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不久前落槌的北京保利十周年秋拍“情愫东瀛—山田家藏大千遗墨”专场中,863号拍品张大千“致山田喜美子信札”以8000元至9000元的估价上拍,最终以70万元落槌,加上佣金,成交价高达80.5万元,超出估价100倍之多。在这件信札的背后,则是张大千的一段“东京爱情故事”。而在2015年秋拍拍场上,类似的“有意思”的名人信札、手稿往往都能创出佳绩。
颇富传奇色彩
张大千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国画家,也是一位多情之人,他一生娶过四房太太,并留下诸多风流韵事,跨国恋爱更是增添了其传奇色彩。张大千与山田喜美子相识大约是在1953年,那时候张大千54岁。而后情愫日笃,大千先生每来日本必以喜美子相随,前后历十余年。在这期间,无论张大千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不忘与喜美子每周一信的约定。喜美子小姐对这段感情自然是无比看重,因此将这些来信珍藏一生直至辞世。此次从8000元起拍,到70万元落槌的这通信札,就是张大千与山田喜美子的感情见证。
此外,在另外一封分手信里,大千写道:“致负汝青春抱歉万分,仅盼早日择主而事幸福无量,爰中心稍安也”,这份略带歉意的手稿也同样以70万元落槌。
高价拍品屡见不鲜
在近年来的拍卖市场上,名人信札以及手稿,尤其是一些有故事、有意思的拍品受到市场的追捧,高价拍品屡见不鲜。像在中国嘉德2013年春拍中,鲁迅《古小说钩沈》手稿估价60万至65万元,成交价为690万元;在同年中国嘉德的秋拍中,鲁迅先生于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的一封信,估价180万至220万元,成交价则达到了655.5万元。
在今年嘉德春拍上,一组“胡适、朱自清、丰子恺等签名本”最终以将近估价8倍的101.2万元成交。而在刚刚落槌的北京匡时2015年秋拍“畅怀——历代书法夜场”中,备受关注的“鲁迅赠给日本友人清水安三的书法作品”,估价80万至100万元,成交价超过了300万元。
“简素文渊——香书轩秘藏名人书札专场”作为2015年北京保利秋拍近现代书画部门首日举槌的专场,聚拢了相当高的人气,藏家竞拍热情延续8个多小时。398件拍品全部成交,总成交价达1747.2万元。此次“简素文渊”香书轩秘藏名人书札专场中征集到了明清至近现代名人书札共计2944通,数量巨大,人物众多,内容更是涵盖了政治、军事、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实业等多方面。从明代著名理学家、书法家湛若水的致太守书札到现今还健在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致蔡哲夫的两通书札算起,时间跨度近500年。书札中所透露出的人与物,情与事,来自不同方向、不同领域的各种文化洪流交错并行,以及面貌不一的个性化手写墨迹,引起了各位观者的好奇,也为我们在今天审视书札的当代意义提供了一个研究范本。
相比书法、绘画,信札和手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能算是艺术品市场上的“配角”,不要说是突破1000万元的高价了,就连100万元也是凤毛麟角。甚至一些拍卖行为了将信札和手稿卖出好价钱,将其放入书画专场中,作为另名人墨宝的另一种形式。但真正让公众看到其巨大价值的,还应该算是在2009年的拍卖市场上,陈独秀等致胡适的13通27页信札成交价达到了544.4万元。随后,国家文物局启动了优先收购权,将这批信札买下。这个举措堪称一个里程碑,并使得更多市场人士从单一关注名人书画,转而对信札和手稿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越来越多的拍卖行也在近两三年开始对名人信札以及手稿进行市场推广,并推出了一系列的专场,随着国内名人信札的价格越来越高,不少人开始关注海外名人信札。像拿破仑、大仲马等名家信札纷纷露面,并以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价格成交。如在中国嘉德2013春拍上,一封拿破仑的亲笔信拍出了304.75万元的高价,同时拍出的还有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乐谱手稿、奥黛丽·赫本的亲笔签名照片等。
多学常识规避风险
相比书画市场上的高换手率,在信札和手稿的拍卖市场上,一件拍品的重复出现频率并不是很高,这一方面显示出在这个市场中,投机者的比例不多,但另外一个方面则暗示了其流动性也是需要藏家考虑的问题。就拿鲁迅的手稿来说,目前绝大部分还是存放在图书馆、博物馆中,而真正出现在拍卖市场上的则是凤毛麟角,因而往往一出现就能拍出天价,特别是其中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像《古小说钩沈》虽然只有一页,但是有周作人的题跋,称此件“时在民国初元,距今已五十年矣”,可称周氏兄弟合璧之作,其意义已经超过了一般鲁迅手稿的范畴。但由于其流通量太少的原因,拍卖价格就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追涨的风险就特别大,许多藏家可能由于一时间的冲动而出了高价,当再次拍卖的时候,如果市场更加理性的话,很有可能出现价格回落的情形。而像2014年拍卖的茅盾手稿源于当时出版社流出的文稿,因而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对于藏家来说,很难了解清楚到底有多少流通量,实际上也为今后的进一步升值埋下了隐患。
手稿在拍卖的时候是否能创出高价,时机也非常关键。对2007年北京匡时秋拍中推出的张怿伯《镇江沦陷记》手稿来说,估价10万至12万元,成交价则达到了119.84万元。而在其首次现身于1996年上海朵云轩古籍善本拍场时,估价只有6000元,最终却遭遇了流拍。到了1998年在中国书店古籍书刊拍卖会上,其成交价就达到了12.6万元。而用了不到10年时间,其成交价涨幅就接近10倍,关键还是在于镇江民营企业家的出手。这无疑提醒投资者,对于投资的手稿要有充分研究,才能有机会以低价买入,以高价卖出,获得投资回报。
除了收集单件手稿之外,藏家还可以系列收藏,并将手稿装裱成不同的形式,增加它的附加值。像1923年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期间,孙中山先生写给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叶恭绰的四封信札,共11页,就被藏家裱成手卷,并让多位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平息陈炯明叛乱的革命先驱题跋。这件手卷在2003年中国嘉德春拍中,估价40万至50万元,成交价达到了111.1万元。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不妨多学一点手稿收藏的常识,寻找艺术品投资的“避风港”。
颇富传奇色彩
张大千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国画家,也是一位多情之人,他一生娶过四房太太,并留下诸多风流韵事,跨国恋爱更是增添了其传奇色彩。张大千与山田喜美子相识大约是在1953年,那时候张大千54岁。而后情愫日笃,大千先生每来日本必以喜美子相随,前后历十余年。在这期间,无论张大千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不忘与喜美子每周一信的约定。喜美子小姐对这段感情自然是无比看重,因此将这些来信珍藏一生直至辞世。此次从8000元起拍,到70万元落槌的这通信札,就是张大千与山田喜美子的感情见证。
此外,在另外一封分手信里,大千写道:“致负汝青春抱歉万分,仅盼早日择主而事幸福无量,爰中心稍安也”,这份略带歉意的手稿也同样以70万元落槌。
高价拍品屡见不鲜
在近年来的拍卖市场上,名人信札以及手稿,尤其是一些有故事、有意思的拍品受到市场的追捧,高价拍品屡见不鲜。像在中国嘉德2013年春拍中,鲁迅《古小说钩沈》手稿估价60万至65万元,成交价为690万元;在同年中国嘉德的秋拍中,鲁迅先生于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的一封信,估价180万至220万元,成交价则达到了655.5万元。
在今年嘉德春拍上,一组“胡适、朱自清、丰子恺等签名本”最终以将近估价8倍的101.2万元成交。而在刚刚落槌的北京匡时2015年秋拍“畅怀——历代书法夜场”中,备受关注的“鲁迅赠给日本友人清水安三的书法作品”,估价80万至100万元,成交价超过了300万元。
“简素文渊——香书轩秘藏名人书札专场”作为2015年北京保利秋拍近现代书画部门首日举槌的专场,聚拢了相当高的人气,藏家竞拍热情延续8个多小时。398件拍品全部成交,总成交价达1747.2万元。此次“简素文渊”香书轩秘藏名人书札专场中征集到了明清至近现代名人书札共计2944通,数量巨大,人物众多,内容更是涵盖了政治、军事、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实业等多方面。从明代著名理学家、书法家湛若水的致太守书札到现今还健在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致蔡哲夫的两通书札算起,时间跨度近500年。书札中所透露出的人与物,情与事,来自不同方向、不同领域的各种文化洪流交错并行,以及面貌不一的个性化手写墨迹,引起了各位观者的好奇,也为我们在今天审视书札的当代意义提供了一个研究范本。
相比书法、绘画,信札和手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能算是艺术品市场上的“配角”,不要说是突破1000万元的高价了,就连100万元也是凤毛麟角。甚至一些拍卖行为了将信札和手稿卖出好价钱,将其放入书画专场中,作为另名人墨宝的另一种形式。但真正让公众看到其巨大价值的,还应该算是在2009年的拍卖市场上,陈独秀等致胡适的13通27页信札成交价达到了544.4万元。随后,国家文物局启动了优先收购权,将这批信札买下。这个举措堪称一个里程碑,并使得更多市场人士从单一关注名人书画,转而对信札和手稿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越来越多的拍卖行也在近两三年开始对名人信札以及手稿进行市场推广,并推出了一系列的专场,随着国内名人信札的价格越来越高,不少人开始关注海外名人信札。像拿破仑、大仲马等名家信札纷纷露面,并以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价格成交。如在中国嘉德2013春拍上,一封拿破仑的亲笔信拍出了304.75万元的高价,同时拍出的还有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乐谱手稿、奥黛丽·赫本的亲笔签名照片等。
多学常识规避风险
相比书画市场上的高换手率,在信札和手稿的拍卖市场上,一件拍品的重复出现频率并不是很高,这一方面显示出在这个市场中,投机者的比例不多,但另外一个方面则暗示了其流动性也是需要藏家考虑的问题。就拿鲁迅的手稿来说,目前绝大部分还是存放在图书馆、博物馆中,而真正出现在拍卖市场上的则是凤毛麟角,因而往往一出现就能拍出天价,特别是其中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像《古小说钩沈》虽然只有一页,但是有周作人的题跋,称此件“时在民国初元,距今已五十年矣”,可称周氏兄弟合璧之作,其意义已经超过了一般鲁迅手稿的范畴。但由于其流通量太少的原因,拍卖价格就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追涨的风险就特别大,许多藏家可能由于一时间的冲动而出了高价,当再次拍卖的时候,如果市场更加理性的话,很有可能出现价格回落的情形。而像2014年拍卖的茅盾手稿源于当时出版社流出的文稿,因而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对于藏家来说,很难了解清楚到底有多少流通量,实际上也为今后的进一步升值埋下了隐患。
手稿在拍卖的时候是否能创出高价,时机也非常关键。对2007年北京匡时秋拍中推出的张怿伯《镇江沦陷记》手稿来说,估价10万至12万元,成交价则达到了119.84万元。而在其首次现身于1996年上海朵云轩古籍善本拍场时,估价只有6000元,最终却遭遇了流拍。到了1998年在中国书店古籍书刊拍卖会上,其成交价就达到了12.6万元。而用了不到10年时间,其成交价涨幅就接近10倍,关键还是在于镇江民营企业家的出手。这无疑提醒投资者,对于投资的手稿要有充分研究,才能有机会以低价买入,以高价卖出,获得投资回报。
除了收集单件手稿之外,藏家还可以系列收藏,并将手稿装裱成不同的形式,增加它的附加值。像1923年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期间,孙中山先生写给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叶恭绰的四封信札,共11页,就被藏家裱成手卷,并让多位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平息陈炯明叛乱的革命先驱题跋。这件手卷在2003年中国嘉德春拍中,估价40万至50万元,成交价达到了111.1万元。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不妨多学一点手稿收藏的常识,寻找艺术品投资的“避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