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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新月诗人，英俊潇洒;一个是戏剧新星，靓丽妩媚;一个沉静如水，一个热情似火。孙毓棠与凤子两人在日本邂逅，又因性格迥异而劳燕分飞。
“宝马”上的新月诗人
20世纪20年代初，由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人发起成立的新月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团体。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陈梦家……新月诗派，灿若星辰。其中，无锡孙毓棠，凭借一首长百行的史诗《宝马》，横空出世，震惊诗坛。
1927年，孙毓棠在南开中学就读时，遭逢家变，生活异常艰辛，除靠南开校长张伯苓的接济外，还在南开中学兼教古文课程，才完成了学业。
1930年，孙毓棠考入清华大学。就是在清华园内，孙毓棠的诗情喷薄而出。当时的孙毓棠，意气风发，但他的诗歌既书写了“青春”的主题，又表现了他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与深沉。
他的诗受到闻一多的影响，而史诗《宝马》则独出机抒。《宝马》篇融史入诗，文史交融，可以称为新型的史诗，就文学创作来说亦是可贵的探索，在现代诗歌史上应有其独特的地位。全诗“句句有来历，字字有出典”（卞之琳先生语）。《宝马》的诞生，为孙毓棠带来诗人的光环。在20世纪30年代，演话剧、写诗，浓厚的文艺色彩，遮蔽了孙毓棠作为历史学研究者的本色。
1935年8月，孙毓棠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历史学部，攻读中国古代史，后转该校文学部大学院攻读文学。孙毓棠在日本留学时，遇到了话剧明星——美丽的凤子。
因话剧结缘，一见钟情
孙毓棠在《梦乡曲》中写道：“人世的甜蜜里都藏着伤悲，没有伤悲甜蜜也失去了滋味。”孙毓棠在日本邂逅凤子，全是甜蜜与浪漫。最初的恋情往往都是这样。
凤子原名封季壬，1912年8月11日出生在广西，193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是中国话剧奠基人洪深的学生。早在汉口女二中时，凤子就参加了戏剧活动。在复旦，她深得恩师洪深的赏识，得到他的提携，此后在话剧界脱颖而出。她在曹禺的《日出》中扮演陈白露，一鸣惊人，成为国内戏剧界的一颗新星。
大学毕业后，凤子并没有立即进入戏剧界。复旦中文系系主任谢六逸介绍凤子到上海女子书店任《女子月刊》的主编。这是凤子作为报刊编辑生涯的开始。凤子一方面是表演艺术家、戏剧家;一方面是报纸副刊编辑、杂志主编。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演戏时，她是凤子。笔耕不辍，培育嘉禾。写作时，她是禾子。吴文藻、冰心夫妇前往欧美游学途经上海，凤子以《女子月刊》主编、记者身份，约好时间采访冰心。她是第一个采访冰心的女记者。
1937年2月，曹禺的新作《日出》问世，“戏剧工作社”立即排练此剧。
为解决经费，凤子向黄绍竑夫人借了300大洋，用于排演。邀请欧阳予倩做导演，凤子饰演女主角陈白露。《日出》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公演时，曹禺专程由南京赶来上海观看，并对凤子的表演十分赞赏。
同年春天，由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成的“中华留日戏剧协会”，也准备排演曹禺的《日出》，邀请凤子来日本参加演出。
《日出》在东京演出的第二天晚上，正在日本避难的郭沫若前来观看，在剧院门口，郭沫若遇见了日本著名老戏剧家秋田雨雀，他已经是接连两晚来观看了。秋田雨雀十分诚恳地对郭沫若说：“中国人的确是天才，像《日出》这样规模宏大的剧本，日本很少见，尤其是像凤子小姐那样的演员，日本是自从有话剧运动以来，从不曾培养出过的。”
此时在日本留学的孙毓棠，一头钻进了历史中。他喜欢话剧，观看话剧是他精神放松的最佳选择。在他走进剧院的那一刻，他不知道，如戏的人生，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于是，在两个轨道运行的行星，就有了相聚的机会。凤子扮演的陈白露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次观众与演职人员的交流会上，两人相逢，确认对方的存在。一个是新月诗人，英俊潇洒;一个是戏剧新星，靓丽妩媚。“原来你是《落花》《灯》的作者，久仰，久仰。”“原来你是陈白露，幸会，幸会。”两人都戴着文艺的光环，互相吸引。异国他乡，一见倾心，聊天时有共同的话题，从诗歌到戏剧，也有共同的好友曹禺。
几经接触，炽热的友情升华，双双坠入爱河。这爱情，很快有了结果。1937年6月，孙毓棠与凤子在南京举行了婚礼（也有资料说，两人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各自漂泊到昆明重逢后结婚）。
甜蜜后的单飞
全面抗战爆发后，孙毓棠主动放弃了学位，从日本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辗转到达昆明。
孙毓棠初在云南大学教书。当时也在云大执教的施蛰存说：“1938年，凤子也和她的新婚夫婿孙毓棠来到昆明。他俩在云南大学附近租了3间民房。中间是客厅，东西二间作卧室，凤子和孙毓棠住在东间，西间让给独身的王以中。吴晗也在云南大学，我和他同住在一个宿舍。孙毓棠搬来之后，吴晗就常去他家打桥牌，每星期总有三四个晚上。有时我也去参加。”孙毓棠后来转至西南联大专任讲师、副教授。
孙毓棠和凤子在昆明最初的日子可谓琴瑟和鸣，比翼双飞。但是演过曹禺执导的《原野》和《黑字二十八》之后，两人的生活相对沉寂了。
话剧热过后，凤子应《中央日报》总编辑之约，负责编辑该报的周末副刊《平明》。
在性格上，孙毓棠与凤子反差很大，一个沉静似水，一个热情如火。有时，孙毓棠为了历史学研究，潜心治学，把自己反锁在一个房间，不受外界干扰。而凤子的心属于舞台，她不甘心在沉闷的生活中，把自己的天性束缚起来。她在自己主持的副刊上发了一篇题为《飞》的短文。她觉得昆明的生活太单调了，她向往一个新的精神生活，寻找一个理想的英雄。于是，她真的飞到重庆去了。
学者王次澄说：“当曹禺返回重庆时，凤子意欲随往發展其舞台生命，孙毓棠为了成就她的才华，竟然欣然同意了……不料此一别离，似乎就注定了两人未来分手的命运。凤子到重庆后，有了更多演出的机会，而且进入了电影界，声名如日中天。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她与曹禺间的绯闻不断地传到孙毓棠的耳里……1945年9月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平和无争地正式办理离婚手续。” 一对人人羡慕的才子佳人，最终劳燕分飞。
孙毓棠在1938年冬天写了一首短诗《镜子》，也许折射出两人微妙的情感：
你爱明月，明月就在这镜子里;
你爱云，花，花和云也在这镜子里;
镜子高高地就挂在你的心窗外，照着你一切的欢喜，却照不见你。
两人之间，终究不对等。这“镜子”飞到了重庆，意味着孙毓棠对这段婚姻的放手。
此前一个月，孙毓棠发表的一首诗《别》，似乎预示到两人分离的结局。
干这么一杯，就此分手。
你奔向大海，我攀高峰;
好在我喜欢深林虎豹，
你爱波涛和暴雨罡风。
凤子“飞走”之后。孙毓棠不再写诗了，当时有人说：“诗人的歌喉喑哑了。”我们无法得知诗人封笔的真正原因，这里面肯定有无法言说的爱情创痛。
凤子在她晚年写的回忆文章《迎接金婚》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结过婚，已离婚。离婚的丈夫是位学者，也喜好文艺，甚至上台演过戏，但性格上我们差距很大。他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家，他也同意我演戏，但只是‘玩耍’绝不可以‘下海’。他为了要做研究工作，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希望我最好一天不回家。当时我年轻，抗战初期，我想参加演剧队，不甘于业余玩耍。到不了前线、敌后去演出，我就跑到当时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重庆聚集的影剧人员多，我参加了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万岁剧团，从而成为一个职业演员。两地分居多年，我们终于协议离婚了。”
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凤子受中共党组织安排，以《新民报》特派记者的身份，与国民党接收大员汤恩伯一起乘飞机首批抵达上海。
一到上海，她就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后来，在中共上海党组织指导下，凤子主编的《人世间》于1947年3月20日在上海出版第一卷第一期。她有《人世间》这块文艺园地，聚拢了一批著名文学艺术家，多是重庆时期的故人。1947年4月，一位年轻英俊的美国青年敲响了凤子的家门。他叫沙博理，在杨度的女儿杨云慧的介绍下，他来找凤子学中文。沙博理最初认识凤子时，他没有料到，后来，他又打开了凤子封闭多年的情感大门。
1948年5月16日，她和沙博理喜结良缘。在他们的婚礼上，郑振铎是证婚人，新月派著名女诗人方令孺是介绍人。他们相濡以沫，相亲相爱，度过风风雨雨的岁月。凤子与沙博理携手相伴直至白发，成就一桩跨国婚姻佳话。
孙毓棠与凤子分手后，他全身心投入到历史学研究中，感情世界是灰暗的，直到1952年3月与王务灼女士结合。他的内心世界又焕发了生机，充满了诗意，变得丰富多彩。王务灼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大学时代曾修过孙毓棠的“中国经济史”，对老师的学识和风范十分仰慕。经过平淡真挚的交往后，两人牵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孙毓棠大她16岁。他们的婚姻美满幸福。即使孙毓棠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王务灼也一直不离不棄。两人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情感老而弥笃。
（摘自辽宁人民出版社《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 作者：刘宜庆）
“宝马”上的新月诗人
20世纪20年代初，由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人发起成立的新月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团体。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陈梦家……新月诗派，灿若星辰。其中，无锡孙毓棠，凭借一首长百行的史诗《宝马》，横空出世，震惊诗坛。
1927年，孙毓棠在南开中学就读时，遭逢家变，生活异常艰辛，除靠南开校长张伯苓的接济外，还在南开中学兼教古文课程，才完成了学业。
1930年，孙毓棠考入清华大学。就是在清华园内，孙毓棠的诗情喷薄而出。当时的孙毓棠，意气风发，但他的诗歌既书写了“青春”的主题，又表现了他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与深沉。
他的诗受到闻一多的影响，而史诗《宝马》则独出机抒。《宝马》篇融史入诗，文史交融，可以称为新型的史诗，就文学创作来说亦是可贵的探索，在现代诗歌史上应有其独特的地位。全诗“句句有来历，字字有出典”（卞之琳先生语）。《宝马》的诞生，为孙毓棠带来诗人的光环。在20世纪30年代，演话剧、写诗，浓厚的文艺色彩，遮蔽了孙毓棠作为历史学研究者的本色。
1935年8月，孙毓棠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历史学部，攻读中国古代史，后转该校文学部大学院攻读文学。孙毓棠在日本留学时，遇到了话剧明星——美丽的凤子。
因话剧结缘，一见钟情
孙毓棠在《梦乡曲》中写道：“人世的甜蜜里都藏着伤悲，没有伤悲甜蜜也失去了滋味。”孙毓棠在日本邂逅凤子，全是甜蜜与浪漫。最初的恋情往往都是这样。
凤子原名封季壬，1912年8月11日出生在广西，193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是中国话剧奠基人洪深的学生。早在汉口女二中时，凤子就参加了戏剧活动。在复旦，她深得恩师洪深的赏识，得到他的提携，此后在话剧界脱颖而出。她在曹禺的《日出》中扮演陈白露，一鸣惊人，成为国内戏剧界的一颗新星。
大学毕业后，凤子并没有立即进入戏剧界。复旦中文系系主任谢六逸介绍凤子到上海女子书店任《女子月刊》的主编。这是凤子作为报刊编辑生涯的开始。凤子一方面是表演艺术家、戏剧家;一方面是报纸副刊编辑、杂志主编。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演戏时，她是凤子。笔耕不辍，培育嘉禾。写作时，她是禾子。吴文藻、冰心夫妇前往欧美游学途经上海，凤子以《女子月刊》主编、记者身份，约好时间采访冰心。她是第一个采访冰心的女记者。
1937年2月，曹禺的新作《日出》问世，“戏剧工作社”立即排练此剧。
为解决经费，凤子向黄绍竑夫人借了300大洋，用于排演。邀请欧阳予倩做导演，凤子饰演女主角陈白露。《日出》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公演时，曹禺专程由南京赶来上海观看，并对凤子的表演十分赞赏。
同年春天，由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成的“中华留日戏剧协会”，也准备排演曹禺的《日出》，邀请凤子来日本参加演出。
《日出》在东京演出的第二天晚上，正在日本避难的郭沫若前来观看，在剧院门口，郭沫若遇见了日本著名老戏剧家秋田雨雀，他已经是接连两晚来观看了。秋田雨雀十分诚恳地对郭沫若说：“中国人的确是天才，像《日出》这样规模宏大的剧本，日本很少见，尤其是像凤子小姐那样的演员，日本是自从有话剧运动以来，从不曾培养出过的。”
此时在日本留学的孙毓棠，一头钻进了历史中。他喜欢话剧，观看话剧是他精神放松的最佳选择。在他走进剧院的那一刻，他不知道，如戏的人生，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于是，在两个轨道运行的行星，就有了相聚的机会。凤子扮演的陈白露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次观众与演职人员的交流会上，两人相逢，确认对方的存在。一个是新月诗人，英俊潇洒;一个是戏剧新星，靓丽妩媚。“原来你是《落花》《灯》的作者，久仰，久仰。”“原来你是陈白露，幸会，幸会。”两人都戴着文艺的光环，互相吸引。异国他乡，一见倾心，聊天时有共同的话题，从诗歌到戏剧，也有共同的好友曹禺。
几经接触，炽热的友情升华，双双坠入爱河。这爱情，很快有了结果。1937年6月，孙毓棠与凤子在南京举行了婚礼（也有资料说，两人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各自漂泊到昆明重逢后结婚）。
甜蜜后的单飞
全面抗战爆发后，孙毓棠主动放弃了学位，从日本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辗转到达昆明。
孙毓棠初在云南大学教书。当时也在云大执教的施蛰存说：“1938年，凤子也和她的新婚夫婿孙毓棠来到昆明。他俩在云南大学附近租了3间民房。中间是客厅，东西二间作卧室，凤子和孙毓棠住在东间，西间让给独身的王以中。吴晗也在云南大学，我和他同住在一个宿舍。孙毓棠搬来之后，吴晗就常去他家打桥牌，每星期总有三四个晚上。有时我也去参加。”孙毓棠后来转至西南联大专任讲师、副教授。
孙毓棠和凤子在昆明最初的日子可谓琴瑟和鸣，比翼双飞。但是演过曹禺执导的《原野》和《黑字二十八》之后，两人的生活相对沉寂了。
话剧热过后，凤子应《中央日报》总编辑之约，负责编辑该报的周末副刊《平明》。
在性格上，孙毓棠与凤子反差很大，一个沉静似水，一个热情如火。有时，孙毓棠为了历史学研究，潜心治学，把自己反锁在一个房间，不受外界干扰。而凤子的心属于舞台，她不甘心在沉闷的生活中，把自己的天性束缚起来。她在自己主持的副刊上发了一篇题为《飞》的短文。她觉得昆明的生活太单调了，她向往一个新的精神生活，寻找一个理想的英雄。于是，她真的飞到重庆去了。
学者王次澄说：“当曹禺返回重庆时，凤子意欲随往發展其舞台生命，孙毓棠为了成就她的才华，竟然欣然同意了……不料此一别离，似乎就注定了两人未来分手的命运。凤子到重庆后，有了更多演出的机会，而且进入了电影界，声名如日中天。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她与曹禺间的绯闻不断地传到孙毓棠的耳里……1945年9月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平和无争地正式办理离婚手续。” 一对人人羡慕的才子佳人，最终劳燕分飞。
孙毓棠在1938年冬天写了一首短诗《镜子》，也许折射出两人微妙的情感：
你爱明月，明月就在这镜子里;
你爱云，花，花和云也在这镜子里;
镜子高高地就挂在你的心窗外，照着你一切的欢喜，却照不见你。
两人之间，终究不对等。这“镜子”飞到了重庆，意味着孙毓棠对这段婚姻的放手。
此前一个月，孙毓棠发表的一首诗《别》，似乎预示到两人分离的结局。
干这么一杯，就此分手。
你奔向大海，我攀高峰;
好在我喜欢深林虎豹，
你爱波涛和暴雨罡风。
凤子“飞走”之后。孙毓棠不再写诗了，当时有人说：“诗人的歌喉喑哑了。”我们无法得知诗人封笔的真正原因，这里面肯定有无法言说的爱情创痛。
凤子在她晚年写的回忆文章《迎接金婚》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结过婚，已离婚。离婚的丈夫是位学者，也喜好文艺，甚至上台演过戏，但性格上我们差距很大。他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家，他也同意我演戏，但只是‘玩耍’绝不可以‘下海’。他为了要做研究工作，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希望我最好一天不回家。当时我年轻，抗战初期，我想参加演剧队，不甘于业余玩耍。到不了前线、敌后去演出，我就跑到当时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重庆聚集的影剧人员多，我参加了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万岁剧团，从而成为一个职业演员。两地分居多年，我们终于协议离婚了。”
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凤子受中共党组织安排，以《新民报》特派记者的身份，与国民党接收大员汤恩伯一起乘飞机首批抵达上海。
一到上海，她就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后来，在中共上海党组织指导下，凤子主编的《人世间》于1947年3月20日在上海出版第一卷第一期。她有《人世间》这块文艺园地，聚拢了一批著名文学艺术家，多是重庆时期的故人。1947年4月，一位年轻英俊的美国青年敲响了凤子的家门。他叫沙博理，在杨度的女儿杨云慧的介绍下，他来找凤子学中文。沙博理最初认识凤子时，他没有料到，后来，他又打开了凤子封闭多年的情感大门。
1948年5月16日，她和沙博理喜结良缘。在他们的婚礼上，郑振铎是证婚人，新月派著名女诗人方令孺是介绍人。他们相濡以沫，相亲相爱，度过风风雨雨的岁月。凤子与沙博理携手相伴直至白发，成就一桩跨国婚姻佳话。
孙毓棠与凤子分手后，他全身心投入到历史学研究中，感情世界是灰暗的，直到1952年3月与王务灼女士结合。他的内心世界又焕发了生机，充满了诗意，变得丰富多彩。王务灼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大学时代曾修过孙毓棠的“中国经济史”，对老师的学识和风范十分仰慕。经过平淡真挚的交往后，两人牵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孙毓棠大她16岁。他们的婚姻美满幸福。即使孙毓棠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王务灼也一直不离不棄。两人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情感老而弥笃。
（摘自辽宁人民出版社《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 作者：刘宜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