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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简称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为名，把党政军机关干部。科研、教育部门广大知识分子下放集中劳动的场所。
1966年，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领导及王震将军在视察了广州军区后，总后勤部拟就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就林彪转呈的这个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并作了批示。因这封信是在那年5月7日写的，故被称为“五·七”指示。其中，“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段文字。作为“最高指示”或“毛主席语录”。在随后10多年间。是全国各地中小学课本封二或封三必登的内容。应该说：“五·七”指示是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林彪、江青一伙横行之时，“五·七”指示与其他“毛主席语录”一样，被片面地理解或歪曲，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为了纪念“五·七”指示。各地除发行有“五·七”字样的像章等纪念品外。各省还创办了大批“五·七”大学和“五·七”农校，许多单位还冠以“五·七”为称谓。诸如：(湖北)咸宁车站革命委员会家属五·七劳动连、武汉市汉阳区翠微街革命委员会五·七管理委员会等，就连中央军委总后勤部机关的一个广场。也被命名为五·七广场。当然，“五·七”称谓最有影响的莫过于“五·七”干校了。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为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农场。把当时的机关干部和所谓的“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农场被定名为“柳河‘五·七’干校”。这就是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她撰写的自传纪实小说《再生凤凰(中国·自传·历史)》一书中，把“五·七”干校的首创者，认定为时任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和省革委会主任的潘复生；同时，书中对潘复生个人的人生结局作了简要交待：“现在潘复生倒了，他是随着林彪倒的。”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语说：“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很好……”，同时，还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从此，干部下放劳动，开办“五·七”干校之风席卷整个中国大地。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各类“五·七”干校如雨后春笋：在宁夏贺兰有中宣部“五·七”干校。；在湖北襄樊有国家计划委员会“五·七”干校；在河南潢川有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在河北邢台有《光明日报》社“五·七”干校；在江西奉新有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五·七”干校；在黑龙江佳木斯有公安部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在上海奉贤有上海文化系统“五·七”干校等等。仅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在河南、湖北、江西等省、自治区就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有10万名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干校“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地级区(市)、各县乃至各大军区也设立了众多的地方性“五·七”干校。“五·七”干校与“赤脚医生”、“知青”成为1968年的三大流行语。
1969年10月18日下午，林彪在受到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基础上。口授发布了4条指示，即“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示”由黄永胜当天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的。尽管毛泽东当年曾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的指示。但是，随着“第一个号令”的发布，从中央到地方，还是有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家属，包括老弱病残者，都被强行疏散到中、小城镇和边远山区安家落户。有的被送进设在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年已古稀的“红学”专家俞平伯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首批举家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66岁的文学巨匠巴金在其妻子重病期间，正下放奉贤县的上海文化系统“五·七”干校；艺术大师侯宝林被下放到河南淮阳县的中央广播事业局“五·七”干校等等。有一般慢性病的体弱人员下放各类干校，比比皆是。当然，下放“五·七”干校，客观上对年轻人起到了一定的“锻炼”作用。很显然。这种强迫性的“锻炼”，对于上了年纪，又有业务专长的人来说，则是一种痛苦的精神折磨。著名芭蕾舞演员戴爱莲，年过半百，被迫离开舞台到干校养猪、喂马、打井、积肥，同时，还要忍受监督她劳动的人的厉声喝斥；著名学者于光远戴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5顶大帽子。被下放到宁夏贺兰县中宣部“五·七”干校种水稻、养猪；同时，也要接受军管会领导下的批判会的批斗。国家培养了有业务、专长的人才，其目的不是要他们放弃知识，去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需要他们发挥一技之长。为人民为国家服务。林彪一伙利用上干校这种形式，造成变相失业，埋葬科学技术文化，埋葬民族的进步，浪费大量的人才。创办“五·七”干校，不仅是片面夸大了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助长了“知识无用”论思潮，而且还是歧视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损伤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误国误民，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
“五·七”干校的地址，则普遍选取在偏远、贫穷的地区，由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领导，学员不分年龄、性别的差异，统一按解放军的要求，编人某连、某排、某班，所有学员被称为“五·七”战士，叫做学解放军。出工、收工的路上要列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诵“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坚持“早请示，晚汇报”。著名女作家、《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在日记中这样描写“早请示”：“大家站成一横排。对着毛主席的大照片慢慢地念一段‘语录’，就算请示完毕了。”当然，“晚汇报”的程序与“早请示”基本一样，只是安排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或就寝之前，向毛主席画像各自述说一天所干所想的事情。学员们在干校的任务，用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的话来说，有“三项内容：劳动、读书、挨批”。
干校的劳动。就是要下放人员象当地农民一样，以田间农事为主。教授、学者去种水稻、养猪、做饭；老人、妇女则从事她们力不能及的重活：打井、挑粪、盖房，无所不干。“五·七”战士们的劳动被赋予了“重新学习”的内涵。还有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下放河南信阳潢川县团中央“五·七”干校的两年多时间里，不仅是有名的学习模范，而且还成为一名出色的劳动能手。无论寒冬酷暑。他和大家一起插秧、割麦、掏厕所、烧茶炉，并徒步百里外拉石头。他曾获得干校“插秧冠军”的称号，受到中央国家机关第一次“五·七”干校会议的表扬。被评为干校第一批“五好战士”。 干校的读书生活则是以学习《毛泽东选集》为主，如果“五·七”战士利用工余时间学习马列著作或学习业务，就会被视为不安心改造。是要复辟倒退。在干校，有的军宣队成员信奉林彪所说的百分之九十九学习毛主席著作，因而除了《毛泽东选集》，其它全是“禁书”。
挨批，则是干校中所有“重点专政对象”的必修课，而由军管会领导下的批判会也是干校司空见惯的现象。当然，有些“专政对象”还“享受”干校以外的特殊“游斗”，也算是那个年代的一大发明吧。文学巨匠巴金下放“五·七”干校时。由于他出身地主家庭，尤其还写了一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的“毒草”小说——《家》，因而成为最重要的批斗对象。作家王西彦曾这样回忆巴金在干校挨批的情景：“有一个较长的时期。巴金经常被押回上海去游斗，今天是这个工厂。明天是哪个学校。据说，这是因为巴金写了大批‘毒草’，读者中毒过深，所以，‘消毒’的任务也格外繁重。有时是刚吃完中饭，有时则是还在地里干活。只要‘造反派’头头一声令下。他就得匆匆上路，被押着到塘外镇上去乘郊区长途汽车，往往一去就是好几天。他的床位在我的斜对面，看到他因押去上海游斗而空着时，我就非常为巴金担心。”在干校，多少无辜的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一批又一批的党员被审查、专政，上午还是同志。下午就成了“敌人”，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女共产党员张志新与辽宁省原省委宣传部的30多位同志一起，被下放到辽宁盘锦“五·七”干校，在与张志新睡在同一铺炕的5个人中，就有4个被审查、专政；其中一位副部长在元旦那天被迫自杀了。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因冲破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封建法西斯的白色恐怖，不畏强暴，挺身而出，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见解，被“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从干校的批斗会上抓走。从此，张志新身陷囹圄，直到1975年4月4日英勇就义。1979年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了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大会，追认张志新为革命烈士，称誉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口头上宣传“五·七”干校是为了“革命化”，而实际上从内心里把它看成“变相劳改”的地方。王洪文就曾气势汹汹地叫嚷：“不听话的，统统把他们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因此，除前面提到的胡耀邦总书记及俞平伯、巴金等文化名人曾下放干校劳动以外。在党中央的历届领导集体中，朱镕基总理于1970年下放到湖北襄樊的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贾庆林、罗干，都曾于1969年下放到江西奉新县的一机部“五·七”干校劳动；回良玉曾下放吉林省榆树县“五·七”干校；李岚清曾下放国家经委“五·七”干校劳动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新中国第一位院士市长徐匡迪于1971年下放到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就连原外交部首席翻译官、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及其夫人汪向桐也曾断断续续下放到晋西北农村的“五·七”干校劳动3年之久。难怪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发出感慨：“离开了中国来写关于五·七干校的事情，会使人感到所有这一切一定是发生在镜子中的幻景。”
在全国众多的“五·七”干校中。位于湖北省南部的原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由于云集了新中国6000余名文化界领导干部、知名作家、艺术家、出版家、文博专家、学者，并经历了为期3年左右的“劳动锻炼”，使之成为10年“文革”史上的一个独特景观——向阳湖。
向阳湖，原本是长江南岸的一个湖汉围垸，沟渠纵横交错。面积4.83万亩。“文革”中期，为表示人心向党之意，将原名关阳湖改名为向阳湖。曾经下放于此的“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在为开发向阳湖干校文化资源时的题词就说明了其地貌特征：“红楼非梦，向阳无湖”。
1968年8月，在向阳湖成立了湖北省咸宁地区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筹备组。同年9月。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原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随着林彪“第一个号令”的发布。原文化部所属机关的6000多文化人及家属陆续从北京永定门车站出发。来到向阳湖。年已古稀的“文坛祖母”谢冰心老人、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67岁老作家冯雪峰、64岁的老作家楼适夷等文化名人，都在这一背景下。先后来到向阳湖。
原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分为文化部机关口、文联作协口、出版口、文物口、电影口等5个大队、26个连队。从1971年起，干校学员陆续调回北京，至1973年，大部分学员离校，1974年12月16日，原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解散，合并到文化部设在天津静海县的团泊洼干校。赵辛初、张光年、周巍峙、严文井、陈原、史树青、金冲及、朱家缙、单士元、耿宝昌、罗哲文、徐邦达、吕济民、杨伯达、李崎、刘炳森、佟韦、薛德震、孟庆江、刘继卣、陈羽纶、范曾、文洁若、萧乾……等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大名，他(她)们均在咸宁向阳湖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时代的足印。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在下放向阳湖时，曾饱受被践踏的痛楚。可在咸宁给他的表侄、画家黄永玉写信却说：“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沈从文这一“心底荷花”的人生感悟，成为人们热爱生活、战胜困难的美谈。著名文物家王世襄下放向阳湖三年半，放牛、种菜、种水稻，什么活都干过。让他欣慰的是，所患的肺病居然因在田野劳动而痊愈。他在劳作时，满目金黄的菜花，让王世襄有感而发，写下了《菜花精神诗》作为他的座右铭：风雨催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时至今日，王世襄老人的书房里。常年悬挂着一幅由画家张广为他当年在向阳湖放牛时创作的速写画——《王世襄牧牛图》。
当年下放向阳湖的“五·七”战士，不仅在咸宁留下了人生难忘的记忆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而且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诗人臧克家于1976年5月12日《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向阳湖啊，我深深怀念你》的长诗。1978年出版了《忆向阳》诗专集，1979年出版了《学诗断想》；诗人郭小川1970年创作了《江南林区三唱》，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郭小川诗选》一书就收录了此作。向阳湖所在的湖北省咸宁市和咸安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编辑出版的各类地方史志，均对原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作了详细的记载；同时，还将向阳湖所在的甘棠镇易名为向阳湖镇。“向阳湖”已成为当地一家奶牛场系列产品的知名品牌。如今，成宁市和咸安区人民政府，大力开发向阳湖干校文化资源。正积极招商引资5000万元兴建向阳湖文化村；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已被列入湖北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现又在积极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6月26日，在咸宁市还成立了湖北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
向阳湖是幸运的，因为“五·七”干校，使6000文化名人聚集到这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向阳湖又是不幸的，同样也是因为“五·七”干校，却见证了那段特殊而又辛酸的岁月。随着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发出，特别是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开始对“五·七”干校这一现象进行了重新审视，许多亲身经历的“五·七”战士，陆续撰写文章，对“五·七”干校进行回忆与反思。其中，文学翻译家杨绛的《干校六记》、作家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等专著最具代表性。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展望未来。“五·七”干校，作为十年“文革”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人们如何评论，但历史是不希望重演的。静静的向阳湖，将向后人讲述“五·七”干校这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1966年，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领导及王震将军在视察了广州军区后，总后勤部拟就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就林彪转呈的这个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并作了批示。因这封信是在那年5月7日写的，故被称为“五·七”指示。其中，“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段文字。作为“最高指示”或“毛主席语录”。在随后10多年间。是全国各地中小学课本封二或封三必登的内容。应该说：“五·七”指示是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林彪、江青一伙横行之时，“五·七”指示与其他“毛主席语录”一样，被片面地理解或歪曲，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为了纪念“五·七”指示。各地除发行有“五·七”字样的像章等纪念品外。各省还创办了大批“五·七”大学和“五·七”农校，许多单位还冠以“五·七”为称谓。诸如：(湖北)咸宁车站革命委员会家属五·七劳动连、武汉市汉阳区翠微街革命委员会五·七管理委员会等，就连中央军委总后勤部机关的一个广场。也被命名为五·七广场。当然，“五·七”称谓最有影响的莫过于“五·七”干校了。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为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农场。把当时的机关干部和所谓的“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农场被定名为“柳河‘五·七’干校”。这就是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她撰写的自传纪实小说《再生凤凰(中国·自传·历史)》一书中，把“五·七”干校的首创者，认定为时任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和省革委会主任的潘复生；同时，书中对潘复生个人的人生结局作了简要交待：“现在潘复生倒了，他是随着林彪倒的。”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语说：“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很好……”，同时，还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从此，干部下放劳动，开办“五·七”干校之风席卷整个中国大地。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各类“五·七”干校如雨后春笋：在宁夏贺兰有中宣部“五·七”干校。；在湖北襄樊有国家计划委员会“五·七”干校；在河南潢川有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在河北邢台有《光明日报》社“五·七”干校；在江西奉新有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五·七”干校；在黑龙江佳木斯有公安部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在上海奉贤有上海文化系统“五·七”干校等等。仅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在河南、湖北、江西等省、自治区就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有10万名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干校“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地级区(市)、各县乃至各大军区也设立了众多的地方性“五·七”干校。“五·七”干校与“赤脚医生”、“知青”成为1968年的三大流行语。
1969年10月18日下午，林彪在受到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基础上。口授发布了4条指示，即“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示”由黄永胜当天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的。尽管毛泽东当年曾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的指示。但是，随着“第一个号令”的发布，从中央到地方，还是有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家属，包括老弱病残者，都被强行疏散到中、小城镇和边远山区安家落户。有的被送进设在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年已古稀的“红学”专家俞平伯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首批举家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66岁的文学巨匠巴金在其妻子重病期间，正下放奉贤县的上海文化系统“五·七”干校；艺术大师侯宝林被下放到河南淮阳县的中央广播事业局“五·七”干校等等。有一般慢性病的体弱人员下放各类干校，比比皆是。当然，下放“五·七”干校，客观上对年轻人起到了一定的“锻炼”作用。很显然。这种强迫性的“锻炼”，对于上了年纪，又有业务专长的人来说，则是一种痛苦的精神折磨。著名芭蕾舞演员戴爱莲，年过半百，被迫离开舞台到干校养猪、喂马、打井、积肥，同时，还要忍受监督她劳动的人的厉声喝斥；著名学者于光远戴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5顶大帽子。被下放到宁夏贺兰县中宣部“五·七”干校种水稻、养猪；同时，也要接受军管会领导下的批判会的批斗。国家培养了有业务、专长的人才，其目的不是要他们放弃知识，去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需要他们发挥一技之长。为人民为国家服务。林彪一伙利用上干校这种形式，造成变相失业，埋葬科学技术文化，埋葬民族的进步，浪费大量的人才。创办“五·七”干校，不仅是片面夸大了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助长了“知识无用”论思潮，而且还是歧视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损伤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误国误民，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
“五·七”干校的地址，则普遍选取在偏远、贫穷的地区，由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领导，学员不分年龄、性别的差异，统一按解放军的要求，编人某连、某排、某班，所有学员被称为“五·七”战士，叫做学解放军。出工、收工的路上要列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诵“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坚持“早请示，晚汇报”。著名女作家、《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在日记中这样描写“早请示”：“大家站成一横排。对着毛主席的大照片慢慢地念一段‘语录’，就算请示完毕了。”当然，“晚汇报”的程序与“早请示”基本一样，只是安排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或就寝之前，向毛主席画像各自述说一天所干所想的事情。学员们在干校的任务，用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的话来说，有“三项内容：劳动、读书、挨批”。
干校的劳动。就是要下放人员象当地农民一样，以田间农事为主。教授、学者去种水稻、养猪、做饭；老人、妇女则从事她们力不能及的重活：打井、挑粪、盖房，无所不干。“五·七”战士们的劳动被赋予了“重新学习”的内涵。还有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下放河南信阳潢川县团中央“五·七”干校的两年多时间里，不仅是有名的学习模范，而且还成为一名出色的劳动能手。无论寒冬酷暑。他和大家一起插秧、割麦、掏厕所、烧茶炉，并徒步百里外拉石头。他曾获得干校“插秧冠军”的称号，受到中央国家机关第一次“五·七”干校会议的表扬。被评为干校第一批“五好战士”。 干校的读书生活则是以学习《毛泽东选集》为主，如果“五·七”战士利用工余时间学习马列著作或学习业务，就会被视为不安心改造。是要复辟倒退。在干校，有的军宣队成员信奉林彪所说的百分之九十九学习毛主席著作，因而除了《毛泽东选集》，其它全是“禁书”。
挨批，则是干校中所有“重点专政对象”的必修课，而由军管会领导下的批判会也是干校司空见惯的现象。当然，有些“专政对象”还“享受”干校以外的特殊“游斗”，也算是那个年代的一大发明吧。文学巨匠巴金下放“五·七”干校时。由于他出身地主家庭，尤其还写了一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的“毒草”小说——《家》，因而成为最重要的批斗对象。作家王西彦曾这样回忆巴金在干校挨批的情景：“有一个较长的时期。巴金经常被押回上海去游斗，今天是这个工厂。明天是哪个学校。据说，这是因为巴金写了大批‘毒草’，读者中毒过深，所以，‘消毒’的任务也格外繁重。有时是刚吃完中饭，有时则是还在地里干活。只要‘造反派’头头一声令下。他就得匆匆上路，被押着到塘外镇上去乘郊区长途汽车，往往一去就是好几天。他的床位在我的斜对面，看到他因押去上海游斗而空着时，我就非常为巴金担心。”在干校，多少无辜的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一批又一批的党员被审查、专政，上午还是同志。下午就成了“敌人”，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女共产党员张志新与辽宁省原省委宣传部的30多位同志一起，被下放到辽宁盘锦“五·七”干校，在与张志新睡在同一铺炕的5个人中，就有4个被审查、专政；其中一位副部长在元旦那天被迫自杀了。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因冲破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封建法西斯的白色恐怖，不畏强暴，挺身而出，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见解，被“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从干校的批斗会上抓走。从此，张志新身陷囹圄，直到1975年4月4日英勇就义。1979年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了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大会，追认张志新为革命烈士，称誉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口头上宣传“五·七”干校是为了“革命化”，而实际上从内心里把它看成“变相劳改”的地方。王洪文就曾气势汹汹地叫嚷：“不听话的，统统把他们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因此，除前面提到的胡耀邦总书记及俞平伯、巴金等文化名人曾下放干校劳动以外。在党中央的历届领导集体中，朱镕基总理于1970年下放到湖北襄樊的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贾庆林、罗干，都曾于1969年下放到江西奉新县的一机部“五·七”干校劳动；回良玉曾下放吉林省榆树县“五·七”干校；李岚清曾下放国家经委“五·七”干校劳动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新中国第一位院士市长徐匡迪于1971年下放到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就连原外交部首席翻译官、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及其夫人汪向桐也曾断断续续下放到晋西北农村的“五·七”干校劳动3年之久。难怪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发出感慨：“离开了中国来写关于五·七干校的事情，会使人感到所有这一切一定是发生在镜子中的幻景。”
在全国众多的“五·七”干校中。位于湖北省南部的原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由于云集了新中国6000余名文化界领导干部、知名作家、艺术家、出版家、文博专家、学者，并经历了为期3年左右的“劳动锻炼”，使之成为10年“文革”史上的一个独特景观——向阳湖。
向阳湖，原本是长江南岸的一个湖汉围垸，沟渠纵横交错。面积4.83万亩。“文革”中期，为表示人心向党之意，将原名关阳湖改名为向阳湖。曾经下放于此的“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在为开发向阳湖干校文化资源时的题词就说明了其地貌特征：“红楼非梦，向阳无湖”。
1968年8月，在向阳湖成立了湖北省咸宁地区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筹备组。同年9月。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原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随着林彪“第一个号令”的发布。原文化部所属机关的6000多文化人及家属陆续从北京永定门车站出发。来到向阳湖。年已古稀的“文坛祖母”谢冰心老人、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67岁老作家冯雪峰、64岁的老作家楼适夷等文化名人，都在这一背景下。先后来到向阳湖。
原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分为文化部机关口、文联作协口、出版口、文物口、电影口等5个大队、26个连队。从1971年起，干校学员陆续调回北京，至1973年，大部分学员离校，1974年12月16日，原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解散，合并到文化部设在天津静海县的团泊洼干校。赵辛初、张光年、周巍峙、严文井、陈原、史树青、金冲及、朱家缙、单士元、耿宝昌、罗哲文、徐邦达、吕济民、杨伯达、李崎、刘炳森、佟韦、薛德震、孟庆江、刘继卣、陈羽纶、范曾、文洁若、萧乾……等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大名，他(她)们均在咸宁向阳湖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时代的足印。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在下放向阳湖时，曾饱受被践踏的痛楚。可在咸宁给他的表侄、画家黄永玉写信却说：“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沈从文这一“心底荷花”的人生感悟，成为人们热爱生活、战胜困难的美谈。著名文物家王世襄下放向阳湖三年半，放牛、种菜、种水稻，什么活都干过。让他欣慰的是，所患的肺病居然因在田野劳动而痊愈。他在劳作时，满目金黄的菜花，让王世襄有感而发，写下了《菜花精神诗》作为他的座右铭：风雨催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时至今日，王世襄老人的书房里。常年悬挂着一幅由画家张广为他当年在向阳湖放牛时创作的速写画——《王世襄牧牛图》。
当年下放向阳湖的“五·七”战士，不仅在咸宁留下了人生难忘的记忆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而且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诗人臧克家于1976年5月12日《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向阳湖啊，我深深怀念你》的长诗。1978年出版了《忆向阳》诗专集，1979年出版了《学诗断想》；诗人郭小川1970年创作了《江南林区三唱》，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郭小川诗选》一书就收录了此作。向阳湖所在的湖北省咸宁市和咸安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编辑出版的各类地方史志，均对原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作了详细的记载；同时，还将向阳湖所在的甘棠镇易名为向阳湖镇。“向阳湖”已成为当地一家奶牛场系列产品的知名品牌。如今，成宁市和咸安区人民政府，大力开发向阳湖干校文化资源。正积极招商引资5000万元兴建向阳湖文化村；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已被列入湖北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现又在积极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6月26日，在咸宁市还成立了湖北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
向阳湖是幸运的，因为“五·七”干校，使6000文化名人聚集到这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向阳湖又是不幸的，同样也是因为“五·七”干校，却见证了那段特殊而又辛酸的岁月。随着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发出，特别是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开始对“五·七”干校这一现象进行了重新审视，许多亲身经历的“五·七”战士，陆续撰写文章，对“五·七”干校进行回忆与反思。其中，文学翻译家杨绛的《干校六记》、作家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等专著最具代表性。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展望未来。“五·七”干校，作为十年“文革”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人们如何评论，但历史是不希望重演的。静静的向阳湖，将向后人讲述“五·七”干校这段难以忘怀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