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我母亲目不识丁她就目不识丁了。
　　我母亲有文化。相当有文化。即便我们总把文化的含义狭隘固定在了识字多少、读书多少的基准上，母亲认识的字数和识字的能力也还要用“惊人”一词去形容。
　　她到底能认多少字？
　　统计是件愚蠢的事。而另外的说法在统计学的基础上，却又显得科学而精准，如希腊神话中风神艾尔洛斯吹了一股风，让风去丈量一下他即将下凡要走多远的路。风回了，他就知道天与地间的路道距离了。应该这样去描述我母亲：生活需要她认识多少字，她就能认下多少字。这个说法是我二姐对我母亲的总结和概括，精确得如天旱需要下场雨，天就果然下了一场雨。
　　早年队里记工分，几乎没有人教过我母亲，她就学会了阿拉伯数字从1到10的写法和记法。于是间，我家院里的上屋门墩儿上，总是扔着半截白粉笔，泥墙的半壁都是我母亲记的各种数字和画的圆圈、三角和五角星。那些数字多是我家一季一年記下来的工分数和分粮数;三角或五角星，代表的都是那年秋季或夏季粮食是丰年或者歉收年。
　　当然了，如果画四角方框儿，那就是那年无所谓丰收还是歉收了，日子正常得和树木一到三月发芽样。
　　一九七八年底，我当兵走掉了，到一九七九年初，我母亲就会写“周灵仙”这三个古老而又寄寓着人类民间厚望的字了。问她为什么要学写自己的名，她说我从一九七九年一月，开始从部队往家寄钱了。她去邮局取钱就必须要在汇款单上签自己的名，邮局的工作人员就把她的名字写在一张白纸上，让她照着那字描着画在汇款单的签字栏目里，她描画了两次就会写下自己的名字了。不仅能认、会写自己的名，而且还能认（不知她会不会写）“嵩县”“田湖”“阎连科”“闫发科”（我哥），和我大姐、二姐的名字“闫素景”“闫素粉”。母亲说，她每次去洛阳，从长途汽车站回我老家嵩县田湖时，都要问人去嵩县的长途汽车在哪儿。有一次，她问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那中年人没有回答她，而是瞅了她一眼，朝天上看看就走了。后来她知道，去嵩县的汽车就在她的身边上，而她问话那地方的正头顶，汽车顶盖半空里，也正有筛大的“嵩县”两个红字竖在天空间。于是母亲不再怨怪那中年人的不理不言了，下决心要认识“嵩县”“田湖”和她的四个儿女，及其他侄男甥女的名字了，就让和她同住的我的外甥女圆圆每天教她一个字，也就很快认识了我们的名字和我家的地名、村名了。
　　除此外，母亲还认识“男”“女”“洛阳”“河南”“中国”等。认识“男”和“女”，是为了离开家和村庄时，去厕所不要走进男厕所，于是就努力认识了“男”字和“女”字，知道了男字的下面“有一条腿是拐着的”，女字的下面“有两条腿是交叉分着的”。至于她为什么要认识“洛阳”“河南”“中国”这些更为悠久庞大的字，我想那其中一定有岳母刺字写下的“精忠报国”的意味在其中，于是又有一次问她为什么要认识“河南”“中国”这样的字，母亲却笑笑告诉我，说因为她到洛阳必须认识“嵩县”“田湖”才能回到家，那么有一天，我不仅带她去北京、广州和深圳，而且还带她去香港、台湾、日本和别的地方和国家，那她不就应该早点认识“河南”“中国”这些字？
　　原来母亲还等着我带她到更远更远的地方去，甚至出国到日本、韩国、新加坡，再或更远、更远的美国、英国或法国。可惜我孝道不够，除了二年前把她和大姐、二姐带到香港，用轮椅推着她在香港走游了一周外，再没有带着她朝香港以外更远的地方和国家去。只是我每次出国时，无论到哪个国家里，都会依她所说拍很多照片带回到那个叫田湖村的小院里，搬个凳子和母亲坐在一块儿，给她看日本国的东京塔，蒙古国的大草原，法国的卢浮宫和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还有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和直立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国家森林公园中科科瓦多山顶上相当于十五六层楼高的耶稣像。这时候，也许是春天，也许是夏天，天空上白云片片，四周静谧，我家院落的杨树上，鸟语吟吟，现实温润，我的母亲就会告诉我：“世界真大啊，我去过香港了，活得值了呢。”
　　时至此，我的姐姐、哥嫂们回来了。邻居村人也来了。他们总是会让我带回来一些有我签名的书，自己看，也当作比烟酒好的礼品送给他们的同事和领导。这时候，我把带回去的书分给大家时，母亲会接过其中最厚的一本在手里掂掂重量道：“我老了，不能识字了。你写那么多书我认不下来一句话。早知道你这辈子是干写书这事儿，我就该在年轻时候多认一些字，也好知道你在书里都写了一些啥。”
　　说着母亲眼角有了泪，哥和姐们就在边上笑着不说话。而邻居和我的叔伯兄弟媳妇们，就大声、大声地嘲笑她：“你不识字都走遍天下了，你要再识字，你不还真的成仙跑到天空、宇宙了。”
　　华丽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