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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国势强盛，疆域辽阔，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特点和相当高的成就。针对唐朝政治经济繁荣发展的原因，我谈一下自己的认识。唐朝社会繁荣的主要原因是唐朝政治局势相对稳定，而唐初的几位统治者都相继采取了稳定社会，发展生产的措施。隋朝的建立和南北统一，结束了将近400年的分裂局面，使中国继秦汉之后，又出现了统一的隋唐帝国。在此之前，南方和北方的经济已各有发展，全国统一之后，南北的经济联系加强了，大运河的开凿，适应了南北经济联系的需要，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从隋朝的建立到唐代安史之乱（755年）以前的170多年间，除隋末几年战乱外，政治局势，社会秩序基本上是稳定的。而且唐初的几位君主都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
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农民没有独立的户籍，所谓“客皆注家籍”（《隋书·食货志》），处于依附、奴役地位。到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实行了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了一小块土地，并允许农民迁移，允许农民因无钱丧葬或迁移，可以出卖土地。租庸调制，允许农民纳绢布代役，这使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减弱，农民增长了生产兴趣。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武则天统治时，奖励农业生产，凡是做到耕地增加，家有余粮的地方，地方官可以得到奖赏，如果户口减少，就要受处分。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首先，唐朝在政治上，实行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宰相的人数比较多，有些还由低级官员担任，这就便于皇帝控制，阻止大权旁落。这时，科举制度成为正式制度。科举考试的办法，扩大了唐朝官吏的来源，一般地主也可以通过科举为官，参与国家管理。这就扩大了统治基础。唐初的几位君主都还注意任用有才能的人做官。唐太宗就任用有才能的房玄龄、杜如晦为宰相。还重用敢于进谏的魏征。武则天对有才能的人能破格任用。她派人到各地搜求人才，允许官员和百姓自己举荐自己，开元的姚崇、宋景等著名宰相，都是武则天时开始提拔起来的。对不称职的官吏，她发现后立即废黜甚至诛杀。唐玄宗重视地方吏治，经常召见地方官员，716年，她亲自殿试新授县令，把考试成绩低劣的人放归。这些措施有利于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强盛。唐初统治者调整了统治政策，使唐朝前期社会比较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为唐朝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匈奴人刘渊、刘耀等灭了西晋，此后，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各族在北方先后建立王朝，最后为鲜卑族的拓拔部所统一。这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矛盾斗争激烈的时期，也是各民族逐渐融合的时期。这种对立统一的结果，使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成分，注入了新鲜血液，扫除了暮气，增加了活力。隋唐继承了这一结果，隋唐的王室都有少数民族血统。如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氏是鲜卑人。其子杨广（炀帝）即是胡汉混血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也是独孤氏，和杨坚的皇后是姊妹。李渊妻窦氏是窦毅之女，窦毅妻宇文氏出自匈奴，她和窦毅所生的女儿当然有匈奴血统，窦氏和李渊所生的李世民（唐太宗）之有胡人血统自不待言。李世民妻长孙氏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是她所生。因此，唐初三个皇帝都有少数民族的血统。至于文武大臣中出身少数民族或胡汉混合血统的人更不可数计。如果不是从李唐皇室，还把整个民族融合情况通盘考虑，那就更全面、更符合历史事实了。
最后是唐朝统治者采取的开放政策。如上所述，在隋唐以前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加之唐统治者与少数民族的血缘关系，因此在民族关系上，他们能采取一视同仁的开放政策。唐太宗的一段话最为典型，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通鉴》卷198）唐太宗这一思想不能仅看作是他个人的独创，而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对少数民族如此，对与唐为邻的外国如东方的朝鲜、日本，西域的中亚各国（波斯、大食等）以及南亚各国（印度、尼婆罗）也是如此。唐政府不仅和这些国家有政治上的使节往来，与这些国家的人民也有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唐朝国在长安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我国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这里汇聚着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侣、学者和艺术家。他们来向唐朝通好，经商和学习。也带来了本国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使唐代中国固有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在音乐舞蹈、绘画、文学等方面更绚丽多姿，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辉煌灿烂的唐代文化的形成固然有对前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但由开放局面引来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唐朝统治者采取对外开放政策，也和唐朝国势强盛、不怕外来势力有关。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无疑是在当时世界上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诸方面居于前列的国家。许多国家及其人民为文化上的沟通、宗教上的传播，都派人到中国来，使唐朝的国威远播域外，提高了唐朝的国际地位。
总之，唐朝之前的民族大融合使唐代的统治者及其人民增加了新鲜血液；而唐初几位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的积极措施、唐朝的对外开放政策等使唐朝的政治、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化也丰富多彩。唐朝的社会各方面都繁荣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农民没有独立的户籍，所谓“客皆注家籍”（《隋书·食货志》），处于依附、奴役地位。到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实行了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了一小块土地，并允许农民迁移，允许农民因无钱丧葬或迁移，可以出卖土地。租庸调制，允许农民纳绢布代役，这使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减弱，农民增长了生产兴趣。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武则天统治时，奖励农业生产，凡是做到耕地增加，家有余粮的地方，地方官可以得到奖赏，如果户口减少，就要受处分。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首先，唐朝在政治上，实行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宰相的人数比较多，有些还由低级官员担任，这就便于皇帝控制，阻止大权旁落。这时，科举制度成为正式制度。科举考试的办法，扩大了唐朝官吏的来源，一般地主也可以通过科举为官，参与国家管理。这就扩大了统治基础。唐初的几位君主都还注意任用有才能的人做官。唐太宗就任用有才能的房玄龄、杜如晦为宰相。还重用敢于进谏的魏征。武则天对有才能的人能破格任用。她派人到各地搜求人才，允许官员和百姓自己举荐自己，开元的姚崇、宋景等著名宰相，都是武则天时开始提拔起来的。对不称职的官吏，她发现后立即废黜甚至诛杀。唐玄宗重视地方吏治，经常召见地方官员，716年，她亲自殿试新授县令，把考试成绩低劣的人放归。这些措施有利于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强盛。唐初统治者调整了统治政策，使唐朝前期社会比较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为唐朝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匈奴人刘渊、刘耀等灭了西晋，此后，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各族在北方先后建立王朝，最后为鲜卑族的拓拔部所统一。这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矛盾斗争激烈的时期，也是各民族逐渐融合的时期。这种对立统一的结果，使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成分，注入了新鲜血液，扫除了暮气，增加了活力。隋唐继承了这一结果，隋唐的王室都有少数民族血统。如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氏是鲜卑人。其子杨广（炀帝）即是胡汉混血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也是独孤氏，和杨坚的皇后是姊妹。李渊妻窦氏是窦毅之女，窦毅妻宇文氏出自匈奴，她和窦毅所生的女儿当然有匈奴血统，窦氏和李渊所生的李世民（唐太宗）之有胡人血统自不待言。李世民妻长孙氏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是她所生。因此，唐初三个皇帝都有少数民族的血统。至于文武大臣中出身少数民族或胡汉混合血统的人更不可数计。如果不是从李唐皇室，还把整个民族融合情况通盘考虑，那就更全面、更符合历史事实了。
最后是唐朝统治者采取的开放政策。如上所述，在隋唐以前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加之唐统治者与少数民族的血缘关系，因此在民族关系上，他们能采取一视同仁的开放政策。唐太宗的一段话最为典型，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通鉴》卷198）唐太宗这一思想不能仅看作是他个人的独创，而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对少数民族如此，对与唐为邻的外国如东方的朝鲜、日本，西域的中亚各国（波斯、大食等）以及南亚各国（印度、尼婆罗）也是如此。唐政府不仅和这些国家有政治上的使节往来，与这些国家的人民也有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唐朝国在长安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我国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这里汇聚着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侣、学者和艺术家。他们来向唐朝通好，经商和学习。也带来了本国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使唐代中国固有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在音乐舞蹈、绘画、文学等方面更绚丽多姿，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辉煌灿烂的唐代文化的形成固然有对前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但由开放局面引来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唐朝统治者采取对外开放政策，也和唐朝国势强盛、不怕外来势力有关。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无疑是在当时世界上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诸方面居于前列的国家。许多国家及其人民为文化上的沟通、宗教上的传播，都派人到中国来，使唐朝的国威远播域外，提高了唐朝的国际地位。
总之，唐朝之前的民族大融合使唐代的统治者及其人民增加了新鲜血液；而唐初几位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的积极措施、唐朝的对外开放政策等使唐朝的政治、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化也丰富多彩。唐朝的社会各方面都繁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