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爱人，义者行宜，乃是做文明人的根基;用生活化语言说，就是心地善良，行为端正。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义以为上。”孟子说：“君子以仁存心。”“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韩愈《原道》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
　　君子品德的第一要义是要有爱心，即有良心或良知，心要保有温度，不能变冷，更不能变黑，否则会失掉做人的根基，使他人遭殃，最终也会害己。居仁才能由义，有了爱心便会坚守正义，维护社会公共生活准则，促进社会安定和谐。
　　那么，为什么社会生活不能没有良知爱心，而一些人却会丢掉呢？这就要从人类生活的特点和人性的形成说起。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属性。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的存在，个体的独立性只能在社会关系制约下的有限空间里存在。家庭中亲子相爱、同辈相亲是共同生活熏陶而成的。人与动物不同，文化代代相传，家庭与学校教育使人懂得与人为善，社会道德风气使人知道个体离不开群体。
　　因此，“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爱人者，人恒爱之”，人们在相互关爱中享受着幸福;反过来，害人者人恒害之，人们在争斗损害中带来的只能是痛苦。这是人性的初心。儒家进一步要求有德君子将仁爱之心向外扩大，由爱家庭到愛大众、爱人类、爱天地万物，把他人看成自己的同胞，把动植物看成自己的伙伴，这就是北宋大儒张载说的“民胞物与”。
　　可是人性是善恶混杂的，两者此消彼长：当群体意识强于个人欲求时，善良便占上风;当个人欲求膨胀遮蔽了道德理性时，恶习便占上风。丧失天良，非但做不成君子，也做不成一般好人，甚至成为罪人。要做文明人，必须成为君子，不仅要有仁爱之心，而且能自觉成人之美，尤其在别人困急的时候，能雪中送炭，这就要消解嫉妒心，以助人为乐，以损人为耻。这是君子和小人的本质区别。
　　在社会行为上，文明君子必然行事公正，不以利害义、不因私损公，还能够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中庸》说：“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可知仁心要知行合一，正义要勇于捍卫，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做到居仁由义，君子人格便有了基石，也便有了人的尊严。
　　我们常说，人不仅要过得幸福，还要过得有尊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生是君子无法忍受的。孟子很强调君子要有正义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见仁义乃为人之本。
　　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书写过一幅“难得糊涂”的横额，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有些人以为这是在宣传圆滑自私、不分是非、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其实，这曲解了板桥的良苦用心，把“难得糊涂”误成孔孟批判的乡原了。
　　郑板桥在此横额下有几句解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再联系其为人行事，“难得糊涂”的真义是劝人在处理利益关系时，多一点忠厚利他之心，少一点个人盘算之机，不斤斤计较，而能忍让吃亏，多做善事，使自己心安理得，并不望求回报。这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是大智若愚，是经由大聪明的反思得来的。他的“糊涂”，乃是以仁爱为本的“中庸”的兼顾，不是以私心为本的乡原的世故。
　　郑板桥于乾隆年间中进士，在山东潍县（今潍坊市）做了7年县令，以仁厚爱民之心为百姓分忧解困。他写诗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乾隆年间，潍县大旱，灾情严重，穷苦人家卖儿卖妻，逃荒外地。他作为县令使出浑身解数救灾：令乡绅大户开设粥场，接济饥民;封存粮商仓库，令其平价出售;捐出个人薪俸，发放给穷人;修城建垛，招灾民赴工就食;下令开官仓赈贷。有时在情急之下，来不及等待上司批文便开仓放粮，遭到上司斥责后，又有一些富商监生从旁挑刺攻击，遂受记大过处分，于是辞官返乡。他意识到好官难为，不如回家画兰竹。他画竹并题诗《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两袖清风离开县衙。《清代学者画像传》说：“去官日，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郑板桥是君子式的清官，至今在潍坊民众心中丰碑犹存，他的仁民事迹家喻户晓，受到人民代代不绝的纪念。
　　（摘自中华书局《君子人格六讲》    作者：牟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