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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2010年度的财政收支预算信息显示,本年度对外援助总额达130.85亿元,占财政拨款总支出86.2%(总支出则为151.57亿元人民币)。中国数额巨大的对外援助,究竟去了哪里?起到了什么作用?
对外援助曾是“严肃的政治活动”
要理解中国对外援助的作用与意义,必须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中国的对外援助,从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已启动。不过,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间,对外援助都是一项严肃的政治活动。中国自认为是一个有责任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帮助受援国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国家主权和世界和平,促进中国与受援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和经贸合作。因此,这个严肃的政治活动,又称为“国际主义”。主要受援国,多为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兄弟。
据解密的外交档案显示,上世纪50年代,某国“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要求我派”,是我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的常见字句。
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这大概是向我国最早提出的外援请求。1955年4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自蒙古开始,到1960年底,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已包括:越南、朝鲜、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里、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国。
令人惊叹的是,即使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年份,中国的对外援助依然有增无减。
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1961年1月,中国和苏联分裂,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帮忙,给了5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以至于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曾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有统计数据显示:1967年,我国对外经济援助已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上升至7.2%,这一比例超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
“勒紧裤腰带搞援助”利大于弊
实际上,针对建国后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已有质疑。
1962年,国内外形势严峻。一方面,中国连续几年粮食不足、人口减少;另一方面,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为此,对局势感到忧虑的王稼祥,带头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工作主张,其中就包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要量力而行。(注:王稼祥的这一提法当时被批判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结果被迫搬出了中南海。)
客观地说,王稼祥提出的建议是合理的。但今天,许多人片面地将中国当时的对外援助理解为“极左”、“得不偿失”、“祸国殃民”,却有失偏颇。
新中国建国后的30年对于世界援助,确实存在“三多”:一是分布点多,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二是对兄弟国家多,大量援助针对朝鲜、蒙古、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几个国家;三是集中在1971-1974年的援助多。其中,1971年就花了74.25亿元人民币。
但历史证明,这又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
从建国到1971年前,新中国突破了外交封锁,与64个国家建交。而1971-1974年更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黄金时期。4年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42个。而这些国家又基本上是在联合国支持中国“入常”的铁哥们。
比如阿尔巴尼亚,有人认为不该选择阿尔巴尼亚为外援对象,不该给予那么多的援助。但正是阿尔巴尼亚联合阿尔及利亚等23个亚非拉国家,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最终,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将台湾当局驱逐出联合国。
毛泽东开始也没有料到中国会这么快“入常”,他说:“中国是被阿尔巴尼亚这些穷国‘抬进’联合国的。”
中国“入常”的好处也随之而来。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美国操纵的向中国大陆禁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开始放开管制。同年,中国与日本建交,更是创下多项第一:日本第一个同中国实行开放式贸易,第一个为中国提供大额中短期贷款援助,第一个与中国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全方位的交流合作……
中国国内经济环境由此得到改善,国际贸易大幅度提高,外汇储备从200亿美元开始持续增长。特别是对外开放以后,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
“对外援助”开始强调经济意义
有人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改弦更张”,实际也是一种误读。
邓小平曾有一段评价:“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这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的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政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实际暗含了对前30年中国对外援助行动的肯定。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实暂停了对一些国家的外援,包括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但暂停有其客观原因。一方面,我国在实地考察受援国的情况中,发现了一些浪费现象。另一方面,也与越战有关。1979年对越战争打响后,耗资巨大。1979年和1980年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近300亿元的财政赤字。而且,与一些国家也出现了政治分歧。比如阿尔巴尼亚。毛主席1976年9月去世以后,阿尔巴尼亚即于11月开始攻击中国搞修正主义、分裂主义。
为此,改革开放以后,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内的实际状况,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有了一些改革和调整,主要突出“平等互利、形式多样、注意实效、共同发展”等内容,即主要通过经贸手段加深与在非洲、拉美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即对外援助的经济意义超越了对政治利益的诉求。
不过,中国援外路线并未改变,对于亚非拉的穷国、弱国的援助步伐并没有停顿。2006年11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政府决定部分减免借给39个非洲国家的100亿美元债务;2008年9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会议上,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多项对外援助举措,这些援助全部是面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
(摘自《海外文摘》2010.8)B⑨
对外援助曾是“严肃的政治活动”
要理解中国对外援助的作用与意义,必须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中国的对外援助,从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已启动。不过,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间,对外援助都是一项严肃的政治活动。中国自认为是一个有责任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帮助受援国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国家主权和世界和平,促进中国与受援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和经贸合作。因此,这个严肃的政治活动,又称为“国际主义”。主要受援国,多为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兄弟。
据解密的外交档案显示,上世纪50年代,某国“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要求我派”,是我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的常见字句。
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这大概是向我国最早提出的外援请求。1955年4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自蒙古开始,到1960年底,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已包括:越南、朝鲜、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里、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国。
令人惊叹的是,即使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年份,中国的对外援助依然有增无减。
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1961年1月,中国和苏联分裂,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帮忙,给了5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以至于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曾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有统计数据显示:1967年,我国对外经济援助已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上升至7.2%,这一比例超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
“勒紧裤腰带搞援助”利大于弊
实际上,针对建国后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已有质疑。
1962年,国内外形势严峻。一方面,中国连续几年粮食不足、人口减少;另一方面,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为此,对局势感到忧虑的王稼祥,带头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工作主张,其中就包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要量力而行。(注:王稼祥的这一提法当时被批判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结果被迫搬出了中南海。)
客观地说,王稼祥提出的建议是合理的。但今天,许多人片面地将中国当时的对外援助理解为“极左”、“得不偿失”、“祸国殃民”,却有失偏颇。
新中国建国后的30年对于世界援助,确实存在“三多”:一是分布点多,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二是对兄弟国家多,大量援助针对朝鲜、蒙古、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几个国家;三是集中在1971-1974年的援助多。其中,1971年就花了74.25亿元人民币。
但历史证明,这又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
从建国到1971年前,新中国突破了外交封锁,与64个国家建交。而1971-1974年更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黄金时期。4年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42个。而这些国家又基本上是在联合国支持中国“入常”的铁哥们。
比如阿尔巴尼亚,有人认为不该选择阿尔巴尼亚为外援对象,不该给予那么多的援助。但正是阿尔巴尼亚联合阿尔及利亚等23个亚非拉国家,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最终,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将台湾当局驱逐出联合国。
毛泽东开始也没有料到中国会这么快“入常”,他说:“中国是被阿尔巴尼亚这些穷国‘抬进’联合国的。”
中国“入常”的好处也随之而来。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美国操纵的向中国大陆禁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开始放开管制。同年,中国与日本建交,更是创下多项第一:日本第一个同中国实行开放式贸易,第一个为中国提供大额中短期贷款援助,第一个与中国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全方位的交流合作……
中国国内经济环境由此得到改善,国际贸易大幅度提高,外汇储备从200亿美元开始持续增长。特别是对外开放以后,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
“对外援助”开始强调经济意义
有人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改弦更张”,实际也是一种误读。
邓小平曾有一段评价:“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这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的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政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实际暗含了对前30年中国对外援助行动的肯定。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实暂停了对一些国家的外援,包括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但暂停有其客观原因。一方面,我国在实地考察受援国的情况中,发现了一些浪费现象。另一方面,也与越战有关。1979年对越战争打响后,耗资巨大。1979年和1980年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近300亿元的财政赤字。而且,与一些国家也出现了政治分歧。比如阿尔巴尼亚。毛主席1976年9月去世以后,阿尔巴尼亚即于11月开始攻击中国搞修正主义、分裂主义。
为此,改革开放以后,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内的实际状况,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有了一些改革和调整,主要突出“平等互利、形式多样、注意实效、共同发展”等内容,即主要通过经贸手段加深与在非洲、拉美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即对外援助的经济意义超越了对政治利益的诉求。
不过,中国援外路线并未改变,对于亚非拉的穷国、弱国的援助步伐并没有停顿。2006年11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政府决定部分减免借给39个非洲国家的100亿美元债务;2008年9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会议上,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多项对外援助举措,这些援助全部是面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
(摘自《海外文摘》2010.8)B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