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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9日，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如果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在2011年已经达到美国的86.9%，并有望在今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否能够当得起“世界第一”的称号呢，我们距离“世界第一”究竟还有多大的差距呢？
对于世界银行的预测，发达国家的反应比较激烈，比如美国“天主教在线”认为“这是让美国深感羞愧的时刻”、“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比可能还会进一步提高”；瑞士《商报》甚至将美中可能的易位，看做是世界经济运行的一个转折点。
不过，也有个别西方媒体对此结论提出异议，比如《华盛顿邮报》称GDP的国际比较应当基于汇率，以此慰藉美国国内的忧虑情绪；同时，也有媒体质疑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但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这是自2005年以来世界银行对购买力平价数据进行的首次更新，是对货币在不同国家中购买力的最权威估计，并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大多数公共机构广泛采用。
相比之下，我国国内的反应则相对理性，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四年前，当中国按汇率计算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已经对诸如经济规模和经济质量的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人们通过反思，更多地看到了在人均GDP上，我们和世界一流还相距甚远，2013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是9844美元，仅相当于美国1912年的人均经济产出水平，因此在人均层面，两国的差距也许长达百年，赶超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已经客观地意识到，传统增长模式的比较优势正在被削弱，一些原本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如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等，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正在转变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下降也已然成为一种共识。为此，如何重构中国经济增长的体制动力，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或许比单纯谈论经济规模扩张，意义更为现实和深远。
从经济规模到经济结构
近年来，无论是以购买力平价还是以汇率计算的GDP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张并且在总量上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体，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从人均层面来看，中美之间的差距还相当巨大。尽管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6年里，已经创造了年均9%-10%的“增长奇迹”，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却使得“增长奇迹”的含金量大打折扣，尤其是当GDP到一定规模之后，这些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便逐步显现并上升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倘若未能妥善处理，就极易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首次在2007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及，后被广泛引用。来自拉美和东亚诸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当一国经济快速起飞进入中等收入标准后（世界银行2010年的标准是人均GNI在1006美元至12195美元），一旦忽视了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就很容易招致经济增长停滞甚至是衰退。就目前我国而言，存在着以下几类比较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一是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结构失衡，导致贫富等几大差距并存。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0.473，早已超越0.4的国际警戒线，财富的基尼系数则可能超过0.6，城乡、地区和代际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持续拉大。首先，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比在3倍左右，如果将实物补贴、隐性收入和社会保障计算在内，差距可能更大，这在世界上是比较罕见的；其次，东中西部居民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显著，而且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地区间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拥有财富的水平等重要指标的差距，不仅没有明显缩小，反而在某些方面还在扩大；再者，教育不平等导致贫富差距在代际之间固化，社会流动的垂直渠道梗阻，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易于激化。这其中既有按照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法则下形成的合理的收入差距，又有权力介入分配，垄断公共资源造成的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滋生的贪腐行为和巨量的灰色收入。
二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导致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并存。中国充沛的劳动力资源是推动大国制造业崛起的奥秘所在，也是吸引全球资本来华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另一面，是劳动者的议价谈判能力弱、工资收入水平低、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且呈下降趋势，从而引发居民消费需求长期低迷。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速度相对较快，在投资驱动和重工业发展战略导向下，金融抑制压低了贷款利率水平，低廉的资金成本又诱发了过度投资冲动和资本深化，从而催生了普遍的产能过剩和制造业升级困难。
三是产能过剩进一步导致经济增长模式高度依赖国外市场，形成国际收支失衡。2000年以来，中国的出口增长剧烈，“出口导向”战略的推进，既加剧了我国对外贸易的摩擦力度，又增加了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也降低了宏观经济运行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四是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不畅导致要素配置失衡，市场价格信号扭曲失真。要素的跨部门流动受阻和所有制偏袒，导致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在不同部门之间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式微，形成体制内浪费和体制外欠缺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和双重损失。
五是经济增长却是以牺牲干净的空气、地下水和土壤为代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广大地区的空气、地下水和土壤等环境污染严重，如不能尽快扭转这一趋势，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将不可持续。
结构性问题究竟有多严重？谢长泰和克列诺（Chang-Tai Hsieh and Peter J. Klenow，2009）新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资本和其他资源的错配，导致中国的生产率比美国低约50%。也就是说，不需要增加投资，只要纠正结构性问题，改变资源配置结构，中国的经济就能更快地增长。因此，结构性问题正在造成中国有限资源的大量浪费。 从经济结构到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结构失衡，背后折射的是经济体制问题。当前对中国GDP的国际比较大多强调经济总量的规模效应，但往往忽视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更为主要的是，结构失衡背后存在的体制弊端。无论中国经济是否已经或者将要超过美国，深层次问题其实并不局限于经济规模，而在于结构失衡。这些结构问题不是总量规模所能解决的，而必须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着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形成合理的经济结构，维持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地增长。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看，经济规模历来都不是一个问题，这是由中国内生的中央和地方分税制体制，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晋升规则所决定的，任何地方政府始终拥有投资的冲动和追求GDP增长的动力，这也可以认为是过去财政分权体制的合理性以及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一些经济学家把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称为“财政分权激励下的政治晋升的锦标赛”。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促进增长无疑是全社会成员的共识，所以地方竞争的结果就使得GDP快速增长；但是，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进入低中等收入水平后，大量超出GDP范围的社会经济问题突显出来，并成为阻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症结所在。
那么，能否仿照地区竞争机制，来同时解决经济规模以外的包括收入分配、市场公平和环境保护等经济发展问题？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不存在一种能同时有效解决多个目标的激励机制问题的体制。如果一定要求地方政府同时在许多方面展开竞争，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地方政府会把这些方面的竞争变成“逐底竞争”。比如，如果生态环境保护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有矛盾，地方政府就存在牺牲生态环境来确保经济增长的动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牵引作用，其根本性指向在于通过改革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问题，实现中国经济长期稳态增长。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微观市场机制的干预，以及过度的政策刺激所产生的对内生性增长动力的干扰，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国际化和法制化营商环境。这意味着，一个可改革的体制，是建立在法治而不是人治的基础上的，各级行政部门不仅要树立依法治国理念和行动准则，来取代大量的行政机制，而且还要在程序上确保法律的执行具有强制性、规范性与合意性。
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从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来看，改革是沿着渐进式思路和“先易后难”的顺序展开的，目前增量改革的空间已经很小，接下去的改革一定是核心领域关键问题的改革，包括投资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资国企改革、流通体制改革，以及重点领域价格改革等在内，势必会触及深刻的变革与利益调整。改革进入深水区，难度将更大；但是如果不改革，那么创新转型中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也就难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应当看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的力度越大，经济长期增长的空间就越大，这已经为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增长所证明。因此，不能刻板教条地围绕经济规模就事论事，也不能在无谓的GDP的国际比较中迷失前进的方向。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释放“改革红利”与市场活力，正确处理规模、结构和体制三者之间的关系，激发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否能够当得起“世界第一”的称号呢，我们距离“世界第一”究竟还有多大的差距呢？
对于世界银行的预测，发达国家的反应比较激烈，比如美国“天主教在线”认为“这是让美国深感羞愧的时刻”、“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比可能还会进一步提高”；瑞士《商报》甚至将美中可能的易位，看做是世界经济运行的一个转折点。
不过，也有个别西方媒体对此结论提出异议，比如《华盛顿邮报》称GDP的国际比较应当基于汇率，以此慰藉美国国内的忧虑情绪；同时，也有媒体质疑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但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这是自2005年以来世界银行对购买力平价数据进行的首次更新，是对货币在不同国家中购买力的最权威估计，并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大多数公共机构广泛采用。
相比之下，我国国内的反应则相对理性，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四年前，当中国按汇率计算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已经对诸如经济规模和经济质量的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人们通过反思，更多地看到了在人均GDP上，我们和世界一流还相距甚远，2013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是9844美元，仅相当于美国1912年的人均经济产出水平，因此在人均层面，两国的差距也许长达百年，赶超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已经客观地意识到，传统增长模式的比较优势正在被削弱，一些原本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如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等，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正在转变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下降也已然成为一种共识。为此，如何重构中国经济增长的体制动力，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或许比单纯谈论经济规模扩张，意义更为现实和深远。
从经济规模到经济结构
近年来，无论是以购买力平价还是以汇率计算的GDP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张并且在总量上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体，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从人均层面来看，中美之间的差距还相当巨大。尽管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6年里，已经创造了年均9%-10%的“增长奇迹”，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却使得“增长奇迹”的含金量大打折扣，尤其是当GDP到一定规模之后，这些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便逐步显现并上升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倘若未能妥善处理，就极易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首次在2007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及，后被广泛引用。来自拉美和东亚诸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当一国经济快速起飞进入中等收入标准后（世界银行2010年的标准是人均GNI在1006美元至12195美元），一旦忽视了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就很容易招致经济增长停滞甚至是衰退。就目前我国而言，存在着以下几类比较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一是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结构失衡，导致贫富等几大差距并存。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0.473，早已超越0.4的国际警戒线，财富的基尼系数则可能超过0.6，城乡、地区和代际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持续拉大。首先，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比在3倍左右，如果将实物补贴、隐性收入和社会保障计算在内，差距可能更大，这在世界上是比较罕见的；其次，东中西部居民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显著，而且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地区间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拥有财富的水平等重要指标的差距，不仅没有明显缩小，反而在某些方面还在扩大；再者，教育不平等导致贫富差距在代际之间固化，社会流动的垂直渠道梗阻，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易于激化。这其中既有按照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法则下形成的合理的收入差距，又有权力介入分配，垄断公共资源造成的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滋生的贪腐行为和巨量的灰色收入。
二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导致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并存。中国充沛的劳动力资源是推动大国制造业崛起的奥秘所在，也是吸引全球资本来华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另一面，是劳动者的议价谈判能力弱、工资收入水平低、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且呈下降趋势，从而引发居民消费需求长期低迷。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速度相对较快，在投资驱动和重工业发展战略导向下，金融抑制压低了贷款利率水平，低廉的资金成本又诱发了过度投资冲动和资本深化，从而催生了普遍的产能过剩和制造业升级困难。
三是产能过剩进一步导致经济增长模式高度依赖国外市场，形成国际收支失衡。2000年以来，中国的出口增长剧烈，“出口导向”战略的推进，既加剧了我国对外贸易的摩擦力度，又增加了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也降低了宏观经济运行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四是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不畅导致要素配置失衡，市场价格信号扭曲失真。要素的跨部门流动受阻和所有制偏袒，导致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在不同部门之间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式微，形成体制内浪费和体制外欠缺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和双重损失。
五是经济增长却是以牺牲干净的空气、地下水和土壤为代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广大地区的空气、地下水和土壤等环境污染严重，如不能尽快扭转这一趋势，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将不可持续。
结构性问题究竟有多严重？谢长泰和克列诺（Chang-Tai Hsieh and Peter J. Klenow，2009）新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资本和其他资源的错配，导致中国的生产率比美国低约50%。也就是说，不需要增加投资，只要纠正结构性问题，改变资源配置结构，中国的经济就能更快地增长。因此，结构性问题正在造成中国有限资源的大量浪费。 从经济结构到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结构失衡，背后折射的是经济体制问题。当前对中国GDP的国际比较大多强调经济总量的规模效应，但往往忽视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更为主要的是，结构失衡背后存在的体制弊端。无论中国经济是否已经或者将要超过美国，深层次问题其实并不局限于经济规模，而在于结构失衡。这些结构问题不是总量规模所能解决的，而必须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着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形成合理的经济结构，维持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地增长。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看，经济规模历来都不是一个问题，这是由中国内生的中央和地方分税制体制，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晋升规则所决定的，任何地方政府始终拥有投资的冲动和追求GDP增长的动力，这也可以认为是过去财政分权体制的合理性以及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一些经济学家把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称为“财政分权激励下的政治晋升的锦标赛”。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促进增长无疑是全社会成员的共识，所以地方竞争的结果就使得GDP快速增长；但是，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进入低中等收入水平后，大量超出GDP范围的社会经济问题突显出来，并成为阻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症结所在。
那么，能否仿照地区竞争机制，来同时解决经济规模以外的包括收入分配、市场公平和环境保护等经济发展问题？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不存在一种能同时有效解决多个目标的激励机制问题的体制。如果一定要求地方政府同时在许多方面展开竞争，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地方政府会把这些方面的竞争变成“逐底竞争”。比如，如果生态环境保护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有矛盾，地方政府就存在牺牲生态环境来确保经济增长的动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牵引作用，其根本性指向在于通过改革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问题，实现中国经济长期稳态增长。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微观市场机制的干预，以及过度的政策刺激所产生的对内生性增长动力的干扰，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国际化和法制化营商环境。这意味着，一个可改革的体制，是建立在法治而不是人治的基础上的，各级行政部门不仅要树立依法治国理念和行动准则，来取代大量的行政机制，而且还要在程序上确保法律的执行具有强制性、规范性与合意性。
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从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来看，改革是沿着渐进式思路和“先易后难”的顺序展开的，目前增量改革的空间已经很小，接下去的改革一定是核心领域关键问题的改革，包括投资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资国企改革、流通体制改革，以及重点领域价格改革等在内，势必会触及深刻的变革与利益调整。改革进入深水区，难度将更大；但是如果不改革，那么创新转型中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也就难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应当看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的力度越大，经济长期增长的空间就越大，这已经为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增长所证明。因此，不能刻板教条地围绕经济规模就事论事，也不能在无谓的GDP的国际比较中迷失前进的方向。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释放“改革红利”与市场活力，正确处理规模、结构和体制三者之间的关系，激发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