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整合的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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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我国的利益分化、阶层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不同的利益集团表现出不同的利益诉求,社会利益分化是协商民主的动力,和谐社会构建是协商民主的目的,它回答了为什么要健全协商民主的问题,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则回答了怎样协商的问题;规范化、制度化、实效性则是回答怎样更好地协商的问题。
  [关键词]阶层化;整合;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D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6-0021-03
  市场经济的结果是社会分层现象日益严重。为了社会和谐发展,分化的社会需要探讨社会整合的途径。社会整合的需要推动着协商民主制度的建立,这实际上就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建立协商民主制度的问题。而人民政协的协商和基层社会协商的拓展则回答了通过什么形式进行协商的问题,规范化、制度化、重视协商主体建设和实效性,则要回答怎样完善协商民主的问题。
  一、商谈的动力:分化的社会
  协商民主为什么是必要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是低分化的社会,那时基本上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两个阶级和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以来,我国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利益集团开始形成,而且边界日益明晰。阶层化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有的学者把社会集团划分为权力集团、资本集团、劳动力集团和知识集团。陆学艺教授在调研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根据职业划分出了社会十个不同的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中组部党建研究室的调查显示,中国的利益集团按组织化的程度划分为分散性的和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划分的根据不同,社会集团的分类也就各异,但无论怎么划分,我国目前社会利益集团以及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存在却是客观事实,而且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的矛盾几乎渗透到社会的最基层。工商业与政府之间、社区居民与周围单位之间、社区居民与营利组织之间、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失地农民与开发商之间、开发商与拆迁户之间,股民基民与上市公司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之间无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强势集团往往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俘获政府,制定有利于自己公共投资、财税的决策,甚至人事任免,侵蚀公共利益及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因此,社会的整合和社会团结则日益困难。面对社会分层和利益集团的分化,面对利益博弈和矛盾丛生的时代,社会的整合需要寻找到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格局、解决矛盾的路径,于是,商谈性民主就被当作解决这些利益纠纷的手段被发明出来和运用于实际工作之中,成为实现阶层对话、达成共识、促进社会整合和团结和谐的重要手段。
  二、商谈有效性的基础
  怎样协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实行社会整合的重要手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来长期与党外人士协商合作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成立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各界人士参与协商提供了制度平台,在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人大立法以及政府采取重大措施时,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人民政协通过全体会议、常委会议等形式与各民主党派进行协商,还与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开展协商,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后作出决定。在决策实施过程中,也可以进行协商,人民政协通过调查实施过程,可以向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使决策更加完备,决策执行更加到位。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要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普遍利益,而各民主党派也各有自己的利益集团,它们成了自己所联系和所代表的那部分利益集团的代表者,它们负有责任把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分散的利益和意志整合起来,把它们的诉求表达出来,再通过与其他政党的党际合作,以及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协商反映到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中去,从而使自己所代表的那部分成员的利益在党和政府的决策中得以实现,在各阶层利益的实现中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为了进一步促进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协商,为了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我们建议要加强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自身的建设,尤其是他们的干部队伍建设和党组织建设。因为八个民主党派现在仍不被允许在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军队中发展党员及建立基层组织,其代表性就显得相对狭隘和局限,所以,可以考虑允许民主党派在工人、农民中间发展自己的组织。同时,允许其他合法政治组织的存在,允许它们参与公共协商,就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表达利益诉求,形成压力集团。只要社会为不同的利益集团表达自己的诉求提供了顺畅的渠道,也就为解决利益纠纷问题、促进各利益集团的社会博弈、民主协商、科学决策创造了前提,社会的张力和弹性也就得到了增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也因为社会的张力和抗震性而得到了保证。
  协商对话制度不限于人民政协内的协商,也需要扩展到社会层面的协商,这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早在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就已经提出了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设想,提出让群众的需求和呼声有渠道反映上来,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建议有地方提,委屈有地方说;提出分别建立全国性的、地方的和单位内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通过对话,达到沟通理解的目的。[1]中共十八大报告则进一步提出,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从此,协商民主在基层推广开来。基层的民主协商又可分为公民直接参与的协商及公民组织化的协商。
  公民个人只要关系到自身的利益,也可以直接参与各种协商活动,包括公民之间、公民与社会组织、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协商等等。近几年基层发明创造出来的各种协商形式一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价格听证会、民情恳谈会、民主恳谈会(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常常被学者们当做民主恳谈会的典型事例,该民主恳谈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0多年的发展历程,协商内容也从当初的个人、家庭的琐事发展到现在事关道路交通、社会治安、学校教育、计划生育、环境卫生、城镇建设、工业区兴办、乡镇政府预算等公共事务的公共协商)、社区协商议事会、社区互联网论坛等基层协商民主形式,由于涉及的人口不多、区域面积不大,利益相关者都有权直接参与,最能体现出协商民主的包容性、直接性、真实性、广泛性、公开性和平等性,直接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基层的治理工作,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手段。   公民通过组织的协商。初始的工作就是把分散的原子化的个人组织化。理由是:虽然说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商谈普遍事务,但他在参与一个或多个组织,作为这一集团的成员参与政事的时候,组织把他们分散的利益和意志整合起来,使他们更能够表现出他们集体的力量,也更有实力影响公共决策。也就是说,他们组织起来作为一个特殊性的整体存在将更具有参与商谈、影响公共决策的现实性,它比单纯的分散的个人参与的协商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且组织也会给公民提供更多的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机会。“在现代国家的条件下,公民参与国家普遍事务的机会是有限度的。但是人作为伦理性的实体,除了他私人目的之外,有必要让其参加普遍活动。这种普遍事务不是现代国家所能常提供给他的,但他可以在同业公会中找到。”[2]通过组织起来参与政事、表达利益诉求,不仅可以通过现有的制度形式如人大和政协,行业协会和其他自组织形式也是可供选择的途径,比如业主委员会、社区维权组织、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等等,也是通过组织参与公共事务协商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三、商谈的制度化、实效性
  为了进一步推进民主协商,离不开协商议事规则、协商制度的完善以及对协商主体素质、协商效果的重视。
  协商民主纳入党和政府的决策程序。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已经认识到协商对话制度的重要性,提出:“首先要制定关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若干规定,明确哪些问题必须由哪些单位、哪些团体通过协商对话解决。”[3]2007年党的十七大,2012年党的十八大,中央都提出了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要求。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4]但是,怎样把政治协商纳入党和政府的决策程序,还需要进一步细化措施,明确协商主体,规范协商内容。现在在一些地方,党委政府不重视政协委员的提案工作,有些政协委员的提案提交之后得不到满意的答复,甚至没有下文,影响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政治协商走过场,一些地方的党政部门把决策过的议题交给政协协商,只是为了走形式,缺乏实际意义,协商的结果与党和政府的决策缺乏联系。协商制度不健全。哪些属于协商的范畴,哪些不在协商的范畴;哪些应协商,哪些必须协商,还缺乏相应的制度规定而带有随意性。为了避免随意性,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之所以坚持到现在,与温岭市委领导的重视及制度化有很大关系。早在2001年,温岭市委就对民主恳谈的形式和内容作了规范化设置,形成了村、乡镇、县市三级民主恳谈的规范,并规定乡镇一级每年最少进行4次恳谈,还要保证恳谈质量,这是市委党建工作责任制考核中的重要内容,不达标者要扣分。[5]通过制度规定把民主协商纳入决策的全过程,不仅在决策前,而且在决策实施的各个阶段,都要贯彻民主协商,这是温岭人的创造,也是其基层协商民主长久不衰的重要因素。但最终解决政治协商走过场的问题,还是需要以法律形式赋予民主协商以程序权力,各级党和政府的决策必须经过民主协商程序才能生效,否则,任何决议都将视为无效。这样上升到法律层次的制度规定对于进一步推进民主协商将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除了重视制度建设外,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协商,都要注重实效性。实效性包括三个内容:
  一是协商过程公正、公开、透明。一些价格听证会、协商议事会、协商论坛等之所以得不到公民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的协商流于形式,协商者选拔不公正,协商的过程不公开、信息不透明,或受到权力、金钱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导致协商结果失真。为了使协商民主规范发展,需要各级党委政府提高对协商民主认识及吸纳群众参与协商的开明态度,在选择好协商议题之后,使协商者事先知情,做好调研等协商前的准备工作,并且在协商的各个环节都要做到公开透明,只有这样,民主协商才不至于走过场,才具有说服力。
  二是不断创新协商民主的载体。协商民主不能局限于人民政协的协商以及现有的基层协商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应当不断拓展协商民主的活动空间。党代会、人大会议、政协会议的旁听制度,领导接待制度,互联网论坛的发展和规范,都可以成为培养公民公共协商精神、扩大公民参与协商民主、促进党委、政府与公民协商互动的重要载体。
  三是重视协商主体的能力建设。协商对话需要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议价能力,能够协商对话,敢于协商对话,善于协商对话,应当是协商主体必备的素质。无论是在人民政协中的协商,还是在基层民主建设中的协商,都需要协商者具备一定的社会敏感性、时事观察能力、对协商内容的掌握、议政言事的表达能力、对协商对手的质疑能力、辩论能力。商谈需要坚持公共精神,用公共理性的力量约束个性的偏见和自私,在协商政治中追求“共同的善”。协商者既要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诉求,又要受公共理性的制约,不能只强调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顾公共利益,或者以自己的特殊利益损害公共利益。公民成为协商者,同时尊重他人为协商者。只有具备这些基本条件,商谈民主才能够把社会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偏好需求整合为公共决策,提高党和政府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水平,促进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整合。
  参考文献:
  [1][3]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7年10月25日)[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134902/8092174.html.
  [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51.
  [4]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EB/OL].新华网,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5]基层民主已有法律框架 实现民众有序参与政治[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9-09/21/content_12088787_7.htm.
  责任编辑 侯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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