商贩都发了财。按照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商贩们会把赚来的钱大部分积累起来，用于再投资。然而，秀水街后来的变迁有所不同，大多数初期成功的商贩觉得钱不如开始时好赚了，继续经营下去十分辛苦。于是他们开始退出，把摊位、执照等具有垄断性的资源出租给外地来的经营者，自己成了食利阶层，逍遥自在。《百姓》：柴先生，您是什么时候进秀水的，做到哪年?老柴：我算晚的了，1987年才支摊，那会有人都发大了。1993。1994年前后吧，生意一下子就下来了．不大好做了．我就琢磨着干点别的。《百姓》：你看为什么生意不好做了?老柴：人多了呗，这附近冒出个雅宝路市场，东大桥那又建了个兰岛，还有白云市场，这生意又不用学，一瞧就会，摊吗，谁都能练。当时也攒了点钱，不是闹炒股吗，有几个哥儿们都玩上了，我也想试试，可又不懂，心想还是开个饭店吧，可我媳妇儿舍不得把摊就这么给扔了．一直拖到96年夏天，正好有几个人想租，就让给人家了。《百姓》：那您之后做什么工作呢?老柴：开始歇了一阵．闲得慌，就和一哥儿们弄了个公司，搞装修，可没到一年就散伙了。《百姓》：怎么了?老柴：装修这行当，得把人弄死，都熟人最后都弄捭了。不能干，赚的还不够花的，想想这是干嘛呢，找罪受啊，还不如跟家里待着那。《百姓》：那你就没干点别的?老柴：想倒是想，可干大点的吧没那么多钱，忒小的又看不上．我就初中毕业．干不了大事，又闲不住．成天东跑西颠的，自己还觉着是做生意，可人家不这么看，还当你是找乐呢。所以实际上也就算什么都没干。《百姓》：那收入哪儿来?你的摊能租多少钱9老柴：哦，也没多少钱，凑合够吃够喝吧，我还有一小饭馆，要不哪儿成啊。《百姓》：您觉得以前在秀水做算是暴利吗?老柴：暴利， (笑)暴利暴利，绝对暴利，现在到哪儿找啊。《百姓》：您现在最想干什么呢，是做点工作?老柴：什么也不想．就想赚钱。是享受生活还食利的穷人李阿姨
家住北京月坛南街的李阿姨老俩口退休多年，前年厂子破产，两人的养老金加起来也不过八百块钱。李阿姨有高血压，每月吃药固定要开支一百多块钱。两人决定把自己两居室中一间十平方的小屋出租以贴补家用．他们自己住另一间十五平米的屋子。周围许多老人把自己的房子出租后搬去和儿女住，但李阿姨两口没有这个条件。
据李阿姨介绍，这间小屋前后也住过四五拨人。小屋很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还有个小柜。房客与他们公用卫生间和厨房，每月房租300元。300元钱至少解决了每月李阿姨的药费，还有他们的两张月票。和许多退休的老人一样，两人每天早晨都出去锻炼，越是没钱越害怕得病，因此越是要锻炼。通常他们都会在早市上买东西，每天兜里揣着小称，买菜时小贩们缺个一二两都逃不过他们自己带去的称，他们会与小贩据理力争争会缺的那一两八钱的。“这样才能省钱呢。”李阿姨说。若超市有特价的商品，李阿姨就会和其他老伙伴搭伴去排队，附近哪的肉好，哪的面最便宜她都门清。
目前住的是一位姑娘，时间最长，已有七八个月。他们水电费分摊，老夫妻觉得年轻的姑娘有点瞧不起他们，住在这那么长时间，很少和他们搭话．每次收水费，她都要再去对对水表。仅这一点，夫妻俩就觉得姑娘对他们不放心。
前年股市正火时，李阿姨老俩口禁不住儿子的鼓动．把近一半的储蓄拿了出来，也时髦地进了股市。结果股市一蹶不振．和大多数股民一样他们的那两万块钱套住了。 至今李阿姨还会时常向老伴唠叨，”我看还是买国库券踏实。”但他们剩余的钱已经不足以让他们再去买这了，他们得留着养老。儿子单位效益也不好，老俩口寻思着等到天暖和了，出去卖报纸去，既可以在大街上看人来人往，也能挣个几块钱的。随军家属张海花
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后．张海花收拾完家务，大约9 30左右，她会和牌友按时地聚在一起，继续她们一贯的节目—码“长城”。孩子、丈夫中午都不回家吃饭，时间对她们来说绰绰有余。牌桌上除了东家长、西家短的话题外，最近她们谈论的是明年统一涨房租。
今年34岁的张海花是随军家属，四年前部队为了安置家属让她们每户投资六千元集资兴建了沿街的一排门店房，张海花拥有其中的一间。她把门店出租，每月租金约2000元。这两年她们住的这一片发展迅速，门店房炙手可热，她们手中的这块金字招牌自然也要水涨船高。当然，这个主意还是同伴们公认“精明透顶”的张海花提出来的。最后，她们一致商定租金涨到2500元。
自然，和老租户的协调由张海花挑头，”铁嘴钢牙”是她的长项。六年前，张海花也自己做过买卖，每天起早贪黑，最后不仅赔了本钱，还欠了几万块的债。当时房东三更半夜来催她还欠了几个月的房租．“我没钱，跟她交心，说自己的苦，不容易，女儿还等着我交钱买校服。”那天晚上之后，她和房东成了好朋友，房东临走前说，那房租就算自己借给她了。
这一段的经历使她明白做生意很难．做房东也挺难的，她自己做了房东后规定，一定要按时收房租，绝不能心软。房客再怎么哭穷，她都要从对方牙缝里挤出一半来，而且穷追不舍。收完房租，她还是会和租户笑脸相迎，不时地上租户的店里买东西，并介绍自己的朋友去，也算给老板介绍生意了。门店租给别人时，当时她还“打了个小算盘”．在门店摆了个小烟摊，并设个公用电话，一天也有个十几二十块的。早上十点、十一点去随自己，下午想走人三四点就打烊。后来许多像她一样建了门店的家属都不做了，大家都有了时间，一起打牌打发时间。
部队大院生活支出较小，通常丈夫的工资完全够用。张海花每月都要到批发市场买衣服．有自己的，也有丈夫和孩子的，价钱比商场里的便宜很多。做化妆品推销的朋友常给她介绍一些新品，一般打个四折。当然，有便宜的东西她不会自己独享，她也会帮着部队后勤部领导的家属买些。因为觊觎她的门店和生活的人不少。当记者问她如果门店空下来没人租时，她就不担心经济收入吗，张海花笑笑，”这里地段好，生意挺旺，我的门店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最多空一两月。
张工算很晚才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原先是航天部的高级工程师，1996年因为两个孩子都上大学，实在负担不起，便办了早退下了海。由于没有经商经验，又缺乏启动资金，开始只好做一些简单加工业务。不久，技术碰上了运气．一个洋买办公开招商．为美国一家芯片公司开发单晶产品。张工并不懂材科学，可硬着头皮接下了单子，一是迫于形势，二来是想拼一把。当时国内能拉单晶的只有几家，拿到定金后，张工到有研院请了专家在他这儿兼职，自己边看边学，三个月后，终于成功掘到了第一桶金．30cra长的一根“玻璃棒”卖了10万美元。此后，张工又从事电子产品的研发加工，同时将手上的剩余资金抛到股市上，委托别人代为打理。他先后雇过两个理财代理，空闲时自己也会上阵。他买的是8B殳证券，那几年形势一直不错，仅这一项，就给他带来上百万元的回报，不过今年被套，也赔了不少。虽然是个大户，张工却连大户室的门都没进过。平时他生活非常节俭，60多岁了还自己开车，家里坏了的冰箱洗衣机什么的，也都自己修修再用，一台彩电还是从二手市场买的，看了四五年了。作为公司老板和技术骨干，张工总是泡在公司，家里的保姆基本上也是为公司做事，他看起来更像一位普通工人。张工曾以极低价格买过一幢法院拍卖的别墅，一直没时间装修，因位置太偏，也没法出租，只好请了两个民工住着。
青年富婆饶兰
说实话，饶兰的谈吐中玄机太深，她说自己三十二岁，可看上去却是不到四十不罢休的光景，她说自己曾是个大美女，可拿出来的青春影集上只有姿色平常的人，她在东湖别墅的房子不象是居家，更像个机构，她说那就是自己的爱巢。可能是她特别的自信养成的习惯吧。按理能混到这份上也算是大富之家了，不过她的坐架只是辆普通别克。饶兰是做基金的，嫁过一位法国有钱人．在法国住了六年，入了法国籍，可还有本中国护照，不同场合出示不同身份，十分方便。她离婚后就成了国际自由人，满世界跑，但主要还是中国法国，她的绝大部分生意都在中国，实际也不用她打理，她也就看看热闹等着人家给她兜里装钱罢了，自己的生活最主要是玩。她每天的开销在2、3千块，自己以为这还算节俭的。当被问及钱都花在哪儿时，她想了半天竟也弄不清楚，美容、打球、游泳都有会员卡，吃饭也花不了多少。认识她个把月以后．弄清楚了，她的开支大多用于”扶贫”了。饶兰有点鄙视穷人．可一见到搞艺术的就忘了这码事。平时她爱在网上聊天，一听说对方是玩艺术的必定要求认识．不论高低贵贱有名无名，也不管是唱歌画画写诗还是搞行为的，一认识就请人吃饭、疯玩，连家具都替人置办，以保护人自居。她这种癖好跟著名的诗歌赞助人刘丽安有得一拼，不过刘只对诗人感兴趣。有人慷慨解囊，当然也就有人乐得被“保护”。幸亏人有自私心理．要不大家奔走相告，都改行搞行为来找她要“保护”，恐／I，6连李嘉诚也吃不消。那些人才真是寄生虫。其中她也谈过几次朋友，却没成的，都是她主动分手的。到了关键时刻她对穷人总不放心，总觉得人家是冲钱去的。这大概是”富人综合症”中的一种吧。
台会头子顾阿姨
台会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一种金融形式，类似于小型银行。在江苏一些地区又叫打会、拔会，这个说法更加生动一些，好比是一场拍卖，出价最高的人拔得头筹。情形是，某人先在亲友中组成一个台会，然后将消息散播出去，一些中低收入者可以凭自觉自愿加入。按照约定的最低标准，入会者按月把款项存放到会头子手里，每月打拔一次，拔会时，会员们把自己出的利息写在纸上，然后评判，出利息最高者就可拔到当月会众的存款．会头子收一点”抽头”。这种方式可大可小，大的有玩掉脑袋的无锡邓斌等人，如果规模不大，会众间信誉良好，也确有扶危济困的效果。至今，在海外的温州人还用这种方式来互相帮扶。
顾阿姨从十六岁起就学会了打会，她从母亲那儿继承了天赋，使她日后足以靠此为生。目前在她名下的会有四个，会员三百多人，八成以上都是一般工薪族、家庭妇女。由于人数众多，不可能把大家同时聚齐当头对脸地竞标，只好用分组的办法。这和民主竞选人大代表的程序已经相当接近了。会员间彼此都靠君子协定．没有纸面上的东西，因此．头领的个人信誉就显得至关重要。难以想象的是顾阿姨经营了三十多年竟从未出过差错。由于会员中没有富人．每次入的股大多数也就几百元．还有几十元的，所以顾阿姨靠抽头拿到的钱也很有限。80年代初，刚刚准许个体经营时她家就摆了个专卖干货的小门脸，一点都不起眼，直到93年，她上大学的儿子带回了女朋友，顾阿姨给了未来儿媳一万块钱的见面礼，周围的人才早知道她早已是个百万富翁。后来做水产的多了，干货行情不旺，顾阿姨就改做服装生意，靠他女儿打理．她自己仍热衷于打会，她说，这份差事让她由衷感到满足．每次操作成功都像是帮了大伙一把。当问她是否觉得这种做法有剥削的意味时，她马上变得严肃起来，说，你问问大家，我这是剥削吗，早年还指望靠这点收入过日子，现在我根本就不在乎这点钱，我喜欢做．大伙也都希望我来做，我只拿一点报酬，怎么是剥削呢。车市“拼缝”刘经理
汽车交易市场里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既不是经销商的业务员，也没有自己的车，但却以公司经理、主任或某品牌汽车销售代理商、业务员的身份出现。他们以廉价、优惠、提现车或代办各种购车手续等诱人条件说服购车者，然后从汽车经销商那里提车卖给购车者，从汽车经销商、装饰商、保险公司等处得到差价或提成，或以办假手续、假保单等方式“黑”钱。车界称他们为”拼缝”的或“车虫儿”。
刘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在车市“拼缝” 的人。但他现在不满意别人说他”拼缝”，而更倾向于“购车经纪人”这一说法。同那些在汽车交易市场门口替经销商拉客人以获取佣金或单打独斗的车贩子不同，刘先生在北京的两家大交易市场都设有经营场所，手下雇有几十名员工。由于刘先生的门店只是挂靠在一家正规的汽车销售公司下面，并没有经过工商注册，而isl'-者之间既是同盟．彼此之间又是独立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从属关系，所以．圈内人仍然把他当做“拼缝”的同行。
在刘先生租借的不太大的两个展示厅内，摆放着四五辆当前市场最抢手的样车宝来、POLO、福美来、佳美．都是从别的汽车销售商那里借用的。刘先生说，如果不是展厅场地有限，他可以将北京市场上十几种俏销品牌的汽车都借过来摆到展厅内。另外，只要是购车者看中的车，在经销商那里拿不到现车，在他这里可以拿到，当然，购车者为此得多付出一些钱。
让刘先生底气十足的，是他在汽车销售市场内不俗的销售业绩以及他与市场中大多数经销商“铁杆哥们”一样的关系。“现在每个月我可以做到近百辆的现车销售，而那些经销商也非常欢迎我为其做汽车销售，因为他们雇一名销售业务员不但要给其发薪水，还要给予业务员25％-30％的利润提成，我们每辆车只需提几百元。如此一来，经销商节省了一笔为数不小的开支，比他们自己做销售更经济，更有效率。我们在售车中，通过为购车者做保单和介绍装饰店，也有钱可赚．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
刘先生十多年前从石家庄来到北京做推销，由于没有固定工资，全靠卖货提成，收入并不理想。后来听老乡说在汽车市场推销汽车不用任何投入，获利十分丰厚，于是就来到车市“拼缝”。
初进车市，刘先生也同现在的一些在市场内游荡的车贩子一样蹭活。刘先生说，”拼缝”赚钱主要是从两大方面 一是保险公司给的回扣，二是新车装饰费用的差价。保险公司给回扣，国家有规定限额的，即最高不能超过保额的5％，但在北京的汽车市场里．这个回扣限额已经高达20％，而在1997年的”保单价格战”中，一份保单的回扣最高时曾经达到过50％至60％。因为新车上保险是必须的．顾客一般对上哪家的保险都无所谓，所以一般“拼缝人”只需轻描淡写地提上一句某某公司信誉不错，就上某某公司的险吧，顾客也就听从了建议。所以，保险公司的回扣是”拼缝”最稳定的收入来源。汽车装饰是”拼缝人”的另一项重要收入，一般顾客买车都是要做些装饰的．”拼缝人”与装饰店也早巳达成默契，他们只需要带购车者来到装饰店，跟顾客报一个价，一转身就能比装饰店赚的还多。还有就是赚一些”小钱”了，比如出库费、印花税等等．虽然只有几十元到一百元左右的赚头．但还是有利可图的。另外．如果心足够“黑”的话，还可以通过做假保单、库存车，或者是在发票、售后服务上做点儿手脚，都可以赚到外人想象不到的钱。秀水街老柴
北京的秀水街兴起于80年代中期，早期进入秀水街的北京商贩都发了财。按照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商贩们会把赚来的钱大部分积累起来，用于再投资。然而，秀水街后来的变迁有所不同，大多数初期成功的商贩觉得钱不如开始时好赚了，继续经营下去十分辛苦。于是他们开始退出，把摊位、执照等具有垄断性的资源出租给外地来的经营者，自己成了食利阶层，逍遥自在。《百姓》：柴先生，您是什么时候进秀水的，做到哪年?老柴：我算晚的了，1987年才支摊，那会有人都发大了。1993。1994年前后吧，生意一下子就下来了．不大好做了．我就琢磨着干点别的。《百姓》：你看为什么生意不好做了?老柴：人多了呗，这附近冒出个雅宝路市场，东大桥那又建了个兰岛，还有白云市场，这生意又不用学，一瞧就会，摊吗，谁都能练。当时也攒了点钱，不是闹炒股吗，有几个哥儿们都玩上了，我也想试试，可又不懂，心想还是开个饭店吧，可我媳妇儿舍不得把摊就这么给扔了．一直拖到96年夏天，正好有几个人想租，就让给人家了。《百姓》：那您之后做什么工作呢?老柴：开始歇了一阵．闲得慌，就和一哥儿们弄了个公司，搞装修，可没到一年就散伙了。《百姓》：怎么了?老柴：装修这行当，得把人弄死，都熟人最后都弄捭了。不能干，赚的还不够花的，想想这是干嘛呢，找罪受啊，还不如跟家里待着那。《百姓》：那你就没干点别的?老柴：想倒是想，可干大点的吧没那么多钱，忒小的又看不上．我就初中毕业．干不了大事，又闲不住．成天东跑西颠的，自己还觉着是做生意，可人家不这么看，还当你是找乐呢。所以实际上也就算什么都没干。《百姓》：那收入哪儿来?你的摊能租多少钱9老柴：哦，也没多少钱，凑合够吃够喝吧，我还有一小饭馆，要不哪儿成啊。《百姓》：您觉得以前在秀水做算是暴利吗?老柴：暴利， (笑)暴利暴利，绝对暴利，现在到哪儿找啊。《百姓》：您现在最想干什么呢，是做点工作?老柴：什么也不想．就想赚钱。是享受生活还食利的穷人李阿姨
家住北京月坛南街的李阿姨老俩口退休多年，前年厂子破产，两人的养老金加起来也不过八百块钱。李阿姨有高血压，每月吃药固定要开支一百多块钱。两人决定把自己两居室中一间十平方的小屋出租以贴补家用．他们自己住另一间十五平米的屋子。周围许多老人把自己的房子出租后搬去和儿女住，但李阿姨两口没有这个条件。
据李阿姨介绍，这间小屋前后也住过四五拨人。小屋很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还有个小柜。房客与他们公用卫生间和厨房，每月房租300元。300元钱至少解决了每月李阿姨的药费，还有他们的两张月票。和许多退休的老人一样，两人每天早晨都出去锻炼，越是没钱越害怕得病，因此越是要锻炼。通常他们都会在早市上买东西，每天兜里揣着小称，买菜时小贩们缺个一二两都逃不过他们自己带去的称，他们会与小贩据理力争争会缺的那一两八钱的。“这样才能省钱呢。”李阿姨说。若超市有特价的商品，李阿姨就会和其他老伙伴搭伴去排队，附近哪的肉好，哪的面最便宜她都门清。
目前住的是一位姑娘，时间最长，已有七八个月。他们水电费分摊，老夫妻觉得年轻的姑娘有点瞧不起他们，住在这那么长时间，很少和他们搭话．每次收水费，她都要再去对对水表。仅这一点，夫妻俩就觉得姑娘对他们不放心。
前年股市正火时，李阿姨老俩口禁不住儿子的鼓动．把近一半的储蓄拿了出来，也时髦地进了股市。结果股市一蹶不振．和大多数股民一样他们的那两万块钱套住了。 至今李阿姨还会时常向老伴唠叨，”我看还是买国库券踏实。”但他们剩余的钱已经不足以让他们再去买这了，他们得留着养老。儿子单位效益也不好，老俩口寻思着等到天暖和了，出去卖报纸去，既可以在大街上看人来人往，也能挣个几块钱的。随军家属张海花
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后．张海花收拾完家务，大约9 30左右，她会和牌友按时地聚在一起，继续她们一贯的节目—码“长城”。孩子、丈夫中午都不回家吃饭，时间对她们来说绰绰有余。牌桌上除了东家长、西家短的话题外，最近她们谈论的是明年统一涨房租。
今年34岁的张海花是随军家属，四年前部队为了安置家属让她们每户投资六千元集资兴建了沿街的一排门店房，张海花拥有其中的一间。她把门店出租，每月租金约2000元。这两年她们住的这一片发展迅速，门店房炙手可热，她们手中的这块金字招牌自然也要水涨船高。当然，这个主意还是同伴们公认“精明透顶”的张海花提出来的。最后，她们一致商定租金涨到2500元。
自然，和老租户的协调由张海花挑头，”铁嘴钢牙”是她的长项。六年前，张海花也自己做过买卖，每天起早贪黑，最后不仅赔了本钱，还欠了几万块的债。当时房东三更半夜来催她还欠了几个月的房租．“我没钱，跟她交心，说自己的苦，不容易，女儿还等着我交钱买校服。”那天晚上之后，她和房东成了好朋友，房东临走前说，那房租就算自己借给她了。
这一段的经历使她明白做生意很难．做房东也挺难的，她自己做了房东后规定，一定要按时收房租，绝不能心软。房客再怎么哭穷，她都要从对方牙缝里挤出一半来，而且穷追不舍。收完房租，她还是会和租户笑脸相迎，不时地上租户的店里买东西，并介绍自己的朋友去，也算给老板介绍生意了。门店租给别人时，当时她还“打了个小算盘”．在门店摆了个小烟摊，并设个公用电话，一天也有个十几二十块的。早上十点、十一点去随自己，下午想走人三四点就打烊。后来许多像她一样建了门店的家属都不做了，大家都有了时间，一起打牌打发时间。
部队大院生活支出较小，通常丈夫的工资完全够用。张海花每月都要到批发市场买衣服．有自己的，也有丈夫和孩子的，价钱比商场里的便宜很多。做化妆品推销的朋友常给她介绍一些新品，一般打个四折。当然，有便宜的东西她不会自己独享，她也会帮着部队后勤部领导的家属买些。因为觊觎她的门店和生活的人不少。当记者问她如果门店空下来没人租时，她就不担心经济收入吗，张海花笑笑，”这里地段好，生意挺旺，我的门店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最多空一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