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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国势强盛,疆域辽阔,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特点和相当高的成就。针对唐朝政治经济繁荣发展的原因,我谈一下自己的认识。唐朝社会繁荣的主要原因是唐朝政治局势相对稳定,而唐初的几位统治者都相继采取了稳定社会,发展生产的措施。隋朝的建立和南北统一,结束了将近400年的分裂局面,使中国继秦汉之后,又出现了统一的隋唐帝国。在此之前,南方和北方的经济已各有发展,全国统一之后,南北的经济联系加强了,大运河的开凿,适应了南北经济联系的需要,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从隋朝的建立到唐代安史之乱(755年)以前的170多年间,除隋末几年战乱外,政治局势,社会秩序基本上是稳定的。而且唐初的几位君主都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
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农民没有独立的户籍,所谓“客皆注家籍”(《隋书·食货志》),处于依附、奴役地位。到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实行了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了一小块土地,并允许农民迁移,允许农民因无钱丧葬或迁移,可以出卖土地。租庸调制,允许农民纳绢布代役,这使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减弱,农民增长了生产兴趣。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武则天统治时,奖励农业生产,凡是做到耕地增加,家有余粮的地方,地方官可以得到奖赏,如果户口减少,就要受处分。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首先,唐朝在政治上,实行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宰相的人数比较多,有些还由低级官员担任,这就便于皇帝控制,阻止大权旁落。这时,科举制度成为正式制度。科举考试的办法,扩大了唐朝官吏的来源,一般地主也可以通过科举为官,参与国家管理。这就扩大了统治基础。唐初的几位君主都还注意任用有才能的人做官。唐太宗就任用有才能的房玄龄、杜如晦为宰相。还重用敢于进谏的魏征。武则天对有才能的人能破格任用。她派人到各地搜求人才,允许官员和百姓自己举荐自己,开元的姚崇、宋景等著名宰相,都是武则天时开始提拔起来的。对不称职的官吏,她发现后立即废黜甚至诛杀。唐玄宗重视地方吏治,经常召见地方官员,716年,她亲自殿试新授县令,把考试成绩低劣的人放归。这些措施有利于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强盛。唐初统治者调整了统治政策,使唐朝前期社会比较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为唐朝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匈奴人刘渊、刘耀等灭了西晋,此后,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各族在北方先后建立王朝,最后为鲜卑族的拓拔部所统一。这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矛盾斗争激烈的时期,也是各民族逐渐融合的时期。这种对立统一的结果,使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成分,注入了新鲜血液,扫除了暮气,增加了活力。隋唐继承了这一结果,隋唐的王室都有少数民族血统。如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氏是鲜卑人。其子杨广(炀帝)即是胡汉混血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也是独孤氏,和杨坚的皇后是姊妹。李渊妻窦氏是窦毅之女,窦毅妻宇文氏出自匈奴,她和窦毅所生的女儿当然有匈奴血统,窦氏和李渊所生的李世民(唐太宗)之有胡人血统自不待言。李世民妻长孙氏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是她所生。因此,唐初三个皇帝都有少数民族的血统。至于文武大臣中出身少数民族或胡汉混合血统的人更不可数计。如果不是从李唐皇室,还把整个民族融合情况通盘考虑,那就更全面、更符合历史事实了。
最后是唐朝统治者采取的开放政策。如上所述,在隋唐以前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加之唐统治者与少数民族的血缘关系,因此在民族关系上,他们能采取一视同仁的开放政策。唐太宗的一段话最为典型,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通鉴》卷198)唐太宗这一思想不能仅看作是他个人的独创,而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对少数民族如此,对与唐为邻的外国如东方的朝鲜、日本,西域的中亚各国(波斯、大食等)以及南亚各国(印度、尼婆罗)也是如此。唐政府不仅和这些国家有政治上的使节往来,与这些国家的人民也有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唐朝国在长安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我国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这里汇聚着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侣、学者和艺术家。他们来向唐朝通好,经商和学习。也带来了本国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使唐代中国固有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在音乐舞蹈、绘画、文学等方面更绚丽多姿,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辉煌灿烂的唐代文化的形成固然有对前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但由开放局面引来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唐朝统治者采取对外开放政策,也和唐朝国势强盛、不怕外来势力有关。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无疑是在当时世界上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诸方面居于前列的国家。许多国家及其人民为文化上的沟通、宗教上的传播,都派人到中国来,使唐朝的国威远播域外,提高了唐朝的国际地位。
总之,唐朝之前的民族大融合使唐代的统治者及其人民增加了新鲜血液;而唐初几位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的积极措施、唐朝的对外开放政策等使唐朝的政治、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化也丰富多彩。唐朝的社会各方面都繁荣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农民没有独立的户籍,所谓“客皆注家籍”(《隋书·食货志》),处于依附、奴役地位。到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实行了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了一小块土地,并允许农民迁移,允许农民因无钱丧葬或迁移,可以出卖土地。租庸调制,允许农民纳绢布代役,这使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减弱,农民增长了生产兴趣。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武则天统治时,奖励农业生产,凡是做到耕地增加,家有余粮的地方,地方官可以得到奖赏,如果户口减少,就要受处分。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首先,唐朝在政治上,实行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宰相的人数比较多,有些还由低级官员担任,这就便于皇帝控制,阻止大权旁落。这时,科举制度成为正式制度。科举考试的办法,扩大了唐朝官吏的来源,一般地主也可以通过科举为官,参与国家管理。这就扩大了统治基础。唐初的几位君主都还注意任用有才能的人做官。唐太宗就任用有才能的房玄龄、杜如晦为宰相。还重用敢于进谏的魏征。武则天对有才能的人能破格任用。她派人到各地搜求人才,允许官员和百姓自己举荐自己,开元的姚崇、宋景等著名宰相,都是武则天时开始提拔起来的。对不称职的官吏,她发现后立即废黜甚至诛杀。唐玄宗重视地方吏治,经常召见地方官员,716年,她亲自殿试新授县令,把考试成绩低劣的人放归。这些措施有利于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强盛。唐初统治者调整了统治政策,使唐朝前期社会比较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为唐朝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匈奴人刘渊、刘耀等灭了西晋,此后,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各族在北方先后建立王朝,最后为鲜卑族的拓拔部所统一。这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矛盾斗争激烈的时期,也是各民族逐渐融合的时期。这种对立统一的结果,使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成分,注入了新鲜血液,扫除了暮气,增加了活力。隋唐继承了这一结果,隋唐的王室都有少数民族血统。如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氏是鲜卑人。其子杨广(炀帝)即是胡汉混血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也是独孤氏,和杨坚的皇后是姊妹。李渊妻窦氏是窦毅之女,窦毅妻宇文氏出自匈奴,她和窦毅所生的女儿当然有匈奴血统,窦氏和李渊所生的李世民(唐太宗)之有胡人血统自不待言。李世民妻长孙氏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是她所生。因此,唐初三个皇帝都有少数民族的血统。至于文武大臣中出身少数民族或胡汉混合血统的人更不可数计。如果不是从李唐皇室,还把整个民族融合情况通盘考虑,那就更全面、更符合历史事实了。
最后是唐朝统治者采取的开放政策。如上所述,在隋唐以前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加之唐统治者与少数民族的血缘关系,因此在民族关系上,他们能采取一视同仁的开放政策。唐太宗的一段话最为典型,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通鉴》卷198)唐太宗这一思想不能仅看作是他个人的独创,而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对少数民族如此,对与唐为邻的外国如东方的朝鲜、日本,西域的中亚各国(波斯、大食等)以及南亚各国(印度、尼婆罗)也是如此。唐政府不仅和这些国家有政治上的使节往来,与这些国家的人民也有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唐朝国在长安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我国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这里汇聚着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侣、学者和艺术家。他们来向唐朝通好,经商和学习。也带来了本国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使唐代中国固有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在音乐舞蹈、绘画、文学等方面更绚丽多姿,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辉煌灿烂的唐代文化的形成固然有对前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但由开放局面引来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唐朝统治者采取对外开放政策,也和唐朝国势强盛、不怕外来势力有关。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无疑是在当时世界上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诸方面居于前列的国家。许多国家及其人民为文化上的沟通、宗教上的传播,都派人到中国来,使唐朝的国威远播域外,提高了唐朝的国际地位。
总之,唐朝之前的民族大融合使唐代的统治者及其人民增加了新鲜血液;而唐初几位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的积极措施、唐朝的对外开放政策等使唐朝的政治、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化也丰富多彩。唐朝的社会各方面都繁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