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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记忆，一度被历史虚无主义冲击得面目模糊。因此，构建真实的抗战记忆迫在眉睫。创办于1937年的《群众》杂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国统区重要的宣传阵地。该刊围绕抗日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和理论宣传，赢得广泛的政治认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群众》杂志1937年到1945年的刊物上，多篇文章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种种暴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种种努力，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作出的巨大贡献，为建构抗战记忆提供了权威的文本。
建构抗战记忆的重要性
近年来，新媒体传播空间中，信息碎片化、快速化传播，真实历史在某些人“新奇大胆”的想象中，被解构得支离破碎，甚至有些历史事件被以商业赚钱为目的的影视改编利用，迎合快餐化、庸俗化的娱乐消费趣味，对抗战记忆的种种不真实的建构充斥着各种恶搞、离奇甚至抹黑。这种无视抗战历史、恶意对待历史、消解崇高的做法，其实质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消解抗战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是为了贬低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功劳，其真实目的是削弱群众对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使得人心涣散，无法形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合力。尤其在新媒体舆论生态环境下，历史虚无主义借助新媒体平台对抗战历史进行“解构”，发表和散布了很多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虚假言论，极大地影响了年轻人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其危害是相当严重的。
抗日战争是一部入侵、战乱和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众志成城奋起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历史。建构抗战记忆，是关乎当前中华民族发展前途与命运走向的重大理论问题。政治记忆是塑造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在凝聚命运共同体、维护执政党执政合法性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线性推进的时间洪流里，无论是权威记载还是个性化记录，都能发挥难以替代的记忆的力量。报纸杂志作为上个世纪初中国大地上记录风云变化的“新兴”媒体，承载了大量的过往信息，积淀了大量的重要言论。经过时光的沉淀，泛黄的纸张依然能够传递出抗战历史的真实情况，文字、数据、言论在经过比对、分析后，仍能成为历史事实的有力佐证。重温历史文本，感受苦难岁月，建构抗战记忆，是为了激发民族觉醒，推动全民奋进。只有建构以当代中国国家认同为价值旨归、以维护执政党合法性为根本的抗战记忆，才能在价值层面实现本质的拨乱反正，肃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流毒。《群众》1937年至1945年的抗战宣传文本，有力地驳斥了历史虚无主义，成为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战作用的权威文本。
书写创伤记忆：揭露日本侵华的卑劣行径
为了让全国民众了解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抗战时期的党报党刊围绕抗战主题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不仅真实反映了抗战时期残酷的敌我斗争，展示了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种种创伤，而且为以后抗战记忆的建构提供了记录日军罪证的权威文本。
反映日本对华的战争侵略。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发动细菌战、毒气战，虐杀战俘，其罪行罄竹难书。《群众》杂志刊载《杀人比赛》《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人类共弃的敌军暴行》《一个陷落了的乡村》《西线见闻琐记》《日寇的疯狂》等文章，揭露和批判日寇的暴行。《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一文写道：“咱的家已变成灰烬了，咱的亲人已七零八落了，咱的祖国已被铁蹄踏破了，我现在要求你马上抛开那颗虚荣心，不顾一切……到前线杀敌去吧！”这些文章记录下中国人民被日本侵略者欺凌的屈辱与愤怒，记录下当时被压迫被残害的同胞在侵略者铁蹄下的创伤和痛苦，让广大中国人民认识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道理，也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严峻形势。
揭露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1937年年底，南京沦陷，日本侵略者烧杀淫掠，惨绝人寰。30万人死于日寇屠刀之下，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群众第1卷第8期发表评论《杀人比赛》，以英文《密勒氏评论报》的南京大屠杀新闻为开篇，揭露和痛斥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文章以看似平静的口吻叙述了杀人比赛的残暴行为：日本法西斯分子向雄和田野开展杀人比赛，第一次以谁先杀死100人为胜，第二次以谁先杀死150人为胜。该文以激愤的文笔痛斥日军的暴行：“像这样的以杀人为儿戏的野兽，真是天下所稀闻，古今所未有！这些疯狂的魔鬼们，不仅在南京，在别的地方也是如此。他们是要把我国美丽的田园城郭，削为平地，把我们的同胞埋葬在血泊之中。我们要坚持抗战，不抗战就不能活。为了民众的安全，为了民族的生存，必须抗战到底。”这篇文章以鲜血淋漓的屠杀事实唤醒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也成为《群众》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一篇重要文章。
揭露日本对华的经济侵略。日本侵略者为掠夺中国的财富，在推进战争的同时，也不忘加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破坏中国经济发展，把中国的资源用于日本建设。《群众》杂志第1卷第8期刊载许涤新的文章《指挥刀下的经济侵略》，从经济侵略角度反映了日本侵略者的贪婪。许涤新在《指挥刀下的经济侵略》一文中指出：“敌人这种掠夺中国人民生计的毒策，现在是在逐步进行的。最显而易见的是劫持海关，改变税率。天津海关现在已修改了税则，出口货中之棉种、亚麻仁油、生棉、铁及羊毛皆暂时免税，入口货中之开矿、净值机器、各种农产亦皆免税，棉线、毛织品、人造丝、农业机器、鱼、谷类、面粉、茶、水果、糖、汽油、煤油、纸，中国货木料、水泥及橡皮等物之入口税，则皆减低。这些由日本进口及日方所需要之物，税率均减少百分之四十左右。上海青岛方面，海关的支配权力，亦握在敌人手中。不但如此，敌人又把税款，直接吞没。据中央社本月十四日电，津海关每月收入达百余万元，连同从前总数，共有三百余万元，都被敌人扣存于正金银行。要在中国设立如汇丰银行一样的日本银行，是寺内内阁时代任藏相的藤田主计，在敌七十届议会时高声疾呼所主张的，敌人现在的强盗行为，不是一步步在实现这个主张么？”《群众》杂志第1卷第9期短评《敌人的“国策公司”梦》，揭穿了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开展的所谓“经济建设”，认为“经济建设”与“经济侵略”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号召沦陷区人民认清形势，采取行动，以各种形式进行抵制，或把企业迁移到后方，或搬迁企业、厂矿，或为抗日军队提供物资和武器。 戳穿日本对华政治文化的欺骗。为戳穿日本侵略者发起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文化欺骗，戳穿他们的虚假新闻和故意营造的“共荣”舆论，党刊编发了大量文章予以揭露。针对日本对蒋介石集团的政治拉拢，《群众》杂志第1卷第7期发表社论《以团结抗战回答敌人的声明》，揭露、驳斥和批判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的真面相，号召人们以民族团结的铁拳，彻底抗日，来回答敌人否认国府、吞灭中国的野心，来打击敌人“以华制华”的毒计。这篇社论的发表，及时地提醒和教育广大人民不要轻信所谓的汉奸政权，不要轻信日本侵略者的所谓“共荣”。当时，日本侵略者每到一处，一面摧毁当地的文化机关，焚毁学校，封闭报馆；一面修改教科书，实施奴化教育，成立汉奸报馆，宣传所谓的“共荣”，妄图奴化中国人民。针对这种情况，《群众》杂志第1卷第5期刊发许涤新的《敌人的欺骗政策与难民问题》，指出日本侵略者“采用怀柔的欺骗手段，作为进攻中国的另一种补充办法，日本侵略者企图用这种方法来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造成一些可以被他利用的汉奸顺民，由此去进行其以华制华的毒计，去巩固其占领区域中的统治。”
《群众》杂志一方面揭露日军的暴行和阴谋，一方面宣传沦陷区人民遭受的痛苦和屈辱，揭穿了日本侵略者屠杀与所谓的怀柔的双重阴谋，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与警惕性，从而帮助全国各族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日本侵略的本质，把他们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周围，促使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对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书写抵抗记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员
新闻是最忠实的历史记录，宣传是时代的直接呼声。动员全民族抗战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国统区《群众》办刊的宗旨之一。作为周刊和党刊，《群众》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宣传党的抗日纲领和政治主张，书写全民族团结一致奋起抵抗的记忆，被广大读者视为“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时，中国由于长期封建割据、军阀混战，东西方列强长期钳制，社会转型进程中情况错综复杂。抗战开始后，国内战场失利，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汉奸和亲日分子到处散播谣言，“亡国论”等消極言论使得人心涣散。由于长期受到封建统治的奴役和压迫，中国民众逆来顺受，忍辱负重，民风不振，中华民族可谓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为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在《群众》上发表系列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及抗战的战略方针，详细分析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批判“速胜论”和“亡国论”，批驳各种错误主张，记录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周恩来亲自撰文，在《群众》第1卷第2期发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他认为当时“汉奸政权的活跃”“投降主义的生长”“特殊化思想的增长”“‘失败主义’情绪的发生”，严重影响了抗战的信心。潘梓年在《群众》第1卷第2期发表文章《投降主义及其各式各样的表现》，揭示了“中途妥协论”“外力帮助论”“停战修养论”“精疲力竭论”等投降主义的各种表现。
1939年12月21日，《群众》以“本刊出版二周年”为题，发表社论两篇，回顾和总结两年来的工作，说明办刊的性质、使命和方针、任务。社论中说：“本刊与《新华日报》及延安的《解放》，同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刊。本刊的使命就是传播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的坚持抗战到底，巩固国内团结，力求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路线。对于一切有利于民族国家，有益于抗战建国的工作，竭力推动。对于一切阻碍团结抗战的有害言论和行动，则尽量地予以批判和揭露。本刊愿作抗日救亡干部学习和培养的园地。为贯彻与《新华日报》保持分工的原则，内容偏重于理论化和专门化，不但有与抗战密切关联的实际问题，而且尽量以马列主义教育去贡献给读者。”
应当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借助英雄主义来建构政党权威，而是忠实记录当时抗日情绪如何从涣散到高涨，也不仅仅一味宣传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力量为主的敌后战场取得的抗战业绩和人民抗战英雄，而是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热情，宣传正面战场上的抗战事迹和抗战英雄，促进国共合作的团结抗战局面，从而动员全国人民积极行动。《群众》第1卷第4期刊发了维之的文章《失地是怎样收复的》：“我们广大的部队，控制着晋北整个的战局。不论崇山峻岭，广漠原野，以及大大小小的城镇与村落，都有我们的队伍像生龙活虎般地流动着，使得敌人找不到一个安定的驻地。”这些文字表达了部队抗日的强悍意志，鼓舞了全民族抗日的信心。《群众》还设有“工人园地”与“边鉴”等专栏，介绍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绩，激励全民族抗日斗志。
书写全面客观的抗战记忆
从现存的文本来看，《群众》不但较为全面地宣传了抗战时期中共的政治主张和敌后抗日斗争，而且也报道了正面战场的抗战事迹，客观地展示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全过程。
当前，针对历史虚无主义者层出不穷的种种论调，如“共产党只宣传自己的抗战贡献，不宣传国民党的抗战贡献”，针对弱化中国共产党抗战贡献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我们都可以在《群众》上找到有力的驳斥论据。而这些刻意模糊抗战历史，淡化战争创伤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本质上是受到特定政治价值观指引，妄图以相对主义消解抗战记忆、歪曲抗战记忆。针对历史虚无主义这些别有用心的做法，我们要对抗战记忆进行正本清源，从而反驳历史虚无主义的不实观点。
抗日战争爆发伊始，《群众》先后刊发了董必武的《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和《武汉的民众动员和组织》、李伟的《组织无组织的民众》、何云的《动员青年到军队中去》、张闻天的《战时民运工作的八个基本原则》、潘梓年的《抗战中青年的作用与任务》和《民众运动问题商榷》、许涤新的《开展农村工作的几个原则》、郭树勋的《动员农民保卫武汉》等文章。这些文章强调了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参加抗日队伍的重要性，同时提出可行性强的建议，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宣传中围绕政治动员做出的重要思考和探索。
抗战爆发后，改编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深入敌后，开辟了抗日的第二战场——敌后战场。《群众》对敌后战场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充分报道。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举歼灭日军精锐部队1000余人，取得了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捷——平型关大捷。《群众》策划了一系列报道，从指挥员精心组织、指战员英勇杀敌为国捐躯、取得的战果三个角度进行宣传。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让全国人民看到了抗日战争的希望和光明的前景。《群众》还用大量篇幅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活动、抗战事迹和抗战英雄，树立正面形象，提振国民士气。邓小平在《群众》发表文章《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对敌后抗战这一复杂艰巨的斗争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经验总结。抗日战争胜利时，《群众》杂志公布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战绩》：“共作战115120次，击毙敌军511434名，击毙伪军458225名。我军指战员负伤285669名，阵亡161067名，伤亡总数446736名。”这些数据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的艰难和为抗日付出的巨大代价。
与此同时，《群众》高度关注正面战场的战况，广泛报道正面战场的抗战业绩，热情讴歌正面战场的抗战英雄，充分肯定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如报道继平型关大捷等战役后正面战场取得的又一次巨大胜利——台儿庄战役，以及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将士用英勇的战斗精神给予日军打击，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战士气。建构抗战记忆，直击历史虚无主义，最重要的是突出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独立和统一而走过的艰辛历程，了解中华民族在最危险时刻进行的历史性伟大斗争，在巨大的牺牲中感受民族的血性和坚韧，体会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是中国人民用血肉筑起的长城，从而让尘封在《群众》文本中中国人民团结一致英勇抗战的光荣与伟大得到永远的纪念。
（陈伟龄：《群众》杂志社副编审，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鲁从阳：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责任编辑：彭安玉
建构抗战记忆的重要性
近年来，新媒体传播空间中，信息碎片化、快速化传播，真实历史在某些人“新奇大胆”的想象中，被解构得支离破碎，甚至有些历史事件被以商业赚钱为目的的影视改编利用，迎合快餐化、庸俗化的娱乐消费趣味，对抗战记忆的种种不真实的建构充斥着各种恶搞、离奇甚至抹黑。这种无视抗战历史、恶意对待历史、消解崇高的做法，其实质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消解抗战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是为了贬低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功劳，其真实目的是削弱群众对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使得人心涣散，无法形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合力。尤其在新媒体舆论生态环境下，历史虚无主义借助新媒体平台对抗战历史进行“解构”，发表和散布了很多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虚假言论，极大地影响了年轻人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其危害是相当严重的。
抗日战争是一部入侵、战乱和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众志成城奋起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历史。建构抗战记忆，是关乎当前中华民族发展前途与命运走向的重大理论问题。政治记忆是塑造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在凝聚命运共同体、维护执政党执政合法性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线性推进的时间洪流里，无论是权威记载还是个性化记录，都能发挥难以替代的记忆的力量。报纸杂志作为上个世纪初中国大地上记录风云变化的“新兴”媒体，承载了大量的过往信息，积淀了大量的重要言论。经过时光的沉淀，泛黄的纸张依然能够传递出抗战历史的真实情况，文字、数据、言论在经过比对、分析后，仍能成为历史事实的有力佐证。重温历史文本，感受苦难岁月，建构抗战记忆，是为了激发民族觉醒，推动全民奋进。只有建构以当代中国国家认同为价值旨归、以维护执政党合法性为根本的抗战记忆，才能在价值层面实现本质的拨乱反正，肃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流毒。《群众》1937年至1945年的抗战宣传文本，有力地驳斥了历史虚无主义，成为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战作用的权威文本。
书写创伤记忆：揭露日本侵华的卑劣行径
为了让全国民众了解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抗战时期的党报党刊围绕抗战主题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不仅真实反映了抗战时期残酷的敌我斗争，展示了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种种创伤，而且为以后抗战记忆的建构提供了记录日军罪证的权威文本。
反映日本对华的战争侵略。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发动细菌战、毒气战，虐杀战俘，其罪行罄竹难书。《群众》杂志刊载《杀人比赛》《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人类共弃的敌军暴行》《一个陷落了的乡村》《西线见闻琐记》《日寇的疯狂》等文章，揭露和批判日寇的暴行。《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一文写道：“咱的家已变成灰烬了，咱的亲人已七零八落了，咱的祖国已被铁蹄踏破了，我现在要求你马上抛开那颗虚荣心，不顾一切……到前线杀敌去吧！”这些文章记录下中国人民被日本侵略者欺凌的屈辱与愤怒，记录下当时被压迫被残害的同胞在侵略者铁蹄下的创伤和痛苦，让广大中国人民认识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道理，也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严峻形势。
揭露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1937年年底，南京沦陷，日本侵略者烧杀淫掠，惨绝人寰。30万人死于日寇屠刀之下，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群众第1卷第8期发表评论《杀人比赛》，以英文《密勒氏评论报》的南京大屠杀新闻为开篇，揭露和痛斥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文章以看似平静的口吻叙述了杀人比赛的残暴行为：日本法西斯分子向雄和田野开展杀人比赛，第一次以谁先杀死100人为胜，第二次以谁先杀死150人为胜。该文以激愤的文笔痛斥日军的暴行：“像这样的以杀人为儿戏的野兽，真是天下所稀闻，古今所未有！这些疯狂的魔鬼们，不仅在南京，在别的地方也是如此。他们是要把我国美丽的田园城郭，削为平地，把我们的同胞埋葬在血泊之中。我们要坚持抗战，不抗战就不能活。为了民众的安全，为了民族的生存，必须抗战到底。”这篇文章以鲜血淋漓的屠杀事实唤醒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也成为《群众》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一篇重要文章。
揭露日本对华的经济侵略。日本侵略者为掠夺中国的财富，在推进战争的同时，也不忘加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破坏中国经济发展，把中国的资源用于日本建设。《群众》杂志第1卷第8期刊载许涤新的文章《指挥刀下的经济侵略》，从经济侵略角度反映了日本侵略者的贪婪。许涤新在《指挥刀下的经济侵略》一文中指出：“敌人这种掠夺中国人民生计的毒策，现在是在逐步进行的。最显而易见的是劫持海关，改变税率。天津海关现在已修改了税则，出口货中之棉种、亚麻仁油、生棉、铁及羊毛皆暂时免税，入口货中之开矿、净值机器、各种农产亦皆免税，棉线、毛织品、人造丝、农业机器、鱼、谷类、面粉、茶、水果、糖、汽油、煤油、纸，中国货木料、水泥及橡皮等物之入口税，则皆减低。这些由日本进口及日方所需要之物，税率均减少百分之四十左右。上海青岛方面，海关的支配权力，亦握在敌人手中。不但如此，敌人又把税款，直接吞没。据中央社本月十四日电，津海关每月收入达百余万元，连同从前总数，共有三百余万元，都被敌人扣存于正金银行。要在中国设立如汇丰银行一样的日本银行，是寺内内阁时代任藏相的藤田主计，在敌七十届议会时高声疾呼所主张的，敌人现在的强盗行为，不是一步步在实现这个主张么？”《群众》杂志第1卷第9期短评《敌人的“国策公司”梦》，揭穿了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开展的所谓“经济建设”，认为“经济建设”与“经济侵略”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号召沦陷区人民认清形势，采取行动，以各种形式进行抵制，或把企业迁移到后方，或搬迁企业、厂矿，或为抗日军队提供物资和武器。 戳穿日本对华政治文化的欺骗。为戳穿日本侵略者发起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文化欺骗，戳穿他们的虚假新闻和故意营造的“共荣”舆论，党刊编发了大量文章予以揭露。针对日本对蒋介石集团的政治拉拢，《群众》杂志第1卷第7期发表社论《以团结抗战回答敌人的声明》，揭露、驳斥和批判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的真面相，号召人们以民族团结的铁拳，彻底抗日，来回答敌人否认国府、吞灭中国的野心，来打击敌人“以华制华”的毒计。这篇社论的发表，及时地提醒和教育广大人民不要轻信所谓的汉奸政权，不要轻信日本侵略者的所谓“共荣”。当时，日本侵略者每到一处，一面摧毁当地的文化机关，焚毁学校，封闭报馆；一面修改教科书，实施奴化教育，成立汉奸报馆，宣传所谓的“共荣”，妄图奴化中国人民。针对这种情况，《群众》杂志第1卷第5期刊发许涤新的《敌人的欺骗政策与难民问题》，指出日本侵略者“采用怀柔的欺骗手段，作为进攻中国的另一种补充办法，日本侵略者企图用这种方法来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造成一些可以被他利用的汉奸顺民，由此去进行其以华制华的毒计，去巩固其占领区域中的统治。”
《群众》杂志一方面揭露日军的暴行和阴谋，一方面宣传沦陷区人民遭受的痛苦和屈辱，揭穿了日本侵略者屠杀与所谓的怀柔的双重阴谋，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与警惕性，从而帮助全国各族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日本侵略的本质，把他们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周围，促使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对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书写抵抗记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员
新闻是最忠实的历史记录，宣传是时代的直接呼声。动员全民族抗战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国统区《群众》办刊的宗旨之一。作为周刊和党刊，《群众》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宣传党的抗日纲领和政治主张，书写全民族团结一致奋起抵抗的记忆，被广大读者视为“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时，中国由于长期封建割据、军阀混战，东西方列强长期钳制，社会转型进程中情况错综复杂。抗战开始后，国内战场失利，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汉奸和亲日分子到处散播谣言，“亡国论”等消極言论使得人心涣散。由于长期受到封建统治的奴役和压迫，中国民众逆来顺受，忍辱负重，民风不振，中华民族可谓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为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在《群众》上发表系列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及抗战的战略方针，详细分析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批判“速胜论”和“亡国论”，批驳各种错误主张，记录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周恩来亲自撰文，在《群众》第1卷第2期发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他认为当时“汉奸政权的活跃”“投降主义的生长”“特殊化思想的增长”“‘失败主义’情绪的发生”，严重影响了抗战的信心。潘梓年在《群众》第1卷第2期发表文章《投降主义及其各式各样的表现》，揭示了“中途妥协论”“外力帮助论”“停战修养论”“精疲力竭论”等投降主义的各种表现。
1939年12月21日，《群众》以“本刊出版二周年”为题，发表社论两篇，回顾和总结两年来的工作，说明办刊的性质、使命和方针、任务。社论中说：“本刊与《新华日报》及延安的《解放》，同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刊。本刊的使命就是传播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的坚持抗战到底，巩固国内团结，力求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路线。对于一切有利于民族国家，有益于抗战建国的工作，竭力推动。对于一切阻碍团结抗战的有害言论和行动，则尽量地予以批判和揭露。本刊愿作抗日救亡干部学习和培养的园地。为贯彻与《新华日报》保持分工的原则，内容偏重于理论化和专门化，不但有与抗战密切关联的实际问题，而且尽量以马列主义教育去贡献给读者。”
应当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借助英雄主义来建构政党权威，而是忠实记录当时抗日情绪如何从涣散到高涨，也不仅仅一味宣传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力量为主的敌后战场取得的抗战业绩和人民抗战英雄，而是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热情，宣传正面战场上的抗战事迹和抗战英雄，促进国共合作的团结抗战局面，从而动员全国人民积极行动。《群众》第1卷第4期刊发了维之的文章《失地是怎样收复的》：“我们广大的部队，控制着晋北整个的战局。不论崇山峻岭，广漠原野，以及大大小小的城镇与村落，都有我们的队伍像生龙活虎般地流动着，使得敌人找不到一个安定的驻地。”这些文字表达了部队抗日的强悍意志，鼓舞了全民族抗日的信心。《群众》还设有“工人园地”与“边鉴”等专栏，介绍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绩，激励全民族抗日斗志。
书写全面客观的抗战记忆
从现存的文本来看，《群众》不但较为全面地宣传了抗战时期中共的政治主张和敌后抗日斗争，而且也报道了正面战场的抗战事迹，客观地展示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全过程。
当前，针对历史虚无主义者层出不穷的种种论调，如“共产党只宣传自己的抗战贡献，不宣传国民党的抗战贡献”，针对弱化中国共产党抗战贡献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我们都可以在《群众》上找到有力的驳斥论据。而这些刻意模糊抗战历史，淡化战争创伤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本质上是受到特定政治价值观指引，妄图以相对主义消解抗战记忆、歪曲抗战记忆。针对历史虚无主义这些别有用心的做法，我们要对抗战记忆进行正本清源，从而反驳历史虚无主义的不实观点。
抗日战争爆发伊始，《群众》先后刊发了董必武的《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和《武汉的民众动员和组织》、李伟的《组织无组织的民众》、何云的《动员青年到军队中去》、张闻天的《战时民运工作的八个基本原则》、潘梓年的《抗战中青年的作用与任务》和《民众运动问题商榷》、许涤新的《开展农村工作的几个原则》、郭树勋的《动员农民保卫武汉》等文章。这些文章强调了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参加抗日队伍的重要性，同时提出可行性强的建议，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宣传中围绕政治动员做出的重要思考和探索。
抗战爆发后，改编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深入敌后，开辟了抗日的第二战场——敌后战场。《群众》对敌后战场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充分报道。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举歼灭日军精锐部队1000余人，取得了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捷——平型关大捷。《群众》策划了一系列报道，从指挥员精心组织、指战员英勇杀敌为国捐躯、取得的战果三个角度进行宣传。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让全国人民看到了抗日战争的希望和光明的前景。《群众》还用大量篇幅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活动、抗战事迹和抗战英雄，树立正面形象，提振国民士气。邓小平在《群众》发表文章《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对敌后抗战这一复杂艰巨的斗争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经验总结。抗日战争胜利时，《群众》杂志公布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战绩》：“共作战115120次，击毙敌军511434名，击毙伪军458225名。我军指战员负伤285669名，阵亡161067名，伤亡总数446736名。”这些数据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的艰难和为抗日付出的巨大代价。
与此同时，《群众》高度关注正面战场的战况，广泛报道正面战场的抗战业绩，热情讴歌正面战场的抗战英雄，充分肯定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如报道继平型关大捷等战役后正面战场取得的又一次巨大胜利——台儿庄战役，以及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将士用英勇的战斗精神给予日军打击，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战士气。建构抗战记忆，直击历史虚无主义，最重要的是突出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独立和统一而走过的艰辛历程，了解中华民族在最危险时刻进行的历史性伟大斗争，在巨大的牺牲中感受民族的血性和坚韧，体会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是中国人民用血肉筑起的长城，从而让尘封在《群众》文本中中国人民团结一致英勇抗战的光荣与伟大得到永远的纪念。
（陈伟龄：《群众》杂志社副编审，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鲁从阳：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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