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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龙舟运动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体育文化现象，千百年来在维系民族情感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龙舟运动文化是对自然的敬畏衍生出的龙图腾崇拜；是对英雄的礼赞升华而来的爱国情怀；是对立与统一相融合的体育精神。本研究从“文化四层次理论”出发，运用文献资料、访谈等研究方法对龙舟运动文化的现代流变进行探析，结果表明：现代龙舟运动文化是祭祀文化向纪念文化的流变，是民俗文化向体育文化的流变，是一场延续传统却又摆脱传统的流变。从不同层面具体而清晰地把握龙舟运动文化的现代流变过程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发掘龙舟运动文化的内涵价值，给现代龙舟运动的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龙舟运动；文化；流变
中图分类号：G80-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840（2015）05-0103-05
Abstract：Dragon boat sport culture is the sport culture phenomenon unique to Chinese nation.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national feeling and inheriting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n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dragon boat sport culture is the dragon totem worship derived from fear of the nature； it is the patriotism from the sublimation of hero； it is the sport spirit from the fusion of conflict and unity. Based on the conception of culture with four levels，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modern rheology of dragon boat sport culture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interview.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modern dragon boat sport culture is the rheology from sacrificial culture to souvenir culture， from folk culture to sport culture， and also a rheology that inherits traditional culture yet gets rid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beneficial to explore the intrinsic value of dragon boat sport culture well if grasping the process of trends evidently in different culture layer and to provide new thoughts for modern dragon boat career.
Key words：dragon boat sport； culture； rheology龙舟是中华民族极具代表性的一种民俗活动，它由祭祀、娱神、祈福等民间活动发展而来，如今成为了遍及世界五大洲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每年约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龙舟竞技活动。龙，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植根于潜意识之中的文化凝聚和积淀。新时期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需要能够凝聚民族力量的强有力的文化载体，由龙图腾崇拜演变而来的舞龙、龙舟运动是全民族毋庸置疑的集体文化选择。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传统思维对时代精神不断的妥协和坚守之下，龙舟运动的方方面面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著名文化学者冯天瑜在其著书《中华文化史》中指出，文化分为4个层次，即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以及心态文化层[1]。基于 “文化四层次理论”的分层视角，透过不同的文化层面系统地研究龙舟这一璀璨的民俗活动所发生的嬗变有利于更加清晰地把握龙舟运动文化的发展脉络，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我国龙舟运动文化。
1龙舟运动文化内涵的阐释
1.1龙的崇拜：自然敬畏的衍生
“龙舟竞赛很可能导源于受原始征服欲和崇仰心理支配的一种巫术活动”[2]。历史上盛行龙舟活动的荆楚、吴越地区皆为水乡泽国。在水网密布的川泽地域中，舟楫成为了生产和生活最重要的载体。生活于远古时期的先民，面对自然现象的千变万化，似乎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一方面索取着自然条件赐予生产活动的恩惠，另一方面也忍受着自然灾害带来的毁灭性破坏，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于大自然这一超越逻辑的存在，先民们自然不敢轻视怠慢。对未知事物的敬畏和对自然力量的控制欲望愈发强烈，就迫切需一个能超越界限实现人与自然沟通的精神载体，通过一些具体的形式来表达崇拜之情，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出于先民对水的特殊情感，司水通天的“龙神”便诞生了。而舟楫这一最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也自然而然成为了媚神娱神的最佳载体。对自然的敬畏与依附，两者相互交融渗透，成为了龙舟运动文化最原始的精神底蕴。既要龙神庇佑，必然需要维系和龙神共同的血脉。“人们相信通过声势浩大的龙舟竞赛，能使天上水中的神龙心神感应而大娱大悦，从而焕发神性。克尽神职，保佑一方水土风调雨顺，稼渔丰成”[3]。
1.2爱国情怀：英雄礼赞的升华
就龙舟活动的起源而言，祭人说自然是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可以稽考的有多说，一说源于越王勾践操练水军，（《越地传识小篇》）亦有认为纪念伍员沉江，（邯郸淳《曹娥碑》）另一说是江湘人民为纪念按泪罗江的屈原（《随书地理志》）”[4]。再如，《后汉书·周处传》中记载了龙舟运动起源于介子推，纪念其宁死不屈的精神，这一传说主要流传于山西等地[5]。此外，少数民族地区的龙舟活动也祭奠其本民族的英雄人物，如贵州苗族的龙舟节是为了纪念独身与毒龙搏斗的老人；云南傣族则是为了纪念前代英雄严红窝。地域与民族的差异，祭奠对象的不同，归根结底都是对历史人物的缅怀和对民族英雄的礼赞，而这种崇敬之情，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之下，积淀而升华为拳拳的爱国情怀。 1.3体育精神：对立与统一的融合
从千年前的独人独木龙舟，发展到如今动辄承载几十人的大型龙舟，一条龙舟是否能够在竞渡中取胜，倚仗的不仅仅是划手的个人能力，更有赖于统一指令下全船人员的统一响应。如今的龙舟竞渡更加强调协作精神，因为只有内部的“和”才能在外部的“斗”中获胜。根据2014年中华龙舟大赛总决赛竞赛规程[6]，职业组采用国际标准龙舟，龙舟总长18.40米，参赛划手20人，另有舵手、鼓手和锣手各1人。龙舟竞渡的规则随时代更迭而变化，然而亘古不变的是赛龙舟拼搏和奋进的精神内涵。鼓手和锣手的保留，也使得龙舟的奋进之魂得以留存。在奋进中注重协作，在协作中保持奋进，是龙舟竞渡传承千年的精神脊柱，以协同的动作追求更快的速度表现，也折射出当今最鲜明的体育精神。
2龙舟运动文化的发展流变
2.1“如释重负”的物态流变
2.1.1由“固”向“速”的转变
正如爱德华·B·泰勒所言：“人借助技术来保护和维持自己的生存，并支配他所生活的世界”[7]。由于滨水区域先民们的生产生活以及部落战争需要，催生了舟这一水上载体的产生和发展。舟船既作为生存和战争的工具，坚固耐用必然是重要特性。传统龙舟的制作工艺复杂，工序繁多。讨论龙舟的生产制作，则首先要对龙舟的选材进行考究。木质硬重，抗蛀耐腐，长期浸泡于水中不变形、不朽烂是传统舟船制作考虑用材的首要因素。格木与坤甸木坚固耐用，是清代广州船舶业广泛采用的木料，也是早期龙舟制作的首选木料。但坚固耐用的特点来源于厚重的船身，船身重，行进阻力自然就大。民国到上世纪末的近百年间，改用松木，船身重量减轻，船速也相应提高。新世纪以来，杉木又逐步取代传统木料。杉木虽不及松木等强韧，但最大的特点就是轻，成舟吃水浅，船速显著提高。近十年来，随着科技进步和竞技水平的提高，催生了新型材料、复合材料龙舟，国际和全国各地的赛事也开始统一采用新材料龙舟。新材料以玻璃纤维和碳素纤维为代表，玻璃钢制作的龙舟不仅符合强韧的要求，更加轻盈防水，而且养护费用极低。碳素纤维的船桨，也更加轻薄，划水阻力小、效率高。传统龙舟竞渡到现代竞技龙舟的文化流变，反映到龙舟运动文化的物态层面上，可以理解为是由“固”向“速”的转变，即由耐久性向竞技性的转变。
2.1.2由“艺”向“业”的转变
传统的龙舟制造过程是由手工艺人独立完成的，纯手工制作且生产条件简陋。龙舟制作往往被当作副业，只在特定时间从业，手工艺人日常仍需从事务农等其他生产活动。种种条件束缚之下，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制作一条龙舟往往要花费半年以上甚至数年时间。随着现代龙舟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传统的龙舟制造业由低效率的小作坊手工生产向企业化、产业化转变。在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龙舟相关项目中，值得一提的是广东东莞中堂镇冯氏船厂，该船厂负责人冯怀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舟技艺项目的传承人，从事龙舟制作行业60余年。冯氏船厂是典型的家族式产业，由冯怀女的儿孙管理，员工也都是其亲属。冯氏船厂在创办之初就打破了家庭小作坊的局限，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引进现代机械设备进行生产。船厂年产龙舟十余条，也生产其他附属产品，不仅接受本地订单，也远销千里之外，甚至通过网络销售。在龙舟活动开展较好的地区，类似于冯氏船厂这样的企业不胜枚举，甚至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化集聚效应。随着龙舟赛事的增加，生产龙舟的订单也络绎不绝，给全国各地的龙舟船厂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无论是传统的木龙舟，还是不断更新工艺的新型材料龙舟，以及龙舟延伸产品都迅速分割市场。龙舟制作的专业化和龙舟延伸产品的开发，以及销售渠道的多元拓展，使得龙舟制作打破传统手工艺作坊低效率生产的局面，不断向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
2.1.3由“礼”向“力”的转变
民俗体育活动源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则必然融入了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文化元素。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所有的民俗活动都需要特定的“规矩”维系，既一种大家约定俗成的不成文的道德准则，反映到行为层面上则是具体的礼节和仪式。“礼是一定道德的具体表现形态，因此，礼中有仪，既有特定的仪式”[8]。早先的龙舟活动，竞渡本身就是一种仪式，这一仪式的神圣性要远高于竞技性。龙舟竞渡活动中对于仪式主体的选择，首要考虑的因素是合乎礼制和习俗。“竞渡时，鼓头是寨中挑选出来，深受尊敬的人，打锣手由10岁左右一男孩男扮女装担任。一老一少掌鼓击锣，相传是纪念与恶龙搏斗为独子报仇的老渔夫”[9]。诸如此类，被推选出来参与龙舟活动的人必须有一定地位和名望，或者具有特殊的习俗意义。相比保证竞渡仪式过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竞渡的胜负似乎没有那么重要。
现代龙舟竞渡的核心是“速”，取胜的关键在于整体队伍的技术水平，又归根结底到个体船员的“力”上。因此对于竞渡主体的选择上，船员的身体素质已然比地位名望更加重要。拥有一支身强力健的船员队伍，对龙舟是否能在竞渡中取胜起了基础和关键的作用。现代竞技龙舟活动和所有的体育项目一样，极为关注运动员的选材。“优秀龙舟运动员的身体形态特征表现为：上肢和臂展较长及肩部较宽、身材匀称、有良好的充实度”[10]。拥有匀称协调的身体形态和较强的力量、速度及耐力素质的运动员，才能在竞技龙舟运动中发挥个体最大的作用。现代龙舟活动是一种由民俗向体育的流变，竞技性的特征愈发凸显。剥离传统观念对人的束缚，为现代龙舟提供了更加强大的驱动力，极大地提升了现代龙舟的行进速度。
2.2“断木逢春”的制度延续
胡娟在《我国民俗体育的流变——以龙舟竞渡为例》一文中将龙舟竞渡的流变历程总结为：自在自发期（1949 年以前）、令行禁止期（1949-1976 年）、恢复调整期（1976-1984 年）、加速发展期（1984 年至今）4个阶段[11]。为我们对龙舟运动文化的发展变迁研究理清了时间上的思路。龙舟运动文化的发展历程，必然要受到不同时期的社会行为规范制约甚至破坏。龙舟运动文化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也映射出中国千年政治制度的流变，而体制的跌宕起伏，诠释着对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也牵动着龙舟运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2.1强权专享与上行下效
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需要，自古以来阶级社会的统治者就积极利用人民对龙神的崇拜和敬畏心理，对龙这种本不存在的生物加以美化和神化，使之成为强权和正统的象征，龙也成为了封建王权专有的图腾。为了强调“王权天授”的权威，甚至将龙神与妇女的生育附会起来，进而神化了统治者的角色。如《三皇本纪》中“少典六妃，感神龙而生炎帝”；《高祖本纪》中“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等等。“到了汉朝，出现了祭龙神的正式仪式记载：‘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中央，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后来，在一些经常会发生旱灾的地方，龙神享受单独祭祀礼遇，出现了遍布全国的龙王庙，也是我国古代神庙中最多的庙宇之一”[12]。汉代时，祭祀龙神的官方活动中逐渐衍生出龙舟竞渡这一体育运动。《春秋繁露》第七十四篇《求雨》一文中有记载：“冬日求雨，舞龙六日，祷于名山以助之。老者六人，戒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由于中国封建政权推广文化影响力的需要，龙舟竞渡由最初的“龙祭”发展成为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人祭”。唐代以后，龙舟竞渡成为了一项隆重的官方竞赛活动。
2.2.2破坏禁止与规范推广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生产建设逐步恢复，龙舟活动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开展时断时续。“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龙舟与牛鬼蛇神及‘四旧’ 等同”[13]。文革中龙舟活动的风俗连同竞渡活动本身都被明令禁止，大多数龙舟遭到破坏，龙舟运动文化受到极大压抑。但是“文化与传统是不可能简单的被人为地破坏，彻底地消除，在文化断裂中被压制的任何东西都可能反弹，甚至以双倍的力量、韧性反弹回来”[1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部分古老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逐步恢复，龙舟运动也如枯木逢春，重新开展了起来。先前的习俗和规则或被再次记忆，或被重新定义，赋予新的解释；另一方面“女子不得上船”等不符合发展趋势的旧风俗也被剔除。1976 年，香港举办首届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并且允许妇女参加比赛。本次比赛也被视为我国竞技龙舟运动的发端，由此宣告了现代竞技龙舟的诞生。1984年原国家体委把龙舟竞渡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并颁布了《龙舟竞赛规则（试行草案）》，国内龙舟运动开始走向规范化。随着龙舟运动在世界范围的普及，国际龙舟联合会于1991年成立，成为龙舟赛事的国际管理组织。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现代龙舟竞渡活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中国龙舟协会分别制定了详细的《龙舟竞赛规则》和《龙舟竞赛裁判法》，对于龙舟的竞赛形式、竞赛办法、奖项设置等环节都作了严格规范。特别引人注意的一点，在运动员的参赛资格这一章节中，明确提出参赛人员必须经正规医院当年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具有着衣游水200米以上游泳技术，并且需要参保人身意外保险等要求。对人的重视和规范，对竞赛过程的严格要求，说明龙舟竞渡活动已经和现代竞技体育活动接轨，呈现出规则化和科学化的趋势。
传统意义的龙舟竞渡作为节日庆典的特色环节，主要集中在端午节前后。随着现代龙舟活动体育化的趋势，龙舟竞渡打破了时间的限制，赛事不断增多，举办的时间也不再局限于特定节日。近年来规模较大、影响力较强的的龙舟赛事有“中华龙舟大赛”、“中国龙舟公开赛”、“海峡两岸龙舟赛”、“全国青少年龙舟锦标赛”等赛事，这些大型赛事往往还需要划分为多个赛区或站点进行比赛，加上各地举行的企业冠名赛、友谊赛、邀请赛等，如今几乎每月都可能有龙舟赛事举办。近年来，龙舟赛事的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龙舟世锦赛、大学生世锦赛、世界杯、国际邀请赛等重磅赛事的成功举办，给龙舟运动的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使得龙舟这一古老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成为了世界人民喜闻乐见的体育运动。竞技龙舟运动的规范化、科学化和产业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龙舟活动本身的发展以及龙舟运动文化的保护和推广。
2.2.3品牌树立与产业发展
“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注定了要将传统具体化凝练化为流动的生生不已的新传统，既有当代人的现代感的线条墨韵，也有民间生动有趣的拙朴意态”[15]。以往各地的龙舟活动形式丰富多彩，虽也开展得红红火火，但却多是闭门造车、自娱自乐。近年来各地为了扩大本地龙舟文化的影响力，也开始意识到龙舟活动现代化和品牌化进程的重要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享有“端午源头，龙舟故里”美誉的湖南省汨罗市，其汨罗江国际龙舟节已成功举办了10届，每年吸引了30余万中外民众参与其中，汨罗江畔端午节习俗更是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外，还有贵州清水江苗族龙舟节，其独木龙舟可谓是龙舟运动文化中别致的一笔。除了赛龙舟，苗族龙舟节还有赛马、斗雀、斗牛、踩鼓和吹笙等民间民俗活动同时举行，活动一直进行到深夜，龙舟节也是少数民族青年男女游方对唱、相知相恋的佳节。各地的龙舟活动大同小异，却又保留着地域特色，力图通过品牌化的创建过程使得本土龙舟文化独树一帜。
随着龙舟活动广泛开展，以龙舟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产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每年各地举办的龙舟赛事和龙舟文化节，形式丰富的龙舟主题旅游路线、景点、公园、度假村等设施蓬勃发展，动辄能吸引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计的游客流量。每年端午前后，全国各地都会举办形形色色规模各异的龙舟文化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国汨罗江国际龙舟节”、“西溪国际龙舟文化节”、“荆州国际龙舟节”等规模宏大的国际性龙舟节日。这些大型龙舟节除了赛龙舟这一压轴项目外，往往还会举办大型民俗歌舞汇演、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商品展销会、特色小吃节、趣味性竞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地方财政对于龙舟文化节的巨额投入，必定会刺激和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各地的龙舟文化节的成功运作，也已然成为宣传城市形象、招商引资的窗口和平台，成为最耀眼的城市名片。庞大的客流量给各地的服务行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巨额的资金流入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以龙舟文化为亮点的旅游已然成为一个新兴的特色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3“祈福重教”的行为简化 一个社会的文化集中体现在思想理论体系之中，但更广泛地活跃在该社会的各种风俗习惯之中。民风民俗是一个多元的文化集合，体现了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涉及到每一位社会成员，是支配社会生活的灵魂和潜在力量，也是时代精神的载体，渗透到一个时代的各个方面之中。
2.3.1祭祀：化繁为简
根源于生产劳动的渡舟活动，在与各种地域文化的交融下，衍生出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民俗活动，也随之演变出与之相适应的习惯约束。龙舟的选材制作，下水的时间均有严格规定，且往往需要举行祭祀仪式。这些形形色色的祭祀代代相传，沿袭至今。内容基本包含了造龙舟、起龙舟、请龙、祭龙等仪式，各民族和地域间有些许差异，却又大体一致。龙舟下水仪式是其中颇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往往需要请神和祭献。如广东地区龙舟下水前需要开光点睛，还需要采青，湘西麻阳龙舟下水前要杀猪祭拜盘瓠图腾，苗族要以白公鸡血祭龙头等。“仪式性的龙舟竞渡虽然在历史上常见，但它们或被竞技型的竞渡所取代，或是只在某些仪式中有些许保留”[16]。如今的龙舟活动虽然依然保留着龙舟下水前的仪式，但现有仪式已大为简化。现代龙舟竞赛过程中，还延伸出了点睛、摸鱼、逐鸭、抢锦标、龙舟拔河等趣味性活动。
2.3.2纪念：祈福重教
随着现代龙舟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各地的龙舟协会也相继成立起来，各机关单位、企业、社会团体、学校等机构也纷纷组建起自己的龙舟队伍。赛龙舟作为端午节期间最具特色的一个环节，维系百姓，使广大群众参与其中，乐在其中。赛龙舟这项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同时也深受学校和学生们的青睐，国内众多高校纷纷成立了自己的龙舟代表队，开办龙舟班、设立龙舟专业，掀起阵阵龙舟运动文化的热潮。一些中小学也开展起龙舟活动，涌现出鄂襄中学龙舟队、湖北文理学院附属中学龙舟队等龙舟新势力。作为学生龙舟运动的最高规格赛事，世界大学生龙舟锦标赛已成功举办四届，吸引了五大洲20余个国家40多所学校的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其中不乏哈弗大学等世界百强名校。学校作为一个极具活力的年轻平台，给龙舟运动提供了生机蓬勃的发展空间，有力促进了龙舟运动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如今，原有龙舟活动中娱神媚神的祭祀部分，已然演变为缅怀先人、驱灾祈福的节日庆典，进一步发挥着延续传统风俗、维系民族情感、重温历史和教育下一代的重要作用。
2.4“众流归海”的心态升华
2.4.1多元与共性
龙舟文化的精华部分，浓缩于人民群众对其的心态之中。远古以来对龙图腾的崇拜，延伸至今日依然如千丝万缕紧紧缠绕中华民族，持续强化海内外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作为水神的龙的敬仰和祭拜，体现了对大自然的依附和敬畏，在敬畏的同时利用之，符合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古朴思想；对屈原、伍子胥等爱国英烈的祭拜活动早已超越了“祭人”本身，上升到“祭国”的高度，涓涓涌流出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地域性的龙舟活动，无论大到民族、小到宗族，对于濒临消亡的小众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凝聚和传承作用，也维护了中华文明的完整性和多样性。
2.4.2尚德亦尚力
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尚德不尚力”的思想影响下，呈现出的是一种重礼节、重群体、重修养、重和平，反对争斗的价值取向。“在所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当中，龙舟竞渡却是一个另类。虽然在这项悠久的民族体育活动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强烈的道德意义，亦在民间具有浓郁的娱乐性质，但其过程当中却有着激烈的竞争和对力量、速度美的追求”[17]。龙舟竞渡中的“竞”，本是与传统文化中“中庸”、“善和”的思想不协调的。但正是这种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抗争、竞争、博弈，为古老却又越发年轻的龙舟活动注入了蓬勃不息的生命力，更加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
2.4.3保护与升华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特有的思维方式、文化意识和精神价值。国务院公布的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涉及赛龙舟、龙舟说唱、龙舟制作技艺、少数民族龙舟、闽台龙舟对渡、旱龙舟等龙舟相关项目。各地积极响应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调查，申报龙舟非遗项目，积极利用非遗品牌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本地龙舟运动文化。“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龙舟活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缘，是将特定的文化现象上升为全民族的文化意识的过程，这对龙舟运动文化本身而言，是一种保护，更是一种升华。
3结语
现代龙舟运动文化是祭祀文化向纪念文化的流变，是民俗文化向体育文化的流变，是一场挣脱束缚，破茧化蝶的壮美历程。传统习俗和时代旋律、体育精神的融合，使得龙舟运动文化不断延伸出新的寓意，赋予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对单一对象的崇拜凝聚而升华为对民族和国家美好的愿景，不断彰显和传承龙舟运动文化“爱国”、“兼容”、“奋进”、“协作”等优良品格，强化了龙舟运动文化凝聚和教育的价值意义。在这个充满文化断裂的时代，对传统至死不渝的坚守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是民族传统体育的立身之本。因此，应该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传统民俗活动的国际影响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发展主流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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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ragon boat sport culture is the sport culture phenomenon unique to Chinese nation.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national feeling and inheriting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n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dragon boat sport culture is the dragon totem worship derived from fear of the nature； it is the patriotism from the sublimation of hero； it is the sport spirit from the fusion of conflict and unity. Based on the conception of culture with four levels，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modern rheology of dragon boat sport culture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interview.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modern dragon boat sport culture is the rheology from sacrificial culture to souvenir culture， from folk culture to sport culture， and also a rheology that inherits traditional culture yet gets rid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beneficial to explore the intrinsic value of dragon boat sport culture well if grasping the process of trends evidently in different culture layer and to provide new thoughts for modern dragon boat career.
Key words：dragon boat sport； culture； rheology龙舟是中华民族极具代表性的一种民俗活动，它由祭祀、娱神、祈福等民间活动发展而来，如今成为了遍及世界五大洲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每年约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龙舟竞技活动。龙，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植根于潜意识之中的文化凝聚和积淀。新时期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需要能够凝聚民族力量的强有力的文化载体，由龙图腾崇拜演变而来的舞龙、龙舟运动是全民族毋庸置疑的集体文化选择。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传统思维对时代精神不断的妥协和坚守之下，龙舟运动的方方面面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著名文化学者冯天瑜在其著书《中华文化史》中指出，文化分为4个层次，即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以及心态文化层[1]。基于 “文化四层次理论”的分层视角，透过不同的文化层面系统地研究龙舟这一璀璨的民俗活动所发生的嬗变有利于更加清晰地把握龙舟运动文化的发展脉络，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我国龙舟运动文化。
1龙舟运动文化内涵的阐释
1.1龙的崇拜：自然敬畏的衍生
“龙舟竞赛很可能导源于受原始征服欲和崇仰心理支配的一种巫术活动”[2]。历史上盛行龙舟活动的荆楚、吴越地区皆为水乡泽国。在水网密布的川泽地域中，舟楫成为了生产和生活最重要的载体。生活于远古时期的先民，面对自然现象的千变万化，似乎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一方面索取着自然条件赐予生产活动的恩惠，另一方面也忍受着自然灾害带来的毁灭性破坏，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于大自然这一超越逻辑的存在，先民们自然不敢轻视怠慢。对未知事物的敬畏和对自然力量的控制欲望愈发强烈，就迫切需一个能超越界限实现人与自然沟通的精神载体，通过一些具体的形式来表达崇拜之情，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出于先民对水的特殊情感，司水通天的“龙神”便诞生了。而舟楫这一最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也自然而然成为了媚神娱神的最佳载体。对自然的敬畏与依附，两者相互交融渗透，成为了龙舟运动文化最原始的精神底蕴。既要龙神庇佑，必然需要维系和龙神共同的血脉。“人们相信通过声势浩大的龙舟竞赛，能使天上水中的神龙心神感应而大娱大悦，从而焕发神性。克尽神职，保佑一方水土风调雨顺，稼渔丰成”[3]。
1.2爱国情怀：英雄礼赞的升华
就龙舟活动的起源而言，祭人说自然是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可以稽考的有多说，一说源于越王勾践操练水军，（《越地传识小篇》）亦有认为纪念伍员沉江，（邯郸淳《曹娥碑》）另一说是江湘人民为纪念按泪罗江的屈原（《随书地理志》）”[4]。再如，《后汉书·周处传》中记载了龙舟运动起源于介子推，纪念其宁死不屈的精神，这一传说主要流传于山西等地[5]。此外，少数民族地区的龙舟活动也祭奠其本民族的英雄人物，如贵州苗族的龙舟节是为了纪念独身与毒龙搏斗的老人；云南傣族则是为了纪念前代英雄严红窝。地域与民族的差异，祭奠对象的不同，归根结底都是对历史人物的缅怀和对民族英雄的礼赞，而这种崇敬之情，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之下，积淀而升华为拳拳的爱国情怀。 1.3体育精神：对立与统一的融合
从千年前的独人独木龙舟，发展到如今动辄承载几十人的大型龙舟，一条龙舟是否能够在竞渡中取胜，倚仗的不仅仅是划手的个人能力，更有赖于统一指令下全船人员的统一响应。如今的龙舟竞渡更加强调协作精神，因为只有内部的“和”才能在外部的“斗”中获胜。根据2014年中华龙舟大赛总决赛竞赛规程[6]，职业组采用国际标准龙舟，龙舟总长18.40米，参赛划手20人，另有舵手、鼓手和锣手各1人。龙舟竞渡的规则随时代更迭而变化，然而亘古不变的是赛龙舟拼搏和奋进的精神内涵。鼓手和锣手的保留，也使得龙舟的奋进之魂得以留存。在奋进中注重协作，在协作中保持奋进，是龙舟竞渡传承千年的精神脊柱，以协同的动作追求更快的速度表现，也折射出当今最鲜明的体育精神。
2龙舟运动文化的发展流变
2.1“如释重负”的物态流变
2.1.1由“固”向“速”的转变
正如爱德华·B·泰勒所言：“人借助技术来保护和维持自己的生存，并支配他所生活的世界”[7]。由于滨水区域先民们的生产生活以及部落战争需要，催生了舟这一水上载体的产生和发展。舟船既作为生存和战争的工具，坚固耐用必然是重要特性。传统龙舟的制作工艺复杂，工序繁多。讨论龙舟的生产制作，则首先要对龙舟的选材进行考究。木质硬重，抗蛀耐腐，长期浸泡于水中不变形、不朽烂是传统舟船制作考虑用材的首要因素。格木与坤甸木坚固耐用，是清代广州船舶业广泛采用的木料，也是早期龙舟制作的首选木料。但坚固耐用的特点来源于厚重的船身，船身重，行进阻力自然就大。民国到上世纪末的近百年间，改用松木，船身重量减轻，船速也相应提高。新世纪以来，杉木又逐步取代传统木料。杉木虽不及松木等强韧，但最大的特点就是轻，成舟吃水浅，船速显著提高。近十年来，随着科技进步和竞技水平的提高，催生了新型材料、复合材料龙舟，国际和全国各地的赛事也开始统一采用新材料龙舟。新材料以玻璃纤维和碳素纤维为代表，玻璃钢制作的龙舟不仅符合强韧的要求，更加轻盈防水，而且养护费用极低。碳素纤维的船桨，也更加轻薄，划水阻力小、效率高。传统龙舟竞渡到现代竞技龙舟的文化流变，反映到龙舟运动文化的物态层面上，可以理解为是由“固”向“速”的转变，即由耐久性向竞技性的转变。
2.1.2由“艺”向“业”的转变
传统的龙舟制造过程是由手工艺人独立完成的，纯手工制作且生产条件简陋。龙舟制作往往被当作副业，只在特定时间从业，手工艺人日常仍需从事务农等其他生产活动。种种条件束缚之下，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制作一条龙舟往往要花费半年以上甚至数年时间。随着现代龙舟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传统的龙舟制造业由低效率的小作坊手工生产向企业化、产业化转变。在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龙舟相关项目中，值得一提的是广东东莞中堂镇冯氏船厂，该船厂负责人冯怀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舟技艺项目的传承人，从事龙舟制作行业60余年。冯氏船厂是典型的家族式产业，由冯怀女的儿孙管理，员工也都是其亲属。冯氏船厂在创办之初就打破了家庭小作坊的局限，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引进现代机械设备进行生产。船厂年产龙舟十余条，也生产其他附属产品，不仅接受本地订单，也远销千里之外，甚至通过网络销售。在龙舟活动开展较好的地区，类似于冯氏船厂这样的企业不胜枚举，甚至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化集聚效应。随着龙舟赛事的增加，生产龙舟的订单也络绎不绝，给全国各地的龙舟船厂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无论是传统的木龙舟，还是不断更新工艺的新型材料龙舟，以及龙舟延伸产品都迅速分割市场。龙舟制作的专业化和龙舟延伸产品的开发，以及销售渠道的多元拓展，使得龙舟制作打破传统手工艺作坊低效率生产的局面，不断向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
2.1.3由“礼”向“力”的转变
民俗体育活动源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则必然融入了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文化元素。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所有的民俗活动都需要特定的“规矩”维系，既一种大家约定俗成的不成文的道德准则，反映到行为层面上则是具体的礼节和仪式。“礼是一定道德的具体表现形态，因此，礼中有仪，既有特定的仪式”[8]。早先的龙舟活动，竞渡本身就是一种仪式，这一仪式的神圣性要远高于竞技性。龙舟竞渡活动中对于仪式主体的选择，首要考虑的因素是合乎礼制和习俗。“竞渡时，鼓头是寨中挑选出来，深受尊敬的人，打锣手由10岁左右一男孩男扮女装担任。一老一少掌鼓击锣，相传是纪念与恶龙搏斗为独子报仇的老渔夫”[9]。诸如此类，被推选出来参与龙舟活动的人必须有一定地位和名望，或者具有特殊的习俗意义。相比保证竞渡仪式过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竞渡的胜负似乎没有那么重要。
现代龙舟竞渡的核心是“速”，取胜的关键在于整体队伍的技术水平，又归根结底到个体船员的“力”上。因此对于竞渡主体的选择上，船员的身体素质已然比地位名望更加重要。拥有一支身强力健的船员队伍，对龙舟是否能在竞渡中取胜起了基础和关键的作用。现代竞技龙舟活动和所有的体育项目一样，极为关注运动员的选材。“优秀龙舟运动员的身体形态特征表现为：上肢和臂展较长及肩部较宽、身材匀称、有良好的充实度”[10]。拥有匀称协调的身体形态和较强的力量、速度及耐力素质的运动员，才能在竞技龙舟运动中发挥个体最大的作用。现代龙舟活动是一种由民俗向体育的流变，竞技性的特征愈发凸显。剥离传统观念对人的束缚，为现代龙舟提供了更加强大的驱动力，极大地提升了现代龙舟的行进速度。
2.2“断木逢春”的制度延续
胡娟在《我国民俗体育的流变——以龙舟竞渡为例》一文中将龙舟竞渡的流变历程总结为：自在自发期（1949 年以前）、令行禁止期（1949-1976 年）、恢复调整期（1976-1984 年）、加速发展期（1984 年至今）4个阶段[11]。为我们对龙舟运动文化的发展变迁研究理清了时间上的思路。龙舟运动文化的发展历程，必然要受到不同时期的社会行为规范制约甚至破坏。龙舟运动文化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也映射出中国千年政治制度的流变，而体制的跌宕起伏，诠释着对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也牵动着龙舟运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2.1强权专享与上行下效
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需要，自古以来阶级社会的统治者就积极利用人民对龙神的崇拜和敬畏心理，对龙这种本不存在的生物加以美化和神化，使之成为强权和正统的象征，龙也成为了封建王权专有的图腾。为了强调“王权天授”的权威，甚至将龙神与妇女的生育附会起来，进而神化了统治者的角色。如《三皇本纪》中“少典六妃，感神龙而生炎帝”；《高祖本纪》中“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等等。“到了汉朝，出现了祭龙神的正式仪式记载：‘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中央，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后来，在一些经常会发生旱灾的地方，龙神享受单独祭祀礼遇，出现了遍布全国的龙王庙，也是我国古代神庙中最多的庙宇之一”[12]。汉代时，祭祀龙神的官方活动中逐渐衍生出龙舟竞渡这一体育运动。《春秋繁露》第七十四篇《求雨》一文中有记载：“冬日求雨，舞龙六日，祷于名山以助之。老者六人，戒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由于中国封建政权推广文化影响力的需要，龙舟竞渡由最初的“龙祭”发展成为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人祭”。唐代以后，龙舟竞渡成为了一项隆重的官方竞赛活动。
2.2.2破坏禁止与规范推广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生产建设逐步恢复，龙舟活动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开展时断时续。“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龙舟与牛鬼蛇神及‘四旧’ 等同”[13]。文革中龙舟活动的风俗连同竞渡活动本身都被明令禁止，大多数龙舟遭到破坏，龙舟运动文化受到极大压抑。但是“文化与传统是不可能简单的被人为地破坏，彻底地消除，在文化断裂中被压制的任何东西都可能反弹，甚至以双倍的力量、韧性反弹回来”[1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部分古老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逐步恢复，龙舟运动也如枯木逢春，重新开展了起来。先前的习俗和规则或被再次记忆，或被重新定义，赋予新的解释；另一方面“女子不得上船”等不符合发展趋势的旧风俗也被剔除。1976 年，香港举办首届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并且允许妇女参加比赛。本次比赛也被视为我国竞技龙舟运动的发端，由此宣告了现代竞技龙舟的诞生。1984年原国家体委把龙舟竞渡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并颁布了《龙舟竞赛规则（试行草案）》，国内龙舟运动开始走向规范化。随着龙舟运动在世界范围的普及，国际龙舟联合会于1991年成立，成为龙舟赛事的国际管理组织。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现代龙舟竞渡活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中国龙舟协会分别制定了详细的《龙舟竞赛规则》和《龙舟竞赛裁判法》，对于龙舟的竞赛形式、竞赛办法、奖项设置等环节都作了严格规范。特别引人注意的一点，在运动员的参赛资格这一章节中，明确提出参赛人员必须经正规医院当年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具有着衣游水200米以上游泳技术，并且需要参保人身意外保险等要求。对人的重视和规范，对竞赛过程的严格要求，说明龙舟竞渡活动已经和现代竞技体育活动接轨，呈现出规则化和科学化的趋势。
传统意义的龙舟竞渡作为节日庆典的特色环节，主要集中在端午节前后。随着现代龙舟活动体育化的趋势，龙舟竞渡打破了时间的限制，赛事不断增多，举办的时间也不再局限于特定节日。近年来规模较大、影响力较强的的龙舟赛事有“中华龙舟大赛”、“中国龙舟公开赛”、“海峡两岸龙舟赛”、“全国青少年龙舟锦标赛”等赛事，这些大型赛事往往还需要划分为多个赛区或站点进行比赛，加上各地举行的企业冠名赛、友谊赛、邀请赛等，如今几乎每月都可能有龙舟赛事举办。近年来，龙舟赛事的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龙舟世锦赛、大学生世锦赛、世界杯、国际邀请赛等重磅赛事的成功举办，给龙舟运动的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使得龙舟这一古老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成为了世界人民喜闻乐见的体育运动。竞技龙舟运动的规范化、科学化和产业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龙舟活动本身的发展以及龙舟运动文化的保护和推广。
2.2.3品牌树立与产业发展
“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注定了要将传统具体化凝练化为流动的生生不已的新传统，既有当代人的现代感的线条墨韵，也有民间生动有趣的拙朴意态”[15]。以往各地的龙舟活动形式丰富多彩，虽也开展得红红火火，但却多是闭门造车、自娱自乐。近年来各地为了扩大本地龙舟文化的影响力，也开始意识到龙舟活动现代化和品牌化进程的重要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享有“端午源头，龙舟故里”美誉的湖南省汨罗市，其汨罗江国际龙舟节已成功举办了10届，每年吸引了30余万中外民众参与其中，汨罗江畔端午节习俗更是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外，还有贵州清水江苗族龙舟节，其独木龙舟可谓是龙舟运动文化中别致的一笔。除了赛龙舟，苗族龙舟节还有赛马、斗雀、斗牛、踩鼓和吹笙等民间民俗活动同时举行，活动一直进行到深夜，龙舟节也是少数民族青年男女游方对唱、相知相恋的佳节。各地的龙舟活动大同小异，却又保留着地域特色，力图通过品牌化的创建过程使得本土龙舟文化独树一帜。
随着龙舟活动广泛开展，以龙舟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产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每年各地举办的龙舟赛事和龙舟文化节，形式丰富的龙舟主题旅游路线、景点、公园、度假村等设施蓬勃发展，动辄能吸引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计的游客流量。每年端午前后，全国各地都会举办形形色色规模各异的龙舟文化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国汨罗江国际龙舟节”、“西溪国际龙舟文化节”、“荆州国际龙舟节”等规模宏大的国际性龙舟节日。这些大型龙舟节除了赛龙舟这一压轴项目外，往往还会举办大型民俗歌舞汇演、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商品展销会、特色小吃节、趣味性竞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地方财政对于龙舟文化节的巨额投入，必定会刺激和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各地的龙舟文化节的成功运作，也已然成为宣传城市形象、招商引资的窗口和平台，成为最耀眼的城市名片。庞大的客流量给各地的服务行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巨额的资金流入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以龙舟文化为亮点的旅游已然成为一个新兴的特色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3“祈福重教”的行为简化 一个社会的文化集中体现在思想理论体系之中，但更广泛地活跃在该社会的各种风俗习惯之中。民风民俗是一个多元的文化集合，体现了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涉及到每一位社会成员，是支配社会生活的灵魂和潜在力量，也是时代精神的载体，渗透到一个时代的各个方面之中。
2.3.1祭祀：化繁为简
根源于生产劳动的渡舟活动，在与各种地域文化的交融下，衍生出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民俗活动，也随之演变出与之相适应的习惯约束。龙舟的选材制作，下水的时间均有严格规定，且往往需要举行祭祀仪式。这些形形色色的祭祀代代相传，沿袭至今。内容基本包含了造龙舟、起龙舟、请龙、祭龙等仪式，各民族和地域间有些许差异，却又大体一致。龙舟下水仪式是其中颇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往往需要请神和祭献。如广东地区龙舟下水前需要开光点睛，还需要采青，湘西麻阳龙舟下水前要杀猪祭拜盘瓠图腾，苗族要以白公鸡血祭龙头等。“仪式性的龙舟竞渡虽然在历史上常见，但它们或被竞技型的竞渡所取代，或是只在某些仪式中有些许保留”[16]。如今的龙舟活动虽然依然保留着龙舟下水前的仪式，但现有仪式已大为简化。现代龙舟竞赛过程中，还延伸出了点睛、摸鱼、逐鸭、抢锦标、龙舟拔河等趣味性活动。
2.3.2纪念：祈福重教
随着现代龙舟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各地的龙舟协会也相继成立起来，各机关单位、企业、社会团体、学校等机构也纷纷组建起自己的龙舟队伍。赛龙舟作为端午节期间最具特色的一个环节，维系百姓，使广大群众参与其中，乐在其中。赛龙舟这项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同时也深受学校和学生们的青睐，国内众多高校纷纷成立了自己的龙舟代表队，开办龙舟班、设立龙舟专业，掀起阵阵龙舟运动文化的热潮。一些中小学也开展起龙舟活动，涌现出鄂襄中学龙舟队、湖北文理学院附属中学龙舟队等龙舟新势力。作为学生龙舟运动的最高规格赛事，世界大学生龙舟锦标赛已成功举办四届，吸引了五大洲20余个国家40多所学校的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其中不乏哈弗大学等世界百强名校。学校作为一个极具活力的年轻平台，给龙舟运动提供了生机蓬勃的发展空间，有力促进了龙舟运动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如今，原有龙舟活动中娱神媚神的祭祀部分，已然演变为缅怀先人、驱灾祈福的节日庆典，进一步发挥着延续传统风俗、维系民族情感、重温历史和教育下一代的重要作用。
2.4“众流归海”的心态升华
2.4.1多元与共性
龙舟文化的精华部分，浓缩于人民群众对其的心态之中。远古以来对龙图腾的崇拜，延伸至今日依然如千丝万缕紧紧缠绕中华民族，持续强化海内外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作为水神的龙的敬仰和祭拜，体现了对大自然的依附和敬畏，在敬畏的同时利用之，符合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古朴思想；对屈原、伍子胥等爱国英烈的祭拜活动早已超越了“祭人”本身，上升到“祭国”的高度，涓涓涌流出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地域性的龙舟活动，无论大到民族、小到宗族，对于濒临消亡的小众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凝聚和传承作用，也维护了中华文明的完整性和多样性。
2.4.2尚德亦尚力
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尚德不尚力”的思想影响下，呈现出的是一种重礼节、重群体、重修养、重和平，反对争斗的价值取向。“在所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当中，龙舟竞渡却是一个另类。虽然在这项悠久的民族体育活动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强烈的道德意义，亦在民间具有浓郁的娱乐性质，但其过程当中却有着激烈的竞争和对力量、速度美的追求”[17]。龙舟竞渡中的“竞”，本是与传统文化中“中庸”、“善和”的思想不协调的。但正是这种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抗争、竞争、博弈，为古老却又越发年轻的龙舟活动注入了蓬勃不息的生命力，更加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
2.4.3保护与升华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特有的思维方式、文化意识和精神价值。国务院公布的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涉及赛龙舟、龙舟说唱、龙舟制作技艺、少数民族龙舟、闽台龙舟对渡、旱龙舟等龙舟相关项目。各地积极响应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调查，申报龙舟非遗项目，积极利用非遗品牌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本地龙舟运动文化。“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龙舟活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缘，是将特定的文化现象上升为全民族的文化意识的过程，这对龙舟运动文化本身而言，是一种保护，更是一种升华。
3结语
现代龙舟运动文化是祭祀文化向纪念文化的流变，是民俗文化向体育文化的流变，是一场挣脱束缚，破茧化蝶的壮美历程。传统习俗和时代旋律、体育精神的融合，使得龙舟运动文化不断延伸出新的寓意，赋予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对单一对象的崇拜凝聚而升华为对民族和国家美好的愿景，不断彰显和传承龙舟运动文化“爱国”、“兼容”、“奋进”、“协作”等优良品格，强化了龙舟运动文化凝聚和教育的价值意义。在这个充满文化断裂的时代，对传统至死不渝的坚守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是民族传统体育的立身之本。因此，应该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传统民俗活动的国际影响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发展主流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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