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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茶,一抹神奇的中国绿
从四川盆地迈步,蜀茶一路向北,越雅州,穿剑南,别枝安康,布翠汉水,东饮襄州,北走义阳光州,席卷六安淮南,江南半壁,已在彀中矣!
传说神农尝百草,发现了茶,并把茶作为药物,但是传说归传说,没有实际的佐证,就只能是传说。最早以若干文字记载茶的,就在西蜀那一片云蒸雾绕的土地。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蜀郡资中男子王褒,从成都女子杨惠手里买了一个大胡子僮仆名叫便了,二人签订合约,条款中涉及茶有两处:
一、“烹荼(茶)尽具”。
二、“武都买茶(茶)”。
既要烹茶,还要把茶具整理好,更要进行茶品的商业交易,足以说明早期蜀人茶文化的发达状况。《茶与宋代生活》一书中称“较为明确地相称为茶饮的记载迟至汉代才见到”的就是王褒与杨惠签订的这一份《僮约》。作者又说:“这一时期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茶饮都是由茶叶煮他物而成的一种混合型饮料。”
实际上,茶还有许多其他称呼:一日茶,二日槚,三日蔎,四日茗,五日荈。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列举了众多的药物,其中的一种“荈诧”,经考证为茶。查许慎《说文解字》,茶原来叫“荼”:茶,苦茶也,从艸,余声。北宋徐铉注:此即今之茶字。《尔雅·释木》:槚,苦茶。晋郭璞注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曰“苦荼”。
西蜀史学家、文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录了茶贡情况:武王既克殷,以封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荼、蜜……皆贡纳之。
茶跟蜀地有关的材料,较早的还有三国魏时的《广雅》:“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表明,在三国时期茶饮是一种传统食物,食用時可以加入葱、姜、盐等佐料。而且直到今天,蜀地一些偏远之地还有这种茶饮方式。这恰好证明了蜀茶独特的发展脉络,以及它对中国茶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离开了蜀茶这一段,中国的茶文化发展史就会茫然无绪。
由此可见,可以当饮料喝的“苦荼”,是蜀人的发明。唐代经学家陆德明还有专门的解释:案,今蜀人以作饮,音直加反,茗之类。这里把“荼”读做“茶”音,顾炎武在《唐正韵》中推测,大概在五代,“梁以下始有今音”,看来十有八九还是蜀人的贡献。把“茶”减掉一横变成“茶”的时间,顾炎武判断“则此字变于中唐以下也”。
据古籍载,西汉名山茶农吴理真种植茶树于蒙山之巅,距现在已经超过二千年了。甘露三年(前53年),吴氏植茶成功,经过数个朝代的发展,其种植区扩展到整个蒙山全境,到唐代,茶业已成规模化生产,数量、品质出类拔萃,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唐代,蒙顶茶是一种光荣的存在。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蒙顶茶成为供给皇室的奢侈品。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李吉甫撰文说:“严道县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元和郡县图志》)公元825年李肇撰《唐国史补》载:“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年)杨晔的《膳夫经手录》说:“蜀茶得名蒙顶,元和(唐宪宗年号)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茶,是以蒙顶先后之人竟栽茶以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当时蒙顶茶已成“蜀茶”代表,蜀茶实际上就是蒙顶茶。
唐代诗人白居易《琴茶》诗云:“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老更闲。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
欧阳修《时会堂二首(造贡茶所也)》说到贡茶,第一便是蒙顶茶:“积雪犹封蒙顶树,惊雷未发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贡宜先百物新。忆昔尝修守臣职(余尝守扬州,岁贡新茶),先春自探两旗开。谁知自首来辞禁,得与金銮赐一杯。”白首之时辞别帝阙,皇帝赐茶,那是位极人臣的待遇。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和熙宁九年(1076年)提举茶马司先后在名山、百丈设置“茶场”,尽“榷”全县茶叶。神宗又在元丰四年(1081年)下诏:“专以雅卅1名山茶为易马用。”宋徼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重申神宗原诏:“用名山茶易蕃马”并“定为永法”。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蒙顶茶创始人吴理真,被封为“甘露普慧妙济禅师”。
等到茶这一生命的行走遍及中华大地的时候,它就已经与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的生命活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中华民族的色彩里,这翠绿的一部分,便是被这一种植物一一茶的一片片叶子数千年之间酿造了的、浸泡了的。
茶继续走,并未停步。东渡扶桑日出之国,南趋中南多雨之林,西沐恒河潺谖之水,一株并不高大威武的植物,或者受了愚公移山的坚韧感化,脚力到得了的地方,从不偷懒。
茶叫“瑞草魁”,又叫“麒麟草”。诗人杜牧有诗赞曰:“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而称茶为“麒麟草”,则多是科考士子们挑灯夜战、驱赶睡魔、祈求金榜题名的一种心理期待。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说:“东坡谈笑善谑。过润州,太守高会以飨之。饮散,诸妓歌鲁直茶词云:‘睢有一杯春草,解流连佳客。’东坡正色曰:‘却留我吃草!’诸妓立东坡后,凭东坡胡床者,皆大笑绝倒。胡床遂折,东坡堕地。”胡床,即今天所说的小板凳。我们看到一本正经的东坡和乱成一团美女的欢乐场面。黄鲁直(庭坚)所说“解流连佳客”的“春草”和东坡一本正经所嗔怪之“草”,说的就是茶。
江南文化夸颂陆羽、卢仝,是因为当时文化重镇在焉。笔者所提的吴理真所创之蒙顶,历代贡茶榜榜不落,这是任何一地都无法媲美的成就。至于苏轼与蜀茶,愚以为贡献有三:一是以弘扬茶业为己任,推动茶植和茶文化发展;其次咏茶入诗入词,蔚为大观,开宗立派;三是辩证思维,充分认识到茶贡害民的现实,为民鼓呼。
从寒武纪走来的一株草,经过蜀人的巧手,变成了我们今天精神生活的必需,证明了蜀人创造力贡献之巨大。我们看到了茶在行走,我们看到了东坡与蜀茶的情缘,我们也看到,在今天的四川与成都,不计其数的大小茶馆、茶铺、茶肆,仿佛都是这一株“草”的纪念馆。如果要在今天找一处回到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在成都府南河上任意裁取一段便是,安静,雍容,闲适,喝茶的众生把宋人的意趣似乎固执地融进了基因之中。
西汉时期王褒所说的“武都”就在岷江上,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不单单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茶叶交易中心。常璩的《华阳国志》说了好几件事情都跟武都有关。
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故事非常奇怪,一个男人长着长着,身体器官就发生了变化,由男人变成了美女。开明王纳为王妃,眷爱非常。
之后,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带兵“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关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这就有些吊诡了。因为茶的许多名字里,就有叫“葭萌”的,茶的双音节称谓较少,因此,这个“葭萌”就显得非常特别。蜀王在一个以茶命名的关口“葭萌关”迎战,最后退到一个著名的茶业交易市场“武阳”身死国灭,好像战争是为茶而展开的。 武都(阳),今天的名字叫江口,成都的锦江流到江口,江面已经比较开阔,明末的张献忠的战船就是在这里被明军烧成一片火海,他劫掠的无数金财宝藏也随之沉入了水底。这并非传说,近年人们已经在江口河滩出土众多金银。
武都(阳)今属眉山市,武都(阳)到苏轼的故居眉山纱觳行,之间距离不超过20公里。眉山连同周围的乐山、雅安承载着中国茶业萌生出来的最早的“一枪一旗”的时代,然后进入到惊世骇俗的枝叶繁茂的时期,之后,在宋代王朝一种非常不公平的政策的钳制下,茶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不过因为钳制文人参与蜀茶的文化建设,蜀茶煊赫的家世渐少知闻,一幅伟大的画卷深锁高阁。
眉山地区周围一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茶产区,周灭商之后,其诸侯已经把“荼”作为贡品了。西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把“荈”(茶)列为药材。而西汉神爵三年蜀人的记载,更说明眉山一带不仅喝茶是一种普及的风气,茶的交易更是发达。因此,笔者不嫌繁琐,把这件事再度捡拾起来,好好打量。
蜀郡资中人王褒,向寡妇杨惠商量购买她的大胡子仆人便了,二人商定了一个协议叫《僮约》,协议中有两点,一是要这个仆僮每天要把茶具收拾干凈,二是要定期到武都买茶,这个武都,我前面说过,极有可能是今日眉山彭山县的江口镇。
神爵三年(前59)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贾万五千。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扫,食了洗涤……烹茶尽具,铺已盖藏……舍后有树,当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主……贩于小市,牵牛贩鹅,武都买茶,杨氏池中担荷……
《僮约》除了正文,还有一个交代缘起的小序,非常幽默地记录了大胡子仆人便了是如何撞到王褒的枪口上的:王褒去湔这个地方,住在寡妇杨惠的家里(这说明古代的蜀人并没有太多的男女之防),喊杨惠的“髯奴”便了去打酒,便了不干,王褒大怒,就问杨惠这个人的情况,杨惠说这个人说话太“杵人”(今天眉山一带还有这一种说法,即说话不给面子、爱得罪人,也有写成“忤”字的),没人买。王褒就说,我买。不料便了将了王褒一军:“要买我,要有纸约的哈!”王褒就写了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最有趣、笑死人不偿命的《僮约》。
笔者梳理了一下,发现王褒安排给便了的工作达100件左右。还有是王褒对便了行为上的要求,要求便了必须做到,否则,就要责杖一百。看到这么多条款,便了叹息一声,说:我还不如死了,让蚯蚓在我的枯骨上穿行呢。
《僮约》中提到的喝茶时需要专门的、清洁的茶具,表明茶进入到四川成都平原周围的家庭之中,成了一种奢侈品。更者,王褒要求便了前往武都买茶,这是一项非常独特的商业活动,表明武都这个地方是当时的茶叶交易中心,当然也表明茶作为一种商品,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需要。
由这份《僮约》,我们读到的是前辈蜀人的幽默,而更珍贵的是这些材料,为后世研究汉代农业、手工业、武器制造业、渔业、狩猎业、养殖业、种植业、商业、社会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