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技术的二重性和结构的二重性共同决定了技术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技术在本质上具有客观属性和社会属性，这决定了技术既是社会行动的结果，也是社会行动的中介。结构的二重性则揭示了制度与行动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表明结构是行动得以展开的前提，行动是进行制度和结构再生产的活动。新技术的应用并不必然带来制度变革，当以内嵌于技术的新的规则、思维模式等因素为依托而产生新的行动模式时，制度变革的时机就到来了。组织领导者的思维模式应当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以创造性的行动为中介，使技术应用成为一项实现制度变革的自觉行动，并为技术应用创造相应的制度空间。在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网络技术的应用为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转型提供技术支持。
关键词：结构化理论；网络技术；行动；合作制组织；网络结构
中图分类号：D03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2-0007-06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在“互联网+”条件下制订行动计划的要求，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对网络时代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变革的深刻体察。在这一背景下，互联网被作为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新引擎。对政府来说，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应用引发了社会转型，重塑了社会环境和社会治理的情境，因此，政府必须对网络时代新的社会治理需求作出回应。同时，网络技术也是实现政府制度和组织结构变革的有力杠杆。在网络时代，从电子政务、电子政府到“互联网+政务服务”，政府一直在积极运用网络技术推动自我重塑，而明确技术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一、技术的二重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技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技术包括管理技术与社会技术，狭义的技术是对科学发现与发明的应用。具体来说，狭义的技术表现为机器、设备或者机器、设备的运行软件、程序等。本文讨论的技术是狭义的技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引领人类社会进入了网络时代。网络技术在组织中的应用以及技术与组织结构变革等话题吸引了很多学者关注，而明确技术的本质属性是正确认识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关系的前提。
1.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争
学者们在技术是独立于制度之外的力量还是制度的构成要素这一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进而对技术本质的认识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有学者认为，组织的制度设计、结构安排以及组织成员倾向于维持现状的主观态度限制了网络技术的运用，使网络技术往往被用来实现和巩固现有的组织结构。也有学者强调网络技术在推动组织模式变革中的作用，认为网络技术是实现组织行为模式和制度结构变革的革命性力量。这两种观点基于不同的观察视角和
收稿日期：2016-12-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治理创新中‘行动者网络’建构研究”（16CGL056）；扬州大学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邵娜，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南京210023），扬州大学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扬州225127）。
实践经验，体现了理论立场上的差异，即社会的技术决定论（简称技术决定论）与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简称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差异。對于这种差异，克利夫兰（H. Cleveland）这样描述：“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300年来，科学和技术都被认为是有着自己的生命、内在逻辑和自动的发展方向的，技术自在自为的本质不断地发展和成长。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而不是科学发现开始支配技术产出。”①
技术决定论的基本内容是：技术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客观性力量，它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社会变迁的方向。技术决定论体现了一种单向的线性决定论的思维模式，认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线性关系。这种观点认识到技术在推动社会变迁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但忽略了人的自主性在技术开发、使用、改进等过程中的作用。从研究层面看，技术决定论一般是从宏观历史进程和技术应用的长期效应出发得出判断的。与技术决定论不同，社会建构论首先是一种认识论与理论视角的转换，是对主、客体二分法及线性决定论的超越。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不仅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还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社会的构成部分；技术的开发、发展和使用都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实现的，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社会结构、经济、政治、文化等宏观因素与特定社会群体的价值、利益、文化观念等微观因素共同决定的；技术作为社会的构成物对人类行动发挥着限制或促进的作用。总体而言，社会建构论过于强调社会因素和人的主观因素对技术的影响，而忽略了技术本身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并且，社会建构论没有对技术的应用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结果，以及技术通过何种方式推动社会变革等作出解释。从研究层面看，社会建构论的研究视角通常是微观的，其结论不一定能概括宏观上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2.技术的本质
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都存在一种绝对化的倾向，二者之间的差异在根本上是由技术的二重性造成的，二者可以看作是从宏观历史进程与微观社会发展两个层面对技术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的概括。从宏观上看，技术是影响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从微观上看，社会因素以各种方式对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偶然或必然的影响。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复杂、具体的。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并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互相补充、互相影响的。二者在研究层面上是互相补充的，共同揭示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笔者认为技术在本质上具有二重性，即客观的自然属性与主观的社会属性。技术的客观属性是指，技术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其产生和发展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当技术作为人类行动的工具时，技术的自然属性决定了技术是根据自然规律（而不是人的主观意志）作用于行动对象的。技术的主观性是指，技术是由人发明、创造和使用的，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应用也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的，必然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为实现组织模式变革提供新的条件。一方面，网络技术为网络结构的建立提供物质基础。网络体现了一种复杂的结构与思维模式，因为网络结构中的节点是根据整个网络的运行需要而自由流动的。节点的这种自由流动性和自主性赋予网络组织、网络结构以强烈的弹性及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网络结构并不是封闭的、具有某种固定架构的组织结构，这决定了网络组织是最不具有结构性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以网络技术的应用为依托，组织结构之间、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产生新的行动模式。组织内部跨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及组织部门间网络关系的形成冲击着官僚制组织内部条块分割、以部门专业化为中心的运行模式。在迅速变化、信息极大丰富的环境中，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一种零和博弈的竞争状态向合作共赢的状态转化，区域合作、战略联盟等组织结构及多主体之间的合作行动不断增加。可以说，网络技术的应用推动了跨部门、组织间网络关系与合作行动的发展。具体来说，网络技术的应用实现了跨部门信息流动，使跨部门合作可以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和组织模式内实现。官僚制组织中原有的职能结构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的特征，从而使组织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更强的应变能力。通过建立共享数据库、工作团队等虚拟组织形式，部门之间建立起普遍的网络关系。在高度复杂性的条件下，社会治理行动更多地通过跨部门合作实现。网络技术的应用和官僚制组织的虚拟化无疑为跨部门合作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新的组织形式。同时，官僚制组织在结构上获得一定的开放性，社会治理可以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网络合作关系（而不是参与）来实现。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范例是：2004年，美国环保署与物流企业合作创立了名為Smart Way的项目，政府在项目创建中主要扮演推动信息共享的服务者和引导者的角色，企业在项目运行中充分发挥信息收集与监测等方面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共识在合作行动中不断产生并得以落实，政府与企业在信息共享的过程中实现了合作共赢，同时解决了社会治理难题。
组织间网络关系的形成无疑会对组织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提出新的要求。对组织来说，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最根本作用在于提高组织的灵活性及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网络技术在组织内的应用使组织可以根据问题导向和任务导向进行自身建构，即根据所处的不同情境对组织的结构、权力关系、文化氛围、行为模式等作出安排，从而以技术应用为契机提高组织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实现组织的思维模式转变。正确认识技术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突出行动在实现制度变革中的中介作用，鼓励以技术应用为依托的创新性行动，在行动中实现对组织结构和规则的再生产，这些是实现组织模式变革的关键。技术应用需要得到组织领导层的重视和支持。组织领导层要通过转变思维模式，打破对惯例的路径依赖，为技术应用提供财务、人事、沟通、决策等方面的配套支持。
注释
①Harlan Cleveland. The Twilight of Hierarchy： Speculations o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5，Vol.45， No.1， pp.185—195.②Wanda J. Orlikowski and Daniel Robe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s.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1991， Vol.2， No.2， pp.143—169.③[美]芳汀：《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邵国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3页。④[美]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郭小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页。⑤张康之：《论官僚制组织的等级控制及其终结》，《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⑥[美]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扶松茂、丁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7—68页。
参考文献
[1][美]斯格特.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M].黄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2]向玉琼.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的社会治理——读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5）.
[3][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4]张康之.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行政学主题（三）[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5]张康之.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6]周民.电子政务发展前沿（2015）[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浩淼邓林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
Shao Na
Abstract：The duality of technology and structure determin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structure. Technology has material properties and social properties in its nature， and is both the outcome and medium of social actions. The duality of structure reveals the mutual-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 and action which indicate that structure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action， and action is the reproducing activity of institution and structure.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is not equal to the change of institution， and when new modes of action come out based on the new rules， modes of thinking and other factors embedded in technology， there comes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change of institution. The thinking mode of organizations′ leaders should shift from institutionalism to activism， and make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become a conscious action to realize the change of institution through the medium of creative action， and create new institutional spa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network technology provides th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s of organiz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igh-complicity and high-uncertainty.
Key words：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actio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network structure中州学刊2017年第2期建立健全干部改革创新工作中的容错纠错机制2017年2月中 州 学 刊Feb.，2017
第2期（总第242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2
关键词：结构化理论；网络技术；行动；合作制组织；网络结构
中图分类号：D03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2-0007-06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在“互联网+”条件下制订行动计划的要求，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对网络时代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变革的深刻体察。在这一背景下，互联网被作为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新引擎。对政府来说，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应用引发了社会转型，重塑了社会环境和社会治理的情境，因此，政府必须对网络时代新的社会治理需求作出回应。同时，网络技术也是实现政府制度和组织结构变革的有力杠杆。在网络时代，从电子政务、电子政府到“互联网+政务服务”，政府一直在积极运用网络技术推动自我重塑，而明确技术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一、技术的二重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技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技术包括管理技术与社会技术，狭义的技术是对科学发现与发明的应用。具体来说，狭义的技术表现为机器、设备或者机器、设备的运行软件、程序等。本文讨论的技术是狭义的技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引领人类社会进入了网络时代。网络技术在组织中的应用以及技术与组织结构变革等话题吸引了很多学者关注，而明确技术的本质属性是正确认识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关系的前提。
1.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争
学者们在技术是独立于制度之外的力量还是制度的构成要素这一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进而对技术本质的认识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有学者认为，组织的制度设计、结构安排以及组织成员倾向于维持现状的主观态度限制了网络技术的运用，使网络技术往往被用来实现和巩固现有的组织结构。也有学者强调网络技术在推动组织模式变革中的作用，认为网络技术是实现组织行为模式和制度结构变革的革命性力量。这两种观点基于不同的观察视角和
收稿日期：2016-12-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治理创新中‘行动者网络’建构研究”（16CGL056）；扬州大学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邵娜，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南京210023），扬州大学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扬州225127）。
实践经验，体现了理论立场上的差异，即社会的技术决定论（简称技术决定论）与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简称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差异。對于这种差异，克利夫兰（H. Cleveland）这样描述：“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300年来，科学和技术都被认为是有着自己的生命、内在逻辑和自动的发展方向的，技术自在自为的本质不断地发展和成长。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而不是科学发现开始支配技术产出。”①
技术决定论的基本内容是：技术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客观性力量，它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社会变迁的方向。技术决定论体现了一种单向的线性决定论的思维模式，认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线性关系。这种观点认识到技术在推动社会变迁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但忽略了人的自主性在技术开发、使用、改进等过程中的作用。从研究层面看，技术决定论一般是从宏观历史进程和技术应用的长期效应出发得出判断的。与技术决定论不同，社会建构论首先是一种认识论与理论视角的转换，是对主、客体二分法及线性决定论的超越。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不仅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还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社会的构成部分；技术的开发、发展和使用都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实现的，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社会结构、经济、政治、文化等宏观因素与特定社会群体的价值、利益、文化观念等微观因素共同决定的；技术作为社会的构成物对人类行动发挥着限制或促进的作用。总体而言，社会建构论过于强调社会因素和人的主观因素对技术的影响，而忽略了技术本身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并且，社会建构论没有对技术的应用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结果，以及技术通过何种方式推动社会变革等作出解释。从研究层面看，社会建构论的研究视角通常是微观的，其结论不一定能概括宏观上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2.技术的本质
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都存在一种绝对化的倾向，二者之间的差异在根本上是由技术的二重性造成的，二者可以看作是从宏观历史进程与微观社会发展两个层面对技术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的概括。从宏观上看，技术是影响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从微观上看，社会因素以各种方式对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偶然或必然的影响。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复杂、具体的。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并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互相补充、互相影响的。二者在研究层面上是互相补充的，共同揭示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笔者认为技术在本质上具有二重性，即客观的自然属性与主观的社会属性。技术的客观属性是指，技术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其产生和发展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当技术作为人类行动的工具时，技术的自然属性决定了技术是根据自然规律（而不是人的主观意志）作用于行动对象的。技术的主观性是指，技术是由人发明、创造和使用的，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应用也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的，必然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为实现组织模式变革提供新的条件。一方面，网络技术为网络结构的建立提供物质基础。网络体现了一种复杂的结构与思维模式，因为网络结构中的节点是根据整个网络的运行需要而自由流动的。节点的这种自由流动性和自主性赋予网络组织、网络结构以强烈的弹性及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网络结构并不是封闭的、具有某种固定架构的组织结构，这决定了网络组织是最不具有结构性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以网络技术的应用为依托，组织结构之间、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产生新的行动模式。组织内部跨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及组织部门间网络关系的形成冲击着官僚制组织内部条块分割、以部门专业化为中心的运行模式。在迅速变化、信息极大丰富的环境中，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一种零和博弈的竞争状态向合作共赢的状态转化，区域合作、战略联盟等组织结构及多主体之间的合作行动不断增加。可以说，网络技术的应用推动了跨部门、组织间网络关系与合作行动的发展。具体来说，网络技术的应用实现了跨部门信息流动，使跨部门合作可以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和组织模式内实现。官僚制组织中原有的职能结构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的特征，从而使组织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更强的应变能力。通过建立共享数据库、工作团队等虚拟组织形式，部门之间建立起普遍的网络关系。在高度复杂性的条件下，社会治理行动更多地通过跨部门合作实现。网络技术的应用和官僚制组织的虚拟化无疑为跨部门合作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新的组织形式。同时，官僚制组织在结构上获得一定的开放性，社会治理可以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网络合作关系（而不是参与）来实现。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范例是：2004年，美国环保署与物流企业合作创立了名為Smart Way的项目，政府在项目创建中主要扮演推动信息共享的服务者和引导者的角色，企业在项目运行中充分发挥信息收集与监测等方面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共识在合作行动中不断产生并得以落实，政府与企业在信息共享的过程中实现了合作共赢，同时解决了社会治理难题。
组织间网络关系的形成无疑会对组织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提出新的要求。对组织来说，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最根本作用在于提高组织的灵活性及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网络技术在组织内的应用使组织可以根据问题导向和任务导向进行自身建构，即根据所处的不同情境对组织的结构、权力关系、文化氛围、行为模式等作出安排，从而以技术应用为契机提高组织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实现组织的思维模式转变。正确认识技术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突出行动在实现制度变革中的中介作用，鼓励以技术应用为依托的创新性行动，在行动中实现对组织结构和规则的再生产，这些是实现组织模式变革的关键。技术应用需要得到组织领导层的重视和支持。组织领导层要通过转变思维模式，打破对惯例的路径依赖，为技术应用提供财务、人事、沟通、决策等方面的配套支持。
注释
①Harlan Cleveland. The Twilight of Hierarchy： Speculations o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5，Vol.45， No.1， pp.185—195.②Wanda J. Orlikowski and Daniel Robe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s.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1991， Vol.2， No.2， pp.143—169.③[美]芳汀：《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邵国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3页。④[美]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郭小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页。⑤张康之：《论官僚制组织的等级控制及其终结》，《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⑥[美]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扶松茂、丁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7—68页。
参考文献
[1][美]斯格特.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M].黄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2]向玉琼.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的社会治理——读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5）.
[3][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4]张康之.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行政学主题（三）[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5]张康之.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6]周民.电子政务发展前沿（2015）[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浩淼邓林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
Shao Na
Abstract：The duality of technology and structure determin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structure. Technology has material properties and social properties in its nature， and is both the outcome and medium of social actions. The duality of structure reveals the mutual-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 and action which indicate that structure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action， and action is the reproducing activity of institution and structure.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is not equal to the change of institution， and when new modes of action come out based on the new rules， modes of thinking and other factors embedded in technology， there comes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change of institution. The thinking mode of organizations′ leaders should shift from institutionalism to activism， and make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become a conscious action to realize the change of institution through the medium of creative action， and create new institutional spa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network technology provides th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s of organiz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igh-complicity and high-uncertainty.
Key words：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actio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network structure中州学刊2017年第2期建立健全干部改革创新工作中的容错纠错机制2017年2月中 州 学 刊Feb.，2017
第2期（总第242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