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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爱人,义者行宜,乃是做文明人的根基;用生活化语言说,就是心地善良,行为端正。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义以为上。”孟子说:“君子以仁存心。”“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韩愈《原道》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
君子品德的第一要义是要有爱心,即有良心或良知,心要保有温度,不能变冷,更不能变黑,否则会失掉做人的根基,使他人遭殃,最终也会害己。居仁才能由义,有了爱心便会坚守正义,维护社会公共生活准则,促进社会安定和谐。
那么,为什么社会生活不能没有良知爱心,而一些人却会丢掉呢?这就要从人类生活的特点和人性的形成说起。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属性。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的存在,个体的独立性只能在社会关系制约下的有限空间里存在。家庭中亲子相爱、同辈相亲是共同生活熏陶而成的。人与动物不同,文化代代相传,家庭与学校教育使人懂得与人为善,社会道德风气使人知道个体离不开群体。
因此,“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爱人者,人恒爱之”,人们在相互关爱中享受着幸福;反过来,害人者人恒害之,人们在争斗损害中带来的只能是痛苦。这是人性的初心。儒家进一步要求有德君子将仁爱之心向外扩大,由爱家庭到愛大众、爱人类、爱天地万物,把他人看成自己的同胞,把动植物看成自己的伙伴,这就是北宋大儒张载说的“民胞物与”。
可是人性是善恶混杂的,两者此消彼长:当群体意识强于个人欲求时,善良便占上风;当个人欲求膨胀遮蔽了道德理性时,恶习便占上风。丧失天良,非但做不成君子,也做不成一般好人,甚至成为罪人。要做文明人,必须成为君子,不仅要有仁爱之心,而且能自觉成人之美,尤其在别人困急的时候,能雪中送炭,这就要消解嫉妒心,以助人为乐,以损人为耻。这是君子和小人的本质区别。
在社会行为上,文明君子必然行事公正,不以利害义、不因私损公,还能够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中庸》说:“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可知仁心要知行合一,正义要勇于捍卫,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做到居仁由义,君子人格便有了基石,也便有了人的尊严。
我们常说,人不仅要过得幸福,还要过得有尊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生是君子无法忍受的。孟子很强调君子要有正义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见仁义乃为人之本。
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书写过一幅“难得糊涂”的横额,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有些人以为这是在宣传圆滑自私、不分是非、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其实,这曲解了板桥的良苦用心,把“难得糊涂”误成孔孟批判的乡原了。
郑板桥在此横额下有几句解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再联系其为人行事,“难得糊涂”的真义是劝人在处理利益关系时,多一点忠厚利他之心,少一点个人盘算之机,不斤斤计较,而能忍让吃亏,多做善事,使自己心安理得,并不望求回报。这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是大智若愚,是经由大聪明的反思得来的。他的“糊涂”,乃是以仁爱为本的“中庸”的兼顾,不是以私心为本的乡原的世故。
郑板桥于乾隆年间中进士,在山东潍县(今潍坊市)做了7年县令,以仁厚爱民之心为百姓分忧解困。他写诗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乾隆年间,潍县大旱,灾情严重,穷苦人家卖儿卖妻,逃荒外地。他作为县令使出浑身解数救灾:令乡绅大户开设粥场,接济饥民;封存粮商仓库,令其平价出售;捐出个人薪俸,发放给穷人;修城建垛,招灾民赴工就食;下令开官仓赈贷。有时在情急之下,来不及等待上司批文便开仓放粮,遭到上司斥责后,又有一些富商监生从旁挑刺攻击,遂受记大过处分,于是辞官返乡。他意识到好官难为,不如回家画兰竹。他画竹并题诗《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两袖清风离开县衙。《清代学者画像传》说:“去官日,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郑板桥是君子式的清官,至今在潍坊民众心中丰碑犹存,他的仁民事迹家喻户晓,受到人民代代不绝的纪念。
(摘自中华书局《君子人格六讲》 作者:牟钟鉴)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义以为上。”孟子说:“君子以仁存心。”“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韩愈《原道》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
君子品德的第一要义是要有爱心,即有良心或良知,心要保有温度,不能变冷,更不能变黑,否则会失掉做人的根基,使他人遭殃,最终也会害己。居仁才能由义,有了爱心便会坚守正义,维护社会公共生活准则,促进社会安定和谐。
那么,为什么社会生活不能没有良知爱心,而一些人却会丢掉呢?这就要从人类生活的特点和人性的形成说起。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属性。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的存在,个体的独立性只能在社会关系制约下的有限空间里存在。家庭中亲子相爱、同辈相亲是共同生活熏陶而成的。人与动物不同,文化代代相传,家庭与学校教育使人懂得与人为善,社会道德风气使人知道个体离不开群体。
因此,“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爱人者,人恒爱之”,人们在相互关爱中享受着幸福;反过来,害人者人恒害之,人们在争斗损害中带来的只能是痛苦。这是人性的初心。儒家进一步要求有德君子将仁爱之心向外扩大,由爱家庭到愛大众、爱人类、爱天地万物,把他人看成自己的同胞,把动植物看成自己的伙伴,这就是北宋大儒张载说的“民胞物与”。
可是人性是善恶混杂的,两者此消彼长:当群体意识强于个人欲求时,善良便占上风;当个人欲求膨胀遮蔽了道德理性时,恶习便占上风。丧失天良,非但做不成君子,也做不成一般好人,甚至成为罪人。要做文明人,必须成为君子,不仅要有仁爱之心,而且能自觉成人之美,尤其在别人困急的时候,能雪中送炭,这就要消解嫉妒心,以助人为乐,以损人为耻。这是君子和小人的本质区别。
在社会行为上,文明君子必然行事公正,不以利害义、不因私损公,还能够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中庸》说:“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可知仁心要知行合一,正义要勇于捍卫,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做到居仁由义,君子人格便有了基石,也便有了人的尊严。
我们常说,人不仅要过得幸福,还要过得有尊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生是君子无法忍受的。孟子很强调君子要有正义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见仁义乃为人之本。
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书写过一幅“难得糊涂”的横额,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有些人以为这是在宣传圆滑自私、不分是非、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其实,这曲解了板桥的良苦用心,把“难得糊涂”误成孔孟批判的乡原了。
郑板桥在此横额下有几句解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再联系其为人行事,“难得糊涂”的真义是劝人在处理利益关系时,多一点忠厚利他之心,少一点个人盘算之机,不斤斤计较,而能忍让吃亏,多做善事,使自己心安理得,并不望求回报。这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是大智若愚,是经由大聪明的反思得来的。他的“糊涂”,乃是以仁爱为本的“中庸”的兼顾,不是以私心为本的乡原的世故。
郑板桥于乾隆年间中进士,在山东潍县(今潍坊市)做了7年县令,以仁厚爱民之心为百姓分忧解困。他写诗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乾隆年间,潍县大旱,灾情严重,穷苦人家卖儿卖妻,逃荒外地。他作为县令使出浑身解数救灾:令乡绅大户开设粥场,接济饥民;封存粮商仓库,令其平价出售;捐出个人薪俸,发放给穷人;修城建垛,招灾民赴工就食;下令开官仓赈贷。有时在情急之下,来不及等待上司批文便开仓放粮,遭到上司斥责后,又有一些富商监生从旁挑刺攻击,遂受记大过处分,于是辞官返乡。他意识到好官难为,不如回家画兰竹。他画竹并题诗《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两袖清风离开县衙。《清代学者画像传》说:“去官日,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郑板桥是君子式的清官,至今在潍坊民众心中丰碑犹存,他的仁民事迹家喻户晓,受到人民代代不绝的纪念。
(摘自中华书局《君子人格六讲》 作者:牟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