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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常州自古便是江南地区水陆交通的枢纽,其城市发展与运河息息相关。以常州古城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其从先秦到清末古代城市的发展演变与同时期运河的变迁,探究两者之间的关联。接着以清末为时间节点,从自然山水要素、人工营建要素和意向空间要素等不同要素入手,归纳了清末常州古城景观体系在“天心十道”的节点布局、“七厢三街”的功能分区和功能复合的水利系统三个方面的特征。最后探討了特征背后的深层次驱动因素,分别是因水而兴的驱动因素,城水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传统人居理念。
关键词:风景园林;常州古城;城市规划;景观体系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21)04-0041-06
收稿日期:2021-03-11
修回日期:2021-04-14
Abstract: Changzhou has been a hub of land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in the Jiangnan region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its urban develop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anal. Taking the ancient city of Changzho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irstly,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comb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ancient urban planning from the pre-Qin to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changes of the canal in the same period,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nal and the city. Then, tak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the time node, starting from different elements such as natural landscape elements, artificial construction elements, and intentional space elements,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cient city landscape system of Changzho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re summarized : the node layout of "Ten Hearts and Ten Paths", the functional zoning of "seven compartments and three streets" and the water conservancy system with multiple functions. Finally, the deep-level driving factors behind the characteristics are discussed, which are the driving factors that thrive due to wat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water and the traditional human settlement concept.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hangzhou ancient city; Urban planning; Landscape system
1研究背景
景观体系一般指由一系列实体要素形成的,具有视觉整体性的系统,以及实体要素之间的组织关系[1]。由于生存、生产和审美,人类在营建聚落的过程中开始对自然进行持续不断的改造。这种改造构建了适于人类栖居,而又具有明显地域差异的城市景观体系。关于城市景观体系,不同学者的研究侧重不同:王云才、郑曦等学者在研究区域景观体系时,注重总结归纳城市与区域的一体化特征,强调“城-郊”的互动关系[2~3];张雪葳提出了“山水风景体系”,重点研究古代城市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具体生产、生活需求与文化影响下,人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4];李恒在对都江堰的研究中提出了由焦点、骨架、边界、基底和境域五大要素组成的城市景观体系,对此后的古代城市景观体系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5]。在高度城市化的今天,古城景观体系的研究对于认知、梳理和深入挖掘古人的人居环境营建智慧,凝练传统人居环境建设经验,保护遗存的古代城市景观特征有重要意义。
常州位于太湖西北平原地区,春秋时称“延陵”,隋代后改称“常州”,自晋太康二年(281年)扬州建毗陵郡始,长期为郡治所在[6]。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长江下游的军事要冲、江南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被称为“东南之襟要”[7](图1)。常州古城历史景观体系的发展演变有2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漕运即运河给常州城带来了发展契机与充足的发展动能,保障了常州区域经济中心的位置;同时由于常州文风兴盛,文人将其对自然的理解转化为传统城市规划理论,用以指导常州城的建设,以运河为主的城河体系成为落实规划理论的关键载体。通过宋代至清代的经营,常州古城形成了以城门、建筑、水口为节点,前河主街为轴线,七坊三街内外分布,运河、内河“天成滢结”的古城景观体系。
当前常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尚未建立健全,保护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常州历史城市景观片区仅存前后北岸、青果巷几个遗存。研究常州古城营建历史与特征可以为常州城市格局营建、城市生态规划带来启示,也能为保护常州历史文化古城提供理论基础。本文以风景园林学综合视角为核心,重点对常州地区的方志、历史地图、卫星图和测绘图展开文献梳理和图解分析,并以1969年卫星图为基础,对资料进行图示化的呈现和梳理,内容包括常州古城的城市布局、功能分区与水利系统等,以总结得到构成古城景观体系的要素,和常州古城景观体系的营建特点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 2古代常州城发展的历史沿革
2.1开凿运河,因运河而兴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江南运河,推动了运河沿线市镇的出现,给常州城带来了发展契机。常州城的雏形—延陵城邑就在这一时期,于今常州市武进区淹城遗址(古淹君地)以北开始建设。在运河走向基本确定的情况下选择于此营城,受到了交通、农业和安全三方面需求的影响。当时自无锡至长江南岸的道路系统尚未形成,出行以水路交通为主。一天的舟程为30~40 km,而无锡、常州两座城市相距40 km,恰好满足了早上自无锡启程,晚间至常州休息的交通运输需要。同时,延陵城邑背靠西部高亢平原,面对东部湖沼,既方便对于东部水网平原区的农业开发,也让常州城避免洪涝侵袭,是先民综合生存和发展需求之后的结果(图2)。
隋代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敕穿京杭大运河,要求拓浚后的河道能通航高13.32 m,宽14.8 m的龙舟[8]。常州古运河宽度及桥梁高度均不满足要求,且河道周围民居密集,因此执政者选择在地势低洼的城南新开河道。新开的运河被称为前河,古运河称为后河(顾塘河)。前河的开凿给常州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使农业基础差、手工业发展缓慢的常州逐渐形成了以漕运为核心的城市布局和经济结构,为常州在唐代成为“十望之郡”奠定了基础。
前河开凿后,后河因维护减弱,逐渐淤废成路,城市的重心由内子城向前河转移。五代吴顺义元年(921年)修筑的外子城呈菱形向运河方向倾斜,吴天祚二年(936年)修筑的罗城呈纺锤状将运河包入城中(图3),反映了以水系为基础的经济和运输网络对于城市格局的影响作用。
2.2疏浚后河,因运河而灵
唐代,后河日渐萎缩,北宋常州知州李馀庆精通风水学,他认为城中河道阻塞,于科举不利,于是在庆历三年(1043年)疏浚了后河,使其重焕生机。后河的疏浚带动了中沟、南北邗沟的恢复,从城西南引来荆溪之水冲淡了城北浑黄的江水,大大改善了城市环境,使得常州城因运河而灵,形成了“各河天成滢结,江左郡邑,城中流水迎秀聚气无出其右者”[9]的风貌。由于秀美的风景和后河有利于科举的传说,商业和文化产业向后河集聚,以后河分左右厢的布局和城市轴线逐渐明确。此后尽管经历多次兵燹摧残,常州城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却一直得以延续[10]。
2.3分漕南渠,因运河而盛
南宋时期,多段城濠淤废成路,前河漕运艰难。元代常州府判官袁德麟开浚城南渠,使得舟车得以通济,田畴资以灌溉。运河分漕于城南渠后,前河的漕运压力下降,逐渐转变为城内的风景水系。
元末明初,常州城因战乱损毁严重。在重建时,明代统治者认为筑城耗资巨大,且火炮的应用逐渐广泛,因此将新城范围缩小了五分之二。随着明清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承担转运商品功能的运河使得常州因运河而盛,迅速发展为“南国之通津”。运河两岸民居密集,商贸活动频繁,形成了西仓、表场、东仓3个大型码头和绵延数里的青果巷、篦箕巷等商业文化街。
3清末常州城景观体系
古城景观体系的构成要素从载体上进行分类,可分为自然山水要素、人工营建要素和意向空间要素:自然山水要素包括了区域山水环境和城内水系及微地形等;人工营建要素包括城墙、城门、道路、建筑等;意向空间要素指在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的交融下形成的城市意向,以常州八景诗咏为主要代表。从存在形式上分类,又可分为实体要素和虚体要素:实体要素客观存在,可以被视觉感知,如城门、建筑等建筑节点;虚体要素则是古人通过经营和艺术表达形成的要素,表现了人们对场所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如轴线、分区等特征。对以上要素进行梳理,并结合常州城发展的历史脉络,将常州城景观体系分为“天心十道”的节点布局、“七厢三街”的功能分区和功能复合的水利系统3个方面。
3.1天心十道的节点布局
宋元战争、元末战争使得常州罗城支离破碎,在新城的规划建设以及明代至清末的发展历程中,常州统治者继承李馀庆的风水学说,通过长远的规划设计,在常州城形成了覆盖府城内外的“天心十道”布局(图4)。该布局以后河为纵轴,青山门与广化门连线为横轴,城门、水关、河道分水口、建筑等关键节点在纵轴左右相互对称设置,并形成了沟通城市内外的3个菱形空间对位关系。天心十道节点布局决定了常州古城城市规模、节点位置和空间骨架。整个城市顺应东北高、西南低的地势和后河走向,轴线呈现60°倾斜。纵轴沿线形成了常州城重要的文化空间,包括了鼓楼、文庙、文笔塔、前后北岸等文化建筑和文人聚居的街区。横轴沿线的府直街、大街形成了城市的礼制教化空间,设置了官署和城内一半以上的牌坊。在3个对位关系中,和政门与德安门两城门相对,北水关与中沟两水口相对,文昌阁与鹿苑两构筑相对。通过布局的设计,常州城的城市规划和主要建筑选址井然有序,布局中的交点成为了常州城各个区域的标志与象征,也是市民认知城市的向导和文化生活的主要场所。
3.2七厢三街的功能分区
在城市功能分区方面,受运河及礼制营建制度的影响,常州城自北向南、自内向外分别为政治空间、文化空间、商业空间。明代时三类空间具体细化为七厢三街的分区(图5),根据清代宣统年间《常州府城坊厢字号全图》,七厢三街格局一直持续到光绪年间。七厢三街的命名、位置、分界和功能都与运河等城内水系有着密切关系。
子城厢位于城市的西北,其位置和范围与魏晋时期的常州城高度重合。作为城市的政治中心,該厢的建筑多为官署学堂。魏晋时期的内子城护城河环绕府治串接子城一、二厢,连接护城河与后河的玉带河在分隔了子城厢和左厢后汇入后河。
左右厢和河南厢的名称中“左”“右”
“南”的位置是相对河流而言的,并且城厢的功能也与厢内主要河流的功能保持了一致性。左厢和右厢以后河分界,在命名上以后河为中心划分左右。后河在不承担漕运任务后,成为了常州文化活动的主脉,风景和文化属性突出。与之相同,左右两厢文人士绅聚集,书院和私家花园鳞次栉比,文化娱乐活动丰富。河南厢的“南”是相对前河而言的,其与右厢以城市横轴及前河为分界线,是常州市民生活与商业贸易的核心。前河在明清时期是城内最重要的河道,商船云集,而河南厢的商铺字号数量在全城也占比最高。 城外“三街”即东门直街、西门直街和北门直街主要承担了物流集散的作用,在布局上体现为一河一街,沿河设置码头驿馆,沿街设置小市,包括木材、米市等[11]。
3.3功能复合的水利系统
3.3.1城河网络
常州城水系历经千年的演变,在清代形成了“外有文成坝障水于下流,内有八字桥锁水于东隅,又有玉带河环通府治,再有漕河贯穿其间”①的城河网络。这样四通八达的水道,对常州城的军事防御、调蓄济运、风景游憩诸方面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12](图6)。
清末民初时期,常州城以新城濠为军事防御水系,其也是城市的边界。前河、后河两条济运调蓄水系东西贯通,并与相垂直的玉带河、惠明河及南、北邗沟形成网络。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既加强了城市水系相互之间的流通,满足城市居民日常用水需求,又为紧急情况下的洪峰提供了出口。由于漕运功能的南移,城河的风景游憩和文化功能格外突出,前河、后河是其中代表。前河虽然自明代不再通漕,但官商驿站、会馆、商街仍设置于此,常州城“绂冕云兴,接闬列宅,帆樯川骛,芥聚绳縻”[13]的商业景观在此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在前河东段青果巷地区,毗陵驿、府衙、使星亭递次排布,商铺鳞次栉比。《常州赋》云:“入千果之巷,桃梅杏李色色俱陈。”文人雅士也对此地多有偏爱,近百名进士诞生于此。常州八景之“文亨穿月”“篦梁灯火”“城郭风帆”也描写出了前河西段沿线舟楫往来穿梭如缕,茶楼酒肆灯火通明的景象。后河白云溪居住的多为官宦人家,“屋皆修整,窗棂腻日”。常州文经学派、没骨画派、阳湖文派都有领军人物在此居住,经常举行文人群体活动。在此过程中,以白云溪为主题的诗歌与绘画不断积累和凝聚。因此后河除了是常州文人与市民文化活动的核心区域,也是常州人精神世界的投射与寄托。每年端午“雕旌画舻骄杨子”的龙舟竞渡和初一、十五“禅家宝筏迷津渡”的敬香场景是后河的代表性景观。以白云溪为代表的后河逐渐成为了古代常州的象征,常州文化也在这种文与景的互动中得到了发展[14]。
3.3.2闸堰体系
常州城内水系纵横交织,功能复杂,军事防御水系需要保证水源充足,济运调蓄水系需要保证水位和流速的平稳,风景游憩水系需要水系清洁。这些都需依靠常州城内的闸堰堤坝体系的运行。
常州城有东、西、小西、北4座水关,是调节运河水与城市内水系的阀门。由于常州城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为减轻洪水对城区的压力,平缓流速,城西北多利用自然或开凿的河道尽可能将来水进行分流、回转。这些分水口被常州人称为“龙口”,常设置公共建筑和石碑亭廊,为市民的文化活动和临时市场提供场地。堰坝主要分布于城东低地,用以截流水源。在通吴门内外,形成了文成坝与八字桥两层的截水关口,既保持了运河水位的稳定,同时合理消化了前后河之间的落差。因此运河水不再直泻无锡,自文成坝至戚墅堰区域的运河水位也能长期稳定,造福了更多百姓。
4古代常州景观体系的营建因素
4.1因水而兴的驱动因素
常州城的建设因运河而始,运河长期驱动着常州城的发展。江南运河的开浚为常州城帶来了劳动力和物资,是常州的第一次发展机遇。之后大运河的开凿拓宽了河道,使更大规模、更快速的内河航运有了可能。与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地相比,常州农作物、经济作物缺少优势,进而导致了手工业发展迟缓。运河使得常州另觅发展新路,通过扩大漕运和货运的影响力,成为了区域的经济中心。随后数代主政官员将河道疏浚和水系营建作为重要的工程,促进形成了覆盖城乡、因地制宜的溉田、济运及风景水系。这些水系为常州提供了稳定的农业用水,带来了各地的商贾,也吸引了文人士族在此定居,是常州城兴盛的重要驱动因素。
4.2城水互动的发展历程
常州城与运河等水系呈现了相互制约、促进、影响的演变过程。以运河为主干的水系与常州城的发展存在着长期的互动关系,体现了“因水而兴运,缘运而聚商,倚商而成市,随市而显貌,貌以时迁,随时而变”[15]的特点。在城市形态和规模方面,早期为了兼顾交通和防灾两方面的要求,城市距离运河较远,体量较小,呈规则的矩形。随着水系带来了漕运,常州城的布局和发展方向开始以水系为轴,沿长轴方向发展。城市逐渐靠近运河并将其包裹其中,沿水系呈现纺锤形的轮廓。水系同时促进了常州的经济发展,影响了沿岸的建筑形态①,例如为了满足更多建筑临河而建的需要,沿河建筑普遍开间较窄,背河面街,形成“街-房-河”的布局。而反过来,由于城市发展,建筑逐渐挤占河道,漕运带来的泥沙也使得常州运河长期需要花费巨资清淤,后河、中沟等水系不断被填末,运河不得已不断南移。而南移之后,沿着水系又形成了新的城市发展区域,原本城市核心区的优势不再,但经重新疏通水系,形成了供市民游览的风景空间。常州城市与水系就在这样一退一进的互动中形成了长期的发展(图7)。
4.3传统人居观念的影响
在常州古城的营建过程中,李馀庆、朱公彦等主政官员对风水堪舆的重视,影响了城市的选址与城内的空间实践。受古人对城市选址“左右两畔有夹耳之山,前有水,后有坡”的要求的影响,常州城选址于黄山、舜山之间,徐湖淹北侧。受水系“系斯文气脉”等传闻的影响,常州城内开浚了多条河流(表1)。例如明代常州知府穆炜为防止文气随流水东泄,将前河与罗城南渠回水口由直接相接改为环状相接,并将浚河所挖掘出的土方筑成挡水坝。随后知府周一梧、知县晏文辉在坝上修筑建筑,将此坝称为文成坝①,此地称为文成里,表达了他们对于常州科举兴盛的期望(图8)。
古人将科举的成功和市民的富庶归功于风水堪舆理论,但实际上这些风景营建客观改善了城内的人居环境。李馀庆疏浚后河,引城西南荆溪水冲淡了浑浊的黄河水,使得水质提高;穆炜、周一梧等人所建水坝使得城内运河水位受到控制,保障了居民用水的水量和卫生情况;其他主政官员对前河、后河的风景化建设在客观上促进了文人商贾的聚集,又间接促进了文化的形成。传统城市理论作为常州文人宗族和市民共同认同的理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常州古城景观体系的形成,并有效维护了城市水系的形态和水位。 5结语
常州古城通过天心十道的布局和七坊三街的分区实现了对城市空间的整体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功能复合的水利系统起到关键作用:1)通过作为轴线或边界,形成了对空间的物理限定;2)作为文化、商业和日常活动的载体和媒介,保证了城市正常运转和发展;3)成为了常州士绅与居民共同的精神寄托,凝聚了乡人对科举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常州历史悠久,遗存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其江南运河、隋运河、明运河三河并行的城市结构,以及与运河密切关联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也亟待开发和保護。在缺乏勘测工具的古代,常州城内布局节点的精准选择已经在江南城市中十分少见,而自北宋至清末千年间,天心十道布局的维系更为可贵,是传统风水理论不可多得的实践成果。希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常州这一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发展。
注:图 1、3~6、8 为作者参考清末宣统年间《常州府城坊厢字号全图》及 1969 年美国锁眼卫星图基础上绘制;图2引自明嘉靖年间《三吴水利图考》;图7引自明万历年间《武进县志》。
参考文献:
[1] 陈治军. 从城市设计的角度看现代城市景观体系的重塑[J]. 山西建筑,2008(23):42-43.
[2] 郑曦,蒋雨婷. 区域景观体系作为城市化的媒介 查尔斯河口城市波士顿的景观演变与城市发展[J]. 风景园林,2015(9):70-76.
[3] 王云才,陈田,郭焕成. 江南水乡区域景观体系特征与整体保护机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6(6):708-712.
[4] 张雪葳. 福州山水风景体系研究[D]. 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8.
[5] 李恒,王向荣. 都江堰城市景观体系的历史演变与成因研究[J]. 中国园林,2018,34(6):30-36.
[6] 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常州史稿·古代卷[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
[7]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南直七[M]. 上海:中华书局,1995.
[8] 杜宝. 大业杂记[M]. 陕西:三秦出版社,2006.
[9] 张国维. 吴中水利全书[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10] 钟翀,方毓琦,王晓媛,等. 宋代以来常州城中的“厢”——城市厢坊制的平面格局及演变研究之一叶[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8(1):100-108.
[11] 唐鹤征. (万历)武进县志[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12] 武进县水利局编史修志领导小组. 常州水利志[M]. [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995:27.
[13] 郑虎文. 吞松阁集[M]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14册. 罗琳,主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14] 叶舟. 清代常州城市与文化:江南地方文献的发掘及其再阐释[D]. 上海:复旦大学,2007.
[15] 张文珺. 常州运河水系与城池演变的关系研究[M]//常州市文联. 常州运河研究.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31.
作者简介:
徐昕昕/1995年生/女/北京人/硕士研究生/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北京 100083)、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29)/专业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通信作者)林箐/1971年生/女/浙江人/博士/多义景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北京100083)/教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E-mail: lindyla@126.com
关键词:风景园林;常州古城;城市规划;景观体系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21)04-0041-06
收稿日期:2021-03-11
修回日期:2021-04-14
Abstract: Changzhou has been a hub of land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in the Jiangnan region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its urban develop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anal. Taking the ancient city of Changzho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irstly,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comb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ancient urban planning from the pre-Qin to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changes of the canal in the same period,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nal and the city. Then, tak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the time node, starting from different elements such as natural landscape elements, artificial construction elements, and intentional space elements,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cient city landscape system of Changzho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re summarized : the node layout of "Ten Hearts and Ten Paths", the functional zoning of "seven compartments and three streets" and the water conservancy system with multiple functions. Finally, the deep-level driving factors behind the characteristics are discussed, which are the driving factors that thrive due to wat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water and the traditional human settlement concept.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hangzhou ancient city; Urban planning; Landscape system
1研究背景
景观体系一般指由一系列实体要素形成的,具有视觉整体性的系统,以及实体要素之间的组织关系[1]。由于生存、生产和审美,人类在营建聚落的过程中开始对自然进行持续不断的改造。这种改造构建了适于人类栖居,而又具有明显地域差异的城市景观体系。关于城市景观体系,不同学者的研究侧重不同:王云才、郑曦等学者在研究区域景观体系时,注重总结归纳城市与区域的一体化特征,强调“城-郊”的互动关系[2~3];张雪葳提出了“山水风景体系”,重点研究古代城市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具体生产、生活需求与文化影响下,人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4];李恒在对都江堰的研究中提出了由焦点、骨架、边界、基底和境域五大要素组成的城市景观体系,对此后的古代城市景观体系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5]。在高度城市化的今天,古城景观体系的研究对于认知、梳理和深入挖掘古人的人居环境营建智慧,凝练传统人居环境建设经验,保护遗存的古代城市景观特征有重要意义。
常州位于太湖西北平原地区,春秋时称“延陵”,隋代后改称“常州”,自晋太康二年(281年)扬州建毗陵郡始,长期为郡治所在[6]。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长江下游的军事要冲、江南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被称为“东南之襟要”[7](图1)。常州古城历史景观体系的发展演变有2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漕运即运河给常州城带来了发展契机与充足的发展动能,保障了常州区域经济中心的位置;同时由于常州文风兴盛,文人将其对自然的理解转化为传统城市规划理论,用以指导常州城的建设,以运河为主的城河体系成为落实规划理论的关键载体。通过宋代至清代的经营,常州古城形成了以城门、建筑、水口为节点,前河主街为轴线,七坊三街内外分布,运河、内河“天成滢结”的古城景观体系。
当前常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尚未建立健全,保护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常州历史城市景观片区仅存前后北岸、青果巷几个遗存。研究常州古城营建历史与特征可以为常州城市格局营建、城市生态规划带来启示,也能为保护常州历史文化古城提供理论基础。本文以风景园林学综合视角为核心,重点对常州地区的方志、历史地图、卫星图和测绘图展开文献梳理和图解分析,并以1969年卫星图为基础,对资料进行图示化的呈现和梳理,内容包括常州古城的城市布局、功能分区与水利系统等,以总结得到构成古城景观体系的要素,和常州古城景观体系的营建特点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 2古代常州城发展的历史沿革
2.1开凿运河,因运河而兴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江南运河,推动了运河沿线市镇的出现,给常州城带来了发展契机。常州城的雏形—延陵城邑就在这一时期,于今常州市武进区淹城遗址(古淹君地)以北开始建设。在运河走向基本确定的情况下选择于此营城,受到了交通、农业和安全三方面需求的影响。当时自无锡至长江南岸的道路系统尚未形成,出行以水路交通为主。一天的舟程为30~40 km,而无锡、常州两座城市相距40 km,恰好满足了早上自无锡启程,晚间至常州休息的交通运输需要。同时,延陵城邑背靠西部高亢平原,面对东部湖沼,既方便对于东部水网平原区的农业开发,也让常州城避免洪涝侵袭,是先民综合生存和发展需求之后的结果(图2)。
隋代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敕穿京杭大运河,要求拓浚后的河道能通航高13.32 m,宽14.8 m的龙舟[8]。常州古运河宽度及桥梁高度均不满足要求,且河道周围民居密集,因此执政者选择在地势低洼的城南新开河道。新开的运河被称为前河,古运河称为后河(顾塘河)。前河的开凿给常州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使农业基础差、手工业发展缓慢的常州逐渐形成了以漕运为核心的城市布局和经济结构,为常州在唐代成为“十望之郡”奠定了基础。
前河开凿后,后河因维护减弱,逐渐淤废成路,城市的重心由内子城向前河转移。五代吴顺义元年(921年)修筑的外子城呈菱形向运河方向倾斜,吴天祚二年(936年)修筑的罗城呈纺锤状将运河包入城中(图3),反映了以水系为基础的经济和运输网络对于城市格局的影响作用。
2.2疏浚后河,因运河而灵
唐代,后河日渐萎缩,北宋常州知州李馀庆精通风水学,他认为城中河道阻塞,于科举不利,于是在庆历三年(1043年)疏浚了后河,使其重焕生机。后河的疏浚带动了中沟、南北邗沟的恢复,从城西南引来荆溪之水冲淡了城北浑黄的江水,大大改善了城市环境,使得常州城因运河而灵,形成了“各河天成滢结,江左郡邑,城中流水迎秀聚气无出其右者”[9]的风貌。由于秀美的风景和后河有利于科举的传说,商业和文化产业向后河集聚,以后河分左右厢的布局和城市轴线逐渐明确。此后尽管经历多次兵燹摧残,常州城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却一直得以延续[10]。
2.3分漕南渠,因运河而盛
南宋时期,多段城濠淤废成路,前河漕运艰难。元代常州府判官袁德麟开浚城南渠,使得舟车得以通济,田畴资以灌溉。运河分漕于城南渠后,前河的漕运压力下降,逐渐转变为城内的风景水系。
元末明初,常州城因战乱损毁严重。在重建时,明代统治者认为筑城耗资巨大,且火炮的应用逐渐广泛,因此将新城范围缩小了五分之二。随着明清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承担转运商品功能的运河使得常州因运河而盛,迅速发展为“南国之通津”。运河两岸民居密集,商贸活动频繁,形成了西仓、表场、东仓3个大型码头和绵延数里的青果巷、篦箕巷等商业文化街。
3清末常州城景观体系
古城景观体系的构成要素从载体上进行分类,可分为自然山水要素、人工营建要素和意向空间要素:自然山水要素包括了区域山水环境和城内水系及微地形等;人工营建要素包括城墙、城门、道路、建筑等;意向空间要素指在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的交融下形成的城市意向,以常州八景诗咏为主要代表。从存在形式上分类,又可分为实体要素和虚体要素:实体要素客观存在,可以被视觉感知,如城门、建筑等建筑节点;虚体要素则是古人通过经营和艺术表达形成的要素,表现了人们对场所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如轴线、分区等特征。对以上要素进行梳理,并结合常州城发展的历史脉络,将常州城景观体系分为“天心十道”的节点布局、“七厢三街”的功能分区和功能复合的水利系统3个方面。
3.1天心十道的节点布局
宋元战争、元末战争使得常州罗城支离破碎,在新城的规划建设以及明代至清末的发展历程中,常州统治者继承李馀庆的风水学说,通过长远的规划设计,在常州城形成了覆盖府城内外的“天心十道”布局(图4)。该布局以后河为纵轴,青山门与广化门连线为横轴,城门、水关、河道分水口、建筑等关键节点在纵轴左右相互对称设置,并形成了沟通城市内外的3个菱形空间对位关系。天心十道节点布局决定了常州古城城市规模、节点位置和空间骨架。整个城市顺应东北高、西南低的地势和后河走向,轴线呈现60°倾斜。纵轴沿线形成了常州城重要的文化空间,包括了鼓楼、文庙、文笔塔、前后北岸等文化建筑和文人聚居的街区。横轴沿线的府直街、大街形成了城市的礼制教化空间,设置了官署和城内一半以上的牌坊。在3个对位关系中,和政门与德安门两城门相对,北水关与中沟两水口相对,文昌阁与鹿苑两构筑相对。通过布局的设计,常州城的城市规划和主要建筑选址井然有序,布局中的交点成为了常州城各个区域的标志与象征,也是市民认知城市的向导和文化生活的主要场所。
3.2七厢三街的功能分区
在城市功能分区方面,受运河及礼制营建制度的影响,常州城自北向南、自内向外分别为政治空间、文化空间、商业空间。明代时三类空间具体细化为七厢三街的分区(图5),根据清代宣统年间《常州府城坊厢字号全图》,七厢三街格局一直持续到光绪年间。七厢三街的命名、位置、分界和功能都与运河等城内水系有着密切关系。
子城厢位于城市的西北,其位置和范围与魏晋时期的常州城高度重合。作为城市的政治中心,該厢的建筑多为官署学堂。魏晋时期的内子城护城河环绕府治串接子城一、二厢,连接护城河与后河的玉带河在分隔了子城厢和左厢后汇入后河。
左右厢和河南厢的名称中“左”“右”
“南”的位置是相对河流而言的,并且城厢的功能也与厢内主要河流的功能保持了一致性。左厢和右厢以后河分界,在命名上以后河为中心划分左右。后河在不承担漕运任务后,成为了常州文化活动的主脉,风景和文化属性突出。与之相同,左右两厢文人士绅聚集,书院和私家花园鳞次栉比,文化娱乐活动丰富。河南厢的“南”是相对前河而言的,其与右厢以城市横轴及前河为分界线,是常州市民生活与商业贸易的核心。前河在明清时期是城内最重要的河道,商船云集,而河南厢的商铺字号数量在全城也占比最高。 城外“三街”即东门直街、西门直街和北门直街主要承担了物流集散的作用,在布局上体现为一河一街,沿河设置码头驿馆,沿街设置小市,包括木材、米市等[11]。
3.3功能复合的水利系统
3.3.1城河网络
常州城水系历经千年的演变,在清代形成了“外有文成坝障水于下流,内有八字桥锁水于东隅,又有玉带河环通府治,再有漕河贯穿其间”①的城河网络。这样四通八达的水道,对常州城的军事防御、调蓄济运、风景游憩诸方面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12](图6)。
清末民初时期,常州城以新城濠为军事防御水系,其也是城市的边界。前河、后河两条济运调蓄水系东西贯通,并与相垂直的玉带河、惠明河及南、北邗沟形成网络。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既加强了城市水系相互之间的流通,满足城市居民日常用水需求,又为紧急情况下的洪峰提供了出口。由于漕运功能的南移,城河的风景游憩和文化功能格外突出,前河、后河是其中代表。前河虽然自明代不再通漕,但官商驿站、会馆、商街仍设置于此,常州城“绂冕云兴,接闬列宅,帆樯川骛,芥聚绳縻”[13]的商业景观在此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在前河东段青果巷地区,毗陵驿、府衙、使星亭递次排布,商铺鳞次栉比。《常州赋》云:“入千果之巷,桃梅杏李色色俱陈。”文人雅士也对此地多有偏爱,近百名进士诞生于此。常州八景之“文亨穿月”“篦梁灯火”“城郭风帆”也描写出了前河西段沿线舟楫往来穿梭如缕,茶楼酒肆灯火通明的景象。后河白云溪居住的多为官宦人家,“屋皆修整,窗棂腻日”。常州文经学派、没骨画派、阳湖文派都有领军人物在此居住,经常举行文人群体活动。在此过程中,以白云溪为主题的诗歌与绘画不断积累和凝聚。因此后河除了是常州文人与市民文化活动的核心区域,也是常州人精神世界的投射与寄托。每年端午“雕旌画舻骄杨子”的龙舟竞渡和初一、十五“禅家宝筏迷津渡”的敬香场景是后河的代表性景观。以白云溪为代表的后河逐渐成为了古代常州的象征,常州文化也在这种文与景的互动中得到了发展[14]。
3.3.2闸堰体系
常州城内水系纵横交织,功能复杂,军事防御水系需要保证水源充足,济运调蓄水系需要保证水位和流速的平稳,风景游憩水系需要水系清洁。这些都需依靠常州城内的闸堰堤坝体系的运行。
常州城有东、西、小西、北4座水关,是调节运河水与城市内水系的阀门。由于常州城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为减轻洪水对城区的压力,平缓流速,城西北多利用自然或开凿的河道尽可能将来水进行分流、回转。这些分水口被常州人称为“龙口”,常设置公共建筑和石碑亭廊,为市民的文化活动和临时市场提供场地。堰坝主要分布于城东低地,用以截流水源。在通吴门内外,形成了文成坝与八字桥两层的截水关口,既保持了运河水位的稳定,同时合理消化了前后河之间的落差。因此运河水不再直泻无锡,自文成坝至戚墅堰区域的运河水位也能长期稳定,造福了更多百姓。
4古代常州景观体系的营建因素
4.1因水而兴的驱动因素
常州城的建设因运河而始,运河长期驱动着常州城的发展。江南运河的开浚为常州城帶来了劳动力和物资,是常州的第一次发展机遇。之后大运河的开凿拓宽了河道,使更大规模、更快速的内河航运有了可能。与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地相比,常州农作物、经济作物缺少优势,进而导致了手工业发展迟缓。运河使得常州另觅发展新路,通过扩大漕运和货运的影响力,成为了区域的经济中心。随后数代主政官员将河道疏浚和水系营建作为重要的工程,促进形成了覆盖城乡、因地制宜的溉田、济运及风景水系。这些水系为常州提供了稳定的农业用水,带来了各地的商贾,也吸引了文人士族在此定居,是常州城兴盛的重要驱动因素。
4.2城水互动的发展历程
常州城与运河等水系呈现了相互制约、促进、影响的演变过程。以运河为主干的水系与常州城的发展存在着长期的互动关系,体现了“因水而兴运,缘运而聚商,倚商而成市,随市而显貌,貌以时迁,随时而变”[15]的特点。在城市形态和规模方面,早期为了兼顾交通和防灾两方面的要求,城市距离运河较远,体量较小,呈规则的矩形。随着水系带来了漕运,常州城的布局和发展方向开始以水系为轴,沿长轴方向发展。城市逐渐靠近运河并将其包裹其中,沿水系呈现纺锤形的轮廓。水系同时促进了常州的经济发展,影响了沿岸的建筑形态①,例如为了满足更多建筑临河而建的需要,沿河建筑普遍开间较窄,背河面街,形成“街-房-河”的布局。而反过来,由于城市发展,建筑逐渐挤占河道,漕运带来的泥沙也使得常州运河长期需要花费巨资清淤,后河、中沟等水系不断被填末,运河不得已不断南移。而南移之后,沿着水系又形成了新的城市发展区域,原本城市核心区的优势不再,但经重新疏通水系,形成了供市民游览的风景空间。常州城市与水系就在这样一退一进的互动中形成了长期的发展(图7)。
4.3传统人居观念的影响
在常州古城的营建过程中,李馀庆、朱公彦等主政官员对风水堪舆的重视,影响了城市的选址与城内的空间实践。受古人对城市选址“左右两畔有夹耳之山,前有水,后有坡”的要求的影响,常州城选址于黄山、舜山之间,徐湖淹北侧。受水系“系斯文气脉”等传闻的影响,常州城内开浚了多条河流(表1)。例如明代常州知府穆炜为防止文气随流水东泄,将前河与罗城南渠回水口由直接相接改为环状相接,并将浚河所挖掘出的土方筑成挡水坝。随后知府周一梧、知县晏文辉在坝上修筑建筑,将此坝称为文成坝①,此地称为文成里,表达了他们对于常州科举兴盛的期望(图8)。
古人将科举的成功和市民的富庶归功于风水堪舆理论,但实际上这些风景营建客观改善了城内的人居环境。李馀庆疏浚后河,引城西南荆溪水冲淡了浑浊的黄河水,使得水质提高;穆炜、周一梧等人所建水坝使得城内运河水位受到控制,保障了居民用水的水量和卫生情况;其他主政官员对前河、后河的风景化建设在客观上促进了文人商贾的聚集,又间接促进了文化的形成。传统城市理论作为常州文人宗族和市民共同认同的理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常州古城景观体系的形成,并有效维护了城市水系的形态和水位。 5结语
常州古城通过天心十道的布局和七坊三街的分区实现了对城市空间的整体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功能复合的水利系统起到关键作用:1)通过作为轴线或边界,形成了对空间的物理限定;2)作为文化、商业和日常活动的载体和媒介,保证了城市正常运转和发展;3)成为了常州士绅与居民共同的精神寄托,凝聚了乡人对科举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常州历史悠久,遗存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其江南运河、隋运河、明运河三河并行的城市结构,以及与运河密切关联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也亟待开发和保護。在缺乏勘测工具的古代,常州城内布局节点的精准选择已经在江南城市中十分少见,而自北宋至清末千年间,天心十道布局的维系更为可贵,是传统风水理论不可多得的实践成果。希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常州这一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发展。
注:图 1、3~6、8 为作者参考清末宣统年间《常州府城坊厢字号全图》及 1969 年美国锁眼卫星图基础上绘制;图2引自明嘉靖年间《三吴水利图考》;图7引自明万历年间《武进县志》。
参考文献:
[1] 陈治军. 从城市设计的角度看现代城市景观体系的重塑[J]. 山西建筑,2008(23):42-43.
[2] 郑曦,蒋雨婷. 区域景观体系作为城市化的媒介 查尔斯河口城市波士顿的景观演变与城市发展[J]. 风景园林,2015(9):70-76.
[3] 王云才,陈田,郭焕成. 江南水乡区域景观体系特征与整体保护机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6(6):708-712.
[4] 张雪葳. 福州山水风景体系研究[D]. 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8.
[5] 李恒,王向荣. 都江堰城市景观体系的历史演变与成因研究[J]. 中国园林,2018,34(6):30-36.
[6] 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常州史稿·古代卷[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
[7]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南直七[M]. 上海:中华书局,1995.
[8] 杜宝. 大业杂记[M]. 陕西:三秦出版社,2006.
[9] 张国维. 吴中水利全书[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10] 钟翀,方毓琦,王晓媛,等. 宋代以来常州城中的“厢”——城市厢坊制的平面格局及演变研究之一叶[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8(1):100-108.
[11] 唐鹤征. (万历)武进县志[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12] 武进县水利局编史修志领导小组. 常州水利志[M]. [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995:27.
[13] 郑虎文. 吞松阁集[M]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14册. 罗琳,主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14] 叶舟. 清代常州城市与文化:江南地方文献的发掘及其再阐释[D]. 上海:复旦大学,2007.
[15] 张文珺. 常州运河水系与城池演变的关系研究[M]//常州市文联. 常州运河研究.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31.
作者简介:
徐昕昕/1995年生/女/北京人/硕士研究生/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北京 100083)、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29)/专业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通信作者)林箐/1971年生/女/浙江人/博士/多义景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北京100083)/教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E-mail: lindyla@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